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被打成“五·一六”，伟人逝世更艰难
第一节 派回北京采购竟然惊动总理
18岁时蒯大富从苏北农村考进清华。五年不平凡的大学生活结束了，蒯大富把功和罪留在北京。23岁的蒯大富安全降落到民众之中，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早在蒯大富离开北京之前，他和附中刘刚的爱情也划上了句号。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此之前，大批北京中学生就已经开始奔赴延安、山西、内蒙、云南等地当农民。刘刚是清华附中学生，她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山西。
1968年8月初，蒯大富和刘刚分手。蒯大富说，刘刚曾经是他心中的太阳。革命大潮让蒯大富和刘刚走到一起，革命大潮又让蒯大富和刘刚分道扬镳。
蒯大富回忆说：
我被分配去宁夏青铜峡铝厂。1968年12月26离开清华，月底到宁夏青铜峡铝厂报到。我们进工厂就拿一个月工资，加上补助。有五十六块钱，挺高兴的，五十六块钱当时很值钱了。
1969年1月份，到铝厂上班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厂搞广播室，要到北京768厂去采购扩音器材。铝厂革委会主任听说我清华校友在那里掌权，不容分说叫我和广播台管设备的工人到北京出差。
我们两个赶到北京，在冶金部招待所住下。我们到768厂找到校友只谈一次，人家就同意了，按清单把我们买的器材全部给准备好，装在木柜里。事情办好了，我们准备在北京再呆几天，虽说离开北京刚刚还不到一个月，还是想念，我还真跑到清华去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说：蒯大富分到宁夏去，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没有向我们报告。但是呢，接受工人再教育嘛，不要让他当采购员嘛，这样不利于他的成长。
总理的讲话马上就传到冶金部，冶金部马上找我们厂，厂里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师傅。他说赶快走，赶快走！
我说刚来就走？他说事情办坏了，赶快走，离开北京，离开北京。
在北京前后大概只呆了三四天，本来准备呆一个礼拜的。一出北京那个师傅就告诉我说：中央有话，你到北京总理知道了。总理批评我们厂了，说不应该让你当采购员，不利于你成长。
其实呢，一出北京城也就没事了。我们到包头玩了好几天，1月份大冬天的，我发现包头的女孩特漂亮，这给我留下特深的印象。包头大街上走的那女孩，哎呀，怎么这么漂亮！那个蒙族人，眉清目秀的那种感觉特别深刻。
谈到自己毕业分配的事，蒯大富说：
迟群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别人，肯定要向中央报告一下，说大学生毕业分配，蒯大富怎么办？他才不管呢，也就他敢！
韩爱晶谈过蒯大富毕业分配去宁夏青铜峡的事，他说：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对我讲：那些死难工人家属要找蒯大富偿命。经过反复研究给蒯大富找了个稳妥的安身之处，让他去宁夏。
第二节 塞外良缘
蒯大富被分在电解车间当电解工人，他身强力壮应付自如。远离政治是非，大西北塞外姑娘的纯情和健美令人神往。没过多久，电话值班房小李姑娘给蒯大富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白天上班，晚上就和小李姑娘约会。小李上夜班的时候，蒯大富就悄悄潜入值班室，爱得甜甜蜜蜜。
蒯大富在宁夏青铜峡铝厂干活很卖力，与工人关系也非常融洽。
蒯大富回忆说：1969年9月份，我的祖父病重。那时候一年探亲假只有12天，我们厂长专门批给我一个月假。我大概是9月9号走的。10月9号返回厂里。
我先回的家，看望爷爷和父母，在家就呆了三四天。那年头一到冬天大兴水利，挖河修渠。路过河边，一个乡亲说那是蒯大富，民工们放下活计，蜂拥围来，看三司令。有的乡亲说毛主席是红司令，二是周总理，三就是三司令蒯大富。周恩来和蒯司令都出在苏北。
韩爱晶写了封信给我，他进北航五年没回过家，让我无论如何顺便去看望他父母家人。我就绕个路，到了韩爱晶家，他爸妈当时还在五七干校呢，听说我来，就赶回来了，我还见到了他插队的弟弟。我和他父母交谈，我发现老人挺好的。文化革命初期，挨当地造反派批斗，经过那么多的磨难和曲折。我一听就觉得他们不反对毛主席，他们更不反对社会主义，你说全中国那么多干部谁反对？
当时我的一个特殊感觉是很懊悔。我说我在文化革命中要是早和老干部谈谈，就不会整那么多人。
到北京就是10月初了嘛，谢富治还见了我。他说：你怎么不早几天，你早几天来我带你去见毛主席。
我说本来是想国庆节前来的，但国庆节前根本就进不了北京城。
第三节 人大代表没当成反遭审查
蒯大富人到了宁夏，命运之根却留在北京。1969年4月5日，毛泽东说：“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到1970年4月，还让蒯大富当北京市人大代表。
蒯大富回忆说：1970年的4月份，中央准备开四届全国人大。我们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说：北京让我们讨论蒯大富能不能当四届人大代表。
主任说我是北京的代表，但还是要宁夏厂里同意的。这本来和他们也没有太大关系嘛，他们就同意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中央还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给我一个委员的位置。
此事说明，到1970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要蒯大富的，可是，半年后就出事了！
蒯大富回忆说：
1970年10月17号。厂里干部找我说北京打来电话，通知我去北京准备参加四届人大。领导和工友还挺隆重的，热情地把我送到银川火车站。
