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公开信》的真伪及其对中国后势的影响
自《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开始网传后,立即引起此信真伪的激烈争议。迄今为止,无论左右,认定其假者仍多。然而,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自3月14日失去自由以来,薄熙来就失去了为自己自由辩护的任何机会。据传10月15日对薄的庭审即至,在众所周知的中国目前法律体系下,届时他为自己的辩护无法不受控制。如此,这份《公开信》,就很可能是薄熙来唯一自由的自我辩护词。有鉴于此,人们不妨试着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一下这封信的真伪,及此惊天大案对国家未来走势的影响。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一、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可以初步判断:此信很可能是薄熙来能为自己所做的唯一的一次自由辩护
首先须说明的是,这里说“很可能是”,绝非“一定是”,因为确证结论必须有直接证据,而至今谁也拿不出有力证据去判断此信之真伪。所以,这里只是说一个概率比较大的结论,而非铁证如山的结论。分析如下:
1、关于《公开信》对谷、王案的叙述与公开报道雷同的质疑
人们以《公开信》叙述了与新华社通稿雷同的事实为由,籍此证明这是一篇杜撰之作。这是此信受质疑最多的一点。
这个质疑,比较符合一般人的推理习惯,便信手拿来作了理由。但这其实是一种有罪推定:只要你说的是别人说过的,就一定不是你自己的。须时刻记住的是:薄熙来是本案的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对案情的了解需求,绝不亚于其他当事人。试想如果允其自由申辩,难道他就不可能对事件中的某些情节,做出与其他当事人类似的叙述吗?
再有一点,薄对案件的基本陈述,与新华社通稿根本不同。一是逻辑不同:通稿说谷是主谋,张晓军是胁从,王则是在查案中被迫卷入;而薄则说王是主谋,谷被利用,根本就没有了张晓军这个重要角色。二是对案件背景的解释根本不同:通稿说是此案源自于薄熙来的腐败与滥权,而薄自己的解释,则是内外敌对势力勾结。那么,从自我辩护的角度看,薄既然提出了新的异议,就需要进行审理,就需要对主张提出举证。
最重要的一点是,《公开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将来在法庭上,让我的妻子谷开来和王立军为杀人案公开对质,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接受公正的审判!”这实际上提出了要王、谷进行当面对质的(当然也就是自己也应该参与对质)的要求,而实际审理没有如此进行。从辩护角度看,敢说此话,也说明了薄信不怕证伪。
所以,从其在案件中角色的自我辩护角度看,此信出自薄氏之手,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其实,《公开信》是到目前为止,对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一位名律师为何会用村姑手法杀人》荒唐故事的最合理解释。
2、关于事件背后操纵者的质疑
《公开信》中引起极大争议的另一疑点,是薄指温JB是FL功在中共高层中的一个“伏子”。对此,倒薄派与挺薄派都一致感到了荒诞可笑,一些人甚至因此以为此信是FL功造假。
从一般人的常识去判断,这种怀疑似乎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不时发出“中共有3000万党员退党”痴人梦语的FL功,与那位官场优伶似乎难相瓜葛。但若仔细观察与思考,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各“独”还是“民运”,都确实没有FL功那样的无处不在:从港、澳、台到欧洲、北美、非洲、美洲,只有FL功人士会随着所有前去的中国人,免费发放大量宣传品,其人力、物力之雄厚,确实堪称境外反共组织之最。不难想象,如果利用这个世界最大的反共组织去传递消息,无疑会是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倒薄运动中,FL功一马当先,发出了一次又一次“遥遥领先的预言”,到处打出“欢迎温JB,打倒薄熙来”的标语口号。所以,如果薄为自己辩护时指认这一点,是有很优越的举证条件的。
3、关于某些红二代在案件中扮演角色的质疑
《公开信》中关于“老书记”的那段话,被一些人认为这是从地摊文学中舶来的垃圾,以薄之身份去计较历史恩怨,似有下作之感觉。
