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看魏巍同志 [复制链接]

因人废言因言废人都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兼听则明么！是为按。


                                   从认识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看魏巍同志
                                                              ——为纪念魏巍同志诞辰92周年而作
                                                       作者: 梅俏 |   来源: 解放区的天

我们大家都刚刚经历了全国人民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活动，中国毛泽东研究院破天荒地成立了.这都说明，我们全国人民正在根据自己的生活，重新认识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认识毛泽东，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和斗争的头等大事。这段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第二阶段，即建国六十年来；第三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应有的认识。

先说第一阶段：应该说，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他已经表现出很多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中的独特品质。杨昌济先生和他的女儿杨开慧，帮助中国人民最早认识这位优秀青年；后来是他的同学蔡和森和他比肩讨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可见，在这个时期，能够认识毛泽东，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毛泽东，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这就是如何认识俄国革命提供的首先占领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帮助问题；如何对待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这三个问题，曾困扰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是毛泽东同志引领大家正确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照毛泽东的话说，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多，所以成功的就很快。

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对毛泽东的认识就发生了很大的曲折，因此，我们的道路也就走得非常艰难。

先说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民主革命到胜利，全党都公认，都服气；社会主义呢？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毛主席把建国后的道路问题说得明明白白，请问有几人听懂了？照着办？不说刘少奇在会议一结束，就跑到天津，对资本家讲了一通“剥削有功”的歪道理，明着眼和毛主席唱反调，就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也大都是一盆浆糊。黄克诚老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刚解放，他在天津，接到南下的命令；可是他听说毛主席要来天津，他离开延安，多年没有见毛主席，就有意拖了几天，总算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黄克诚：进城以后的工作中心是什么？黄克诚讲：经济呀。毛主席说，不对，是阶级斗争。可见，老人家后来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我们有多少人信奉？不是现在把它反得一干二净吗？

老实说，民主革命，毛主席是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具有开创性；社会主义，毛主席照样在走着这条路，只是全党不认识，照旧双眼盯着“老大哥”，照搬苏联经验，走教条主义的道路。

一个农业合作化，遭到党内多大力量的反对，从刘少奇、邓子恢到陈云，从大砍合作社到六二年“三自一包”；对“三自一包”，七个常委，四个投了赞成票（刘邓林陈），一个没有表态（周），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投了反对票。就是邓**把解散人民公社作为他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来炫耀的时候，又有几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我说的是在高层，基层当然大有反对者）。有些人反对私有化，不是只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不反对农业私有化吗？

农业合作化，是毛主席盘活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着神棋，它为我国人民一个大多数——农民开辟了幸福的道路，也是最早、最狠地斩断资本主义发展后路的一着妙棋，是动员我国人民最大力量支援世界革命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有两段话谈到这个问题，一段话是对金日成说的：1964年2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在谈话中，毛主席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或正在出修正主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并对金日成解释说，“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接下来，毛主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充分的估计：“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同志有人开始悄悄地交头接耳；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主席：“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主席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再问：“有这种可能吗？” 毛主席熄灭了拿在他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上内容节选自《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从这里不难看出，毛主席是把“三和一少”看成修正主义对外的纲领，而把“三自一包”看成他们对内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毛主席向金日成交这个底，难道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敢于反对修正主义，接班人金正日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关系吗？朝鲜近日宣布“永远不与李明博打交道”，这一招棋是很有智慧的一着棋，又深含着独立自主、反帝反修的意义。

另一段话是对张平化说的。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5月21日，毛泽东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这是1965年5月21日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和张平化的谈话。毛泽东问张平化：“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张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作了回答。)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对张平化说的“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回答。)。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的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会议( 即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以后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5月25日毛泽东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从毛主席这些话里，不难看出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农业集体化，党内围绕这个问题斗争会是那么复杂和尖锐。很多老革命农业集体化这一关就没有过好。所以，2003年，我写了一部关于毛主席的书，其中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党内斗争。魏巍同志看后对我说：农业合作化那场斗争如果在党内开展一场大辩论，就好了！他就是鉴于好多老同志没有过好这一关而说的。我想，那时抗美援朝，毛主席顾不及，只好发动五亿农民，用农民冲天的干劲冲破修正主义的阻挠，拿胜利来教育全党。现在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共产党员出身农民阶级，农民意识是根深蒂固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这30多年里表现是很突出的。

