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
第一节 党政军高层陪同毛泽东召见
据毛泽东主席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听取了中央碰头会成员情况汇报，议论之后决定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
7月28日，这是一个多么巧合的日子！1966年7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召见工作小组时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参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在大会堂和一万多与会者受到毛主席接见。
两年后，又是7月28日，毛泽东又点名蒯大富。他如此不争气，真让伟大领袖爱莫能助！毛泽东召见谈话五个半小时，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全程参加，而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四人到人民大会堂时，这次只允许进到西边侧门的过道里等候，很自然地议论起当天清华发生的事情。
王大宾义愤地说：“清华开枪打死工人！”
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出来问：“都来了吗？”他们说蒯大富还没来。
谢富治说：“不等了，进去吧。”
他们跟在谢富治后面向里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回答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用手把韩爱晶卷在膝盖上的裤脚抹下来。谢富治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走到湖南厅门口，毛泽东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出现在门口，四个人向毛泽东主席问好。
毛泽东说：“都是一些年轻人。”与黄作珍握手时，还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毛泽东要大家坐下，围成大半个圆形，座位旁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
陪同毛泽东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黄作珍、吴德。各位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泽东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毛泽东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泽东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井冈山414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清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要紧。”
毛泽东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66年9月23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泽东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韩爱晶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姚文元总把头翘得高高的，自以为水平高，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少了、搞武斗的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泽东说：“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韩爱晶说：“我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3月24号、27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青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二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泽东：“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泽东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恩来。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泽东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这时，韩爱晶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前途问题，说：“主席，文化大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三年。”
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毛泽东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泽东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韩爱晶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泽东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泽东说：“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会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韩爱晶说：“我有错。”
毛泽东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泽东说：“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们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泽东说：“414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嘛？我们骂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泽东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泽东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泽东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泽东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泽东：“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红十字会秘书长。”
毛泽东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414，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泽东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毛泽东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泽东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泽东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
第二节 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见到毛主席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谢富治忙站起来出门去接。
差不多早晨七点，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他把手枪放在汽车底下，下车走向大会堂台阶。
蒯大富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的身上很脏啊，头天下大雨了，光脚穿着塑料鞋，裤脚卷起来，当时很脏的。
后来我就上了台阶，我刚走到上面看到两个警卫战士站在那儿，有个战士就过来了，问：“你是谁？”
我说我是蒯大富。他又问：“干什么？”
我说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他就说那你等一下，我先向上级报告。另外那个人就说：“你身上有枪没有？”我说没有。我把衣服往上一翻，夏天就穿一件衬衣嘛，往上一翻肚子都露出来了，因为那时很热，我就表示我没枪。
正说着谢富治就出来了，我一看谢富治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谢富治对我也非常好嘛，所以我就像家里的孩子被外面的人打得落花流水回家见到了爹一样，我就哗哗直流泪，谢富治就说你跟我走，还帮我把裤脚放了下来。
这次我是从西面台阶上去的。平常我都没有从西门进过的，都是从东门、南门上那个会议厅的，那个西门是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后来才知道这是湖南厅，出去走的路程不短呢，我进去以后给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什么呢，一屋子的人坐得满满当当的，全都穿的白衣服。我刚一进屋，韩爱晶就对我喊了一声：“老蒯，主席在这呢！”
韩爱晶回忆说：
