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观奇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关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俩的主张有许多相近或者相似之处。大家有目共睹。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这里只谈我俩认识的分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项观奇先生不同意我提出的“毛主席时代的政治体制是党国官僚体制”。
项观奇先生说：“那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全否定了吗？尽管说的是体制。不都是官僚嘛。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焦裕禄是个代表，很多同志是在为人民服务的。你把这个体制那样一定性，就把干部，也就是官员全否定了，把党，也全否定了，说党国，不好”。我不同意项观奇先生的这个意见。
我坚持认为，尽管都是官僚，可是，性质不一样。在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归人大系统。两个，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错。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下的官僚才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公仆。丢失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比如丢失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或者即便是确保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却换之以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归政府，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使得共产党、政府凌驾于人大之上，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共产党、政府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宪法的主人，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党国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成了被专政的对象。项观奇先生后来提出“一切权力归人大”。请问项观奇先生：在这样的体制下，哪里还存在你的“一切权力归人大”？！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看到了，不满意。所以，搞了那么多群众运动。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还是未果。不得已，发动文革。结果，还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最终失败了。项观奇先生不是讲毛泽东的第二个理论贡献么？不是讲大官特权问题么？大官特权的根本在哪里？就是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如果项观奇先生否认我从政治经济结构上阐释这个问题，那么请问项观奇先生究竟该如何阐释毛泽东的第二个理论贡献？
固然，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焦裕禄。但我认为这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如果因为那时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还有个焦裕禄，就否认了那时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那是不对的。宋朝有包拯，唐朝还有魏征，李世民还缔造了贞观之治。你能因为那时有了包拯、魏征，有了贞观之治，就否认了当时的封建制度？不是那么一回事。关键看制度和体制。现在，实行的还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张宏良还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体制！如果按照项观奇先生的认识，要继承毛泽东，发展毛泽东，落实毛泽东的第二个理论贡献，请问，办法是什么？不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行么？
二、项观奇先生说“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提法，我也不赞成”。他说“我大胆地提出，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观点，并提出半社会主义论。我针对反修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是说战胜修正主义后，再搞社会主义，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问题。半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是不完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不通在于，讲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讲社会，掌权了，不能说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不，有了国有企业，有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占主导，是在搞社会主义，还有私有制，等等，怎么不是半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决定了人民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样，我也不赞同项观奇先生的这个意见。
我坚持认为，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进入的就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分配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等。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进入的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则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叛。这是不对的。再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绝对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包括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同时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义语。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经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社会就进入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固然，“半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是不完全”。那么请问，另一半呢？另一半是什么？不明确指出来说行么？对此，我在《半社会主义论是一个里程碑》一文里进一步提出“项观奇先生通过他的半文告诉我们：我们只能算是半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变更了所有制，仅仅是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一半。还有另一半，就是找到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管理体制。因为搞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我们向前苏联学习，结果，搬来的却是封建官僚主义体制。然而，却不自知。我们为此栽了大跟头。这是项观奇先生提出半社会主义的一个依据。提出半社会主义的另一个依据是，作为一个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的大国，我们不可能搞纯粹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们只能搞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半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保留一些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正是基于这两个考虑，项观奇先生提出‘把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完成到底’、‘把存在两面性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发挥到底’和‘ 不断改革 、不断发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三大任务。”可见，在这里，项观奇先生的“半”是有明确解释的。仅就前一点来说，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把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完成到底”。仅就后一点来说，因为还不得不保留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把存在两面性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发挥到底”。因为半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增加社会主义的成分，逐步地缩小非社会主义的成分，不断地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不断改革 、不断发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三大任务绝对不是并列的。就目前来说，现在的社会绝不是什么半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是法西斯专政。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对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且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双重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项观奇先生的话说，是“把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完成到底”。如果项观奇先生否认我提出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那么，请问项观奇先生在《半社会主义论》中提出的“把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完成到底”又该做何种解释？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
三，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项观奇先生坚持认为“自由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个阶级属性不能忘。这个派别的主流，在实践上已经证明他们是不愿意、不可能和毛派合作反对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的。他们的反毛、反文革，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更靠近修正主义当权派。这是已经为近三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可以说他们一直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反对和自由派联合斗争，就是那位总理说一点要求政改的话，我也支持和利用，但是，最终能否联合，不取决于我们，而是他们能不能跟上我们的历史要求。我们要求铲除修正主义专制，重建社会主义民主，重建社会主义经济，他们会赞成吗？他们要的是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并不仅是只顾眼前，他们还是有长远的政治眼光的，有时，比我们更老谋深算。我们要争取民主。但是，我们争取民主必须和反对修正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在一起。我们是举着反修的旗帜去争取民主的”。我完全不同意项观奇先生的这个意见。
我们必须要明确：中国将要进行的革命对象是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依赖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左翼亦即社改派、一般资产阶级的左翼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由于这个革命，不仅有革除官僚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有废除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尤其是，这个革命还需要联合特色当局的社改派、一般资产阶级的左翼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那种仅凭其中任何一方的力量来完成这个革命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在实践中注定是行不通的，是必然失败的。三十多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梦想复辟与无产阶级的反复辟使得官僚资产阶级稳坐天下的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明确：依据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基本道理，依据项观奇先生在其《半社会主义论》中提出的“‘把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完成到底’和‘把存在两面性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发挥到底’”的道理，更依据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的道理，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胜利以后，还不得不适度保留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这也就决定了第一阶段的革命性质，只能是宪政新民主主义。以此类推，进而决定了第一个革命阶段的前途，只能是建立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只有在这个目标完成之后，才能开启第二个阶段的完全意义的无产阶级的旨在革命一般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必须要明确：第一个阶段的革命，是第二个阶段的革命的基础。没有第一个阶段的革命的成功，就绝无第二个阶段革命的开始。反过来，第二个阶段的革命，是对第一个阶段的革命的继续，并将第一个阶段的革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直至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必须要明确：第一个阶段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决定了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惟其如此，由于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以无产阶级的公有制为基础辅之以非无产阶级的非公有制的经济和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非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宪政，从而决定了这场革命更是或者说主要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第一个阶段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是显而易见的。那种诸如项观奇先生提出的“我们的历史任务，不是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而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都是片面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将这样的认识用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扩大了敌人。依照项观奇先生的意见，将一般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等都统统赶到我们的敌人的一边，使得他们挂起白带子来拼死抵抗，从而陷无产阶级革命于孤立，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失败；
第二，将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官僚资产阶级会很欣赏项观奇先生的意见。在实际执行中，他们会以反自由化、反改旗易帜为名，将旨在针对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引向一般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挑起左右争斗，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失败。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发生过。近三十多年来，修正主义者也一直沿用了这种手法。在未来的斗争中，他们必然还会继续沿用这种手法；
第三，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依照项观奇先生的意见，左派将会不顾当前没有民主主义的客观事实，完全忘记了不经过民主主义就达到不了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们会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名，企图两步并作一步走，一口吃个胖子，一意孤行地举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旗帜，结果陷无产阶级与无休止地空谈，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必须要明确：即便是这样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建立在左派与当局社改派的觉悟的基础之上。否则，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就只能是另一种结果。对此，我在我的《我看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两种革命 两种前途”一节中已经做了大致地阐述。参见：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5545.html 这里，就不重复了。
由此看来，在以上例举的三个方面，我与项观奇先生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怎么办？还是那句话：让实践和时间去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