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高居矛“公有制的哲学陷阱”中的哲学陷阱 [复制链接]

一、立场、观点和方法完全相同，得出的结论和看法才完全相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管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剩余价值学说，不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阶级斗争学说，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体系，都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创立的。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共产主义觉悟，也就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体系。
        为什么与马克思恩格斯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日益加剧等现实创立了“‘理性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原则”和“工资铁律”而马克思则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价值论”？就是因为他们看待问题的世界观、分析问题的阶级立场与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同。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曾经指出：“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谓“读者的眼光”就是指不同读者所依据的立场和方法。在同一部书中，因为立场和方法不同，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寻找自己喜爱的东西。本人曾经与一位信仰法轮功的同学和一位政府小职员辩论时说，我们听到和看到的事实是一样的，为什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呢？这也是因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与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同。因此，我们难以想象，同是面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我们为什么没有高居矛、张维迎、厉以宁之流“人格缺位”、“产权不明晰”、“效率低下”、“培养懒汉”这样看法，而高居矛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什么会与张维迎、厉以宁、杜导正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和结论如出一辙呢？
        高居矛难道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凯恩斯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是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难道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像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定理和牛顿三定律那样，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无产阶级都是真理吗？不，决不是这样！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定理，虽然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都是真理，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哪个阶级掌握了它，它就为哪个阶级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上述观点和结论稍微进行一下分析就会发现，无论当年的国民党还是现在的张维迎、厉以宁之流，都是在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解释当年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代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因为凡是剥削阶级和他们豢养的走狗和文痞以及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人，无不习惯用“这是你的”、“那是我的”、“那是他的”等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判断或确定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所有权。在剥削阶级看来，“亲是亲财判分”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东西只要分得清清楚楚，就神圣不可侵犯了。当年，刘少奇的“包产到户”就是根据这种思想观念提出来的，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也是按照这种思想观念提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张维迎、厉以宁之流的产权制度改革也是这样创立的。据说现在，连文化大革命中集体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版权”，也成为某些人你争我夺的对象。
        既然高居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讨论社会主义问题，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问，面对毛泽东时代以及当时采取的所有制形式，高居矛依据什么立场和方法得出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张维迎、厉以宁之流完全一致的结论？高居矛“公有制的哲学陷阱”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哲学意义？高居矛根据毛泽东时代“公有制所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创立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等理论体系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吗？他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是什么？他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反映了他怎样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难道我们不该对此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吗？

二、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形成和基于所有制产生的两种对立的思想道德体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它规定着某个社会某一历史阶段中，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结成怎样的关系，规定着这一社会阶段的生产方式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相继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截止目前，与人类所经历的各个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只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例如原始共产社会，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自阶级产生以来建立的私有制制度，例如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私有制的起源。根据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私有制是随着妇女在氏族部落中社会地位的沦丧和财产继承关系的确立而逐步产生的。自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私有制是少数人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全部或部分劳动的一种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私有制制度下，人们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分配方式形成的一种长期而固定的观点和看法，我们称为私有观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私有制制度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范畴，而私有观念则属于世界观的范畴，是世界观的一部分。
        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道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它是在几千年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和社会道德。虽然我们无法清晰地了解原始共产社会解体的过程，但我们可以想见，私有观念的产生肯定不是不是一朝一昔的事情，而是伴随着财产继承关系的确立、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和劳动产品的霸占等一系列过程，其中经历了公有观念的动摇、公有与私有观念的胶着，直到原始部落首领由推选制被世袭制所取代，私有观念彻底占据主导地位，私有制制度和私有观念才确立起来。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长期、艰难而曲折的斗争过程。这样，原来被部落成员推选出来的部落首领以及管理各种事务的负责人就不再跟部落成员一起进行生产劳动，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霸占部落成员的劳动成果，这样就形成一个专门靠职权压迫和剥削部落成员而生活的阶级。