实际各位并不都是穿白衣服，蒯大富处在情绪失控状态，目光茫茫。当时谢富治出去接他，往118厅门口走来。毛主席起身走到门口，大家跟在主席后面。我紧挨在主席右侧，赶紧提醒蒯大富。这时蒯大富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今天早上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十万工人，严严实实地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工人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同学们又出去跟他们讲理。鲍长康、潘剑虹都被抓走了，他们把人扔到汽车上。
我对着蒯大富说，不要胡说，工人是毛主席派去的。
毛泽东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泽东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他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见到毛泽东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泽东是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慢慢说。”
服务员就给蒯大富端了一把藤椅过来。
然后大家又在118厅坐下来，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他坐下来还继续向毛主席告状。
毛泽东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泽东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泽东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泽东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说：“从去年开始。”
毛泽东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毛泽东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泽东说：“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泽东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浦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泽东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泽东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毛泽东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地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泽东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毛泽东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毛泽东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地给我表个态。”
毛泽东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泽东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414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泽东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做得好一些，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毛泽东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泽东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群众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泽东说：“414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414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414也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414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泽东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几个小时过去了，谈得差不多了。韩爱晶突然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韩爱晶话音一落，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他竟然问出这种问题，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他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泽东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泽东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泽东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大家围到毛泽东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韩爱晶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泽东主席的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他们五个。
他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他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
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泽东说了一会儿，五个头头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主席走了。
五个人又一次跟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泽东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从湖南厅出来到门口，谢富治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们都不检讨！主席发了很大的火，你们都不知道好好做自我批评！”谢富治说得很中肯。
蒯大富回忆说：
我还是庆幸去北航得知中央首长接见，晚去三个多小时，还是在毛主席那里有一个多小时。那次要是见不着啊，就永远也没机会坐在一起说话了。毛主席不可能这样近距离再接见一次。那真是走运！正好赶上了最后的时间，毛主席也是拖着。
哎呀，这次见毛主席啊，那最真切感受主席也是人啊，不是神啊。这次就真正近距离地接触了。
我们那时候经常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嘛，韩爱晶见主席出来以后还翘着大拇指说：“今天我们这个可是最高最新指示了！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了！”
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领着聂元梓他们五个人到休息厅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给谢富治端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个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算是特殊待遇。
饭后，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大冢围在一起，韩爱晶执笔，一齐整理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几个人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泽东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被放出来，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原来蒯大富去市里找领导的时候，鲍长康把一个解放军干部强拉进静斋，换上这个干部军装往礼堂去，被扣了。学生扔手榴弹，宣传队员气愤之下把鲍长康揍了一顿，又送到海淀区医院，最后被弄到市革委会地下室。早上叫起来，让他站在大会堂门口等。谢富治说：我们先去北航看看清华跑出来的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看看。
蒯大富和韩爱晶坐谢富治的车，后面跟着吴德、黄作珍、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向北航驶去。
第三节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车队开到北京航空学院。当时清华团派有六、七百人跑到北航。有的是最后从武斗据点溃散的，也有没参加武斗的人，情急之中跟着撤离清华的，都集中在北航工人俱乐部礼堂，这里成了他们聚集败兵的营地。
下车的时候韩爱晶说：“等下你们去清华，我跟你们一起去；俱乐部礼堂我就不去了。我要先见我们北航的主要负责人，简要地向他们传达一下，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接见的事呢。”
谢治富、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等从俱乐部会堂看望清华学生返来，韩爱晶和北航头头开过会了，也抓紧一起赶往清华大学。
韩爱晶回忆说：