关键在路线。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农民中产生了陈永贵、王宏斌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你看，华国锋看到邓**要翻案，他不敢去质问，派陈永贵去问邓**。陈永贵二话没说，就找邓**去了，劈头就问：小平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保证还算不算数？这是何等的气概！难道这不是敢于反修的英雄吗？所以，2008年，我到大寨陈永贵墓前，给我开车的小司机写了四句话：虎头山上一棵松，中南海里心最红；直面敢斗邓矬子，身后万人齐称颂！王宏斌，在人民公社被解体，包产到户横行中国的时候，中原大地一个中年农民却把分田单干的众乡亲，重新归拢起来，走集体致富的道路。他被请到中南海，竟敢庄严地训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懒办法！这难道不是反修的英雄吗？再看看最近发生在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的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反对村官贪污集体土地转让款的斗争。就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一旦认识到毛泽东，他们就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变！

再说大跃进。大跃进实际上是毛主席乘着三大改造胜利的东风，动员全国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被刘少奇的共产风为主要成分的“五凤”所破坏，所以至今还不被人们所认识。事实上，只有毛主席这样的人民领袖，才敢于发动全民以这样的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做出如此内容丰富的总结。请大家认真阅读邓力群同志花大力气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一书，毛主席在这里以苏联建设的经验为对照，非常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我们重新认识大跃进的教科书。刘邓的破坏和干扰，彻底暴露了他们党内资产阶级总代表的真面目。

当然，这一时期，认识最困难的是文革。不说林彪、华国锋这些投机分子，他们代表不了党内的大多数。大多数的代表者则是那些没有个人野心，组织上紧跟毛主席，思想上总是跟不上趟，关键时候却使党处于非常困难境地的人。我说的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早几年，我写的关于毛主席的一本书，认为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如果是“珠峰”那样高峻，那么周恩来总理就是攀登“珠峰”的第一人。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和思考，我不得不改变这一看法，因为这是正确认识文革、认识毛主席晚年不可逾越的问题。

文革中总理组织上紧跟毛主席，是有目共睹的，思想上有时跟不上，也是正常的，如文革初期，他在阿尔巴尼亚发表了阐述文革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可是一回国，却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理解。在工作中，一段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二月逆流，他态度不明朗。林彪事件后，他主持中央工作，提出批极左，被毛主席纠正过来。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求。问题在于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对文革中谁人接班，发生了重大变化。

林彪事件之后，文革确实受到重大挫折，就是谁来接毛主席的班？江青确实暴露出想接班的个人野心，这使总理产生了戒心，他看到毛主席想分化邓**的政治愿望，就把接班的希望寄托于邓的身上。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作良回忆：“（周恩来以惋惜的口吻说）邓**同志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这是1970年庐山会议结束时讲的。邓**的复出，是总理催促毛主席形成的。虽然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我还活着，不至于马上去见马克思，谅他也不敢翻案。但是，邓的复出，还是打着“整顿”的旗号，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不得不发出：“翻案不得人心。”号召人民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的复出，不仅使走资派还了魂，也使党内右派势力得到了组合。邓**敢于在毛主席活着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他看到这个基础。他们（邓）当时的计谋之一，就是动员总理赞同他们利用毛主席生病的机会，干掉“四人帮”。总理听了他们这个计谋，很反感，很不耐烦，亲口劝说邓**不要这么干。他有一条底线，就是相信毛主席会处理这个问题的。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重大动向向毛主席汇报，而是替邓**捏一把汗，怕他出问题。