        在几千年的私有制制度下，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这种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相继编造了许许多多维护这私有制度的歌谣、神话和谶语，劝导人们不仅要遵从和维护这种制度，而且还要自觉接受这种制度与他们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例如，“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人性自私论论，“命里只有八各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天命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奴才效忠誓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子为妻纲”的等级制度，“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人主义等等，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其中还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享乐主义、“黑猫白猫捉老鼠才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甚至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剥削制度，欺骗奴役劳动者的思想工具。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私有制制度下，因为剥削阶级掌握着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也掌握着精神资料的生产，因此他们能够顺利地通过他们掌握的思想文化传播资源，例如封建时代官办的学堂和私人开办的私塾，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学、中学和小学，向广大劳动者灌输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在封建制度下，虽然大部分劳动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但广大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通过口口相传依然会耳濡目染地受着剥削阶级思想的奴役。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塑造的祥林嫂、华老拴、阿Q、润土等文学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者从思想、道德和精神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奴役。高居矛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在实践中表现为”“人格缺位”，“无人负责”，“干多干少都一个样”、“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等等，都是私有观念和剥削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衍生出来的，是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思想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在几千年的私有制制度下，剥削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广大劳动者无数次地举行起义和反抗，劳动者的反抗虽然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但是最终都遭到失败。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中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和出路，原因之一正是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奴役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例如目前的中，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掌握的新闻媒体、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等资源，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连篇累牍地宣传用爱国主义包裹着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例如成名成家）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剥削阶级道德观念，甚至他们从幼儿时期就开始灌输《三字经》、《弟子规》等孔孟之道，目的都是为了欺骗、奴役劳动者，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
        所谓“公有制”，是根据原始人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时代特征而得出来的概念，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公有制观念或者公有制思想，也可以称为共产主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实践抽象出来的科学概念。只是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及其共产思想是建立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基础上，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思想，还不能称之为科学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时代，但是，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确定以公有制为它的经济制度，依然有现实的物质基础。那就是广大劳动者在反抗剥削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斗争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提出的质疑和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构想。例如中国近三千年的封建时代，从陈胜吴广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到王小波李顺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从钟相杨幺提出“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到李自成实施“等贵贱”、“均田免粮”；从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确立“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的思想，到孙中山提出“驱逐鞑掳，恢复中华，平均地权”等等，都是从改变所有制这一问题开始宣传的。
        十七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还在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打击之下，但资本主义生产贪婪的本性就已经暴露出吃人的獠牙，一些社会思想家从拯救社会的愿望出发，就开始提出改变私有制制度，“实行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的社会改良思想。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等人，一面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一面着手把这种空想式的社会制度付诸实践，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但是，都因为没有认清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而以失败告终。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劳动者尤其是工人阶级必须组成统治的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才能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思想，是在总结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列宁和毛泽东等人带领工农群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实践，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由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而证明这种理论不仅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是当今社会最完整、最系统，也是最科学的理论体系。
        公有制是与共产主义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既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它必然以整个阶级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要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公有制观念和公有制思想确立起来并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除了通过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外，还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使人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享受劳动产品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在跟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确立起来。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曾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阶级觉悟的劳动模范，并创造了许多生动感人的先进事迹，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刘文学等人，都是当时全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学习楷模。除此之外，还有“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河南许昌杨水才、“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的山西王国福、保护大桥的刘学保、舍己救人的刘英俊、保护集体财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金训华等等。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等人的革命事迹至今依然被蜕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特色党当成维护其合法统治的精神像征，督促特色党大小官僚励精图治。同时，在广大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还先后形成了大庆精神、大赛精神、红旗渠精神和龙江风格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等等。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正因为公有制是以整个阶级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符合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具有一定共产主义思想和阶级觉悟的人，不仅愿意为这一经济制度负责，而且还自觉自愿地为集体和他人多做贡献，甚至还有人愿意为了国家、集体财产和他们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例如，刘文学、金训华、刘学保等人，都是为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王杰、刘英俊都是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而牺牲的，那就更不用说焦裕禄了。当然，那些坚持私有观念和受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影响严重的人，不仅不愿意为这一经济制度负责，反而“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产生的彼此对立的思想道德观念，是人类思想和社会道德这一事物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反映着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道德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由此推动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直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公有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调整各种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一样，它规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生产方式和产品分配方式。