第十七章 中央领导促北京天地派团结
第一节 毛泽东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
据《周恩来年谱》：
1967年8月25日晨一时，找刚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本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1967年8月25日，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韩爱晶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果断决策打击的是积极追随他搞文化大革命而走向极左的人。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地位显赫，不可一世。他们受到重用，忘记对自己言行的约束，擅做主张，极端行事，严重干扰文化大革命健康进行。毛泽东突然扭转巨轮之舵，颠簸而起！他的决策不仅使王、关、戚本人措手不及，也是陈伯达、康生、江青意想不到的。即便是那些恨王、关、戚的人也想不到会来得这么快！从中央到地方各种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随即迅速调整自己的态度和斗争策略，文革斗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就是毛泽东！
1967年9月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出席并讲话。市革委会会议开成如此规格，我们并不懂。我和蒯大富习以为常，只是听会而已。
谢富治说：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说：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
……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
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周总理说：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形势任务：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
（3）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不准抢枪。（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
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搞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吗？
（4）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第二节 韩爱晶、蒯大富乘机作乱
韩爱晶回忆说：9月1号在市革会上，周恩来、江青的重要讲话我和蒯大富根本就听不懂，也根本听不进去。只当耳旁风。因此，几天后，我打电话要蒯大富到北航，结果惹了大乱子。
9月5日，江青又在接见安徽代表团时严肃强调维护中央，维护解放军，维护新生革命委员会。
江青9月5日讲话还专门印成单行本，专门组织各单位放录音。实际是毛泽东文革战略思想大调整。毛主席让江青出面批极左，当稳定派。但我当时心不在焉！
就在这几天里，在韩爱晶主导下，他找来蒯大富决定介入北京师范大学运动，支持小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批判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为何作乱？此事竟然引起毛泽东亲自干预！
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反对谭厚兰的小组织，因为谭厚兰得到中央有力支持并建立了合法的革命委员会，井冈山造反活动了。谭厚兰与林杰、关锋既有工作关系又可看作师徒关系。这回林杰、关锋突然被打倒，井冈山造反兵团乘机想恢复活动，与谭厚兰对着干。负责人王颂平和铁崇光去北航寻求韩爱晶的支持。
韩爱晶在1967年春天积极参与反对二月逆流，他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革命，总之自己正确，但却认为谭厚兰反对二月逆流就是反对周总理。甚至认为谭厚兰与五·一六有关。另外，韩爱晶痛恨与谭厚兰关系密切的市革委会秘书长周景方一伙。于是，韩爱晶答应支持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还拉来蒯大富共同支持，介入北京师范大学运动。
9月7日。在韩爱晶和蒯大富支持下，北京及外地来京的二百多单位一万多人，在北师大举行打倒林杰，彻底摧毁反动组织五·一六兵团，庆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正式恢复活动大会。清华井冈山鲍长康在大会上发言说：捣毁“林家铺子”！揪出五·一六的黑后台，谭厚兰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令韩爱晶和蒯大富意想不到是，会上竟发生师大革委会委员樊立耀反戈事件，他突然宣布推翻师大革委会并成立专政委员会揪斗谭厚兰。韩爱晶和蒯大富两人当场不知所措，陷于被动，大为恼火。他们并不想打倒谭厚兰，只是想出出心中的窝囊气而已。
此事被迅速上报。竟然惊动毛泽东并下令立即处理。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派李钟奇带武装战士去师大传达周总理、中央文革的命令，支持师大革委会和谭厚兰，逮捕樊立耀，宣布解散非法的专政委员会。
当晚江青、姚文元等把韩爱晶叫到大会堂训斥并责令写检查。江青狠批韩爱晶、蒯大富：“你们搞谭厚兰有什么证据吗？”“无法无天。不请示，直接把一个大学的革命委员会颠覆掉！”
此事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决定解决北京市本来并不尖锐的两大派问题，推动大联合。
第三节 周恩来、江青批评“天派”“地派”
就在中央着手解决北京市两大派问题、推动大联合之时，9月16日，团派《井冈山报》第八十四期针对《文汇报》社论《评极左思潮》发表社论《评什么极“左”思潮》，攻击《文汇报》。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那些别出心裁地提出什么极‘左’思潮来‘批判’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偷换成所谓思潮之争，把反革命阴谋小集团的反动性轻描淡写地说成什么极‘左’思潮，同时又达到打击革命左派的无耻目的。”
9月16日和9月17日两个晚上，在人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姚文元、戚本禹等分别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对立并不尖锐的两派。
周恩来开门见山：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
周恩来首次提出“天派”、“地派”的说法，以“北航”和“地质”冠名。
接着，周恩来就针对《井冈山报》文章《评什么极“左”思潮》说：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江青说：你们井冈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周恩来批评说：首都红代会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
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
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查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
江青说：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
陈伯达：说我是天派的后台。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我认为韩爱晶要做像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