邓榕在她的《“文革”岁月》一书里说，1975年12月，邓**曾去医院看望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等也看望了周恩来。周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要记住毛泽东在1974年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试图以此争取王洪文并减轻邓**的压力。但是，此时批邓烈火越烧越旺，周恩来担心邓**是否能够顶得住这一次批判浪潮，特地把邓**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说，“那我就放心了！”邓榕在书中说：“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谈，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多次回忆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奚兆永同志在他的文章里，对邓榕这个说法很怀疑，但根据邓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表现，即顽固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又不能不看重邓、周的这层关系。

据我观察，周恩来保护邓的最后措施，是给毛主席写信，推荐邓**接他的总理班。毛主席这时正在部署批邓，当然不会理会这件事。而当一旦批邓形成中央决定，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总理就再也没有保邓的任何言论或行动。1976年《诗刊》第一期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周恩来在病床上让人给他诵读，他还哼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时，报纸上报道了这一段，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周恩来对邓**的看法，和毛泽东不一样；对邓的复出，观察的角度也不同。这当然反映了他们对文革的不同认识。在文革中，走恩来的中派立场，在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领导的国务院，几乎是右派和中派的混合体。这就为华国锋的叛变和邓**的篡权提供了条件。在总理逝世后，邓**因天安门事件被赶下台，一些将军私下串联起来，准备上山打游击，甚至有的叫嚷着要兵谏毛泽东。这就是等不及了，要闹事了，曾经是他们跟着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现在竟然变成了他们要“兵谏”的对象，这是何等的反差！

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他们的军师叶剑英不敢妄动，一切计谋等着毛主席身后。最近报上还透露，邓**被赶出中南海后，为了他的安全，中央让汪东兴把他安排在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他的夫人卓琳在医院养病，毛主席身边的一个医生，利用给卓琳看病的机会，把毛主席病危、中央已发通知的信息透露给卓琳。卓琳当即给邓**送去一个便条，要他就在原地，不接待任何人。邓**一看便知，要有大的事情发生，他不能守在这里，要出去活动。是不是出去活动，则没有写。可见，等着毛主席身后他们要闹事，这是他们既定的方针。

毛主席清醒得很，曾对身边的同志讲，现在的军心、民心不在我们这一边，你们要信，我死了以后，少则一年，多则三四年，中国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避免一场血雨腥风的内乱，他选择了华国锋这样一个中间派接班。这个困难的局面，能说和周恩来晚年的态度没有关系吗？从历史上看，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识时有到位，时有不到位。到位时，为党保卫了毛主席，推荐了毛主席；不到位时，陷毛主席于困难的境地。他对薄一波说过这样的话：“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他说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确实是他一生跟着毛主席的经验之谈。

    张耀祠有一段回忆：“196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请了林彪和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张玉凤、张耀祠。毛泽东说:开个常委会、短会，再加插开个党小组会。毛泽东拿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送他的两瓶威士忌，开了请大家喝，席间毛泽东要先敬周恩来一杯，周连连说：不敢不敢。毛泽东却说：恩来，你敢，不是你竭力推荐刘少奇接班、刘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让我退居二线，回家乡养老。周又连连说：我有罪、有罪，请主席宽恕、宽恕。林彪举杯以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化解了窘迫场面。毛又说:恩来对润之有气，但没有野心，党内能搞宫廷政变的一人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可以看出，在两个接班人身上，即刘少奇、邓**，都有周恩来的责任。所以毛主席说，恩来在组织上是紧跟我的，思想上是跟刘邓等的，他并不真正理解文革。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认识不到位，给党和国家带来的隐患是多么大啊！其他人还用说吗？