这种经济制度是否正确，是否科学合理，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少数人反对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例如，廉政制度要求人们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不寻私情。但是，还是有某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定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吃拿卡要，贪吃多占。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与违法乱纪、贪污腐化，是人类社会思想道德体系中两种对立的观念和行为。因此，人们对待廉政制度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遵守还是违犯，就构成了廉政制度这一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同样，一种所有制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人们对这种所有制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是破坏，就构成了所有制这一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但是，所有制问题又不同于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和修改，而所有制则是在某个阶级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根据这个阶级整体利益的需要而形成的，一旦在某一社会阶段确立起来就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要改变一种所有制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进行。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更是这样。例如，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确立，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确立起来的；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华汪叶等人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则是通过“反革命”军事政变进行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本质上不过是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阶级之间的战争缩短到最小的范围之内的一种战争形式。
        如果按照高居矛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实际上就等同于‘无人所有制’。这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二个方面，‘公有”’与‘无人所有’统一于同一事物之中。”那么请问高居矛，在私有制制度下，所有物质产品和某些精神文化产品，连路、桥、涵都清晰明确地归属于特定的人或团体（例如股份制公司），甚至某些人贪得无厌的程度简直到了恨不把阳光雨露和闪电都变成自己获得利润的工具。这种所有制制度的“人格”和“产权”够“清晰”够“明确”了吧？统一于“私有制”这一事物内部的“正反二个方面”又是什么呢？是个“私人占有”和“全民所有”吗？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两种对立的所有制，是统一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公有制观念与私有制观念，共产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是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两种对立的思想道德体系，是人类思想和社会道德等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对于人类社会自阶级产生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及目前我们可以预见的历史发展方向，两种对立的所有制和两种对立的思想道德体系，在各自不同的统一体内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的思想和道德曲折、缓慢地向文明、自由方向发展，公有制和公有制思想，也可以说共产主义思想最终会在人类思想文化和道德的斗争确立起来。高居矛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在实践中表现为”“人格缺位，”“无人负责”，“干多干少都一个样”、“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因而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刻意回避毛泽东时代很多人自觉自愿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自觉自愿为他人的幸福奉献的事实，不仅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把思想道德范围内的问题嫁接在“公有制”制度本身，硬说毛泽东时代“公有制”和“无人所有制”是“公有制”这一“事物的正反二个方面”，用貌似辩证法的哲学语言欺骗读者和工友们，这才是高居矛给我们设置的“哲学陷阱”。
        毛泽东早就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无产阶级刚刚取得政权，资产阶级残余势力还依然存在，在两种敌对的思想体系、社会道德还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没有得到充分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扎根于广大群众头脑中的时候，高居矛就希望劳动群众一劳永逸地安享生产资料公有制带来的福祉，不仅是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观点，更是形左而实右的表现。

三、高居矛关于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解读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组成的。某一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必然有一个方面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一方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的一方受另一方面的支配、制约和影响。同时，事物内部各种矛盾的地位在彼此对立和相互斗争中不断转化，由此推动这一事物转变为它事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等，其中的辩证关系早已经尽人皆知。
        所谓折衷主义，顾名思意就是折衷调和，就是把两种对立的观点或思想体系毫无原则地混合在一起，掩盖事物的真象，模糊事物的本质，从而调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调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调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方法论上说，折衷主义就是在分析事物时撇开事物全面的、内在的联系和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讲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不讲矛盾之间的斗争和地位的不平衡性，用貌似全面客观公正的方法代替辩证法，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折衷主义离开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从本质上说，折衷主义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方法论。
        折衷主义有种种表现形式，高居矛《公有制的哲学陷阱》虽然篇幅不大，却具体而微地把折衷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折衷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折衷主义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认为，人们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时，要看到它的两个对立面，即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例如，我们在总结经验时，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或失误；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不仅如此，因为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两点论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只有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并依据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改造世界。
        高居矛先生在《公有制的哲学陷阱》中论证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哲学陷阱”时，一方面认为，“所谓的公有制，可以解读为生产资料既是我的，也是你的、又是他的……，即属于全社会每个人所有的。”另一方面，既高居矛“换个角度”讲，所谓的公有制“又可表述为生产资料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他的……，即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因此高居矛就得出结论说，“这样，‘公有制’实际上就等同于‘无人所有制’。这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二个方面，‘公有’与‘无人所有’统一于同一事物之中。”这就是高居矛所谓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哲学陷阱！”
        从表面上看，高居矛分析得很客观公正，既全面又辩证。但事实上，高居矛则是用二元论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用二元化代替、冒充辩证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时，并不是把它们并列起来，各占一半，半斤对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清哪是重点哪是一般，哪个方面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哪个方面受另一方面的支配或影响。而折衷主义者则把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以此代替、冒充辩证法，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们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的注意力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引到错误的路上。高居矛在分析、评价毛泽东时代“公有制”制度下人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时，把“同一事物的正反二个方面”既他所谓“全民所有”与“无人所有”并列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不分主次和重点，也不分哪是哪非，让人们分不清那是“公有制”这一事物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哪是“公有制”这一事物的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哪一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哪一方面受别一方面的影响。其目的就是掩盖“公有制”制度的本质。
