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托派”问题 [复制链接]

（长河按：这是一位马甲叫“雪球”的网友提供给“红旗新青年”的一篇学习文章。我觉得文章写的不错，且用语中肯，态度谦逊，所以我越发觉得有推荐给大家一阅的必要。未经提供者同意，作者一栏，就只好以“暂时不详”阙如了。向原作者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浅议“托派”问题
作者：高 居 矛
2013年7月19日

最近看到某些左派的文章在相互争论中涉及“托派”的问题，有人把不同的意见斥之为“托派”观点或是“托派”分子，我认为有些指责是误读了“托派”。对此，有的同志希望我写一写“托派”问题，但我很忌讳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托派”问题很复杂，在目前中国的语境氛围里，因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这个问题是很难谈的。但是，为了明辨是非，弄清真相，避免因误读“托派”而无辜伤害自己的同志，又觉得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说一说。为此，我特地声明，我所看到的资料不可能十分齐全，此文之见也只是仅供参考。

一、“托派”的起源

所谓“托派”，是对持有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的个人或组织的统称。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总的感觉是，“托派”问题很复杂，涉及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如果不掌握联共(布)党内的斗争史、中共早期党内斗争史以及各国派别复杂的“托派”组织的具体情况，随随便便把“托派”当作敌对势力，是非常不妥的，至少是不慎重的。

我们应该客观地承认，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思想和理论，总体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系谱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一种传承，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派别，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如果连这个前提也不承认，恐怕就误读或曲解托洛茨基主义了。事实上，“托派”观点既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不应该片面地用敌视的眼光去看待它。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思想毕竟还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的。这与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后者是要取消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搞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托派”之所以在中国左派的印象中是贬义的，对其充满敌意，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托派”自身的某些错误观点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曾经造成重大损失有关，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斯大林造成的。因为“托派”的形成，最初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为争夺苏共领导权而引起的，甚至可以说，“托派”本身就是他们俩人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

众所周知，列宁在晚年并不看好斯大林，曾经提出要解除斯大林的党总书记职务。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外盛行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逐渐变成“工人官僚统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党政军内出现了特权阶层。对此，托洛茨基秉承列宁的遗嘱，与斯大林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要求实现“工人民主权利”。与此同时，在指导各国、尤其中国革命的方针和策略上，俩人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斯大林主张中国革命要分步走，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搞联合 (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发动北伐战争。)托洛茨基则主张“不断革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应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次革命论”。……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这场权力斗争，斯大林始终处于有利地位，他用手中的权力，把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统统定性为阶级敌人，是比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更凶恶的头号敌人，一律以敌我矛盾处置，不是驱逐、流放、囚禁，便是肉体消灭。于是，消灭“托派”成了斯大林整肃异己分子、巩固个人权利的工具！当时的中共完全置于共产国际的掌控之下，哪敢违抗斯大林的旨意？直至斯大林逝世，中共自始至终都在维护斯大林的权威，从来不敢客观地研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加上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31年加入了中国的“托派”组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托派”便成了“反动”的代名词，误以为“托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二、中国的“托派”

中国“托派”组织成立的背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与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当时许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有的还担任重要职务，如毛泽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付部长)。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后，斯大林仍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一向“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更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不仅无法解释他所主张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而且不敢承担他的指导方针造成革命失败的责任，这引起了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游行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事后，斯大林采取高压手段，开除托洛茨基出党、驱逐出苏联，并在1940年派特务在南美把他暗杀。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于1928年被关闭。当年被遣送回国的许多留学生，在出国前都是中共选派的党员干部，有的还担任重要的职务。回国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比较混乱，虽然他们大多被留在党内工作。但是，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经过私底下的酝酿，终于在1928年12月宣布成立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1929年4月，他们创办了托派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个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1930年从“我们的话派”中分出二个组织，年初由刘仁静牵头组织了“十月社”，夏天赵济等人组织了“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当时中国一共有4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这4个组织合并统一，全部托派成员约有500人。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个“托派分子”，其实是一个“被托派”。因为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没有相同之处，而且是相悖的。陈独秀持“二次革命论”，托洛茨基主张“一次革命论”，二者南辕北辙。陈独秀之所以走上托派道路，某种意义上是被逼的。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不敢质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责任，只好把陈独秀当作替罪羊。正当陈独秀受到不公正处理时，托洛茨基却表扬他不是机会主义者，这对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来说，十分感动，感情上不由得倒向了托派。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左”倾中央对他的粗暴排挤和打击，令陈独秀十分气愤。在这种情况下，经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诱导，陈独秀身才变成了“被托派”。

