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语：本文章摘自《马克思的伟大一生》一书中的第八章《巴黎公社的前后》，转载者另用《巴黎公社起义的历史原因》为该书第八章命名。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年的72天的巴黎公社起义,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们的首创革命精神体现。正如马恩列毛等无产阶级导师们赞誉的那样：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永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科学地指出巴黎公社起义的实质：：“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同占有者阶级（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该文章中摘自的马恩等导师的话，请参看上世纪1976年前的《马恩列斯毛选集》版本。一、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1870年7月19日，在俾斯麦挑动下，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双方早有准备。自从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和北德意志各邦统一后；两国就积极备战，足足酝酿了四个年头。双方各有打算：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想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制止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对帝国的不满，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仁妮当时就说过：“如果没有战争，吾儿将不能做皇帝了。”法国另一个目的是想利用战争来阻止德国的统一，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而德国的统治集团则想通过战争自上而下地完成德国的统一，同时乘机向外扩张，进一步侵占法国的富饶地区亚尔萨斯和洛林。
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应当怎样对待它，这是摆在国际工人协会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战争爆发的当天，国际总委员会开会作了讨论，决定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宣言，表明总委员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马克思化了四天时间写成了宣言，7月23日经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同意，26日又提交总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宣言首先在伦敦《派尔一麦尔新闻》上发表，接着以传单形式印行了一千份。由于宣言发表及时，谈的是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总委员会决定增印一千份，并译成法文，德文，广泛传播。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前途以及德、法无产阶级对战争应持的态度。马克思指出，交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是为了本国王朝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但在战争开始阶段，在法国方面则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因为波拿巴发动战争是企图侵占德国领土，阻碍德国的统一；而在德国方面，则是实行民族防御的正义战争，因为抵抗侵略，反对阻挠德国统一的外来干涉，符合德国民族发展的利益。但是虽然表面上法国是侵略者，德国是被侵略者，而实际上，使法国敢于发动战争，使德国不得不处于防御挨打地位的，却不是别人，“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①。原来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俾斯麦和波拿巴。这样，马克思就把德法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真实面目和凶恶面貌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对于战争的前途，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在法国，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②这是因为马克思看到，法国虽然主动进攻，气势汹汹，其实是色厉内荏。政府腐败无能，军队不能打仗，国内危机四伏，战争的前途必败无疑。而德国尽管一开始处于防御地位，但实力比法国强，很快就能转败为胜。马克思个人希望法国打败，而不希望法国的侵略战争取胜。他在7月28日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曾经谈到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希望这样，是因为法国战败，可能引起国内革命。如果法国侵略成功，德国人失败，那么，形势就对革命不利，现状就要再持续二十年。但是马克思也不赞成德国在反败为胜之后，再对法国进行侵略。因此在《宣言》中，马克思号召德法两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战争。法国无产阶级要坚决反对波拿巴的侵略战争，德国无产阶级则必须把战争严格局限在民族防御的范围内，不要让俾斯麦把防御战争变成反对法国人民的侵略战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页。
马克思起草的这篇宣言对于欧洲各国特别是德法两国人民认识战争，协调行动来抵制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时，马克思同伦敦的一家报纸《派尔一麦尔新闻》常有来往，战争爆发后，这家报纸邀请马克思为它写些政治题材的文章，并且可以军事记者的身份到普鲁士进行采访。这家报纸还说，如果马克思自己不愿意去，也可另外推荐一个人去。于是马克思想起了自己的亲密战友、擅长军事问题的恩格斯，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去，是否愿意为该报写点军事题材的文章。恩格斯考虑到去普鲁士可能会遇到警察特务查问的麻烦，而留在英国却可以用客观地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决定不去，但他愿意每周为报纸写两篇《战争短评》。恩格斯的《战争短评》一共写了59篇，原来计划每周写两篇，但头几篇一发表，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兴趣和整个报界的注意，于是报纸编辑部建议恩格斯不要受数量的限制而为该报多提供稿件。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恩格斯每周写三篇甚至四篇短评。
