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理论分歧与极端派性纷争
第一节 江青讲话：十七年也要算
1967年11月12日，在人大会堂，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电影、美术、音乐、戏剧及四个样板戏的群众组织负责人。
江青在讲话中说：还有个事情，就是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忘记了，我觉得有些同志、革命小将见解是很好的，十七年要算！五十天也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呢！有个小将讲，我记不得名字，说有人讲，只能搞这个五十天，十七年就不要搞了。那么，实际上就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同时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个是不对的，当然罗，对三十年代也好，对十七年来也好，五十天来也好，都要一分为二，因为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来那就更多了，起来反抗。
江青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在坚持毛泽东对文艺界、教育界进行批判改造的主张。江青也说对十七年要一分为二，但她对成绩肯定不够。因为毛泽东也不怎么谈十七年教育战线成绩，更多的是强调批判改造。
江青讲话和清华两派斗争表明中央和地方上下贯通。如果周恩来、江青同时讲，而且口径一致，那清华两派即使想不通，表面也得服从。江青单独讲话不但不灵，还会重新引发两派斗争！
会后，清华两派报纸都刊登了江青的讲话。
团派欢迎江青讲话，认为江青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只讲五十天，不批十七年。”
11月24日，414《井冈山报》刊登江青11月12日讲话时，造成遗漏、差错多处。
11月26日，团派对414《井冈山报》发起批评，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11月28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沈如槐电话：“11月24日你们《井冈山报》上登载江青同志讲话，错、漏很多，极不严肃，要检讨，重登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中央文件上有。”沈如槐和414《井冈山报》编辑组做了检查。
12月12日晚，中央领导接见红代会部分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蒯大富作了汇报，讲江青“11·12讲话”对清华的重大意义和影响，介绍了两派执行和对抗江青讲话的激烈斗争。沈如槐要求发言，未得允许。回来说：有人剥夺了我的发言权，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414理论有它的道理。但在文化大革命阶段，414理论与毛泽东、江青差异较大。414的方向不是毛泽东强调的主要方向。所以后来毛泽东明确说：“414是反对我的。”
第二节 联而不合根本分歧还是对十七年的评价
清华两派联而不合，在联合总部之外，团派总部与414总部像两个独立自主的政党，各有队伍，还是各吹各的号、各调各的兵。因为矛盾没解决，焦点还是干部问题。根本分歧是对十七年的评价。
仅在吕应中问题上就摩擦不断。团派声称吕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414则认为吕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
11月16日，团派开大会批斗吕应中。414就组织大批人马赶到会场阻止，双方发生冲突。
12月3日，蒯大富到吕应中家里对吕应中说：“你如果亮相在414一边，我用两千人拉着你，肯定你是走资派，你也无法工作。”
12月4日上午，团派保卫组趁吕应中去北医三院看病之机，将他带走，下午召开斗争大会，宣布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2月5日，团派又召开斗争吕应中大会，414组织部分战士参加，要求与团派辩论吕应中问题，再次造成冲突，几名414战士被打伤。
伴随着吕应中问题的争论，两派围绕如何评价解放后的清华、清华派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沈如槐的书中对论战实质做了较详细总结，这里简单列几条：
414与团派的论战基本上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十七年的清华；二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
关于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十七年的清华：
414的观点是“红线主导论”和“阶级关系不变论”：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当权的是无产阶级。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
团派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按照414的“不变论”逻辑，中国就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的烂掉了的单位，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14认为：清华党是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党。十七年来，政治路线是红的，教育路线虽然大部分是黑的，但还不完全是黑的。清华大学虽然被蒋南翔篡夺了领导权，但清华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为社会主义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团派认为：清华的党是按照清华党纲建立起来的修正主义的党，事实证明，清华党是烂掉了。十七年来，蒋南翔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缓和组织路线，把清华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清华大学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