这一点,恰恰是引发薄案一个鲜为人知的、也是极其重要方面,而薄点出这一问题,对于人们认识事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中国近年来的政治生态,就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在《炎黄》、《南方》等操纵下,一些中央级的“红二代”,把他们父辈之间的恩怨,不断地放大,提升,大肆渲染,已搞到势不两立。像战争年代的西路军冤案、草地电报案、陕北红军冤案……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冤案……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左右恩怨,等等等等,都使一些人之间深结梁子。为了报仇抱怨,一些人已经无所谓“红”还是“黑”,甚至不惜乱政祸国,分疆裂土,也要与仇共的“炎黄”等沆瀣一气,报杀父之仇。
须注意的是,一些“红二代”早就靠官商结合起家,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富一代。而薄熙来“重庆的信念和价值,阻碍了一个庞大的权贵群体侵吞人民财产的道路。”无异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所以在某些红二代中,对薄不仅有旧仇还有新恨,他们中一些人要置薄于死地的欲望,以及所能起的作用,或许丝毫不比温这类人更差。不懂得这一点,就很难明白这斗争为何带上了那么多的血腥味;而要揭露这一点,则非薄这种“红圈”中人莫属。
4、关于高层政治斗争叙述的质疑
《 公开信》中,或明或暗地提到了一些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内幕。确切讲,目前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质疑尚鲜有人提出,倒是笔者感到这其中有些问题。例如,说到“我不得不委托可靠的人手,动用了四十年来积累的一切渠道,打听并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说到“北京来人”的激烈态度,说到向胡汇报后,“我的汇报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复,倒是那位FL功分子拐弯抹角传来一句话:既然要自证清白,为什么不隐退?”说到“我才在关键时刻选择自我放弃,而不愿意为了个人的命运而使国家陷入纷争、动乱乃至内战”,等等,都给人一种危言耸听,甚至会“授人以柄”之嫌。此为官场大忌,薄似不应为之。
这其实是本案中一个最发人深思的质疑。众所周知,中共的历史,是武装斗争史、秘密斗争史、山头削平史,这些是中共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也埋下了种种复杂交错的内部矛盾,从而无可奈何地衍生出了“秘密政治”的许多特点。而改革开放以后,利益关系深度渗透党内,更把这种“秘密”发扬光大,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官场潜规则”。看得出,薄是一个追求阳光政治而不喜欢这种暗箱操作的人,但他的悲剧在于,自己又不得不浸身其中,特别是到了非常需要自我保护之时,更是不得不利用“手段”,尽管这样做对他可能是很痛苦的(若干个“不得不”就表现了这一点)。但是反而观之,这也恰恰证明了《公开信》身份的可信度,因为少了这些,倒不像是身处高位又谙熟党内斗争的薄熙来了。进而言之,如果要证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薄向胡“汇报”一事真相揭露,而曹溥居然还敢不慌不忙地一篇一篇地慢慢发《公开信》,就说明他是不怕证伪的。
5、关于《公开信》的“左怨右恨”
《公开信》发出后,左派看到薄对谷、王所犯罪行为“不打自招”,自损形象,很不高兴,态度冷淡;而右派则看到揭露出倒薄黑幕,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大骂声不绝于耳。因此在信的证伪上,左与右怪异地取得了一致。
其实,这种“左怨右恨”,恰恰符合薄熙来的基本思想。必须看到,尽管许多思想偏左人士的共同富裕诉求,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其中确实也有一些希望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人,他们希望薄能代表这种意愿。对此,薄从来就没有赞同过他们的主张。信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说法,多少有点让左派酸溜溜的感受。然而,薄“没有了共同富裕,还有社会主义吗?没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共产党执政呢?”特别是“慷国家之慨,大人民之方”,更是强烈刺激了极右的颜色势力。如果真是搞到完全取悦于左派,否定改革开放,那恰恰就不是薄熙来了。