为王朝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德法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的无产阶级，都一致反对战争。早在7月12日，当战争乌云已经密布两国上空，形势大有一触即发之际，巴黎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就在报纸上发表宣言，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阴谋，号召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制止威胁世界和平的王朝战争。宣言发表后，德国无产阶级立即响应。7月16日，不伦瑞克的工人举行大会，宣布赞同巴黎宣言，号召各国人民起来自己当家作主，不要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接着，开姆尼斯、柏林等地的工人群众也纷纷集会，表示支持。
在反对战争这个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如何看待交战双方以及无产阶级应采取什么具体立场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曾经发生过一些意见分歧。党的不伦瑞克委员会认为战争的主要祸首是法国统治者波拿巴和法国议会中的多数议员，认为他们是欧洲和平和安宁的破坏者，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这些人，对于德国来说，战争虽是一种祸害，但它是被迫进行的防御战争，这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号召德国工人“作为德国人起来保卫德国”；但是他们没有强调要批判俾斯麦政府的政策，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采取独立的立场。而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们虽然正确地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欧洲最反动的势力，但他们忽视了德意志国家统一的任务，他们反对一切战争，甚至宣称“我们无产者同战争毫无关系”，认为号召德国工人起来保卫祖国就是“德国沙文主义”①。
①转引自耶克《第一国际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28页。
由于存在着这些分歧，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写信给马克思，请他发表看法，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对待当前的事态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马克思接信后，同恩格斯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当时德国正由防御转入进攻，德国资产阶级在“爱国主义”幌子下，正在大肆鼓吹吞并法国领土亚尔萨斯和洛林。他们根据这种情况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吞并法国领土的企图，在争取德国实现统一的运动中，首先应当分清德意志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应当始终把德法两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放在第一位。
1870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草拟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复信，由马克思署名寄往德国。信的主要内容是批驳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吞并法国领土的反动谬论，重申无产阶级对此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发表了一篇关于战争的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侵略阴谋。宣言中引用了马克思上述回信中的一部分，并说明这封信是由“伦敦一位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同志写的”。
战争的发展，完全不出马克思所料，为时不久，腐败无能的法国军队节节败退，普鲁士军队很快转入进攻，打进了法国领土。9月1日，两军在色当会战，法军惨败，法皇拿破仑被俘。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和不满，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与此同时，普军在色当战役后长驱直入法国境内，很快占领了法国整个东北部，并且直接向巴黎进逼。普鲁士国王为掩饰自己的侵略目的，过去曾一再庄严宣称他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而是同法国皇帝的政府作战，但现在法国皇帝的政府倒台了，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又表示愿意赔偿战争损失，希望议和，普鲁士政府却不以此满足，仍然继续用兵，明目张胆地提出领土要求，并在国内假借民意，动员上层人物搞所谓“群众请愿书”，把吞并法国领土说成是“德国人民的一致的愿望”①。形势变了，战争的性质也随之起了变化。
①参见梅林：《马克思传》，第550页。
巴黎成立共和国的当天，龙格就打电报告诉了马克思。这时马克思刚从海滨疗养地兰兹格特回到伦敦不久。他是因为坐骨神经痛急剧发作而同全家到兰兹格特休养的。龙格的电报马克思在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收到。过了一天，即9月6日，马克思又收到由巴赫鲁赫签署的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要求总委员会尽快就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发表一份给德国人的宣言。当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写信给恩格斯，要他把有关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英文军事述评寄来，以便写新的宣言时应用。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发表。宣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揭穿普鲁士政府的侵略意图，揭露它为吞并别国领土辩护的虚伪借口，指出反动文人们千方百计援引历史来论证吞并法国领土亚尔萨斯和洛林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也是荒唐的。二是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就是：反对政府吞并法国领土的企图，争取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三是强调指出，在外敌入侵、巴黎被围的严重情况下，尽管组成法国。临时政府的是右翼共和派和保皇派分子，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①，但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任务，不是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保卫共和国；法国工人阶级要吸取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②。