邓**翻案复辟，30多年的惨变，深深地教育了我国人民。于是就揭开了认识毛泽东的第三阶段。应该承认，邓**翻案复辟是受到党内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的，不说最早反对邓**非毛反毛的黄克诚老将军，因为单枪匹马，成不了气候，很快就被边缘化了。成气候的有两次：一次是，“六四”以后，当时的党中央在一些元老派的支持下，采取了一些要问姓社姓资的措施，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这显然令邓**感到不安。于是，他跑到上海，找到右派朱镕基，说他在北京说话没人听，要他找人写文章，宣传他的主张（即“皇甫平”的文章）。这个动向被陈云知道后，陈云讲了如下一段话：“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邓**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实用主义领先。好事做了一些，但很多事都做错了，把党和国家引向险途。要害是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这个意思要通过宣传慢慢向全党全国人民讲清楚，但注意不要引起混乱，要讲究策略。”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反邓，党和国家也许会转危为安。谁料，邓的一个“南巡”，就把这些人镇住了，只好改脚步跟着邓跑了。

另一次是，2001年，邓**的继承人江老板，提出“三个代表”思想要上党章和宪法，要让资本家入党。这种荒谬绝伦的篡党行为，自然遭到党内的猛烈反对。先是军内的负责人提出反对意见，接着中央书记处讨论和军内负责人沟通，全国政协两位副主席在党组会上提出反对意见，政协主席编发《学习时报》照发不误。随着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些老干部、老将军也联名上书。其中就有魏巍16人、邓天翔52人分别上书。这种形势迫使北戴河会议无法统一。江老板采取回避态度，到山西视察；朱镕基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胡锦涛在会上一口气讲了九条如果反对“三个代表”上党章、宪法，“势必严重影响和干扰”；最后竟以党纪、行政手段，向各省级党委领导干部发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凡是在“三个代表”思想认识上、贯彻上，持否定、抵触情绪的党组织，必须整顿、改组，主要领导必须撤换；凡是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反对、攻击、耍两面派手段的，一经查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流》、《真理的追求》被封、魏巍等被迫害，就是在这种所谓“政治纪律”高压下发生的。毛主席在“七大”论及国民党把蒋介石的话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时说：“一个党不是靠党员个人的思想自觉，而是靠赌咒发誓，它的事情就不大妙了，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大会的性质与我在《论联合政府》报告里所说的一样，没有多大变化，还是法西斯主义。”

这两次反邓、反江，为什么都不成功，反而被打压和排挤。就是因为反对者把它看做是党内斗争，没有采取文革的态度；就是说，反对者大多数没有过好文革这一关，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到位。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0月6日政变以后，特别是邓篡权以后，稍有马克思主义的人、持反对态度的人都一一被边缘化了。党变质了，不存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了，只存在变了质的、法西斯党的党内派性争斗。什么“党内社改派”、“党内健康力量”都是骗人的鬼话，谁信了谁倒霉，谁就会迷失方向。现在的两条路线是什么？就是所谓体制外的人民群众执行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有觉悟的共产党员，自觉地站在人民群众中，即站在体制外，和人民一起反对修正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要对毛主席有一个更高的全新的认识。这个认识集中到一点，就是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点是：
（1）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它要解决的是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一个全新的、伟大的贡献。
（2）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全部实践活动，这个活动的基本点就是社会上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转化成阶级斗争的主战场。马克思主义路线能否战胜修正主义路线，就决定着党和国家是否变修变色的问题。
（3）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这是由一部分拒绝思想改造而又掌握一部分党和国家权力的人组成的。在一定的气候下，他们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伺机宫廷政变或利用内乱，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4）毛泽东把党内这个新的阶级敌人命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是很科学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也是最凶恶的阶级敌人。动员人民认识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
（5）文化大革命既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探索的大总结，也是毛泽东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演练。毛泽东晚年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怎么办？这是人民可以直接运用的工具，弥足珍贵。

