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有助于正确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产”与“非生产”观.】
就“生产/非生产”问题答复朋友来信
作者：心在左边跳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1oacn.html
提问：
另外，读了你的<浅谈屁股决定脑袋>一文，其中你总结了一些朋友的历史观的两个假设：
1. 在大革命年代，小资出身的革命者更加坚定。
2. 在社会主义年代，工人生活日渐好转，以至于成了“小资”，此时无产阶级意识退化了。
我非常信服你对第一个假设的分析，而对第二个假设的分析存疑。你举了修车师傅的一个例子，认为照刘少奇的路子，当工业能力获得长足提高后，至少自行车能够大批量生产，各种零部件，维修工具大量供应后，那么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就必然分化出一大批的蹲路边修车的师傅们。反过来，这类人就必然形成复辟的群众基础，推举出自己的党内代理人。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分化出一批“非生产劳动者”（即以自己劳力和工人的收入交换），那么国营企业就顺理成章改造成利润导向的企业，从而党内的走资路线获得加强。在这个例子中，分化出的修车师傅的工资为什么必须要通过交换工人的收入来获得的？统一修车师傅和工人的工资不可以吗？同是出卖劳力，为什么修车师傅属于非生产劳动者？旧车换新车，在定义上不是一种生产吗？共产社会中，既然生产出的车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了，为什么企业还会改造成利润导向企业呢？我的这些思路是不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共产社会难道不必然是计划的吗？
心左回答：
由于维修工具的充足供应，既然谈到修车师傅的分化，那他们显然不再是工人，而是拥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不与工人的收入交换还能有别的途径么？如果他们要跟国营厂交换，比如承担起一个大型企业的用车维修，那显然就不仅仅是小生产者，而是资本家了---他们绝不可能靠自己完成大量汽车的维修，更不能跟集约化的国营维修厂相比，所以要到这个阶段，他们必然是资本家。
而在此之前，他们是从小生产者开始的。如果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这样一个阶层，那么其肌体已经被侵蚀，因此我们不妨用资本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这种现象。
所谓“生产”，决不能望文生义。否则会陷入到繁琐主义的沼泽中。如果所谓“生产”，就是指提供产品和劳务。这样一切皆为生产，哪怕拉屎，也可理解为生产，人人都是化肥厂工人？！那么，修车怎么就不是“生产”呢？修车师傅怎么就不是“工人”呢？
但如果某个词语，能涵盖一切社会活动，那这个词儿就没啥用了。一个有意义的词儿，总是要作为“概念”把一种现象跟其余区分开来。
显然，是否生产，得从这个社会的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由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承认的才叫“生产”。比如色情集团在资本主义下是“生产”的，因为被雇佣的妓女是要创造剩余价值的，而这个集团也创造利润的，并参与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机制中。哪怕法权上不承认“卖淫合法化”，但统治者承认“资本”，那么就足够了，这就是真正的合法化。一切活动最后都体现为剩余价值（利润），于是，这种活动从资本角度，就是生产的。
“生产”和“非生产”的概念，是从亚斯密来的。他认为“劳力和收入交换”这是“非生产”的，“劳力和资本交换”是“生产”的。比如老板的家庭厨师，佣人等就是“非生产”人员，同样是烹饪的厨师，受雇于餐饮集团，或者家政服务者，受雇于家政公司，这就是“生产”的了。
应该说，亚斯密的认识是正确的。他把“雇佣”作为社会现象的分水岭。这是触及到了社会的本质。他的观点，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有力打击了封建主义者的辩解，这些人声称：由于手下的佣人和厨师也是“生产”的，所以自己也跟产业资本家一样，而不是社会的蛀虫（其实贵族们完全可以更加直接点，因为他们拉屎就在生产化肥）。
但同时，在另一面，亚斯密又纠缠于所谓“物质”和“精神”的区分，他认定，演奏家之类属于“非生产”。这里固然有时代的烙印。因为当时，贵族有闲阶级有充足的时间去欣赏歌剧等文化活动，相反资产阶级倒是显得粗鄙无比。亚斯密站在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辩护的立场，把所谓“精神娱乐”与贵族们挂钩一并打击，也是无可厚非的。但马克思当时就指出，如果演奏家受雇于剧院老板，演出赚钱，那么同样是“生产”的。
这里也顺带指出，那种指斥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大烟囱时代”（阿托夫勒）的产物，不适应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论调是多么幼稚可笑。光从上面就足以表明，老马对“文化产业”的认识早就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祖师爷甩了不知道多少个马位。