为了不让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得逞，迫使他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让世界各国都来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9月10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把这里的一切都开动起来了，以便工人(星期一将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迫使其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③
在英国的伦敦、北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大城市，先后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对法国人民表示同情和声援，并通过决议或递交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这些活动，马克思有的亲自参加，有的积极参与组织工作，有的则通过总委员会中的工联领导人如埃卡留斯等去发动。
除了在英国，马克思还就这个问题向比利时，瑞士和美国的有关人员发出过“详尽的指示”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9页。
②同上书，第35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2页。
④同上书，第69页。
二、满腔热情支持“冲天的巴黎人”
9月4日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自称是“国防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卖国政府。它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梯也尔到英、俄、奥等国进行游说，以废除共和国，恢复王朝作为交换条件，恳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出面调解它与普鲁士之间的争端；9月中旬，又派遣外交部长法夫尔到巴黎郊区，偷偷会见俾斯麦，乞求议和；另一方面，它在巴黎不断扩大警察队伍，削弱工人武装，对于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则不闻不问。这一切表明，“国防政府”推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路线。
巴黎人民看透了“国防政府”的反动本质，曾于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举行起义，试图推翻这个政府，但都没有成功，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挫败了反动政府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阴谋，起义获得成功，巴黎上空飘扬起胜利的革命红旗。
消息传到伦敦，群情振奋，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十分高兴。
对于巴黎的起义，马克思起先并不赞成，他认为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并不具备，时机也不成熟，面对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巴黎人民还没有可以“进行认真抵抗的手段”和组织这一抵抗的“领袖”①，当敌人几乎是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想要推翻现存政府的企图都无疑是一种“蠢举”。
但是当巴黎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行动起来，一举赶跑了资产阶级政府，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时，马克思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起义者一边，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些“冲天的巴黎人”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4页。
②同上书，第207页。
马克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推动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公众、政府和舆论界来声援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使巴黎革命能得到外来的支痔而获得巩固。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21日会议上决定派出由总委员会委员若干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各种群众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报告巴黎革命的真相，宣传革命的意义，号召与会者积极声援巴黎人民。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这些努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少群众集会纷纷通过决议声援巴黎革命，有的还在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
在巴黎起义后的一个多月内，马克思为了扩大影响，宣传巴黎革命的真情和意义，他个人还寄出了不少信件。他曾告诉弗兰克尔和瓦尔兰：“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①
3月18日起义胜利后，巴黎人民接管了旧政府的一切部门，成立了公社；建立了一整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行政机构；废除了旧军队，代之以人民自己的武装一一国民自卫军；它还实行政府各级领导人大都由普选产生和不称职者随时可以撤换的民主制度；宣布政教分离；取消公职人员的高薪制；免缴部分房租以减轻人民负担等等。这些措施充分说明这次革命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尝试，是巴黎人民的一个伟大创举。
马克思得悉这些情况后异常兴奋，4月12日写信给他的好友路.库格曼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②可是库格曼对巴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理解，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1849年6月13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组织的一次反政府游行示威的重演。他认为巴黎的客观条件并不有利，巴黎人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马克思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认为不能那样比。马克思说，如果只是在极顺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斗争，那末创造世界历史就未免太容易了。马克思认为巴黎人的这次斗争同以往的历次革命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6页。
②同上书，第206—2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1页。