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414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继续与发展，所以，这是一场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彻底改善”就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那种“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要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要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从零开始建党”等等论调，都是十分错误的论调。具体到清华，414认为：旧清华必须一分为二！我们砸烂的只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砸烂旧清华中资产阶级破烂货，而那些社会主义的东西，那些表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的东西，不仅不能砸烂，而且统统要保，统统要发扬光大。
团派认为：414在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掩盖了十七年来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股又一股的资本主义复辟妖风这一惊心动魄的现实，掩盖了部分红色政权已经被演变了这一血淋淋的现实，以此来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否认了解决阶级矛盾而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
414所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根本不同论”就是否认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反革命黑帮，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否认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权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就是否认对走资派篡夺了的部分国家机器（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实行彻底打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句话，“根本不同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论”！具体到清华，团派认为：旧清华是一个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蒋南翔之流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单位，对它必须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行“彻底砸烂”。
“六评”之后，清华两派的论战基本结束，论战的气氛没有了，论战的激情没有了，两派秀才都已筋疲力尽。论战的题目也没有了，所有的领域都已涉及，大家都不愿重复说过的话。论战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尽管各自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笔者认为：两派论战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和解决办法，展现了清华学子的才华，自然让人想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执一端，发挥极致，相反相成。如果不侵犯人权，不搞武斗，这样做对于探寻用民主方式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进步有极大价值，可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两派各有对错本属正常，可惜山头主义妨碍真理的阳光。极端派性、恶性发展导致武斗与破坏。论战基本结束，论战的气氛没有了，两派就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去谋划整垮对方。
第三节 战歌事件和陈楚三
根据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笔者综述：
所谓414战歌其实就是一段林彪语录歌。文革中到处都唱毛主席语录歌，414有人为一段林彪语录谱曲，并把它命名为：《要敢于牺牲一一414战歌》。
这段林彪语录是：“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414开大会的时候，有时乐团奏曲，舞蹈团跳舞，全体414战士齐声高唱414战歌。本来他们愿意唱就唱，这是414的民主权利。可团派偏要瞎干预。
12月5日，团派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声明，称该歌词不是林副统帅语录，唱《414战歌》是炮打林副统帅，是为了挑起内战。
12月6日，团派不怕鬼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反动黄色歌曲414完蛋歌》，说这歌词是“法西斯语言”、“武士道精神”。
12月10日，414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严正声明，痛斥蒯大富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恶劣行径。
12月13日，蒯大富在团派的大会上说：11月27日，在周总理等人接见首都工人代表时，他曾就清华《414战歌》歌词是否为林彪语录一事，请示总理和叶群。总理把蒯大富的请示转给了吴法宪，让吴法宪查实。会后，吴法宪对蒯大富说：“林副统帅没有讲过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蒯大富说：“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于全校，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反革命顶风，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种很不象样的联动式的法西斯歌曲强加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12月17晚，团总部委员陈育延在大礼堂传达谢富治、戚本禹17日凌晨与北京高校群众代表座谈整顿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的讲话。