当晚我一个人到银川，下了火车住在一个宾馆里。时任宁夏革委会主任的康健民少将派车接我到他办公室，说了些勉励的话。
第二天坐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苏联的伊尔客机。全程4个小时，途中在包头降落，又飞北京。
北京机场有人在等，大概是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车把我送到市革委会。在一个小会议室，晚餐有人端来一碗面条。让我吃了等着。
后来清华来了一辆车，说有点事，接我到了清华。我又在一个办公室等着。晚上7点左右，8341的迟群、谢静宜，海军刘承能，工宣队柳一安，干部刘冰，当时清华党委主要领导都来了。迟群第一个发言，开门见山：我代表清华党委，你蒯大富，隐瞒有重大问题没交代。党委现在对你宣布隔离审查，你表个态吧！
我都蒙了。我说我没有任何重大问题没交代，但是，我服从党委审查。他们走了。有人把我带到早准备好的房里关了起来。从此我被隔离审查、批判斗争、监督劳动，直至被逮捕判刑送往青海，失去自由十七年。
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压力。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隔离的地方共有两间房，有工宣队师傅管理。第二天专案组就要我交待以前隐瞒的重大问题。我说没有其他东西了。他们说我固执。我急坏了，喊得好凶啊！
清华大多数人都知道，1967年夏天北京出过一个秘密组织五·一六，实际就几十个人，早就抓起来了。这回硬是靠高压、靠逼供信，大面积乱抓五·一六。听说清华下面反应很大，说蒯大富是全国人大代表，凭什么给他搞隔离审查啊？
迟群头大了，在大会说：有些同志说蒯大富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怎么就隔离审查了，我跟你们说，不管他是什么人，如果他牵涉到五·一六的问题，我们都有权隔离他！
迟群那狂妄啊，后来1971年的时候，就宣布蒯大富四届人大代表资格经合法程序已经被取消了。四届人大拖到1975年才开。
迟群找我谈过好几次，我跟迟群真正较量了一番。迟群就是把我当作五·一六分子。他拍着桌子喊：难道这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那么多人都交代你发的表，你发展他们参加五·一六。
我就说：迟群同志，我不管那些人怎么说，他们参加不参加五·一六我不管，但说我蒯大富发的表，那肯定是假的。你在我这儿根本一点希望没有，你别想攻克我，他们肯定错了！
我坚决不承认，我说清华没有五·一六！一个都没有！
审查搞到1970年12月，还开全校批斗大会。让我坐着，让我揭发交代。再就是搞政治攻势，召开一两万人的批斗大会。那时团派总部委员差不多都被从外地带回清华隔离审查，迟群让他们上台当场揭发我。专案组让他们几个人轮番上台指着我说：蒯大富！你是五·一六，你发展我参加五·一六，把我拉下水。我坚决和你划清界限！
群众不相信，我笑笑嘻嘻的。任传仲这个人真正是个叛徒，搞武斗最凶的。他上台说：蒯大富！你是五·一六，你在搞阴谋！在清华发展庞大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我说你们莫名其妙！我发表给你们填，我不可能忘记嘛。我说根本没这回事！
回想文革时身边的极左分子，往往就是投降派！
迟群用抓五·一六的办法，想把我们彻底搞死。在清华抓了一千多五·一六分子。这下有理由了，说明我反动的阶级本性。莫明奇妙，我总觉得他们不道德嘛，他们心虚。不过鲍长康、马晓庄和潘剑虹等人就没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
后来迟群他们变得更荒唐了，狡辩说五·一六不要什么文字东西，有罪行就是五·一六。什么罪行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革委会，炮打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指向就是五·一六。
清华大学就是没整出一个真五·一六分子。我心里有底，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五·一六分子。再说我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什么名气没有。没有真凭实据，就定不了案。我根本就不理他。我心里认为真想动我啊，非要毛主席知道。
谢静宜还比较讲政策，比较人性化，清华的老百姓对她不怎么反感。对迟群，没有哪个不对他咬牙切齿的。他趾高气扬的，在8341是副科级，后来当宣传队的负责人。他能直接给毛主席汇报哇。他根据毛主席的要求，把他写的总结报告给毛主席看。他写的那些东西往往就适合毛泽东口味，主席批到全国去了。
于是我就给周恩来和江青都写了信告迟群，告不下来啊。
笔者认为：蒯大富心里盘算的不无道理。但蒯大富还是把中国的政治斗争想得简单了。1970年4月，还让已毕业分配到宁夏的他当北京人大代表，只有中央高层有权这样做，怎么到年底就被带回北京隔离并打成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了呢？是迟群胡作非为么？蒯大富说真想动他蒯大富啊，非要毛主席知道才行。
当年蒯大富和几百万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抓成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关于五·一六集团的成立与活动，本书前面做过简单介绍。实际就是从1967年5月到1967年9月，前后四个月，人数有几十个，能量较大。后来怎么会在全国抓几百万五·一六分子呢？
官方较早批判五·一六的是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那是在1967年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学生代表的会上。随后，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中有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一一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这段话中黑体部分是毛泽东修改这篇文章时加的。）