陈独秀凭着原先的威望，在他的号召下，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陈独秀任统一后的托派中央总书记。但是，在实际活动中，陈独秀并不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根据郑超麟的回忆，陈独秀对托派主义的主张“抵抗最长久的”。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选择，最终导致陈独秀与托派组织的分手。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中国的“托派”失去陈独秀后，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数成员依然坚持托派观点。其中彭述之等人在1948年9月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不久就逃至香港。王文元、郑超麟等100余人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不久也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派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留在大陆的托派分子尹宽于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郑超麟等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于1952年12月22日全部被捕入狱。至此，中国的托派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直到1979年6月，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分子才被恢复自由，个别人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中国托派的这种结局，除了自身的问题，主要是斯大林的“肃托”政策造成的。中国托派存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他们一贯持“左”的思维，支持者始终不是很多。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采取“关门主义”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左右开弓，反对抗日统一战线，还发表一些如同汉奸的言论，如“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等，这些言行连陈独秀都接受不了，为此而撰文怒加斥之。

但是，托派最后的消亡，主要还是斯大林的“肃托”政策造成的。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把“托派”定性为“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对斯大林惟命是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则在中共党内忠实执行这一政策，甚至比斯大林还有过之而不及。他说，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从此，托派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托派即汉奸，汉奸即托派，凡反对斯大林者皆托派，凡不赞同苏联者皆汉奸，皆在应杀之列。于是乎‘托派汉奸’这一个名辞，便成为刽子手的刀了。”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许世友愤慨地骂道：“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湖西肃托”等事件表明，“托派汉奸”已经成了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处置不仅流行于中共党内，而且国民党内也如此，国民党政府为维系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也采取这种“肃托”政策来讨好斯大林。

三、国际“托派”运动的起伏

虽然中国的“托派”生存时间不长，没几年便被消灭，影响也不大。但国际共运中的“托派”运动却并非如此，经历了曲折的起伏过程。

自从托洛茨基主义产生以来，国际共运中一直有不少组织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但出于对托洛茨基理论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形成了派别林立的“托派”组织。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后，托洛茨基与他的支持者于1938年建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自称第四国际是建立在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基础上的，其任务是领导世界革命，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斯大林主义控制的官僚政府，坚决捍卫苏联作为一个工人国家，通过工人阶级控制的国有化生产方式，独立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干扰(斯大林则一贯采取与资产阶级、西方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直到希特勒突然袭击苏联，才奋起反抗展开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

显然，针对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第四国际”是不可能为斯大林所容忍的。斯大林从来是把托派分子视为头号敌人。因此，托派运动遭受了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围剿，处境险恶。第四国际屡遭残酷镇压，面临瓦解。斯大林不仅用暗杀手段把托洛茨基干掉，而且千方百计摧毁各国的“托派”组织。二战期间，第四国际的众多成员，不是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被杀害，就是被斯大林派出卖，死在纳粹手上。战后，东欧国家在红军的帮助下，纷纷建立苏联模式的“工人官僚统治”新政权，遵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旨意，继续对托派运动进行大清洗。

1953年斯大林逝世，此后的20年间，第四国际才开始缓慢成长，而且在内部发生了派别的分裂。这期间，不仅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中苏两党闹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成两大派的新情况。而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二次大事件，国际共运的形势变得异常复杂。

必须看到，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其性质与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是完全不同的。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是要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沿用了斯大林的“工人官僚统治”体制，顺利地搞起了官僚资本主义(与邓小平搞“特色社会主义”如同一辙)。而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则是要实现工人民主权利的“民主工人统治”，目的恰恰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捍卫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两者都是反斯大林，但性质、目的完全不同。(犹如当今中国，“西化派”和“革命派”都反对“特色派”，但性质和目的南辕北辙)

正当苏共变修之际，东欧发生了二件大事，即1956年爆发了“匈牙利事件”，1968年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这二次事件，苏共都把它们定性为“反苏”的反革命事件，采取红军入侵的镇压政策。中共则采取了互相矛盾的立场。“匈牙利事件”爆发时，中共虽然已经看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是要搞修正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苏两党还没有公开翻脸，中共也把“匈牙利事件”视为“反苏”性质的反革命事件，因此，中共支持、力促赫鲁晓夫派兵镇压“匈牙利事件”。但是，对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这时候中苏两党两国已经公开决裂，中共不仅不支持苏联入侵捷克的镇压政策，反而指责苏共是搞霸权主义。