        按照高居矛的思维逻辑，既然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公有’与‘无人所有’统一于同一事物之中”的“正反二个方面”，那么统一于“同一事物的正反二个方面”在事物内部的相互关系如何？哪一方面在“同一事物”中是主流，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例如，某些人为什么会产生“无人负责”这种观点和看法。哪一方面是支流，受对立面的支配和影响？例如，高居矛所谓“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他的……，即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受哪些因素影响才产生这种看法的。矛盾着的“二个方面”又是如何在“同一事物之中”彼此对立，相互斗争，共同推动这一事物发展变化的？例如，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如何一步步转变为现在的私有制等等。高居矛统统没有论述或者说他刻意回避了。因为他的目的就在于用貌似辩证法的二元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让人们以为他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从而掩盖事实的真相和事物的本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他所设置的陷阱中——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无人负责”，“人格缺位”、“产权不明晰”，不仅“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干好了，没多得；干不好，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干多干少都一个样”，所以“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这样他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让人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培养懒汉”、“没有效率”的所有制，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让人们觉得这样的所有制应当彻底抛弃。
        这是不是高居矛在“所有制”问题上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哲学陷阱”？
        折衷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二：
        折衷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就是用混合论、调和论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换句话说，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对立的事物甚至对立的名词毫无原则地结合起来，不分是非，不分阶级，不分敌我关系，从而否定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例如，高居矛在《公有制的哲学陷阱》中论证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时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那么，用什么样的所有制来取代私有制？”接下来，高居矛先生分析说，“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态，变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等等等等。根据高居矛许多诸如此类的论述可以看出，高居矛完全拥护并赞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如此，高居矛就应该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分析、评价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发展状况，但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高居矛采用的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理论作为分析评价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用“公有制来取代私有制”的价值尺度，就像小布什派美国军队到伊拉克把萨达姆抓起来，按照美国的法律审判萨达姆接收贿赂那样，这就难怪高居矛得出“公有制”既“无法定位谁来代表公有制”，又没人“对公有制负责任”等滑稽可笑的谬论，难怪高居矛会得出“干好了，没多得；干不好，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干多干少都一个样”，“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反而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等错误观点了。请问高居矛，你是不是能用“公里”测量一堆钢材有多重呢？
        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观点，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中关于经济表现形式的理论和学说，而高居矛先生则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分析评价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那就不仅仅是“在实践中表现为”“人格缺位”和“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而且也严重违背资产阶级人性自私论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不是经常拿“天赋人权”诬蔑、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反人性、反社会的歪理邪说吗？高居矛则企图把两种相互对立的经济理论和思想体系毫无原则地混合起来当成他分析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尺规，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调和在一起，否定两种对立思想体系的矛盾和斗争。
        这难道不是高居矛在“所有制”问题上给我们设置的“哲学陷阱”吗？
        折衷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三：
        折衷主义第三个明显特征就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者在判断事物时，总是这也对，那也对；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这也重要，那也重要，既赞成这种观点，又赞成那种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和看法是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这样就很容易给我们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欺骗工友们。例如，高居矛在《公有制的哲学陷阱》中论证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公有制企业确实搞得非常有声有色”时说，“这种搞得好，主要是依赖道德的机制，是通过政治挂帅，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靠提高干部与职工的思想觉悟，人为树立‘主人翁感’的精神力量来激发积极性、创造性。然而，道德的机制并不来自于公有制的本身，而是来自外部的上层建筑的输入，是‘精神变物质’的结果，如果过于迷信精神的作用，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而在文章的其他地方，高居矛先生又耿耿于怀地评论说，“更糟糕的是，政党和国家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公有制则是经济基础的范畴，当公有制变成‘党国所有制’后，经济活动便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从而屡屡出现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为了展示自己的客观、公允和辩证，高居矛又在文章中这样论述道，“这种情况表明，前社会主义模式必须要以‘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即与一切私有观念决裂）为前提，才能维系公有制企业的正常运作。只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到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才能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匹配、相协调、相得益彰。反之，如果私有观念占了上风，则公有制企业非垮不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相并列。对此，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政治挂帅、思想改造，号召斗私批修，‘向雷锋同志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切，都是为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
        高居矛上述种种观点，如果不加分析，好像满有道理的，考虑得很全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高居矛的观点依然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经济工作就会失去灵魂。不仅如此，政治与军事、政治与教育、政治与技术等等各种业务的关系，政治始终是第一位，是一切工作的统帅。政治与经济、军事、教育和技术等诸多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从高居矛上面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既赞同“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政治挂帅、思想改造，号召斗私批修，‘向雷锋同志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观点，同时又赞成、拥护资产阶级分子反对毛泽东“通过政治挂帅，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靠提高干部与职工的思想觉悟，人为树立‘主人翁感’的精神力量来激发积极性、创造性”的反动观点；既反对政治挂帅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思想灌输，又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彻底否定政治挂帅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思想灌输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高居矛既赞成“左派”的观点，又赞成“右派”的观点。在高居矛看来，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政治与经济两者都重要，两者并行不悖；你是你，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瞻前顾后、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都不过是把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平列起来，以全面的面目出现，贩卖他完全彻底的折衷主义货色，把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矛盾调和起来，从而达到否定政治第一，否定矛盾和斗争的目的。因为高居矛说得很明白，“经济活动”一旦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就会“屡屡出现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这难道不是否定政治挂帅，否定政治统帅经济，否定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吗？