1967年9月毛泽东还在谈话中说：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1967年9月，五·一六头子张建旗等学生也都被抓进牢房，后来放了一部分。事情要说简单就这么简单。其性质呢？就是极左派的学生认为，要真正领会毛主席1966年516通知革命精神，文化革命下阶段主要矛头是打倒周恩来！他们的武器也是大字报、小字报、传单等印刷品。没有杀人、行凶、纵火、放毒行为。
1967年周恩来讲得也很策略，指出打击面不要宽。
当时对五·一六集团的处理基本是正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很好地抓住这个问题对北京和外地的学生进行批判极左思潮的教育。一些极左派头头还在影响学校运动的健康进行，包括一些军队代表在学校领导运动时，对批判极左思潮，的确做得很不够，尤其在外交系统和外语学院这个问题更严重。当时那里也是两派，极左派头头大部分在地派，这就引起部分师生的不满，他们就想办法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甚至“告御状”。实际告状的是天派。
正巧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和毛泽东的英文教员章含之都是站在反极左一边的。她们“告御状”很方便。
据北京市工代会李阜生先生的资料介绍：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以后，北京市59所大专业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章含之认为，军、工宣队进校后，支一派，指“六一六”，打一派，指她参加的“红旗大队”，从而保护了包括给周恩来贴大字报的“六一六”组织等。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解决外国语学院问题，周恩来找谢富治谈过。外国语学院的工宣队是五建的，军宣队是海军。
1968年，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组，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太大动作。
此后，章含之被调去参加“九大”翻译报告文件。“九大”结束，她回到学院后，发现她向毛主席反映的问题并未获得解决，还有不少同她一层的人被专政和管制。于是她和她的同事再次联名上书。毛泽东做了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外语学院。”毛泽东决定让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
毛泽东对信做出批示之后，谢富治比较被动，他做了自我批评。谢富治很清楚，“五·一六”只有几十个人。
1969年6月28日，周恩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说：“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得很快；主席抓得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得准。
1969年5月，1970年2月毛泽东还先后强调：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但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认真对待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了。
1969年底中央高层开始动真格的了，大抓五·一六的狂风就是从这时候搞起来的。江青、纪登奎、周恩来先后在不同的会上提出抓五·一六。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周恩来还说：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
江青说：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首先指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文件表明中央有人在起风生事，堂而皇之在中央文件上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五·一六”黑后台，把抓“五·一六”变成瞎胡搞！岂不注定成为历史的讽刺吗？
外交部等单位逼供信，武斗致人死伤，还不过瘾。
1970年，北京抓五·一六搞得昏天黑地，高潮阶段有人怀疑大专院校学生领袖是不是参与了“五·一六”这个事情，涉及到蒯大富，并极力向上反映。毛泽东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既然有怀疑，把蒯大富叫回来问问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问问，可以理解为弄清楚。而清华迟群就把蒯大富骗回北京，宣布为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关起来一整六年，既不做结论也不放人！
1970年11月，周恩来说：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基层单位大搞逼供信。李阜生在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