认识毛泽东主义的难点在哪里？就在人们的世界观。当你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你就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就能正确认识毛泽东、认识文化大革命，就能攀登当代人类认识的最高峰。而要做到这一点，舍弃斗私批修，是没有别的路可通的。总结前两阶段认识毛泽东，认识到位，革命和建设就胜利，人民就享福；认识不到位，革命和建设就失败，人民就遭殃。这30多年，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是按照“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模式对待毛泽东。结果如何，有目共睹——新中国又变回去了，变成了比旧社会还要黑暗的社会。连跪了几百年的奸臣秦桧，也变成了坐像。这是何等的讽刺！

认识毛泽东，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总是教育着人民，正确认识自己的领袖，是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人民有信心，按照毛泽东主义这个新的高度来重新认识自己的领袖。有些人还在摇头，那就请他们看看乌坎人民是怎样和他们面对的贪官、走资派作斗争的。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自作高明，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认识毛泽东，也是一件动态发展的事。就是说，不是一次认识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人一辈子要追求的人生目标，就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在革命斗争的熔炉里，不断地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毛主席一再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他那样赞扬张思德、雷锋，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楷模。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批阅姚文元《平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里，写下这么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毛主席这个伟大的寄托，难道会被邓**的翻案复辟置于空中楼阁吗？不！伟大的寄托正在实现，亿万人民怀念毛主席，毛泽东热一浪高于一浪。在这千军万马冲杀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大作家、大文豪魏巍同志。

有人说，魏巍同志是当代的鲁迅。这是两人的可比性。就是都以笔为武器，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时代的最强音。两人还有不可比的一面，这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遇到的社会矛盾不同，斗争的性质不同，各自带来的独特特点。魏巍经历了新中国变成了旧中国这样一个惨烈的巨变，因此，他就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英勇旗手。这一特质，在我看来，更难能可贵；反映了魏巍同志晚年对毛泽东的认识，无可辩证地跃上了第三阶段。

我这里不讲他那光辉的一生，只讲他晚年两次逆境中的风貌，就可看出他的本色。

一次是2001年，他被“双规”的经历。魏巍在批判国内外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艰苦卓著的实践中，在上世纪末，写下了广为流传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看这是一篇新世纪共产党员反修战士的“宣战书”。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是带着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失败论”和修正主义“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悲观情绪迈步，还是带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迈步，这是对每一个迈向新世纪人们的考问。作者以大吕洪钟般的声音回答了这一考问。首先，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即将逝去的世纪做出科学的回顾，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出结论：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而辉煌的世纪。接着，作者以苏联和中国为实例，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而对于世纪末的大悲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作者运用小说《围城》里的一句典型的话打比方说：“本世纪末也竟出现了这样一幅迷离错综的图画：处于资本主义困境中的劳动者总想冲出‘城’外，寻找新的世界；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却想冲进‘城’里，把资本主义视为梦中的天堂。结果‘城’里的人还没有冲出来，而‘城’外的人已经深深陷入护城河中去了。”这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者的形象描绘和有力揭露！作者分析了悲剧产生的原因，驳斥了修正主义的谬论，以历史的沉重感写道：“纵观20世纪末的悲剧，足见现代修正主义影响之深，泛滥之广，欺骗性之大，为害之烈，使历史至少倒退了数十年，使亿万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英雄儿女的鲜血付诸东流了！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太惨痛了！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彻底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不是世界共运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任务。”

在指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一主要任务之后，作者以如椽之笔概括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七个特征。这七个特征把现代修正主义政治骗子的骗术揭露得体无完肤，使其毫无逃遁之地；而对于“补课论”的批判，更是击中了骗子理论的要害。联系到后来修正主义头子“要搞一段资本主义”黑纲领的披露，作者的批判是多么富有预见性。

这篇“宣战书”自然引起修正主义者的恐惧和仇恨。那个在台上人称“戏子”的修头早就如鲠在喉，便利用作者和其他15名共产党员联名上书，表示反对他“七一讲话”允许资本家入党的错误主张（另有两名老将军和一名老革命也联名上书表示反对）这一政治事件，不但封杀了作者主编的《中流》杂志，还给作者扣上违反“政治纪律”的帽子，把作者“软禁”到医院，长达四个月之久。不准亲友探视，不准朋友来访，想把老人和外界完全隔绝。他们软硬兼施，企图迫使老人“低头认错”，甚至把宣讲员调至老人病床前，给老人讲锅炉工变百万富翁的神话，要老人为他们的“改革开放”投赞成票。老人诙谐地说：“你们教授辛苦了，把课讲到病床来了。”