        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恩格斯也说，“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辽宁鞍山钢铁厂的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创立的《鞍钢宪法》，五项基本原则中第一项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其次才是“加强党的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和技术革命”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才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最好形式。而高居矛则打着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旗号，一方面主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用折衷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调和在一起，另一方面背离《鞍钢宪法》指引的正确方向，否定毛泽东时代的通过政治挂帅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语），以此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否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这难道不是高居矛在“所有制”问题上给我们设置的“哲学陷阱”吗？
        国家是什么？国家难道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吗？政党是什么？政党尤其无产阶级政党难道不是在阶级斗争中诞生，为阶级斗争而存在的吗？到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了，那么政党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政治是什么？政治难道不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吗？资本主义的经济工作难道就不讲政治吗？资产阶级标榜民主、自由、人权，鼓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最高政治？难道不是让劳动者拥护他们的经济制度并接受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着“和平”、“反恐”和“反暴政”、“反专制”的旗号在全世界到处推销他们的“民主”和“自由”，眼睛紧紧盯着的难道不是非洲的金矿和钻石、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拉丁美洲的橡胶？对政治挂帅，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思想灌输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各打五十大板，实质上就是拉偏架，就是折衷调和，就是继续为走资派和官僚资产阶级否定阶级斗争辩护。
        折衷主义的表现形式之四：
        折衷主义的第四个明显特征就是移花接木，用诡辩论代表辩证法，以此掩盖自己谬论的阶级本质。所谓诡辩论，就是通过偷换论题、捏造论据、强词夺理等手段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象，让人们不知不觉地跳进他设置的陷阱中。例如，高居矛为了论证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这一谬论，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高居矛就在《公有制的哲学陷阱》中演绎出一个看似公正合理，实际上是移花接木的推理过程：
        大前提：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因为“在实践中表现为”“人格缺位”，所以这种公有制就表现为“既是我的，也是你的、又是他的……”同时“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他的……，即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因而它是“名义上的‘公有制’”。
        小前提：既然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名义上的‘公有制’”，那么“名义上的‘公有制’”就会“变成实际上的‘党国所有制”。
        小前提：当“公有制变成‘党国所有制’后，一旦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那么，公有制便立即转化成官僚阶层轮流瓜分剩余价值的动态型私人所有制！”
       结   论：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
        高居矛把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用“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作为桥梁与邓小平时代的“官僚阶层轮流瓜分剩余价值”连接在一起，自然面然地就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阶层轮流瓜分剩余价值”的罪恶悄悄地嫁接到毛泽东时代，让人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就是‘党国所有制”，而‘党国所有制”就是“官僚阶层轮流瓜分剩余价值的动态型私人所有制”，不仅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和“公有制”制度，也掩盖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
        毛泽东曾经说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请问高居矛，1976年反革命政变之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这时候的所有制还是毛泽东时代时代那种“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吗？判断某个历史阶段的所有制形式的标准是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还是高居矛敏锐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想象力？用移花接木、捏造论据和强词夺理的诡辩手段，把邓小平时代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生的罪恶嫁接给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制度，这难道不是高居矛在“所有制”问题上给我们设置的又一个“哲学陷阱”吗？
        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新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分子篡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毛主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对于那些“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四、高居矛“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阶级本质

        高局矛先生创立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来无可非议，也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但是他却打着总结“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的旗号，那我们就有权力考查一下他创立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工人阶级利益，并他对创立这种理论的目的、方法和立场提出必要的质疑。
        我们先看看高居矛给我们描绘的毛泽东时代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就能理解高居矛重新创立“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良苦用心。
        1、毛泽东时代“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有制’的人格缺位”，因此“不仅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反而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那么毛泽东时代战黄淮、修长江，开发大庆油田，建造南京长江大桥，修筑红旗渠，修建成千上万座水利工程，制造万吨远洋货轮以及两弹一星等等，都是“党国精英”像警察挥舞着警棍和皮鞭驱赶、强迫“谁也不想多作贡献”而且还“只想多捞点”的人做出来的。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共和国是一座强奸民意，灭绝人性的人间地狱。
        2、因为毛泽东时代“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有制’的人格缺位”，所以“不仅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反而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因此“在职工层面，干好了，没多得；干不好，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干多干少都一个样。”那么毛泽东时代战黄淮、修长江，开发大庆油田，建造南京长江大桥，修筑红旗渠，修建成千上万座水利工程，制造万吨远洋货轮以及两弹一星等等，是上帝垂怜毛泽东和中国，像变戏法那样吹口仙气变出来的。
        3、正因为毛泽东时代“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有制’的人格缺位”，所以“不仅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反而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在职工层面，干好了，没多得；干不好，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干多干少都一个样。”因此上帝才垂怜毛泽东和中国，吹口仙气变出了大庆油田，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和成千上万座水利工程，变出了万吨远洋货轮以及两弹一星。但是按照根据正数绝对值小于负数绝对值，正负数之和必然是负数的原理，“想多做贡献”者寡而“不想多作贡献”者多，上帝谈出的金山银山也会被没有劳动“积极性”而且“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的人坐吃山空，其结果必然是山川河流，人兽相食，父子相博，最终国家和民族空无一物。