北京市原华北金属结构厂革委会主任袁景城，他是一名转业军人，1939年出生，大学毕业。1969年初，他的名字还被列在北京市出席“九大”的党员代表名单上，后因要增加女代表的比例，才改换本厂的一位女民兵，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清查运动刚开始，他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在隔离期间因不堪虐待剖腹自杀，结果被送到医院缝合了刀口，又被抬回了隔离室。“五·一六”分子自杀是抗拒运动的表现，专政学习班对这类情况不会表现出任何的宽容和同情，反而打击得更加严厉。后在一日凌晨，他逃出隔离室。爬到厂区最高的一座大烟囱顶上。全厂职工闻讯，都跑到大烟囱的四周围观。他的爱人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哭得死去活来，他在烟囱顶上呆到深夜十二时，最终跳进了烟囱里。该厂许多职工亲眼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
毛泽东未必了解下面的实情，但他还是从一封反映情况的群众来信中看出一些端倪。老人家立即拿起红铅笔在信中作了如下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吴德这些人，对于抓“五·一六”兴趣极大，对注意政策没兴趣！毛泽东年迈体弱也管不了那么细了。
至于迟群，落实毛泽东指示把蒯大富叫回来了，这没什么不对，但对于全国大抓“五·一六”，他有两方面责任：第一、在清华搞逼供信，捕风捉影，扩大化，这就造成很坏的样板效应；第二、迟群是中央抓“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对全国扩大化也有严重责任。
北京大抓“五·一六”，全国大抓“五·一六”！
笔者认为：章含之给毛泽东写信，无可非议。人民群众给共产党主席写信是正当的民主权利。不过有的人写信毛泽东能看到，有人写信毛泽东就看不到。手眼通天的人能把信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做批示处理人民来信也是光明之举。可毛泽东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批示应当具体办理才对，局部不能代替全局，一个具体批示，一两次谈话与党代表大会决议相比孰轻孰重？！党的九大路线是，团结起来搞斗批改争取更大胜利！
毛泽东还有一些讲话，比如：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1971年2月8日中央发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中央决定：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照办。
1971年2月28日，林彪指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1971年3月8日，几乎最早提出保卫周恩来、反击五·一六的韩爱晶也被押回北航，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并扣上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帽子。
笔者评议说：试问抓五·一六的劲怎么那么大？一方面，确实因为毛泽东有批示，有谈话；另一方面，前两年对极左思潮批得很不够；第三方面，中共九大以后，在中央、在军队、在部委和外省市权力机构的当权者们大概认为权力分配告一段落了，自己地位稳固了。该整整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了，抓五·一六是巩固自己权力，捍卫自己政治主张，清剿异己的最佳时机，也是最好办法。
当然，文化革命，天下大乱。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都登台表演。对于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应该批判，但对于绝大多数群众组织头头应该采取批评教育的办法，尤其对于广大基层群众只能采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怎么能在全国抓几百万五·一六分子呢？
北京大抓，若干部委和省市也大抓，军队大抓，全国大抓。抓了几百万五·一六分子，结果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把本该批判教育的人甚至很好的人当五·一六分子整。全国上下搞的基本都是冤假错案。
外地抓五·一六抓得最狠的是江苏，许世友将军大刀阔斧，把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抓几十万人，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最后中央专门有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
几乎全国造反派头头，一股脑儿的挨整。北京无论天派、地派都在内，死残苦痛、冤案遍地。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
1971年，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时，毛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毛主席此时已经78岁高龄，他对下面抓五·一六搞扩大化的根源点得透透的。
狠抓五·一六的人，相当一部分就是在搞打击报复，当时中央领导人，可能只有谢富治，对于反对他的学生、工人一律不予追究，专门发文让各单位从档案中取走这方面的材料。真正至始至终、不搞个人打击报复的，谢富治算一个。
蒯大富谈到谢富治的时候说：谢富治到我们学校处理问题，做两派的工作。中午就和我们一起在学校食堂里吃饭，叫那个警卫小战士去交两毛钱，打两个馒头和一个菜，就好了。谢富治特别平民化，脚上经常穿的都是布鞋，他是上将，每月工资大概有四百多，他每个月交300块钱党费。去过他家的人讲，除了简单生活用品，几乎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