陈伯达问：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
韩爱晶回答：没有，保证没有！保证二十年也能证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
陈伯达问：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
陈伯达问：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
蒯大富回答：不敢保证。
陈伯达问：聂元梓有没有？
聂元梓回答：没有。
江青批评说：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她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什么都是好的。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回去搞大联合、三结合，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改谁改，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灿烂青春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改掉，这样光荣的任务落到你们肩膀上，这样光荣的任务你们想过没有？
康生讲话：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孙友渔。我想问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三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毛主席讲：“一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不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得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又批评说：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先生了，我还得保你蒯大富。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做自我批评，向谭厚兰做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康生说：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说：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
文化大革命经常是“七波未平八波又起”。
9月16日会上，陈伯达当面和韩爱晶对质关于“袁世凯”说法。真是话音刚落，清华周泉缨、杨忌非9月17日就贴出大字报：《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直接把矛头指向陈伯达。
大字报小点名地问陈伯达问了二十六个“为什么”。最后说：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流血不怕、砍头不怕、刘邓陶不怕，何以怕你小小的“袁世凯”呢？
为了捍卫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决心杀出一条炮打“袁世凯”的血路来！“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包括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把我们头颅系在我们的腰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倚天剑斩断“袁世凯”这只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
9月17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周恩来、江青见“地派”。
清华414有九个人参加接见。周恩来、江青等重申9月16日晚上讲话精神。周恩来还说：甚至有人说，毛主席在中央也是少数，我们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好像是很好，永远跟着毛主席，但是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一转，转为悲观。这种估计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想法背后有黑手的，有坏人的。有人故意散布这种论调。正像姚文元同志文章所说的，有人从极“左”，或右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仅是走资派的问题，更有坏人、敌特在破坏，他们暗藏在群众中散布，有些群众一时受了影响。
你们在北京，应好好学习。另外还要向群众学习，上海批评我们，北京学生多了，太受宠了。另外发动工农不够。
今天在清华礼堂门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挑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叫周泉缨。
江青说：叫这么个鬼名字，是小丑，欺负老实人。中央的事你们不要管，我们是遵守党的纪律的。你们不应知道的，我们不能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你们还在那里胡闹。今天抓了一个人，不能告诉你们名字，狡兔有三窟，他不晓得几个窟，我们抓到了。
对小将，我们是十个指头个个连心，咬哪个都疼，如果哪一个要坏一定要分裂出去，那活该。不要把个人小集团估计得过高。
在你们当中泛滥着一个二月逆流，陶铸的“怀疑一切”，怀疑总理、伯达甚至康老，也许有我，你们如果想整我的黑材料，你们吃饱了没事干，爱整我的材料就整吧！
昨天刚讲了，今天就贴伯达大字报，其实工人农民士兵根本不理睬你们那一套（康老：还自以为不得了），为什么主席在这时让我们提醒你们“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呢？好好想一想。
陈伯达：拥护刚才总理的话。
昨天讲了一些，在所谓“天派”会上讲了话，没想到一天之内，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欢迎大家批判，经过了半夜，从天上掉到地下这也有可能，为什么分天地派，这要作阶级分析。为什么有天地派，这值得深思，好好想想，要作阶级分析。
把我们从天上掉到地下，没有恶意，这引起我深思。天地没有绝对界线，毛主席说，我们就是在天上，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球。
康生：我完全同意总理、伯达、江青同志讲话。
我们要巩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次对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就是持这个态度。这并不是说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没错误，谭厚兰同志来了，你自己知道。我们严厉的批评了韩爱晶、蒯大富，据说他两人亲临指挥开会，据说后面还有谁。天派掉下来、地派钻出来，成一派，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指关于北师大的），毛主席亲自批准，支持一个新生事物，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对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支持，不要分裂革命委员会。
聂元梓立了两功，第一张大字报别人帮了她，把名签在第一个，立了一功；揭露了反党集团，可不能吃老本，不进则退。小资产阶级从狂热到消极，从极左到打扑克逍遥，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对周泉缨贴陈伯达大字报的事，江青说，“不要抓”，要“教育”。谢富治说：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合力解决北京高校派性问题，大联合东风劲吹。