车队到清华，先去明斋看望，之后到了化学馆附近。看见有军宣队、工宣队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站在路边。个个表情冰冷、充满仇恨、目光敌视。谢富治、吴德等领导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等控诉。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诉蒯大富团派开枪打死了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有的女工边诉边哭、边哭边诉。场面沉痛、凝重。
我站在旁边，又难过、又痛苦、又尴尬、又无奈，实在是千夫所指之窘境。
在工人、解放军仇视的目光下，谢富治领着我们进到化学馆，我们从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只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痰，就像电影里战争结束后的画面。
刚上楼，任传仲等武斗负责人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战士像一群遭受劫难的农妇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治富、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
任传仲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眼前的场景又神圣又悲惨，真情真泪，魔鬼亦难重新造就此种复杂境界和荒诞。
他们还在梦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队、军宣队。他们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大的灾难！
大家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宣队、军宣队的同志们。
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开会。
我又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几十个团派人员，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老团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我委婉地说明，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
我的话显得不中听、不受欢迎。团派学生处在情感惯性中，梦还没醒。
当天下午，丁国钰分别给我们五个打电话，他说：你们整理的稿子原来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改成召见，好不好？
我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
当天，毛主席召见谈话五个半小时的消息已经传遍北京高校、机关、工矿。同时也已经传到外地大中城市。从此，这次谈话多称为“毛主席七二八召见”。
大学里还正在谈论清华七二七流血事件，传抄毛主席召见谈话稿，而工人、解放军处在压抑和愤怒之中。
清华校园里，得到毛主席接见蒯大富的消息后，团派似乎得到了鼓舞，固守9003大楼的团派还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把“蒯大富”二个字写得大大的。
工人们极为愤怒，强压内心的不满。要不是靠毛泽东的威望维持着，那工人真会把蒯大富等人打成肉饼。工人们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人们纷纷提出质问：工人阶级到清华制止武斗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愤怒的工人把怨气发到团派群众身上。28日那一天，只要楼里有学生出来，工人们就围住问，是老团还是老四？是老团的就揍一顿。
可是直至7月29日，团派在9003大楼的学生还处在战备状态，楼顶架着望远镜，楼角架着土炮，窗口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一直到7月30日中午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才撤出，这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
同一日，在市委会议室召开北京市革命委员全体会议，谢富治主持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召见的重要指示。会后，一群情绪愤怒的工人代表把蒯大富团团围住，其中有的是市革委会的工人常委、委员，和蒯大富很熟的，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光华木材厂、北京起重机厂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前往北京市革委会，揪住蒯大富不放，要跟蒯大富算账。有的工人指着蒯大富说：“你们开枪打死工人，倒有功了，还受到毛主席接见。我们去拆除武斗工事，要你们不搞武斗倒挨子弹。死难工人家属不答应！我们工人都不答应！”
工人把蒯大富带到一边，要求蒯大富签字认罪，蒯大富狼狈不堪。
下面是1968年7月29日蒯大富向工人宣读的书面检讨：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毛主席身边的首都工人阶级数万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宣传七三布告和最新指示，帮助清华革命师生员工落实七三布告和最新指示。首都工人阶级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对革命小将的无比关怀，来清华制止武斗，这完全是一种大好的革命行动。
我们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但是，我们清华井冈山的负责同志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极其错误的态度，并进行武斗，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完全是犯罪行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对毛主席的最不忠！
在这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特别向首都工人阶级中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牺牲的几位工人同志的家属低头认罪，致以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清华大学发生长期武斗，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正常秩序，损害了大量国家财产，引起首都工人阶级极大的愤慨。
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肩负着首都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落实主席思想、执行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封存武器，保护我校革命师生员工，这是对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兵团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造成极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感到无比的痛心懊悔，实在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首都工人阶级，再一次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首都工人阶级保证，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一定不辜负首都工人阶级的期望和爱护，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无条件拆除一切工事，上交一切武器，将挑起武斗的少数坏人揪出来，条条落实七三布告，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永远做首都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做劳动人民的一头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先作一个简单的、不深刻的检查，请工人同志严厉批评和帮助。
蒯大富1968年7月29日
1968年7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的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
7月31日晚，谢富治、吴德和新华印刷厂军代表又来到北航俱乐部，劝说还留在那里的几百名团派学生和工人回清华。谢富治讲话说：
清华井冈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执行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他们的小爬虫王关戚进行了斗争，你们是有贡献的，特别是跟刘少奇和他的特务老婆斗争，你们是有功的，有贡献的。你们这些我们都赞成，都支持，而且是一贯的。
激动的团派学生高呼：毛主席为井冈山人撑腰，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
接着，谢富治高度评价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行动。他说：
这个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他们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完全是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按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精神办事的。