对于抓五·一六，1975年时，连邓小平都说抓五·一六数字吓人。不落实政策怎么调动积极性？
第四节 林彪摔死，抓“五·一六”难圆其说
文化革命中，政治斗争一幕一幕上演，天才的戏剧家和幻想家都编不出如此离奇的情节。中共九大之后，中央高层和军兵种，省市级领导大概以为权力分配定了。毛泽东在九大讲“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他们忘得干干净净！抓住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抓住毛泽东的一两次谈话，把主要心思和力量用到他们最想干的、也是最拿手的事上，这就是矛头向下、整人！狠整犯错误的群众。尤其是挑动派性，狠整反对过自己的人。
没几个领导人真懂得文化革命主要任务是斗批改，也不懂文化革命目的是改造人们世界观。更不愿改造自己世界观！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蒙古，机毁人亡。神话破灭，怪圈露馅！三军司令部，以及一些部委、省市一把手都卷进去了。
这些军政当权派都亲自领导大抓数以万计的五·一六分子。他们手握重权，狠抓五·一六已进行两年多，这下无法自圆其说了！按照原来抓五·一六的逻辑，这些当权派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从1971年的9月18日到9月24日，中央发文件分批传达林彪叛逃一事。
抓五·一六和刘邓资反路线打击群众有何不同之处呢？刘邓资反路线打击群众是沿用1957年抓右派的思维方法，为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把批判自己的文革造反者打成文革右派；而抓五·一六呢，是巩固自己在九大前后重新分配得到的权力地位，打击反对派，报仇解恨，打击重点也还是文革造反的平民和支持造反的干部。不过，这时的文革造反者很多是在复杂的政治运动中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的确有辫子可抓。
实权派以为，中共九大权力分配定了，没想到为了四届人大新的权力分配和治国主张之争，闹到林立果要动枪动炮的地步。要不是林彪自取灭亡，那多少万假造的五·一六分子就活该挨整了。苍天有眼，民不可欺啊！当然，伟大的中华民族传承走极端的劣根性也是造成恶果的重要原因。
蒯大富回忆说：
直到林彪摔死以后，1971年10月27号，迟群、谢静宜把我叫过去，是给我单独传达。说林彪啊叛变了，偷偷开飞机跑了。后来就谈抓五·一六的事，他就显得有些慌张了。他说事出有因啦！什么参加五·一六的事是任传仲他们瞎话乱编的。迟群承认有错了，准备结束了。意思说过几天送我回原单位吧，后来不知怎么又拖下来了。我就给吴德写了个报告，请求结束审查，给自己做个政治结论；如果暂时不能做结论，我要求去工厂参加劳动。不久就让我劳动去了。
1973年10月份，安排我到北京化工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后来这个厂改名叫燕山石化。他们开始准备把我留到车间，我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当年毛泽东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厂领导就分我到专打防空洞的战备班。
那时候宁夏每月给我寄来工资和粮票，52块钱、49斤粮票。打防空洞厂里每天还补助6、7毛钱，每月十几块钱，很当钱呢！那战备班大多是农民转成工人的。每天晚上7点到11点开山洞。双手握着风钻。上班要打二十几个枪眼呢！我真有劲，把手都打痛了。头天炸一炮，第二天清光山石再打。我一直打了5年。直到1978年4月19号被捕。已经33周岁。
虽然是监督劳动，工人师傅对我特别亲善友好。尽管累，可每晚7点到11点只干四小时，不影响睡眠。白天清闲得很。
1973年底，端庄貌美18岁的妙龄女郎刘怡和我相爱了。刘怡1955年生，1970年初中毕业。招工进石化厂当仪表操作工。家境优越，父亲是留德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761厂当工程师；母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抗美援朝去过朝鲜。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是有崇拜英雄情结的那种女孩子，她觉得我了不起，把我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
工人对我监管不严，劳动、恋爱几乎成了生活全部内容。有时刘怡和我悄悄去上房山云水洞，在钟乳石融洞里玩。当时那里还没有开发，后来成为北京一大旅游胜地。
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1975年，她怀孕了，那孩子要不打掉也很大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在化工厂这五年，北京发生很多人事与我已无直接关系。邓小平上台，还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我只是旁观。
蒯大富山中卖苦力五年，北京城里天翻地覆！有个历史人物在不久于人世之前还不甘寂寞，做了精彩表演，这就是康生！
有人提到康生这个人时感叹说：政治斗争深不可测，触及灵魂！康生素以肃反审干威震天下，文化革命时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过中央副主席。没想到他在病重治疗阶段，通过有条件见毛泽东的年轻人，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和江青历史上有问题。这件事当时没什么结果，却把康生的灵魂和品质暴露无遗！
试问，如果张春桥和江青历史确实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搞到1975年，整整十年，张春桥和江青的政治地位越升越高，影响党和国家安危，康生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他把党的事业放在什么位置？看到江青和张春桥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很得势，就不讲真话，这不说明品质恶劣吗？
