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节选)
（1921年1月25日）
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1921年1月21日或22日开始写的，当时列宁正在哥尔克休养。1月22日晚，列宁返回莫斯科时，小册子已写了大半部分。1月25日，小册子完稿，当天付排。1月26日夜，印好的一部分小册子就分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1月27日，小册子全部印出。小册子封面上标明仅供俄共党员阅读。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
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
由于布哈林同志好在理论上钻研问题，所以他从12月30日的辩论开始（可能还更早些），就把争论转移到这方面来了。
布哈林同志在12月30日说道：“我认为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里所说的“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此），而且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第47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已经用政治与经济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以“缓冲”为例，这一点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么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中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了一点。布哈林作为一个“缓冲者”，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发表派别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理解他的这种“缓冲”任务。下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是同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经说，必须撤换工会的领导人员，必须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以前，他甚至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据，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第5页）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是托洛茨基在他11月8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5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12月25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种想法，那种精神。他的“放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中主义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1921年1月3日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两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小册子中的整刷政策的观点。他干脆就不提它。这样扮演缓冲者的角色，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
其次，从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同一篇讲话的第7页上，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点辩护。”
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布哈林说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论点不正确或第二个论点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论点都是对的，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也是对的。”（第48页）
在布哈林和他那一“派”或“派别”的提纲第6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起来阐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他说：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46页）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中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注：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些话都已经离开了“宣传”而转向“行政手段”了。）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暂时这些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一点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一点”。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即辩证逻辑绝对要求这样做），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提出问题的整个方向。布哈林丝毫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么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席卷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某乙则说起义是一门艺术。我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就能写出像布哈林写的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一点”，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一点”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注：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目前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此等等。布哈林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根据，丝毫没有作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派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性的错误，是折中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的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12月25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像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作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900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10倍、甚至100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的根本性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为600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像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98.5％的会员（600万减9万等于591万，等于总数的98.5％）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30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指控季诺维也夫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进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他说：“……季诺维也夫过分从宣传员的观点去对待每个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忘记了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第27页）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性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的（确切些说，是胡乱对付），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员的态度来对待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讲话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的不成功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分在工会问题委员会里进行切实的“经济性的”工作，发表讲话和文章，那他本来会给工作带来（并且无疑一定会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种趋势”，对待对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谈到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对待这些问题的正确态度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掌握的材料——只能是宣传员的态度。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诱导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5条是这样说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对这个问题整个提法的错误，对这种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对待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900件“结合”中的90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90件事，跟抽样调查的统计材料，跟工农检查院及有关的人民委员部的检查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么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就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当撤换谁、调动谁、委派谁、现时对“领导层”提出些什么要求等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一些人印的布哈林1月3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讲话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折中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还要进行行政管理，就是说，还要管理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放弃而且也不能放弃“整刷”，即放弃撤职、调职、委派、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在争论的，全党在争论的，并不是“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4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来讲，要像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中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辩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切实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切实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种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传动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么他们的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中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完全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玻璃杯是饮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
结 论
现在我还要简单地谈几点，要是不谈，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第6条里，重述了俄共党纲经济部分的第5条，即关于工会问题的一条。再往下两页，在提纲的第8条里，托洛茨基同志宣称：
“……工会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这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轻率的夸大，因为工会虽然失去了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但是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来说，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以及从其他等等方面来说，工会却远远没有失去——而且，很遗憾，在很多年之内都不会失去——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提纲第9页第8条）
这又是一种可能发展成重大错误的轻率的夸大。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按照我们党纲原来的次序，逐步地来探究其中所包含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论点：