这时谢富治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向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向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致敬！
后来，谢富治批评说：
这次你们犯的这个错误可不小，犯了错误不要紧。毛主席最近讲，小将犯错误，是上帝允许的，但是犯了错误要改，不能屡教不改。你们搞武斗，脱离了工农兵，脱离了广大群众，清华同学统统回清华，正常搞四大，不要武斗。
谢富治讲话以后，新华印刷厂军代表讲话，劝说这几百名团派学生和工人返回清华。
笔者认为，在清华团派打死打伤工人之后，毛泽东心中明白：工人、解放军的愤怒与不满必须化解。更何况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工人、农民、士兵的地位远速高于大学生。
8月5日，正巧巴基斯坦外宾送芒果给毛主席。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吃。要汪东兴同志送到清华大学，给八个团的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
消息通过电台和报纸传遍北京城，迅速传到全中国。
首都：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和清华大学师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连夜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总算找到一个话题来表达毛主席对工人的感情了，《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特大新闻报道了这件事。芒果一下子成了圣果！工人敲锣打鼓迎接、分送芒果。
这当然不够，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尽管是批评，但这个荣耀和影响让工人、解放军气愤难平！工人要见毛主席才行！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8月1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分两次接见了进清华的三万多宣传队队员，并在主席台与工宣队负责人、工代会负责人合影。新华印刷厂工宣队负责人张献忠、首钢工宣队负责人马小武等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报纸刊登毛泽东接见工人的大幅照片，广播、电视反复播报毛主席接见工人的新闻。北京沸腾了，敲锣打鼓、鞭炮轰鸣、彩车川流不息。毛主席接见工人的照片印制成大幅彩色宣传画张贴在办公室墙上。芒果的模型放在玻璃框里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这下工人才觉得扬眉吐气了。整个北京处在巨大变动之中。整个社会气氛开始变味了。
8月16日凌晨，工人宣传队要求清华两派组织都撤消，成立联合的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宣布宣传队长期驻在清华大学。8月18日庆祝清华大学井冈山革命大联合。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毛泽东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写了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毛泽东还在姚文元文章中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泽东总算解决了大学生主导运动的局面。形势如漫天风云，红卫兵学生头头如同几片小树叶在狂风中震颤。
毛泽东的脚跟是站在工农兵一边的，心是跟工农兵连在一起的，他不会让工人受委屈。文革中这一又偶然又必然发生的流血冲突使毛泽东在运动中从依靠不成熟的学生转向依靠工人和解放军。工人形式上占领了上层建筑，但实际上，离真正占领还远着呢！更有甚者，从姚文元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创造了一个新词汇：“臭老九”。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后加上“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摇摆不定、好走极端的知识分子被镇住了，外地造反派被打下去了。不管是抓还是压，总之北京走向了稳定，全国形势也很快走向了稳定。除台湾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几乎军人当政，一时稳定，埋下隐患！
1968年9月7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大会上周恩来讲话最后说：同志们，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战斗的敬礼！
最后周恩来高呼：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中国人民公社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红卫兵万岁！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周恩来的讲话意味苦涩：“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确实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记下这一功，这不是单单对聂元梓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当然，紧跟着还有很多大字报起来了，四大运动紧跟着就推动起来了。紧跟着，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同志，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轻看了他们的作用，不能否定当时王光美对他们的压力。当时我很清楚嘛！当时他受了很大的压力，禁闭，迫使他们进行绝食。因为当时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正在开着。那时候我奉命去谈话，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去解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压迫的一伙人。所以，这两个有代表意义的学校，在北京成为代表不是偶然的。当然，选有其他的学校了。为什么形成五个学校比较出名，就是因为当时受压迫比较多。北航也好、地质也好，是当时受压的。这种情形形成当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运动。青年知识分子通常是在革命运动中起带头的作用，点火的作用。
同志们！我要为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说几句话。红卫兵不仅是初期有那样的丰功伟绩，我已经说了，江青同志在九月七日大会上已经讲过，就是在中期，去年这个时期，解放军缺乏经验，又是担负这样繁重的“三支”、“两军”的任务，红卫兵小将这一冲教育了军队，我看有很大好处，应该感谢他们。武斗也不是每个学校都武斗。”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利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想到过。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在社会上有坏人。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又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第四节 刘少奇和蒯大富命运大转折
蒯大富回忆说：
1968年的国庆节我们还上天安门了呢，但是我们的位置已经偏了，在边上了。当时是工人为主了，工人们占主要位置了。在天安门城楼东边，有个工人师傅叫我：“蒯大富，过来！”
我就过去了，他们有点想给我难堪的意思。一群工人要我背诵毛主席文章《纪念白求恩》，我当场就给背下来啦。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
国庆以后，还是办学习班，一直办到11月底才结束。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上层建筑也占领了，在1968年的工宣队进校到年底之间，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那个时候我还在学习班，每天早上七点我带领两派头头出操，喊口号1—2—3—4！每天跑步唱歌啊，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打倒叛徒、打倒内奸、打倒工贼刘少奇！
蒯大富同班同学陈桢祥回忆文章说：
工宣队进校后，结束了清华的武斗。我们接到通知，返校等待毕业分配。大家又重新坐在一起了，鼎鼎大名的“蒯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清华大学革委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居然久违多时和我们也坐在一起，只是此时我不时听到的是老蒯的感叹声一一泄气声，“咳！咳！”声不绝于耳。
历史的节点有很多巧合，1968年11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搞武斗的蒯大富毕业分配离开北京。十五年后，追究蒯大富反革命罪岂不太荒唐！蒯大富带着学生游行喊口号能把刘少奇打倒吗！
当时中央下达文件，68届的学生毕业分配。工资从1968年12月1日起算，但必须12月31日之前到各单位报到。蒯大富12月26日离京。
1969年1月28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张荣温为主任，尚未毕业的团派总部委员陈育延和414的沈如槐成为清华革命委员会委员。新华社讯：“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