6、关于文风、文体的质疑
许多人提出了关于该信文风文体的质疑。例如有人说,现在领导干部都不亲自动手写东西,薄何以会自己写?欲报私仇的姜维平,更是以薄不会用“亲爱的”称谓之类说法,一口咬定这不像薄的文风。
当《公开信》发出后,一些网友说了“有可读性”、“像薄书记的语调和语速”等评价,这正好道出了薄熙来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文风上的巨大差异,这也是薄的魅力之所在。《公开信》体现了薄在文风上的三个突出特征:
一是“有鲜明个性的高级干部”。《公开信》与他平时谈话一样,很少用官场常用语,即便是一些正规表达,也喜欢用有震撼力、能打动人的话语,像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庄严承诺,是改革开放路线施行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特别是这段话:“再退一万步说,真的要‘分家’,也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怎么分!公有制经济,是中国人民的财产,港澳台同胞都有份,甚至连建国后移民海外的同胞都有份,怎么能说分就分、说送就送、说拿就拿呢?在全国人民授权之前,我们 共产党只能是做好职业经理人,老老实实地为老板——中国人民打好工!”体现出薄善于把“大官话”变为人民懂的“大实话”的文风。这无疑是不好学的。
二是“特立独行的高级干部子弟”。薄的语言中,总是或隐或显地带着一种这类人的“王气”:“而我有幸能与你们一起书写重庆的历史,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实在是感到幸福!此生荣辱沉浮,已经无足挂齿。”甚至透出某种“贵气”:“对于儿子,不仅我,整个家族都对他寄托了很大的期望。”“我……要求她(指谷)……看在薄谷两家上一代革命前辈的份上”。另一方面,作为从历尽坎坷中学习了社会的高干子弟,薄又有着勤于自省的特点:“一个简单的事实证实了我不是一流的政治家:身边有两个精神都不太正常的人却不能采取最恰当的措施,直至如今大势已去我也没想出正确的处置办法。”这与薄离开大连时讲话中的自省,二者无疑是一致的。顺便说一下姜维平的孤陋寡闻,其实“亲爱的”这种表述,与“你们(重庆人民)唱起激昂高亢的爱国歌曲,让更多的中国人回想我们共同的来路”这种话一样,透出一种“苏联式的政治浪漫”,这正是姜所无知的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子弟一大特点。
三是“文化修养高的政治人物”。时下一些官员喜欢假斯文,以掉书袋子标榜,薄也喜欢文学,但他属于那种学而善致用者。特别最后一段,“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一定在我的左边钉个小偷,右边钉个强盗,那时候,重庆人民和全国的爱国者啊,你们要是还认得我的本来面目,那么,我的一只眼睛流着受伤的鲜血,另外一只眼睛一定流着感激的热泪。”“我愿意回归尘土,这片睡着先贤和烈士的土地是如此温暖芬芳。”“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罪人。”不难读出一种英雄末路的感人悲跄。
四五运动时,有人仿写了《总理遗嘱》,很是精彩,但严格讲,该文风格单调(主要体现周之亲民爱国),文字又短,还是不难摹仿的。而对于薄这种具有多重风格的人,其文风要想摹仿其中一种,难度已然不小,要摹仿三种风格,而且要在万余字行文中自然流畅一气呵成,就难而又难了。
7、关于发信的时机
这恐怕是使《公开信》可以成为薄自由地自我辩护词的极高明、又唯一的途径。如果此信选在宣布对薄处理之前,高层有足够时间解决;而如果选在对薄处理之后,大势已去,再发就意义不大。而选择了即将处理之前,特别在把处理薄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十八大之前突然发表,无疑打了对手一个冷不防。而且是一篇一篇地发,有钝刀割肉感,很折磨对手,容易使其乱方寸。堪称政治斗争大手笔,此也像薄这种人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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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该信也不是全无可指摘之处,例如把圣经的内容说成“似乎是魏晋时期的四言诗”。不过,薄毕竟有着常人情感,面对当时那种绝境的“此情此景”之下,出现这类误差也在所难免。另外,《公开信》是如何躲过大清洗,以什么方式写作,也都有可以商榷之处。但综上种种,《公开信》,作为一份当时那种恶劣条件下,薄熙来要为自己留下一份自由辩护词,甚至希望成为类似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翻版,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可能性的。