关于《414战歌》问题，陈育延说：谢副总理说“我从未听见过，谣言！”后来就翻开《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念了一段，人要忠诚，并说我们是有的放矢，要忠诚嘛！后来戚本禹说：造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才罪该万死。休息时戚本禹找清华同学座谈，又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林副主席没说过。”后来团派又问《414战歌》事，戚讲：“你相信吗？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学了这么多年《毛选》还分析不出来！”
笔者感叹：蒯大富不把心思放在整顿团派队伍，干预人家唱歌的事，没事找事！他请教周总理，周不直接回答而转给吴法宪去查实。可见周总理高明啊！这个吴法宪想当然就回答，周恩来和吴法宪水平差异一望可知！之后戚本禹妄断同样如此！说明水平是真功夫，周恩来就是周恩来！炉火纯青，凡人岂能及！
由此笔者想到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至理名言：“说有易，说无难。”它所反映的哲学思维在其它领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有乃有限，无乃无穷。已知之可言有，不知之岂可言无！
沈如槐比蒯大富有计谋，他们运用吴传启倡导的办法：“政治斗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面对蒯大富的嚣张气焰，414决定故意示弱，低调回击。12月16日，414广播台发表严正声明，指出《414战歌》为林副主席语录谱曲而成，蒯大富肆无忌惮地诬蔑它是法西斯语言、反动的黄色歌曲，这是炮打林副主席的罪恶行为。但是414并没有公开指出这段林彪语录出自何处，他们想看一看，蒯大富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多远。
12月18日，414在大礼堂召开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陈楚三以确凿的事实证明《414战歌》的歌词是林彪语录，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某些人炮打林副主席的罪行。还说：“12·16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谢富治、戚本禹指示“联合以团派为核心”是愚蠢的。孙怒涛带领全体战士宣誓。会后有人讲：“《四项协议》我们都顶过来了，谢富治、戚本禹算老几！”
12月20日，团派讲：反革命小丑陈楚三一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12月18日顶风大会他跳得最高，公然肆无忌惮地炮打谢副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兵团保卫组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414决定封闭科学馆，供一些人躲避，并禁止团派人员出入。
12月21日凌晨，团派保卫组把陈楚三扭送到公安局。414一千五百多人进城大游行，抗议团派绑架陈楚三。
12月26日，张雪梅带领数十人在北京公安局军管会门口静坐示威。说军管会“是奴隶主义”、“资产阶级专政”。
12月27日凌晨，谢富治、丁国钰、李钟奇接见清华两派代表各九人，陈楚三作为414总部代表一起参加了接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陈谭秋之子。陈谭秋和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幼子陈楚三，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之意。
戚本禹说：“清华两派为一个战歌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读了林彪同志关于战略问题著作……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我们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这个改编没有把……表达出来，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用这个战歌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双方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
谢富治再三强调：“双方要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重新联合起来。”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话也不听，我们算老几，不是有人说我们算老几吗？”“分开是不对的，硬压也是不对的，现在应该重新联合起来。从历史上和现在的情况，团派在联合中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自己要有高风格，不要强调‘以我为核心’。414同志该承认这个历史现实，不要去争这个高低。”
1967年12月20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谈到北京形势。说到清华：清华井冈山和414，这是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清华井冈山那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414，414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的是原来的井冈山么！但是他们团派也是有缺点的，如果414要把井冈山推翻，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井冈山要把414搞垮那也不合适，双方自我批评这是唯一的方法，要以414为主不合适么！一开始我就去表明这个态度，我去了两次，当时的态度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韩爱晶回忆说：清华大联合局面演变成这样，真让人痛心！我急得给蒯大富打电话说：“老蒯啊，冲着陈楚三的身世，不要整他了！何必呢？”
第四节 学习班倒谢和戚、杨、余、傅相继倒台
从1967年元月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一年过去了，但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在全国相当省市行不通。