老马认为在亚斯密的思想中，这两种倾向（正确的“生产/非生产”和错误的“精神/物质”）长期并存并交织在一起，其杂交的成果就是他那个所谓“三位一体公式”，即土地/资本/劳力共同创造财富并据此获得分红。这显然已经是为成熟时期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基础了。
亚斯密区分“生产”和“非生产”，其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工人劳力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他只是触摸到这个时代本质，但他在这上面蹭了一下，为的是说明资本家是“生产”的，因而理所当然成为社会的主宰。
这点上，亚斯密固然比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更原始的祖宗----重农学派，有了重大进步。重农学派认为，地主是“生产”的，因为剩余价值是从“土地”来的；而工业反倒不是“生产”的，只是农产品的“形式变换”。
重农学派这种观点，反映出在资产阶级崛起的初期，其代言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模糊和动摇，带着封建主义的烙印，他们触摸到经济的本质----剩余价值，又非要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找到“依据”。就如同河蟹老大在其崛起初期，但凡有一点小动作，都要忙不迭的动员狗腿子从马恩列斯毛中寻找依据，比如“毛泽东在探索改革开放”啦，比如“列宁保持新经济政策不动摇”啦，等等。
这给后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出了点难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用曲折的手段来摧毁封建贵族。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家们宣称，由于地主是“生产”的，所以征税对象是地主而不是工业老板。工业只是“物质的形式变换”，而不创造任何新的财富，因此对其征税只能是加大无谓的社会损耗。就这样，重农学派成了工业资本家开展自由竞争的理据。
这就类似于河蟹崛起初期搞双轨制，既然国营企业是国家的支柱，人民的福音，那就活该多征税。一面对国营征税，一面用“拨改贷”断鸟国企的研发来源，再一面却在鼓励中小老板（那时候还没大老板）自由竞争。
只有这样，当资产阶级逐步壮大成熟后，他们才放弃“重农学派”，改用亚斯密，直接控诉贵族有闲阶级是“非生产”的无耻下流的蛀虫。这就意味着阶级斗争进入到了清算阶段。同理，类似于河蟹发展到90年代后，公知们就开始全面清算灰头土脸的“国营企业”，这时候河蟹也就不用再翻马恩列斯毛的故纸堆，终于可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鸟。
“生产”终究是个笨拙的词儿，不如叫“利润”好听。如果继续研究“生产和非生产”，就不可避免扯到“劳动价值论”，进而是“剩余价值论”。这样对步入成熟期的资产阶级显然是糟粕。在老马时代的学者已经开始质疑亚斯密了，老马嘲弄道，亚斯密把本家也得罪了。比如老板们已经可以有闲暇欣赏歌剧了，有闲暇包二奶了（妓女是色情集团的工人，是“生产”的，二奶则是用劳动跟老板的收入交换，是“非生产”的），“非生产”早就不合时宜鸟。
于是当代神教一面坚持亚斯密的三位一体公式，一面为摆脱革命幽灵的困扰，再不纠缠于这个论题。价格效用论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面腐朽的标志。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既然价格是由人的主观感受产生，那么利润又是何物呢？既然“利润是风险的回报”，可每个老板都有风险，工人风险更大，而且估价高了这本身也是个风险，这么讲居然还能多分一笔利润。
这是一团浆糊。人人有风险，人人都能出利润。于是每次经济危机老板们就吵成一团：到底谁是蛀虫？！为方便起见，师爷们发明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貌似通过变动辞藻就可以变革社会。那么到底谁是“实体”，谁又是“虚拟”呢？这种论题的形成，本身就表明资产阶级无法摆脱他们一直想摆脱的那个经典的论题：剩余价值因何种劳动而产生。
所谓“实体”和“虚拟”，无非是两个论题的集合。
1. 生产和非生产。意思是，“劳动与收入交换”的小业主占多数还是“劳动与资本交换”的无产阶级占多数？如为前者，那么分肉的多，这只能意味资本需要向外扩张，看看香港和新加坡就知道了。如为后者，那就是利润源泉的扩张，社会的繁荣及阶级矛盾的尖锐。
2. 行业的平衡。一个股票交易所充斥着大量“虚拟资本”，但股票数据收集分析的相关从业员付出的劳动，却是“生产”的，从而是创造价值的。有人会说，如果没有“股票交易所”，社会就不需要这批人的劳动。于是，由于交易所是“虚拟经济”，这批人也就是“虚拟经济”的从业员，他们是分肉而不是造肉的。依据这逻辑，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高尔夫，游艇等等是有闲阶级的玩意，那么建造高尔夫球场和游艇的劳动，也同样是有闲阶级的玩意不创造任何价值。我们还可以说，歌厅的侍应生同样不创造剩余价值，因为如果经济萧条，有闲阶级缩水，侍应生也找不到工作。