其实，东欧的“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事件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有关。长期以来，托派的矛头一直指向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官僚统治”，为争取“工人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工人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托派早就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官僚统治”体制，正在使社会主义变为“变态工人国家”“堕落工人国家”。因此，“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事件实际上是受托派思想影响争取“工人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工人统治”的总爆发。当然，事件中也夹杂了要求资产阶级民主、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势力。

“匈牙利事件”结束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捷克事件后，托洛茨基主义更是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从此，托派组织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并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以及90年代苏东国家纷纷解体，托派政党反而变得比原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规模更大，更为活跃。目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经站到了当今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最前线。

值得中国革命派研究的是，为什么国际托派运动遭受了斯大林主义如此残酷的镇压、几近崩溃，却依然吸引了众多的支持者，不仅慢慢恢复了元气，而且越来越红火？说到底，是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本身有它的正确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表现在：(一)斯大林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长期存在右的倾向。在斯大林派的操控下，共产国际总是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当地的资本主义政府，无论是美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斗争，都因执行了这条右倾路线而遭受到严重的挫败。如中国1925-27年的大革命和1936-37年的西班牙革命，工人阶级都遭到惨败，完全是斯大林主义路线一手造成的悲剧。而托洛茨基恰恰是反对向资产阶级妥协的，事实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得到革命同志的支持。(二)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把资本家请回来，以及苏东国家的解体，这都充分证明斯大林的“工人官僚统治”体制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历史教训，反证了没有充分的“工人民主权利”、不能对“官僚工人统治”进行有效的监督，必然会产生特权阶层。一旦持权阶层固化成利益集团，必然演变成党内走资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虽然没有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形式，但他已经觉察到“官僚工人统治”的危险性，已经看到缺乏“工人民主权利”与复辟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他提出“通过政治革命，恢复苏联的工人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工人统治”，以对抗斯大林主义，不能不说托洛茨基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斯大林逝世后，托派运动慢慢恢复生气并越来越红火的重要原因。

四、如何看待“托派”问题？

“托派”问题，作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个人权力斗争的产物，应该怎么看待它？

我认为，必须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为基本原则。不以“先入为主”的习惯思维、不带任何偏见去分析问题，不受原有的历史结论和权威影响的“框框”限制，客观地、全面地重新审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白支持谁、反对谁，更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最革命”！而是为了明辨是非，吸取历史教训，真正弄懂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利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我们谈论“托派”问题，对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究竟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究竟如何去继承发扬他们的主张、观点、思想和理论中正确的东西，同时避免错误的东西？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而且对与错互相交叉，不存在这个人全对、那个人全错。他们的对与错都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即使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主张，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斯大林无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领袖，他领导苏联人民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反法西斯战争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为世界和平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不磨灭的！托洛茨基虽然失去了许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机会，但他留下的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因此，我们分析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决不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分歧来拉山头、打派仗、闹内讧、制造“帽子”工厂、伤害自己的革命同志！

遗憾的是，目前左派内部在讨论问题中涉及“托派”问题时，却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有的人并没有搞清“托派”问题的来龙去脉，也不清楚“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轻易地把“托派”当作反对不同意见的杀手锏，好象只要给不同观点扣上一顶“托派”帽子，就能驳倒对方的观点、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确”似的，随随便便伤害自己的同志。还有的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以惯常的偏见看待“托派”，一概用贬义、嘲讽的语言、词汇来描述“托派”，把自己的误读和曲解强加到“托派”身上，夸夸其谈，不知所云，不着边际地乱扯一通，似乎只有这样才是100％坚持了马列毛主义。……

由于这种现象很多，我无法一一阐述，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为了讲清问题，我先要说一下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的实质。托洛茨基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是相对于斯大林的主张和理论而言的。归纳起来，最主要的观点是：针对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托洛茨基提出“不断革命论”；针对斯大林的“工人官僚统治”体制，托洛茨基强调“工人民主权利”、主张“民主工人统治”；针对斯大林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托洛茨基不赞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主张多个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几点分歧不是割裂的，而是很系统、很完整的对苏维埃政权内外政策的路线分歧。俩人都是针对当时的局势提出来的：当时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来？采取什么政策与策略才能巩固新政权？对外政策，斯大林主张与帝国主义妥协，以争取新政权有更多的喘息的机会，为此，也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尽量与当地的资产阶级政府搞妥协、搞合作，以减轻对苏联的压力。对内政策主张实行集权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但忽略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使集权制成了“工人官僚统治”体制。