那时我刚动了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到医院去看望他。老伴说，咱住院时，老人拄着拐杖去看，现在说什么也得去看看老人。她是以老人的老伴刘秋华的同事进得病房的。一进病房，监护的人员如临大敌，三五进出，不让老人和来人谈话。刘秋华要和老伴外出聊聊，魏巍老人忙说：你们别走呀！老人的心境是多么孤寂。走的时候，老人给老伴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缺信息。我知道老人被禁闭以后，急需了解外面的情况，就想办法给他搜集了一些；以后，他又传出九个字：封不住，打不散，压不垮。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是封不住的；为真理而奋斗的队伍是打不散的；革命的势力是压不垮的。为此，我写了一篇《真理，能封住吗？》，向革命派传递出去，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

这种精神摧残和折磨，极大地损害了老人的身心健康，但是却更加磨砺了老人的斗志。2006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大伟人逝世30周年大会上，老人用三首诗歌颂了三位伟人之后，笔锋转到“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论断，分析了美国“已经处在败落的前夕”，直指中国修正主义大头子说：“有人却不相信列宁的话，并且把美国一个时期的繁荣发展夸大了，看错了，说什么，你看，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因此，他不再相信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认为毛主席搞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认为那种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甚至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认为再搞那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没味道，因此他醉心于走一条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路——其实是一条老得没牙的资本主义老路。可是不幸得很，他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匆匆忙忙赶的却是资本主义末班车啊！”这段揭批，多么巧妙，多么辛辣，多么富有味道，它让人自然想起我国古代大诗人杜甫的两句诗：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只有这样理解这位反修战士的胸怀，才能理解老人为什么对有些自称反修的人，至今不批这个大修头子的种种“理由”的不赞成和痛斥！

另一次，是他生命最后的住院期间。老人从2007年冬天住院起，就把病房当战场，开展了生命最后的战斗。2007年末，发生了两件事：即电影《集结号》在全国热放和大肆宣传；古都洛阳市政府竟然把革命烈士陵园毁掉，开发成商业墓地。魏巍在另一位同志帮助下，向有关部门写了《我们对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的看法》，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这两件事的反革命性质，迫使当局不得不认可；洛阳市的领导还到医院向老人致歉。

《南方都市报》刊登《南街村上演股权激励，红色亿元村神话或终结》，疯狂地造谣污蔑南街村。我下载给老人，老人一看，彻夜难眠，就写了一首快板诗：《学习南街村，爱护南街村，保护南街村》，并亲口朗读给来医院看望他的同志们。

快板诗最后说：“我的快板快收盘，临了我要发誓言：谁敢破坏南街村，把它砸个稀巴烂！”
老人的《新语丝》、《四行日记》两本书出版了。《新语丝》是他晚年的一本杂文集，几乎都是反修的战斗檄文，一字未改地出版，老人非常满意。在病榻前，几百本书一本一本签字，赠送给来访的战友、亲人和朋友。在他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读后感《百丈冰下花枝俏》，“‘俏’在反修斗争始终不渝”、“‘俏’在在维护毛泽东不遗余力”、“‘俏’在情深工农弯下更浓”、“‘俏’在改造世界观岁寒不变”。我在文章最后说：“历史已经表明，魏巍是在革命熔炉里，在革命军队的熔炉里，在革命战争的熔炉里，在革命文艺的熔炉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熔炉里，在文化大革命的熔炉里，千锤百炼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的战士，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恶浪里搏击，更显其战士本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魏巍是一位敢于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大旗的英勇旗手！”最后一句，老人删去了，我坚决把它保留下来。