可是以上所谈的，无非是，行业平衡被打破，一个行业萎缩，另一个相关行业也跟着萎缩。这种现象根本无法证明“实体”或是“虚拟”。无法证明谁是“生产”或是“非生产”。
于是，企图回避剩余价值的问题，不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出发，那不过是一团浆糊。所谓金融资本家更坏更贪婪，所谓工业资本家更进步，只是左翼小资的托辞。他们完全无视金融和工业相互融合的帝国主义根本特征，却在臆想老板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似乎可以联合“实体老板”来拱倒“虚拟老板”，这只是企图用辞藻来进行“革命”而已。
我可以举出其中一个富逼左。此公据说研究资本论多年，还是河蟹《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可是在其对资本论的评注中，赫然出现了这样一段啼笑皆非的话：
这些货币可以经过许多渠道(小商人、房主、收税人以及工人本身所需要的医生等等非生产劳动者(如果医生是非生产劳动者，那末制药工人是生产劳动者吗？如果医生亲自配药呢？但是，如果我们将医生也视为生产劳动者，那么是不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疾病越流行，医生的“劳动”越大，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越高，经济也越发达？)
红体字是资本论原话，蓝字是腐儒的评注。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学者出于其阶级本性，回避了“生产与非生产”的论题，也就陷入了本文开头这位朋友所面临的沼泽-------啥是“生产”呢？这位大学者实在搞不清楚，到底马克思是以何种标准来判定“生产”的，所以他想破天也没弄明白，如果“医生亲自配药”，那是否“生产”呢？那我也可以进一步给大学者搅搅屎：难道医生看病，就不是“生产”么？大学者还很疑惑，“疾病越流行”，医生的产值就越高，于是就是“好事”？此时，他就完全扎进了富逼左一贯的道德泥潭：社会存在“好产业”和“坏产业”，进而也就存在“好老板”和“坏老板”。
实际上这问题很简单，在马克思时代，医药没能形成工业，于是医疗工业也尚未出现。“医生”，多为自负盈亏的小业主（在中国，悬壶济世，看病加采药，那同样是小生产者）。至今，如果读者有兴趣去香港看看，会看到大量的小诊所，人家倒是比大陆要“正规”点，会在门前悬挂医生的毕业院校铭牌。
这批人，按亚斯密的说法，就是用劳动跟收入交换。于是，当然就是“非生产”的，所以才会有“医生等等非生产劳动者”的说法。
小业主一切追求安宁的梦想都建立在“非生产”的基础上。他们鼓吹人人都“有产”，人人用“劳动跟收入交换”，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自然经济。如果他们果真身体力行倒是值得我们围观。很可惜，除了靠务工帮补家用的兼具“生产和非生产”双重角色的部分农民之外，大批小业主却是靠着吮吸“生产”劳动者的血肉度日。于是，小业主在其行为和意识上体现出可笑的矛盾和虚伪。
光是一个“退休金”，就能粉碎小业主的诸多遁词。人人交退休保险，老了返还，这样的退休基金怎么可能有窟窿呢？比如，如果香港的大批小业主都参与了强制公积金计划，公积金基金怎么才能没窟窿呢？
小业主分为三种，
一种是“劳动和收入交换”的小生产者，那么对方收入从何而来呢？比如给老板当私人厨师，老板的收入从何而来？蹲街边的修车师傅给工人修车，工人的收入从何而来呢？既然这叫“资本主义”，那么显然必须从资本分化而来：资本转成工资，资本转成利润中的老板个人收入。
一种是小老板，自己就雇佣工人。他的个人收入直接来源工人剩余价值。
一种是纯粹分肉的小业主，比如靠炒房炒股。香港的“非生产”的私人医生，有钱也赶着投资外汇。
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培育了小业主，他们又怎能指望“非生产”能让自己过好下半辈子呢？退休金，只能汇集成新的资本，参与剥削并在未来的社会总资本中占据足够的份额，从而获得相应的剩余价值。所以，所谓社保基金的“窟窿”，公知们解释成什么“贪腐”和“挪用”，那只不过是欲盖弥彰。基金，必须“挪用”，必须“投资”。
“非生产”阶层从“劳动交换收入”的小生产者连续过渡到纯粹分肉的小业主，他们在资本主义下是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缓冲区，并起到了资本的外围屏障的作用，是统治集团苦心经营的所谓中间阶层。
而社会主义下，“劳动交换收入”的小生产阶层一定会随着生产力的进展反复出现，也一定会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谋求代言人，并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一部分。强行进行肉体消灭是没有意义的，只能通过寻求更广阔的联合劳动的途径予以克服，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巩固的时期，当联合劳动的经济遇到挫折时，不得不形成大量的小生产者，从而产生高度尖锐的阶级矛盾，其首先表现为党内的尖锐对抗。这在毛泽东时期已经得到验证，在未来也一定会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