(1)“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不是一切机构〉应当首先〈而不是仅仅〉依靠工会”。(2)“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如何摆脱呢？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进行教育及其他各种诱导的过程中〉，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这是党纲讲到工会的那一条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一下子就给今后提出了很“严格的”和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才能实现的“条件”。往下又说：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看，这里用词是很慎重的：只是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请注意：应当做到切实集中的，不是各个工业部门的管理，也不是工业的管理，而是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并且是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这是一个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在全部人口中和国民经济中已经少于半数的时候，才算是实现了〉。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即逐步实现上述的各种条件〉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即群众，即人口的大多数〉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看到，最后一句里的“参加经济管理”，用词又是很慎重的；这里又指出了吸引广大群众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末了又十分慎重地指出：为“人民”，即工农的而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持这种错误，把它写进纲领性的提纲，那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
附带说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还这样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提纲第7页第6条）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能像托洛茨基在辩论中那样，用指出工会“自己”承认这个事实的办法来证明这一点。对党来说，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一般说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大量事实进行极其严肃的客观的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就假定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也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离得更远了？是像托洛茨基所想的那样，由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呢，还是由于“我们”“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阻止和纠正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呢？
说到这里，应当提一下布哈林同志12月30日对我们提出的责备（昨天，1月24日，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托洛茨基也重申了这一点）。他责备我们“放弃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46页）。据他说，列宁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主张劳动军事化，而讥笑别人拿民主当借口，可是现在，他却“放弃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他12月30日的总结发言中，可以说是给这种责备又撒上了一把胡椒面。他说：“列宁是估计到工会里正在形成……一个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的派别这一事实的”（第65页）；列宁的态度是“着眼于外交手腕”（第69页）；是“在党内派别中间看风使舵”（第70页），等等。托洛茨基同志这样来叙述事情，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自然是很舒服的，而在我听来，则比不舒服还要坏些。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就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都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早在7月间（1920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第25页）。8月间，中央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扩大民主的信。9月间，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12月间，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到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这就是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党和整个工农共和国，都认为有必要把官僚主义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放弃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呢？不能。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放弃的问题。关于劳动军事化等问题的决定，是无可争辩的。我毫无必要收回我对那些拿民主当借口来反对这些决定的人的讥笑。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将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是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我们将极其注意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对于任何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无论是谁指出的，我们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纠正。
最后，对重点制和平均制这个小问题，再谈一点意见。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我曾经说过，托洛茨基同志提纲第41条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照他说来，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而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我曾经答复说，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托洛茨基同志因此责备我，说我“过分健忘”，说我用“恐吓手段”（第67页和第68页），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有说我看风使舵、玩弄外交手腕等等。托洛茨基对我的平均路线作了“让步”，而我还在向托洛茨基进攻。
实际上，关心党的事业的读者，都可以查到确切的党的文件，那就是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第4点，以及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提纲第41条。无论我怎样“健忘”，无论托洛茨基同志的记忆力多么好，事实总是事实：提纲第41条中有理论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在中央11月9日的决议中是没有的。这个决议说：“中央认为，在经济计划的执行上，有保留重点制原则的必要，同时也完全赞同最近一次〈九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种工人和相应的工会的地位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并且不断加强整个工会组织。”显然，这是针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而言的，这个决议的确切含义是曲解不了的。重点制并没有废除。对于重点的（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企业、工会、托拉斯和主管部门，仍然要优先照顾；但同时，“平均路线”（这条路线不是“列宁同志”要坚持，而是党代表会议和中央，也就是说，全党已经批准了）又明白地要求：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中央十一月的这一决议，这从中央十二月的（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决议再次提到了“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提纲第41条的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它说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这从经济上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这样就把消费和生产割裂开了。我决没有说过而且也不能说出这一类的话。一个工厂不需要了，那就把它关闭；所有不是绝对需要的工厂都要关闭。在绝对需要的工厂当中，优先照顾重点。例如，优先照顾运输业。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了使这种照顾不至于过分，并且鉴于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顾已经过分，党（而不是列宁）才指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如果托洛茨基在十一月全会已经作了确切的、理论上正确的决议之后，还要发表关于“两种趋势”的派别性小册子，还要在提纲第41条中提出他自己的、从经济上来说是错误的提法，那就只好怨他自己了。
今天是1月25日，自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他的派别言论以来，刚好过了一个月。现在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形式上不恰当的和实质上不正确的言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古语说得好：“因祸得福。”
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
中央内部的分歧使我们不得不把问题交给全党。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本质和范围。这样，谣言和诬蔑就破产了。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然而现在是能够而且应当更快更容易地把它治好的。
党在学习不夸大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在谈到托姆斯基同志时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我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总是说，我十分清楚，只有像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济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注：1920年12月24日，苏俄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在过去的济明剧院召开了工会运动工作者积极分子和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挑起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争论。）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
在辩论期间，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即所谓“工人反对派”（注：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了工团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背离党、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这种倾向必须特别注意，必须特别加以讨论，必须特别注意向大家宣传和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以及这种错误有什么危害。布哈林同志曾经讲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即工会参加管理机关的人选）这种工团主义的话，今天又在《真理报》上为自己的话作了很笨拙的并且显然是错误的辩解。你们看见了吧，他在其他几点上又说到了党的作用！当然罗！否则的话，这就等于退党了。否则的话，这就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纠正和易于纠正的错误了。如果说到“必须接受的人选”，而不立即补充说，这些人选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么这就是工团主义的倾向，这就同共产主义不相容了，就同俄共党纲不相容了。而如果补充说：“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就是用扩大工人权利的幻影去欺骗非党工人，而实际上却丝毫不会改变现状。布哈林同志愈是为他那种理论上显然错误、政治上带有欺骗性的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辩护，这样固执己见的结果也就愈可悲。要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辩护，总是不会成功的。党并不反对任何扩大非党工人权利的措施，但是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什么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什么办法是不能采取的。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虽然得到了在这一工会里特别有威望的基谢廖夫同志的支持，还是遭到了失败：137票赞成我们的纲领，62票赞成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8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应当治好而且也一定能够治好的。
一个月来，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一些外省城市已经表明，全党对辩论作出了反响，并且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在“上层”、“地方领导”、委员会和机关里显然有过摇摆的话，那么普通党员群众、工人党员群众的多数而且是绝对多数，却是反对这条错误路线的。
加米涅夫同志告诉我说，1月23日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辩论会上，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声明收回他本人的纲领，而在新的纲领基础上同布哈林派联合起来。可惜，无论1月23日或24日，当托洛茨基同志在矿工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我时，我都没有听到他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又改变了他的主张和纲领，或者这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1月23日的声明表明，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仅仅反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少数省会的意见，就已经坚决、果断、迅速而毫不动摇地一下子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纠正过来了。
党的敌人只落了一场空欢喜。他们想利用党内有时不可避免的分歧来危害党、危害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得逞。
1921年1月25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63—306页
1921年1月25日和26日由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报刊部印成单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