老人在医院和来探望他的战友就未来的革命问题交换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形成11条。听说我5月要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他就让女儿把这11条意见拿到会场，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在大会上宣读以后，大家一致赞同，说这是今后我们的一个行动纲领。我说给老人，老人欣慰地笑了。我知道，这11条是他晚年自觉地结合斗争实际，学习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最高成果，是他一个战士关心未来革命的最终思考，是他热爱人民的最后贡献，也是他对战友和同志的最后寄托。事实证明，老人的11条，是完全正确的，是很光辉的。

7月2日，我和老伴去看他。这时，他已经行动不便，只能躺在躺椅上和人谈话。因为每次他都有新的东西教我，我总是静心去听。我把座椅向他身前靠了靠。他招手让警卫员回避一下，接着就狠批我：你是不是也赞同那个“声明”，（指网上那篇《关于当前形势的几点声明》）不搞点“左”的就不是革命派？他看我思想有准备，就讲道理说，敌人作对的事，我们不要去批他嘛，不要事事都和人家对着干。有些事，如台湾问题，看不清，就先放一放嘛，然后他说：你现在办的这份内参，是代表我们这几个人办的，要慎重，不要出偏差。我知道，老人对这份内参非常重视，有时亲自写文章，更多的是出点子，如去年批《遗嘱》，批“八字方针”，都是在他主导下进行的。他听说大家认可这份内参，说：“现在没有人这样宣传。”我理解就是要大胆地、正面地、全面地宣传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一理论才能说明当前中国社会问题，才能武装人民，开展反复辟的伟大斗争。我正在低头思索，老人让女儿魏平拿出3000元钱给我。我拒要说：我现在不是穷光蛋，有大家支持，不需要。老人瞪了我一眼，说：我就不能支持一点？我知道，这是老人的一点心意，我不能违。我接到手，沉甸甸的。我怀疑，我能掂出它的分量。

7月20日，我和老伴去看望魏老。这时，医院已经实行了迎奥运的管理办法，每次只允许两人探视，且要留下身份证。因此，排队的人很多。魏平怕我进不去，把旁边的一位病人的名字告我，这次还真的用上了。我一进病房，魏老就叫我向他谈网上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然后对我说：前几天，我给我的家属写下几条，他们看了说有点新东西。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也看看。魏平给我拿过一本16开的大本子，我一看，是老人在病中写的日记。七月八日这一天，老人写下五点人生感悟：
（1）对于历史：历史是有其严格的规律，但其表现进程却是混乱。任何时期均为如此。一切战乱、革命等都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如此，今后仍如此，绝不会像书生头脑的思维那样井然有令地进行，以后仍会这样。

（2）对领袖的判断：其基本点在于看其是否忠于劳苦大众和马列主义原理。对任何伟大人物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完美、无缺，不出一点失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个少有坏人和“否定一切”的“四人帮”。他个人也有误信、误判，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我们对此不可讳言，但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应当肯定，不应否定。因此，文化大革命必须基本上肯定是正确的。

（3）对林彪、邓**：这两个乘机篡党夺权的坏人，必须戴上叛徒的“帽子”，不得翻案。
（4）对共产党员：我认为他必须是忠于共产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忠于劳苦大众和相信阶级斗争的，并愿为此牺牲生命。以便推动历史前进。

（5）对人生成就和遗憾的看法：只要对劳苦大众有所贡献，不论功劳大小，都是有价值的。个人主义虽有积极性，但我一向鄙视，认为一钱不值，今后仍然如此。没有任何遗憾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看完以后，我立刻想起鲁迅的七条：（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2）赶快收敛，埋掉，拉倒。（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4）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两位伟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留下了他们各自时代人生感悟最珍贵的遗训。其共同点是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贯彻始终，不同点则是时代和斗争的环境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老人拿我当亲人看，我也从日记上抄下一首诗，向老人表示读后的心境：夜尽欲晓看东方，师病我忧谁领航？万般教诲一句话，自信人民有主张。老人看后说：留下，做个纪念。