上海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1965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人，得到毛泽东重用。上海百万工人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他们看到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当然也就服从他的领导。张春桥很聪明，有了政权就把懂经济生产的老干部马天水、王少庸结合到上海革委会负责经济生产工作，上海就稳了。有人说四人帮不抓生产，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河南刘建勋，他到河南工作时间不长，爆发文化大革命，他最早贴大字报支持学生造反，河南公社以上县市干部大多数成为造反派。
其他大多数省份的军队或干部一把手和当地造反派之间有分歧，甚至对立。往往形成两派复杂斗争的局面。毛主席客观指出：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1968年初，毛泽东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等到解决。中央号召各地办学习班，把有分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干部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件，以自我批评为主，搞“斗私批修”，大有成效。
北京有谢富治，他对毛泽东绝对忠诚，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百般顺从，历史清白，为人廉洁，曾获上将军衔。他跟北京学生造反派亲如家人，坐镇北京，毛主席放心。北京大局是稳定的，北京总的形势不错。市属18个区县，已有8个区、7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农村80％的公社、70％的生产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城市90％的工厂实现了大联合，30％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可是，有几个大学头头就是不争气。1968年元旦刚过，清华就发生了武斗。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财金学院的武斗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两派各占了几座教学楼，构筑了工事。正如北京市革委会负责文教的常委丁国钰所言：春风吹进了玉门关，春风也吹进了山海关，但春风就是吹不进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
1968年春节之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集中大专院校头头办学习班。开始在二里沟的原新疆办事处，2月5日，由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首都大专院校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计划学习三周，共251人参加。
后根据中央指示，学员由群众组织负责人扩大到干部和群众，人员共达1406名。学习班迁到原北京市委党校。各大学都有军代表领导学习，有的准备在学习班结束后就派到这些学校工作。北京有六十几所大专院校，北航、地质、体院、政法、矿业、农大绝大部分大学早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军代表组织他们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让他们检查王力、关锋、戚本禹干扰毛主席路线的错误活动。对于少部分学校，存在公开分裂甚至有武斗的，让他们两派头头坐在一起，学习《毛选》消除派性搞大联合。两派主要头头离开学校，和下面派性隔开，很有成效。
北京市的态度坚决，目标明确。北京落后的高校一定要在二月份实现大联合，三月份建立革委会。聂元梓、韩爱晶等都参加了市委学习班。根据市革命会通知，清华两派各出5名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班。团派有：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继芳。414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刘万璋、陈楚三。
2月1日，林彪，周恩来、江青等观看样板戏《红灯记》，并接见演员。文革岁月，人们习惯于盯住中央的变化。高级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一升一降都可能引发下面地震。当年人们的政治行为与命运与中央息息相关，细心的人发现戚本禹没有出席。
1968年1月中旬，戚本禹被打倒。中央静悄悄解决戚本禹的问题，实际上难免要引发巨大震动。
笔者认为：1968年1月初，毛泽东解决戚本禹问题，时机和方法值得探讨。当然戚本禹在王力、关锋倒台后仍然极不谨慎是随之倒台的主要原因。但是，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洗温水澡好。可以设个文革政策研究室，把这种人放进去，搞政策性安置，避免地震。避免把大红大紫变成大反革命！无论对极左或极右方向犯严重错误的人，同样要教育并给出路。
蒯大富回忆说：2月7日，学习班里，清华两派头头达成《八要八不要》协议书。
2月9日、2月13日先后两次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0余人进清华做工作，问题解决要有个过程，总之又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韩爱晶回忆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领导还接见学习班成员并对话解决问题。
这时候我和蒯大富改变过去做派，开会时，不再坐在第一排与中央领导正对面了，而是“猫”到后排，避开领导目光，也不主动发言。我们当听众了。当时叶群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里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名推广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在北京基本已成定式。在单位甚至在家庭里，人们早上面对毛主席像请示当天工作，晚上向毛主席像汇报。在做“早请示”、“晚汇报”时，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口中先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后来发展到开会时，每个人发言之前也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搞两个敬祝。基层里大多数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出于对领袖崇拜，同时也是随波逐流之举。学生把这个也带到了大会堂会场。学生起身向主席台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讲述自己学校情况前，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又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台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各位也顺应学生。一个学生发言之前如此敬祝，第二、第三个学生发言之前还要如此敬祝，谁能说什么呢？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态度问题啊！