二、《公开信》的发出,既有对国家未来走势有利的一面,也可能酝酿着更大的危险
薄案事发后,出现了一个中共党内斗争前所未有的奇观:在党内外、国内外,有相当的一部分人,都对一个其实是政治犯的高官喊“杀”声一片,外国媒体甚至还建议要对薄子斩草除根。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深入观察其本质极易发现:倒薄后,国内外颜色革命力量的急剧膨胀,表明对于急切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发动颜色革命的党徒们来说,薄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为,薄的主张,是用新的路子救赎执政党,而颜色势力的主张,则是彻底搞垮执政党,二者势同水火,无以两立。在颜色势力心中,不彻底除掉薄,其人就随时可能东山再起,登高一呼,民粹响应,颜色革命则会归于失败。因此,薄案如何处理,已不是薄的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公开信》的发出,对表面上按部就班的薄案处理,造成突如其来的混乱。由于《公开信》在恰当时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案情主张,特别是指出了背后有人操纵,导致判断复杂化,使对手再乱方寸,内部争议亦会再起。一些原本不愿卷入其中者,怕背上历史罪名,可能要选择反对轻易举起屠刀。而另一些人,则像是天京变乱中杀红了眼的韦昌辉,早于法理、良知等等一切于不顾,急欲从肉体上彻底灭薄。无论胡主张死缓、温主张斩立决传言是否可靠,但各方消息都证实,高层尚在“立杀”与“缓杀”之间徘徊不定。这就对薄本人、进而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会出现正、反两方面的复杂影响。估计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立杀”主张占上风,对薄采取极端手段。由于这场斗争已经十分激烈,手段极其野蛮。各方消息也都证实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选项。一旦如此,颜色势力就全无退路,只能加速发动,中国就可能迅速走上从乱政到祸国之路,倒薄半年来的内政外交混乱不堪,就是明证。而一个最新的信号是,已有人民大学前政治系主任提出,要将中国分解为8个“民主共和国”,并自告奋勇参与分裂工作。——这背后显然不无黑手。
第二种可能:“立杀”与“缓杀”主张相争之下略占上风,用阴谋手段“秘密裁决”,且久而不宣。此法尽管可以蒙混一时而暂度难关,但其毕竟纸包不住火,而且过于黑暗,后遗症诸多。所以,此种做法虽然可能使颜色革命拖延一时,但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第三种可能,“缓杀”主张占上风,判死缓或无期,用时间治疗这一政治疮疤。这是可能拖延颜色革命的一种途径。但高层还是一定会尽情抹黑和羞辱薄,这不仅仅是要宣泄仇恨,更是要从精神上彻底摧毁对颜色势力的反抗,因为这一势力已占据重要位置,要为其被拖延的革命做更充分的舆论准备。
缓杀要庭审,这就需要薄屈服配合。从《公开信》立场看,此似无可能,但不要忘记了高检法医王雪梅那段话:“……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在酒精、性药、致幻剂的作用下,人的意志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即是说,届时人们可能在法庭上看到一个多少需要他们重新认识的薄熙来。薄熙来绝不是颜色势力妖魔化的恶人,否则他怎么可能让治下百姓对执政党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好感;他也不会是左派期盼的完人,至少他有些迷乱的家庭生活折射出了这一点。但这些,都丝毫不妨碍他成为日益腐朽的执政集团中,向这个集团亮剑的第一人。《公开信》那句“将来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因我的存在,共产党干部的耻辱要稍微减轻一点!”其实就是攻打蒙卡达营失败后,被审判的卡斯特罗这样一句话的翻版: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