        4、还因为毛泽东时代“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有制’的人格缺位”，“不仅难以激发职工的积极性”，而且“谁也不想多作贡献，只想多捞点。”那么毛泽东时代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以及龙江风格等等，都像当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赵紫阳之流在大跃进时期放出亩产万斤粮那样，由毛泽东等人放卫星放出来的；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杨水才、王国福、刘文学、刘学保、年思旺、刘英俊、金训华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劳动模范都是精心编造出来欺骗全国各族人民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伙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因为“道德机制本身很脆弱，难以抵挡物质的诱惑。”所以“一旦道德的精神支柱垮下来，人人都会疯狂地参与瓜分公有制财产的罪恶活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企图“依赖道德的机制”，“通过政治挂帅”和“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借以“提高干部与职工的思想觉悟”，“人为树立‘主人翁感’的精神力量来激发积极性、创造性”的方法是极不靠谱的。所以高居矛先生便在《科学社会主义亟需解决的四大课题》中大声疾呼，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在“哲学”上“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这个“哲学陷阱”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高居矛为消除毛泽东时代公有制“哲学陷阱”而创立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究竟什么样子呢？高居矛论这样述道，“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探索一种能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所有制，它不能再主要依赖道德机制来运作，而是靠自身的机制，由劳动者直接充当生产资料的主人，真正对生产资料负起全责。”并且强调指出，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关键是要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高居矛接着又洋洋自得地补充道，“这种所有制的难度在于，既要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但又不是让劳动者个人直接拥有生产资料；既要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却又不能变成私人业主！”兜了一个大圈子，高居矛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起跑线上！
        劳动者怎样才算“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高居矛振振有词地解释说，“不能”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主要依赖道德机制来运作，而是靠自身的机制，由劳动者直接充当生产资料的主人，真正对生产资料负起全责。”那么“自身的机制”究竟指什么？他又如何“靠自身的机制”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高居矛从折衷主义思想出发，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科学答案，就只能拾资产阶级的牙慧，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欺骗工人阶级而推行的所谓“职工代表大会”简单复制过来，再与西方资产阶级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揉合在一起并辅之以“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就作为消除毛泽东时代公有制“哲学陷阱”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最佳方式推销给我们。这就是高居矛创立的所谓消除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的“哲学陷阱”，“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并“直接充当生产资料的主人，真正对生产资料负起全责”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阐述他“未来的公有制企业”模式时高居矛如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首先把支配权和分配权直接由劳动者来掌握，即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都交给全体职工大会，让劳动者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职工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经营管理班子、监督班子等机构。它拥有人财物供产销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分配的决策权。”接着高居矛进一步强调说，要“提升职工大会的地位、降低企业法人代表、经营管理班子和党组织的地位，是为了避免社会主义企业变成‘党国所有制’，甚至蜕变成私有制和官僚所有制，真正体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职工大会不许搞形式主义走过场，杜绝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们不妨把高居矛设计的“未来的公有制企业”与特色党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中规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和义务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本质区别。下面就是特色党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相关内容。为了方便简洁，我们只列举主要条款：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力，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办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制定本条例。
        第三条：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企业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章：职权
        第七条：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定期听取厂长的工作报告，审议企业的经营方针、长远和年度计划、重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计划、职工培训计划、财务预决算、自有资金分配和使用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就上述方案的实施作出决议；二、审议通过厂长提出的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方案、工资调整计划、奖金分配方案、劳动保护措施方案、奖惩办法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三、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四、评议、监督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奖惩和任免的建议。对工作卓有成绩的干部，可以建议给予奖励，包括晋级、提职。对不称职的干部，可以建议免职或降职。对工作不负责任或者以权谋私，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可以建议给予处分，直至撤职。五、主管机关任命或者免除企业行政领导人员的职务时，必须充分考虑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职工代表大会根据主管机关的部署，可以民主推荐厂长人选，也可以民主选举厂长，报主管机关审批。
        第四章：组织制度
        第二十一条：职工代表大会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精干的临时的或经常性的专门小组（或专门委员会，下同），完成职工代表大会交办的有关事项。其主要工作是：审议提交职工代表大会的有关议案；在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职工代表大会的授权，审定属本专门小组分工范围内需要临时决定的问题，并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予以确认；检查、督促有关部门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职工提案的处理；办理职工代表大会交办的其他事项。专门小组进行活动需要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有权按照正常出勤享受应得的待遇，但需经厂长同意。各专门小组的人选，一般在职工代表中提名；也可以聘请非职工代表，但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各专门小组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
       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为什么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呢？1982年3月初至4月中旬，以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当局组织第一机械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建筑工程总局等单位成立11个调查组，对鞍山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无线电厂、大连造船厂、上海第十七纺织厂、大同煤矿、大庆油田、郑州铁路局、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等单位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和思想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调查组在《关于第一汽车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如是说：有的职工反映：“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样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主义的影子，官僚主义的作风，我们不能再被愚弄了。”“有的工人问调查人员：‘工人现在到底是不是主人？’，有位老工人说：‘我们过去是主人，现在不是。’‘谁当厂长谁是主人’，‘工人阶级现在是社会的最底层’，‘工人是活工具，没有社会地位，除了干活啥也没有。”“有人说取消‘四大’是‘中央不相信群众’；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倒退到初级社以前了’，‘不如土改以后的互助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大部分人穷下去’”。“有的人说：‘现在有些党员丢掉了大目标，混日子，捞好处，一个心眼搞家庭建设，政治素质太差。’‘彻底查一下，党员中有多少是真搞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工人阶级早就识破了邓小平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这使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认识到，仅仅打着“把毛主席没有办好的事情办好”这样的幌子已经捂不住工人阶级的眼睛了。为了继续欺骗工人阶级，为了顺利实现他们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邓小平一伙就给中国工人阶级编织了一个更大的圈套：你们不是要社会主义制度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毛主席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阐述的国家学说创立的，这就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这个经验，你们也可以选举职工代表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嘛！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监督厂长经理的决策和财产处置。但是不能再像毛泽东生前那样大鸣大放，更不能随心所欲地贴厂长经理的大字报，民主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否则，就是犯法行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邓氏党徒的精心策划下，1986年9月，特色政府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同时授权全国总工会制定了《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实质上，这是邓氏特色党继续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披着社会主义外衣、戴着共产党桂冠欺骗工人阶级，强化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死心踏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是对工人阶级的无耻欺骗。高居矛先生用折衷主义方法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邓氏党徒强化法西斯统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混合起来当成自己发现的真理推销给我们，难道仅仅是掩耳盗铃的问题吗？