托洛茨基则“反对跟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政治交易，反对秘密外交，并拥护世界革命”，即反对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认为单一国家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的，他主张多个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形成一股能与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势力。为此，他提出“不断革命论”的路线，要求各国共产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忽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特点，看不到这些国家需要分阶段革命的必要性。对内方面，他看到“工人官僚统治”的集权制，缺乏监督机制，存在官僚统治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他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恢复工人的民主权利，用工人民主统治取代官僚统治。(至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以及各个托派组织的其他观点，那就非常复杂了，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变化，未必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原教旨相一致。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由此可见，客观地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不是都正确，但也不是都没有道理。问题是，即使是完全错误，批判它也应该实事求是。但斯大林却把托派当作头号敌人，与法西斯分子相提并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患无穷。直到现在，我们的同志在谈论托派时，很多人依然用敌视的态度、至少是带着偏见来对待“托派”，甚至把托派对的观点也说成是错的，反之，斯大林的错误却当作正确的来辩解，逻辑混乱，竟然自我感觉良好，令人啼笑皆非。这恰恰应验了列宁的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比如，托洛茨基讲的“不断革命论”，从理论上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这本身并没错。但有人却非要牵强附会地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有着“根本性”的“原则性”的不同，不知道想卖弄什么？事实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是错在理论上，而是错在实际运用上。错在不顾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教条主义。从这个角度去批，才是实事求是的！但是，有的人觉得不过瘾，自作聪明地“深入批判”，说“托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其激变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与考茨基之流的唯生产力论没有本质区别”……洋洋洒洒写了几大段，根本不着边际，令人不知所云。把批判托洛茨基当作说单口相声——哪儿是哪儿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激变论哲学”、“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扯得上吗？

又如，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工人官僚统治”，强调“工人民主权利”。表明托洛茨基试图用工人民主权利来监督官僚体制，以防止苏维埃政权变质，这正是托洛茨基的正确之处，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但有的人竟然把托洛茨基这个正确的观点也当作错的来批，把这个观点说成是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攻击。同时，把斯大林错的东西却当正确的来辩护，说什么“官僚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它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服务”，这种辩护不荒唐吗？如此偏见，离真理能不远吗？当然，今天我们肯定托洛茨基这个思想，并不等于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更不能说“毛泽东＝托派”！因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比托洛茨基的思想丰富得多。托洛茨基反对“工人官僚统治”的思想是零碎的、不系统的，既没有揭示“工人官僚统治”的根源，也没有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则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新理论，是当之无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里程碑！如果有人轻率地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甚至认为“毛泽东＝托派”，那只能说明这种人根本没搞清楚托洛茨基的思想，更是不懂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再如，有的人可能批判托派批上瘾了，竟然把自已假想的“托派”当靶子来批。说什么“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有这样的“高品味”托派分子吗？如果真的有人持有这种观点，那他根本就不可能是托派分子！这种所谓的“高品味”托派分子，完全是想象出来的！

还如，陈独秀明明在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就公开宣布与托派在组织上决裂，即使他在当托派组织首领时，他的主张也并不与托派观点是一致的。但有的人为了批托派，竟然引用陈独秀在1938年11月发表的文章，那篇文章恰恰是陈独秀在批判托派观点。但批托人行文语焉不详，不知道究竟是在把陈独秀当托派批呢？还是在借陈独秀之口批托派？(以上“批托”之语引自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谈谈马列毛主义与托主义的区别》)

以上例子说明，现在所谓的“批托”，存在许多误区和牵强附会，观点十分混乱。因此，我认为，谈论托派问题，首先要把托派问题搞清楚，把它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搞清楚。其次，批判要实事求是，要搞清楚托派观点的真实内涵，不要把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来批，不要把自己的理解或误解、曲解强加到“托派”头上。第三，不要把偏见当真理、把无知当高见。第四，就事论事谈问题，把该讲的问题讲清，没有必要非拿“托派”来说事和扣帽子！

五、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我一直忌讳谈论“托派”的话题，原因是，一、“托派”问题本身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二、中国人长期受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影响，许多人对“托派”有误读和曲解、怀有敌意，但又不清楚“托派”的真相，却偏见很深又十分固执，稍有不同看法，就要被扣上“托派”帽子。“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回避这个话题。

但是我希望，凡是立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同志，我们只认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真理！一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都可以推倒重新认识！不管以前已经做了什么样的结论，都可以重新讨论、重新评价！如果一见到有违传统说法的观点就担心会“搅乱”思想，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太脆弱、太不成熟！