反之，如果张春桥和江青历史上没有问题，康生看到邓小平上来了，张春桥和江青挨批评了，康生自己也快要离开人间了，这个时候找点历史枝节问题，落井下石以表白自己忠诚，洗刷自己文革中的问题，不同样说明灵魂卑鄙吗？
无论张春桥和江青历史有没有问题，这件事都暴露康生奸诈阴险，罕见的无耻！
是人三分对，康生一辈子肯定做过好事，但如此奸诈阴险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居高位，在毛泽东左右参与重大决策，能不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破坏吗？
当然，说康生政治品质有问题，并非说他是反革命。无论文革整人的，还是挨整的，被平反的，以及后来身居要职的，其中都有品质极其恶劣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对这种人务必要提防！
第五节 毛泽东说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1975年3月8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给中央写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二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二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消。
197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中央“五·一六”专案组撤消了，连领导小组副组长李震也莫名其妙“自杀”了。而蒯大富可能属于“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者。
政治上参与整人，如同手握双刃剑！几十年后，李震的女儿还在为父亲奔走，她说有证据说明她父亲李震是被他杀！此为后话。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文件传达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中有这样两句话：“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毛泽东正在依靠毛远新，开始批判邓小平，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江青时有批评。
社会上有人议论说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最后红卫兵成了替罪羊。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片面的，如果说不搞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包括蒯大富确实不会有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变化。既然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他们是非常重用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责任非同寻常。他们应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对人民负责、对文化大革命负责、对毛泽东负责。这也就是对自己负责。
但蒯大富这样的人世界观远远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非常严重。他们辜负毛泽东重托，甚至对抗毛泽东党中央，破坏毛泽东战略部署，给文化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准确地说，不是毛泽东不要他们，而是他们不很好地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最后被革命潮流淘汰。
在毛泽东离世前最后岁月里，这位伟大的领袖给蒯大富、聂元梓下了结论。毛泽东公开表示抛弃他们。
蒯大富、聂元梓这样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本不是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应该到工农中接受再教育，吸取教训，改过自新，将功补过。
反之，说聂元梓、蒯大富是五·一六分子，或者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那就是别有用心的了。说不定别有用心的人自己正在反对革命，或者正在背叛革命！
在毛泽东公开抛弃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清华斗争仍在继续。
毛泽东亲自培育清华大学作为教育界的样板。迟群、谢静宜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两个兵”。1968年以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尤其是谢静宜的动作，都是请示了毛泽东的。北大负责人王连龙也同样如此。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还批示：解放钱伟长。谢静宜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认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的队伍，毛泽东派谢静宜去看望翦伯赞，翦伯赞死了。谢静宜去看望钱伟长，两派都说，他是老右派。周恩来说他是摘帽右派。毛泽东说：摘了帽就不是右派。