8月2日，我和老伴第三次去看望魏老。这时，魏老已不能下床，只能躺在病榻上。一点饭也不能入口，只能喝点营养液。我站在榻前，魏平说：“爸，你看谁来了？”老人睁开眼，笑了，说：“我的好兄弟！”魏平说：爸好几天说，你给肖叔说，我很好！一听说你要来看他，他就高兴了。这时，医护人员要给他打针。他情绪突然变得焦躁不安，一点也不愿意和医护人员配合。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并且突然骂道：“妈的，你们给我打什么东西？”可能是药物起了作用，他静静地睡了过去。魏平流着泪说：肖叔，你们走吧。

路上我想，老人原本身体魁梧，虽有心脏病，但护理得很好。自从遭受那个老板的无端打击后，不但不给老人平反，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媚上昧心，还对老人采取极不公正的态度，不断以组织名义到家里和老人“谈话”，限制老人外出活动，拿网上的文章要老人承认是他写的，等等。老人虽义正词严地把他们轰走，但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长此以往，怎么不会得癌症！我每每接到老人这种电话，深感对老人的身心摧残太大了。回到家，我不由得在日记上写道：“一句‘好兄弟’，夺我眼中泪；人妖加病魔，折磨恩师罪。惜哉一代英，就此离人世；痛哉我恩师，生命诚可替？扫除害人虫，公祭告魏翁。”

8月17日，我和老伴再去看望魏老。老人正在入睡。大女儿魏欣说：老人为和我见面，昨天晚上吃了两片安眠药，睡了一个好觉；今天中午，又吃了两片，睡了一会儿。我抽空要来日记本，抄录“人生五点感悟”。我快抄完时，老人醒来了。他一见我，就笑眯眯地举起左手，（右手已不能动）我赶忙伸出右手，和他紧紧相握。老人很快就痛苦地说：你看我现在这样。他掀起被子，叫我看他胸前插的各种管子。他说：我焦躁不安，我要继续战斗，我不当叛徒，我要继续革命啊！你要把我列入战斗行列，把我的思想捆绑在21世纪的战车上，我要和人民一起战斗！我说，你仍然在战斗，你没有脱离岗位。你后面有千百万的跟随者。老人的话，完全体现出一位永远处于前沿阵地的革命战士渴望战斗的情怀。我说，晚年，我能结识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有你的指导，我就有了主心骨。老人开心地笑了。然后，老人非常认真地向我交待几件事；怕我听不明白，又问：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说：你放心，我听懂了！我要像你一样，继续革命，不当叛徒，请你老放心。老人一再叫女儿给我沏茶，这时还问我喝了没有。老伴端起纸杯，我喝了一口，老人才安下心来。老人一再称我是他的好兄弟，我好亲切啊！医院门口有人催进，我和老伴只好向老人告别。老人还是伸出他的左手，让我紧紧地和他相握。

8月24日，喧嚣的奥运会终于结束了。我想，再去看望老人一眼。不曾想，第二天一早，噩耗就传来了。我惊异，现代医学就能这样随心所欲地掌控人的生命？！老人走了。如果说毛主席是带着预言式的忧思离开人世的，那么，魏巍同志则是带着对资本主义复辟现实战士般的无比愤懑而走的。我从魏巍同志身上常想，一个人一旦被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那他的生命之光就是无限的。

魏巍同志为什么会攀登上这一理论高峰？我看有三条：

一是他始终坚信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探索是正确的；二是他敢于运用这一理论对“改革开放”进行观察和批判；
三是他始终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一边，为他们着想。

魏巍对毛泽东的认识，就是我们第三阶段认识的活样板，魏巍的道路就是我们千百万战士应走的道路。

让我们以魏巍为榜样，在毛泽东主义的新高度，认识伟大领袖毛泽东；把这种认识化作战鼓，像魏巍教导的那样：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大旗，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