        本人就是原国有企业的失业工人，高居矛这种“未来的公有制企业”模式比当年辽宁鞍山钢铁厂的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创立的《鞍钢宪法》倒退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凡是多少了解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人都知道，从华国锋上台搞“利润挂帅”到胡耀邦时代搞“放权让利”、从赵紫阳时代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到朱蓉基搞国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大挖社会主义公有制墙脚，由此导致无数大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最后再把企业资产拍卖给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抢占巨额财富的资本家，无一不是在职工代表大会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即使每个工人对企业资产的处置都有投票表决权，就能有效阻止官僚轮流瓜分企业财产吗？因此我们不禁要问，高居矛所谓的“职工大会”凭什么能力保证“不许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又凭什么力量“杜绝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时代不是早就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吗？华国锋不照样窃取无产阶级政权？邓小平不照样复辟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权，没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没有崇高的主人翁精神，没有无产阶级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职工大会的地位再高、权力再大，都不过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
        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彻底废除《鞍钢宪法》并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取而代之，正是因为《鞍钢宪法》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根本方式。他们不否定和废除《鞍钢宪法》，就不可能实现劳动者彻底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罪恶目的。高居矛不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来研究所有制问题，不沿着《鞍钢宪法》指引的方向探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反而舍本趋末，另辟蹊径，折衷主义方法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混合起来，用用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论证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把基于私有制制度产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道德强加于“公有制”，把历史反复证明是科学的东西彻底推倒，把他用折衷主义方法设计的超阶级的“未来的公有制企业”推销给我们，否定政治挂帅，否定阶级斗争，这难道不是高居矛在公有制问题上给我们设置的一个更大的“哲学陷阱”吗？

五、无产阶级如何“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既社会主义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虽然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生产关系已虽然确立起来，共产主义思想在与过去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和道德的斗争中取得主要的支配地位，但是，私有观念、法权思想等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则不会随着剥削阶级的灭亡而自动灭亡。正如当年列宁在演说中讲的那样，“当革命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整个阶级在灭亡，它和一个人的死亡是完全不相同的。人死后尸体可以抬出去，但是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体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装进棺材，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体在我们的心里头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散发着臭气”并时刻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和影响是必要的，但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是不行的。毛泽东汲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镇压职能转变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既“文化大革命”。一方面通过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和道德，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挂帅大力开展群众运动，让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党员和广大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实现世界观的自我改造。
        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开门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为了配合思想文化革命，毛泽东还积极创办五•七干校，主张党的干部下放劳动，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推行教育制度改革，缩短学制，让工农群众管理学校；取消军衔制、实现官兵平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批判封资修思想文化，推进戏剧改革，破四旧、立四新，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代替一切剥削阶级陈旧的、腐朽和没落的思想文化等等，都是创造和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伟大实践，都是为了宣传、弘扬、倡导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创立共产主义道德，逐步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正是由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才造就了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杨水才、王国福、刘文学、刘学保、金训华等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
        然而，高居矛先生则打着总结毛泽东时代经验教训的旗号，用折衷主义方法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混合起来，以此否定政治挂帅、否定群众运动，否定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教育、灌输和熏陶，否定榜样或楷模的引导作用，否定上层建筑领对经济基础的推动和引导，否定政党、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请问高居矛，华汪邓上台之后一直到现在的三十多年中，特色党不是彻底否定政治挂帅，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吗？结果怎么样不是明摆着的吗？离开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就等于否定阶级斗争，不仅公有制观念与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和道德成为无源之水，那么共产党就会蜕变为现在的特色党，这样的“共产党”就与台湾的国民党、美国的民主党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这样以来，不要说你设计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未来的公有制企业”洋相百出了，就是再科学、再严密的监督体制，无产阶级政权还会被某些野心家所篡夺，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会像现在这样被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步步转变为私有制，剥削阶级思想文化还会像现在这样占着统治地位，你如何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如何“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又如何“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我们决不像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正统传人自居的三中全会派分子批判张维迎、厉以宁、辛子陵、杜导正、芧予轼等资产阶级自由派时那样，把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描绘得完美无缺，甚至连他们身上的虱子和跳蚤都具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凡读过列宁《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正像资本主义分为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但依然是资本主义一样。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阶段就不能不是消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与不断增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同时并存的阶段。这一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封建特权思想的残存，私有观念根深蒂固，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阶段内长期存在并起着作用，人们对以阶级的名义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还没有形成长期、稳定和一致的看法，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其表现形式还是其优越性就不可能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公有制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就不可能一下子在全体劳动者的头脑中确立和巩固起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和历史责任感就不可充分调动起来。