也有人说：1970年底，清华革委会主任张荣温站不住，走了之后，迟群、谢静宜让刘冰担任党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
1972年7月，周恩来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强调不够，学校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技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大、中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张铁生的信。迟群、谢静宜们说：“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他们和毛远新热线交流。
1973年9月迟群、谢静宜就已经提出要把“批孔”作为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要把“批孔”与“深入教育革命”结合起来。
迟群等人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了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材料之一）。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这个材料发出开始。
1974年12月，迟群专程到辽宁和毛远新在“朝农”（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现场会上提出“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迟群回到学校说：“和十七年对着干，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在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确立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并说：“十七年的教育是对经济基础的破坏。”
1975年7月，当年宣传队主要负责人柳一安和刘冰等联合上书向毛泽东状告迟群。从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到1975年十个年头，刘冰几次给毛主席写信，表明他始终不理解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连工宣队负责人抑一安也不理解，出现如此严重局面值得深思，当然迟群、谢静宜自身素质也很不理想。
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迟群、谢静宜有错误，但毛泽东还是支持迟群、谢静宜。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清华教育革命问题上坚持的是毛泽东的方向，这是实质。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过“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
有人说这指的就是六厂二校。难怪1975年陈云劝邓小平不要动清华北大，说毛只有这几个地方了。
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予以转载。文章说：“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要扭’。”文章说：“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同时，毛泽东还抓北京针织总厂等六个工厂做样板。那里的宣传队也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比如，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但他们还是创造了伟大的经验，比如，工厂里建立不脱产工人组成的三级工人管理小组，探索工人群众对公有制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与监督，在政治、经济、生产、科研、分配、党政组织等方面，全方位介入。这是防止党政官员蜕化变质，坚持工人阶级民主的伟大经验。
第六节 四人帮被抓，蒯大富在劫难逃
蒯大富回忆说：
1976年1月8号，周恩来逝世我哭得一塌糊涂。
1976年4月5号，爆发天安门事件。我正巧请假去市里看病，照胸透。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没介入。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斗争演兵场，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到这里展示自己，表演一番！谁能控制这个广场，胜过控制几个省！
韩爱晶回忆说：
到1976年4月5号，天安门事件爆发。这时候我也失去人身自由五年多了。我对周恩来逝世非常悲痛，我是真心敬佩他、崇拜他。天安门事件表明“四人帮”很蠢，缺乏政治常识。
我是拥护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
我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去天安门送花圈，一方面表示对周恩来逝世的悲痛与悼念；二方面表示人民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方面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受到指使去借题发挥，制造事件，搞政治斗争的。