我之所以说“托派”的问题很复杂，一是托派的观点本身，有对有错，互相交叉。二是托派的成员鱼龙混杂，既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有混入托派组织的叛徒、投机分子、汉奸等垃圾(中国托派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尤为突出)。更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对分辨谁是“托派”没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几乎是想让谁成为“托派”就可以把谁打成“托派”(比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还随便)。分辨“托派”的标准，从来不是以观点的本身是不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原则，有时候以反不反斯大林来划线，有时候以支不支持托洛茨基观点来划线，更多的是以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或历史文件的结论来定性，由此造成了“托派”问题的许多误区，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比如，王明作为“28个半”的成员之一，本身就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又执行斯大林的“肃托”政策，成为整陈独秀的主要打手。而陈独秀本来是斯大林路线的执行者，结果却成了“托派”的首领。到底定“托派”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哪里？当年真正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是毛泽东，他用“农村包围城市”对抗“攻打中心城市”，实际上就是反斯大林路线，不仅没有被打成“托派”，反而被打成右派，这是什么逻辑？毛泽东在“西安事变”、抗战胜利、内战初期，以及抗美援朝派志愿军等问题上，多次抵制斯大林，如果按“反斯大林即托派”的标准，岂不成了“托派”？……可见，究竟什么是托派？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所以，这种所谓的“托派”，既幼稚又可笑！

我们应该知道，自从列宁逝世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最大、贡献最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了斯大林、毛泽东，恐怕就数托洛茨基了。斯大林最突出的贡献，一是领导苏联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辉煌成就，把苏联建成坚强的社会主义堡垒。二是为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和二次大战取得全面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毛泽东最突出的贡献，一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示范模式。二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产生深远意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使文革时期的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托洛茨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当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正在影响和指导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掀起蓬蓬勃勃的反资本主义浪潮。

托洛茨基主义之所以在沉积多年以后，近30年才开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当今世界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的。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减弱。二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亚非拉国家运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经历了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尤其格瓦拉的牺牲，乔森潘领导柬埔寨革命的失败，负面影响不小。三是曾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60年代后期在欧美国家掀起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维持了不长的时间也销声匿迹。四、中国搞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和苏东国家解体纷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都先后与帝国主义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反动同盟。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国际共运究竟怎么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走什么样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系谱内的各流派都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随着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已经难以重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限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都复辟成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也暂时失去了它的意义。这种客观形势的变化，迫使国际共运重新寻找指导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从80年代起，托洛茨基主义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于指导新形势下的国际共运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正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坎农(托派领袖)所说：“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运动、新的教条，而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再生，就像它在俄国革命和第一国际初期所表现的和实践的一样。”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托派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目前的组织和政党，除了国际性的有工人国际委员会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委员会，还有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阿根廷工人党、巴西统一社会主义工人党等数十个党派。这些托派组织和政党与目前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参与多党竞选的党(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等)不同，他们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后者则是改良资本主义。托派是革命组织、革命党，参与多党竞选的是改良组织、改良党。

另外，托洛茨基的“过渡诉求”理论完全切合目前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实际情况，这也是托洛茨基主义成为国际共运指导思想的一个原因。“过渡诉求”理论是指在“非革命的时候”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形式，主要是维权(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权利)的斗争形式。

托洛茨基主义之所以受到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关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身存在不少缺陷，不仅成了反共产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的籍口，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直接原因。这主要是指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采取“工人官僚统治”的体制形式，人民享受不到充分的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专制”、“独裁”的代名词。托洛茨基最早看出“工人官僚统治”体制的弊病，强调“工人民主权利”，试图用工人民主监督官僚统治，实现“工人民主统治”，但没有实施机会。事实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都是通过“工人官僚统治”体制来实现的，官僚统治体制已经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工具。这种惨痛的教训，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确性，这也是托洛茨基主义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待托派问题不能再受过去的历史结论的框框限制了！无论“托派”，还是“斯派”、“毛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是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中各有不同的主张和策略而已。所以，“托派”帽子并不可耻！托派，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派别，但在中国一些自称“左派”的眼里，竟然遭到敌视，视为贬义的、敌对的势力，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反映了一些人存在严重的“唯我独革”的思想。他们仅因中国的托派曾在抗日时期有人当过汉奸、国民党特务等，就否定托派(这种现象在“斯派”“毛派”共产党内也照样存在)。这种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错误认识，造成许多革命同志不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反而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的悲剧，这是惨痛的教训啊！

我无意为托洛茨基、陈独秀说好话，更无意为他们“翻案”(这本来就是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错案)，历史的结论现在要不要改过来已经无所谓，就让它放着吧！但我们必须搞清托派的真相，搞清历史的事实。对于托派的错误观点，应该实事求是地去分析、批判。如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主张，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判。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要固步自封。要敢于自我剖析、自我批评、自我纠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认识。对于所有的历史问题，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目的只有一个：明辨是非，提高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以利团结一致共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所有违背这样的目的，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