        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好吃懒作，喜爱游手好闲和多吃多占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在部分人身上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决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每个单位、每个村落、每个工厂甚至每个家庭都依然着存在一些思想觉悟不高、游手好闲却又喜欢多吃多占的落后分子。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巩固，公有制思想既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必然会在与私有制观念和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中一天天成长壮大，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工农群众必然会像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杨水才、王国福、刘文学、刘学保、金训华等人那样成长起来，直到彻底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与道德，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依然是一个动态的、缓慢的发展过程，没有一点曲折是不可能的。
        其实，简单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例如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李素文等一步步从基层提拔到中央工作的人，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有的沉默了，有的投降了，甚至有的还成为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帮凶，但是在当时来说，这些人如果像现在的官僚党棍那样善于弄虚作假，没有一定共产主义觉悟，不讲政治也不讲阶级斗争，注重政治挂帅和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怎么会同意让他们到中央指导全国各地的工作？如果工人阶级没有一点点阶级觉悟，既不会产生大庆精神和龙江风格，也不可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识破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与毛泽东时代相对贫困的物质文化生活相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更痛恨那些削尖脑袋钻到共产党领导岗位之后便欺压他们的官僚党棍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些问题正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斯大林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当然就无从着手解决，毛泽东不仅发现了这些问题，而且还给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正确方法和途径——文化大革命。
        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正确道路前进、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和道德开始萌芽但还没有真正确立，更没有彻底巩固的时候，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去世，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华国锋就立即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并与老走资派叶剑英、邓小平结盟。他们以黑猫白猫等唯心主义实用哲学为指导，一方面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通过清洗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给修正主义分子平反、给地富反坏右摘帽等手段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在经济上，他们一方面在农业生产上推行一家一户为主要生产单位的联产承包制，解散人民公社，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基础；另一方面在工业生产上彻底否定《鞍钢宪法》，推行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培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关系，削弱和破坏全民所有制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否定政治挂帅，否定阶级斗争，对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从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奴隶主义、金钱至上等剥削阶级文化垃圾的小说、电影电视等作品大开绿灯，由此导致封资修思想文化大肆泛滥，私欲横流，官场腐败，道德沦丧，价值观倾颓，直至官警商盗毒结成同盟。这才是导致生产资料“既是我的，也是你的、又是他的”，同时“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他的……，即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高居矛先生创立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方向走下去呢？
        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时指出，“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华国锋之后到现在三十多年的中国现实。因此高居矛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实际上就等同于‘无人所有制’”，“名义上的‘公有制’变成实际上的‘党国所有制”，“公有制变成‘党国所有制’后，一旦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那么，公有制便立即转化成官僚阶层轮流瓜分剩余价值的动态型私人所有制”等等，根本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产生的问题，而是几千年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以及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后产生的既普遍又奇特的现象，是人们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导下，对已经由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后，抢劫、掠夺和霸占劳动群众创造的财富而作出的一种消极反应。

六、我们的结论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高居矛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无人所有”，是“官僚轮流瓜分剩余价值的动态型私人所有制”，是“隐藏着的一个大陷阱”等等，根本不是公有制本身产生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曲折反映。高居矛在折衷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揉合在一起灌输给我们，把本来不属于所有制的问题，凭自己对毛泽东时代片面的、个别的和偶然现象的理解，便捏造出一大堆既经不起任何推敲，又没有丝毫思辨意味的谬论牵强附会于所有制问题上，就像当年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把共产主义描绘成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那样既虚无缥缈又不可企及的海市蜃楼，让人们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哀叹中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觉悟一样，把人们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引导到形而上学的邪路上，把本来就很混乱的意识形态搞得更加混乱。这才是高居矛关于所有制问题给我们设置的“哲学陷阱”！实质上，共产主义不仅表现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等方面。如果劳动不能成为人们的第一需求，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就是无本之木，社会产品再丰富，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少数官僚党棍们任意挥霍和享受的资源。
        高居矛为了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打着探讨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的幌子，另辟蹊径，标新立异，用折衷主义方法把资产阶级分子厉以宁、张维迎、芧予轼、杜导正之流宣扬资产阶级垃圾思想重新拿出来，然后涂抹上马克思主义的颜色当成真理大肆炒作，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标榜衡量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用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解读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现象，把毛泽东时代存在的个别问题与邓小平一伙复辟资本主义导致的灾难混淆在一起，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个别现象当成普遍规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否定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和意识形态的灌输，甚至否定榜样和楷模的引导作用等等，这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形而上学猖獗的学风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问题。
        文章草成后看到一则消息说，高居矛原是在赵紫阳手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员猛将！如果这则消息是可靠的，那就难怪高居矛先生与张维迎、厉以宁、芧予轼、杜导正之流对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的思想观点如此高度一致了。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华莱士非常“正确”，因为他已经“正确”到了对特色法西斯十分有利；高居矛非常谬误，因为他已经谬误到了“左派带路党”的地步。
雪落长河 发表于 2013/8/1 20:45:00

在<<列宁这样评价包括实行选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 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现代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  青苔 发表于 2013/8/27 13: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