从电视里看到毛主席见外宾，生命力衰竭，将不久于人世，文化革命的失败也已为期不远。
1976年1月13日，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蒯大富回忆说：
唐山大地震之后，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天塌地陷，今后没人给自己说话了。厂里高干子弟不少，四人帮被抓后消息很快传到我的耳朵里，同时听说整自己的迟群也被抓起来了。我心情复杂，一方面高兴迟群的下场，另一方面看到毛主席去世，江青被抓，中央没人为自己说话了，还是高兴不起来。也恐怕国家出现动荡，新上台的中央领导人对文化革命是肯定还是否定影响着我的命运。
我又给北京市委吴德写了封信，我说审查六年了，请求结案，依旧没有答复。我还是干活、恋爱两件事。
最明显的变化，宁夏铝厂不再给我寄工资和粮票了。幸好东风厂有个副书记挺好，每月给加发些补贴和粮票。
蒯大富参加两年文革运动，审查六年还要继续审查！八年也不放！
蒯大富的爱情生活因命运波动而更迭起伏。本有可能结婚的，在清华搞文革时有附中刘刚；分配去宁夏铝厂有西北小李；监督劳动五年有美女刘怡。其艳遇丰富，却均未成正果。
韩爱晶评价文化革命说：
毛泽东主席以无比伟大的气魄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场大革命留给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无比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明确地指明了人类的方向即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方向。
人民要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任何时候对当权派都有监督权，有批评权，有罢免撤换权。这种权利靠人民团结斗争甚至造反来捍卫，否则社会就会倒退甚至反动。
韩爱晶总结文化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一，1965年5月，毛泽东说“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这本身说明文化革命的紧迫性。毛主席72周岁发动文化革命，当时毕竟和他领导解放战争年富力强的情况无法相比，而种种因素又形成毛泽东当主席的终身制，临终前也没有退居二线。文革后期他年迈体衰、力不从心，处理问题难免失误。
第二，培养领导人出现重大失误。先后选林彪、王洪文、华国锋都出了严重问题。而直接领导运动的文化革命小组也多次出问题，连组长陈伯达都没选对，没有在军官和干部中选择几个人建立文革领导核心。
第三，广大干部和党员是好的，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群众一搞批评监督甚至造反，当权派就抵制革命了。从上到下，从地方到军队阻力大，导致被真正走资派利用。实际斗争中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好党员好干部也被一步一步骗到资本主义道路上。
第四，造反派素质跟不上革命要求，个人主义、山头主义、一些极左的思想言行起了极坏作用。
第五，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由于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还不占多数，小资产阶级数量极大，在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投机性、极端主义言行有时破坏性很大。
第六，正如毛泽东讲过的，过去南征北伐敌我清楚，文化革命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很难看清，这个革命不好搞。方法和政策出现严重问题，运动一开始打击面太宽，之后整一批人，再整一批人，破坏法制，打倒一切。
第八，我想详细说，那就是对生产和生活不重视。毛主席有一篇伟大的著作叫《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在文章中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文化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住房、穿衣、吃饭、婚恋、生育、上学、就业等等问题被放在次要位置。这是共产党失职！政治战役一个接一个，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毛主席强调这些问题自有道理，而四人帮思想水平和能力不行，一搞就变味，甚至适得其反！
韩爱晶还说：我们要很好总结文革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拥护文化革命的人更要很好地总结。对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及责任我们参与者不能推卸。
比如我自己就有严重责任，辜负毛主席、周总理信任与培养。我没水平！批斗会上我还打过彭德怀元帅一耳光，给造反派抹黑！给文化革命抹黑，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
对文化革命的阴暗面，对文化革命的失败，我自己就负有严重责任！但我不是反革命！
周总理逝世，毛泽东扳着手指头在可供选择的人里比来比去，选来选去。在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上的领导人里，没有理想的人。选择余地太小，可谓无奈。而华国锋年富力强，给人忠诚厚道、各方可容的印象。似乎能团结左右，务实继业。历史给了华国锋机遇。高层各种力量斗争，有毛主席稳住，形成一种均势。华国锋根基太浅，摆个样子还行，没多大真本事。只能落得那种结局。历史给了华国锋机会，噩运却在等着蒯大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