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汇报，他当然也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敬祝林副主席啊。
没想到江青火了！大声训斥：怎么了！生动活泼的年轻人，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死气沉沉的！
接下来，再发言的学生，没人再敢举毛主席语录本敬祝了。也就是江青敢训斥这种形式主义。
在此之前，工人学生委员也把这个形式带到北京市革委会上，谢富治不置可否。谢富治到会之前由秘书长带搞一次敬祝，谢富治再进来开会。北京也不搞“忠字舞”。因为江青、谢富治知道毛主席讨嫌这些。当时叶群搞这种表面花样最起劲！我们私下议论叶群，大搞像章、编织主席像的花边就能掌握毛泽东思想么？太假了！
韩爱晶还说：
如果就这样平平稳稳把学习班办好，按原来设想，学习班结束后，组织学习的军代表随各校头头一起回校并参加校革命委员会，那北京文化大革命历史就要改写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态发展不依人美好愿望为转移。因为戚本禹倒台了！
3月16日，参加学习班的北师大造反兵团公开贴大字报点名批判谢富治。这个组织就是1967年9月7日我和蒯大富等支持恢复活动的，当时在北师大开大会惹了大祸，惊动毛主席当晚抓了人。我和蒯大富挨了严厉批评，我写了书面检查，此后和他们没再联系过了。
北师大造反兵团女头头王颂平很不寻常，一直把斗争矛头指向谭厚兰、林杰、关锋，处心积虑要搞康生。这回戚本禹又倒了，王颂平受到极大鼓舞。时机到了，她旧话重提，公开贴大字报点名批判谢富治。一下打破了学习班平静的气氛，形成新的焦点。
聂元梓从1967年春天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前就对谢富治主政北京大为不满，看到有人跳出来攻谢富治，喜出望外，当然聂元梓本人是不会出面的，她的二把手孙蓬一突然在学习班活跃起来，和北师大造反兵团以及人大三红等组织掀起炮打谢富治风浪。在炮打谢富治的一墙大字报下，孙蓬一兴奋得满脸红光，走路时脚板抬得高高的，似乎稳操胜券！
此时清华414也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参加。414的倒谢活动在3月18日达到高潮。414八一军团发表了给谢富治的公开信，信中说：就是你和戚本禹的两次讲话，造成我校两派更加严重的对立。武斗盛行，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被绑架，革命干部被抄家、被斗争，人心惶惶，复课闹革命停止了，工厂里生产中断了，大批革命师生不得不离开学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谢副总理！你挑动内战，破坏我校大联合的罪责能推卸得了吗？
414积极倒谢，蒯大富态度如何呢？
蒯大富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学习班里，反谢温度越来越高，蒯大富春心荡漾，跃跃欲试！我问蒯大富，打倒谢富治，你我是什么人？岂不成了新的黑市委成员！聂元梓自己不出面，煽动几个小组织火中取栗。她想当北京一把手！你蒯大富想过没有？
香港中文大学出的《砸烂旧世界》书中说，学习班里天派倒谢。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自从1967年9月中旬周总理、江青批评之后，所谓北京天派、地派就没有任何成派的共同行动。此次学习班出现倒谢风浪，北航是反感北大孙蓬一所作所为的，蒯大富旁观。原地派的清华414冲锋在前！
《砸烂旧世界》的作者卜伟华，怎能说是天派倒谢呢？
学习班倒谢风波中，蒯大富当了一回观潮派，414扮演急先锋！
墨迹未干，言犹在耳。3月22日，414竟又发表声明说：“坚决保卫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市革委会！”
风向急变！本来414认为谢富治必倒无疑，没想到谢富治没倒，倒的却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414如果坚持倒谢，那414的戏就不好唱了！
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林彪的决定，撤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学生的消息灵得很呢！第二天，大学红卫兵就纷纷上大街贴大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余立金！打倒傅崇碧！
3月25日中午，蒯大富的井冈山总部发布紧急口号声明，拥护中央决定，同时指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就是414的黑后台。有些人，永远也忘不了派性斗争！
3月27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并讲话，公开宣布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大会上，叶群声嘶力竭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给人的印象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因为反对江青而倒台。
田圻畅在《我不是罪人》一书中说：当时听到江青跟着喊了一句，誓死捍卫周总理！周恩来急忙摆了摆手，脱口说了两句：“不敢当，不敢当。”他说得那样牵强，那样无奈。
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相继倒台。
中央文革小组干将戚本禹完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倒了。形势急转直下，学习班不了了之。本有可能在学习班实现的清华大联合成无望之果。在学习班414又大反谢富治，与中央的方向背道而驰，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给蒯大富的团派增添了新的进攻武器，学习班内外形势之变加剧了两派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