聂元梓也低调多了。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两所大学之间只隔一条马路，早在1966年8月、9月受压制的时候，韩爱晶和朱成昭关系非常好。后来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不再担任地质东方红一把手，王大宾接班后和韩爱晶互相尊重。北航地质早就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是一派掌权、一统天下。只不过那些分裂为两派的学校各找一方寻求支持，使北航与地质关系疏远，但并无直接冲突。没想到周恩来、中央文革把北京两大派叫做“天派”、“地派”。
中央领导批评之后，韩爱晶忙着做检查，同时与王大宾分别带人到对方学校互访。两校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关键问题是要去促那些分裂为两派的学校大联合。王大宾去做414沈如槐的工作，韩爱晶去劝说蒯大富。
第四节 清华两派短暂联合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9月17日，团派《井冈山报》做自我检查，承认错误。
慑于群众压力，在周泉缨贴出大字报后，414总部未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以414总部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周泉缨。414保卫组发布通令，宣布对周泉缨实行专政，抄了他的宿舍，但没有抓住周泉缨。
9月18日晚，团派总部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承认414总部，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重要决议》，周泉缨贴出了《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
9月19日下午，两派在西大操场召开国庆活动誓师会，各系各班两派同志一起排队入场，这是自414分裂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局面。晚上，蒯大富、孙怒涛传达了下午中央首长接见四代会时的讲话精神：（1）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并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的最大利益，全国的最大利益，全党的最大利益”；（2）不许动摇、分裂、造谣、伤害无产阶级司令部。
9月21日上午，两派在热烈气氛中共同学习，各自作自我批评，并签署联合协议，发表《总勤务站公告OO1号》：（1）立即取消两总部，成立总勤务站；（2）总勤务站由33名勤务员组成，推举13名为核心组成员；（3）晚7：30开总勤务站成立大会；（4）一定在“十一”前成立革委会。蒯大富和沈如槐在协议上签字。
下午，蒯大富、沈如槐去参加红代会召开的会议，蒯大富向大会报告了清华大联合的喜讯，全场都非常高兴。
谢富治给清华题词：“祝贺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414的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要巩固这一联合。革命大联合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晚上，两总部在主楼前广场召开全校大会，热烈欢庆清华大联合的初步实现。蒯大富讲：“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大联合。”北航等兄弟院校也参加大会。地院王大宾讲：“‘天’、‘地’派联合起来！”会前沈如槐又起事端，提出要将总勤务站改成联合总部，等于联而不合，而蒯大富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同意考虑。令沈如槐暗暗佩服。庆祝大会顺利召开。
会后，团派九十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团派前哨台批评414撕毁协议，把沈如槐说成“蒋介石”。
9月23日，团派、414派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9月24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代表时说：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要对等。可是一年后1968年7月28日，蒯大富的部下打死毛主席派去的工人，毛主席发火批评蒯大富之后仍然说：蒯大富出两个，414出一个。可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对清华组阁态度的差异。
1967年9月25日，中央各报头版头条报导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毛主席反复强调：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做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对造反派也要进行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
团派鹰派前哨台署文批评“对等原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调和折衷的表现，并批评蒯大富。团派824特支10支队贴出大字报《清华井冈山决不是蒯大富一个人的山》，攻击蒯大富在联合问题上的“右倾”。
虽然如此，1967年10月1日，由联合总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国庆大游行，晚上在清华园举办焰火晚会。
10月3日，团派中的鹰派，以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为首成立斗私批修联络站，并发宣言“清华两派的联合是缺乏基础的”。
10月4日，团派624战团叛逆者贴出大字报《大联合要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认为清华大联合没有基础，指责蒯大富“私”字当头、丧失原则。
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在《两种联合观》文章中批判“联合就是一切”，批判“无条件联合”、“旧账不再算，伤疤不再揭，责任不再算，共同朝前看”、“十一前成立革委会”的思想。
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极左派在葬送清华文化大革命！
10月14日，谢富治接见红代会学习班学员时说：“你们清华已有人贴了陈伯达同志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吗？我看不行！”谢富治改变了态度。
10月19日晚上，团派捉鬼队把周泉缨扭送公安局。周泉缨还在叫：“我抛出《必胜》，其实不是想让同学看的，而是想传到毛主席那儿，希望毛主席了解全国的414思潮，作出决定，支持414思潮。”
虽然联而未合，但清华10月30日全校复课，出现一片新气象。
11月8日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三次形势讨论会。蒯大富主持会议，宣读联合总部的五项决议公告：联合总部团派17人，414派16人，共33人：
蒯大富 沈如槐 孙怒涛 鲍长康 宿长忠 刘才堂 汲鹏
刘万章 龙连坤 韩银山 陈继芳 任传仲 马小庄 陈楚三
张雪梅 李振民 谭浩强 吴国梁 高季章 傅正泰 王永县
尹尊声 吴栋 陈育延 王良生 韩启明 汤亚美 曹维涤
王其林 崔兆喜 刘泉 张学琛 何光永
1967年11月11日蒯大富主持联合总部第一次全体会议。清华有希望了。可是以后清华的联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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