对于巴黎人民的伟大创举，劳动人民兴高采烈，而资产阶级却又怕又恨，它们想方设法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诬蔑；资产阶级报刊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一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文章和消息，想借此引起人们对巴黎事件的不满和非议。马克思早就料到这一点，他非常警惕地注视着资产阶级报刊的消息报道，并且提醒友人，“千万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巴黎内部事件的种种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①。
①同上书，第202页。
马克思对巴黎形势的发展和公社成立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十分关心。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巴黎的情况，并且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公社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都愿意找他们商量、请教。例如弗兰克尔在担任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后，曾几次写信给马克思，要马克思对巴黎社会的改造问题帮着“出出主意”。在公社补选时选入公社领导机构的赛拉叶也曾就一些重要问题向马克思请教过，要马克思对抵押借款问题提一个解决方案。当时恩格斯在军事方面的特殊才能和渊博知识是人所共知的，1871年4月初，国际波尔多支部负责人保.拉法格到巴黎去联系工作，正值梯也尔政府大举向巴黎进攻，公社领导人之一瓦扬告诉他，公社在抗击反动派方面人手并不短缺，就是缺少有领导才能的人。拉法格听后马上写信给马克思，想请马克思动员恩格斯到巴黎去参加领导工作，“为華命贡献自己的才能”，由于种种原因和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恩格斯未能去巴黎直接参加战斗。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在斗争策略、军事防御，还是在社会经济措施方面，都对公社领导人提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例如，马克思曾建议把公社委员手中保存的有价证券送到伦敦出售，以增加公社的经济收入；建议把有关凡尔赛分子的档案材料转移到安全地方，在斗争需要时予以揭露；建议公社领导人除了搞好国内事情外，还应在国外进行必要的工作，以争取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建议公社着眼于大局，团结多数，不要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浪费时间太多；在军事防御方面，马克思提出特别要注意加强蒙马特尔高地北部即面对普鲁士人一面的工事，否则，可能会腹背受敌，“陷入罗网”。5月10日，俾斯麦和法夫尔在代表双方签订正式和约时，曾秘密达成了共同采取行动镇压巴黎公社的协议。协议规定：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决定停止向巴黎输送粮食，让梯也尔军队自由通过普军防线，并由普军指挥部出面要求公社拆除工事。这项秘密协议对公社自然十分不利。马克思从普鲁士政府的一个内线获悉了这个消息，立即于第二天把秘密协议的细节写信告诉公社领导人，要他们提高警惕，加强防备。
可惜的是，公社对马克思的这些有益忠告，并没有认真考虑，予以接受。马克思对此深感遗憾，他说，“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呵！……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9页。
三、“维护共产主义主张”的宣言
1871年5月下旬，正当巴黎人民抗击凡尔赛政府军的进攻进入高潮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预感到，公社将要失败。他在5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不过他深信，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马克思的这种信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他对公社性质的透彻了解，基于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马克思对公社性质的认识不久就在他的《法兰西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
马克思写作《法兰西内战》有一个过程。早在3月28日，即巴黎起义刚过十天，马克思根据对情况的分析和了解，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以国标的名义发表一篇告巴黎工人书，以表明国际工人协会对巴黎革命的态度。后来因为事态发展很快，巴黎革命的性质和公社政权的性质已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公社实质上是一次“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尝试，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①。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单起草一个告巴黎工人书已经不够了，应当面向全世界，向整个国际发表一项关于斗争的总趋向的宣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
总委员会仍然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个宣言。马克思在大量收集资料，多方调查研究之后，用了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写出了宣言的初稿，二稿和最后定稿。他把这个宣言定名为：《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通过大量事实揭露法国“国防政府”和后来的梯也尔政府卖国投降和挑起内战的经过和实质。他指出，在普鲁士入侵者面前，它们表面上喊着动听的口号，叫嚷什么“永远不会投降”，决不会让出“一寸领土”和“一块石头”，但背地里却在干着一系列通敌卖国的勾当，它们承认所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到了1871年1月28日，巴黎的统治者终于揭去了最后一层面纱，向普鲁士政府屈膝投降，并且乞求普鲁士军队到巴黎来解除工人的武装。马克思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主要成员的丑恶面貌和肮脏历史，使人们认识到这个反动政府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详细叙述了巴黎人民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他指出，起义胜利后，巴黎人本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使敌人有喘息之机。但是领导这次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没有这样做，终于播下了恶果，使敌人得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是一个根本教训，这是中央委员会犯的一个“致命性的错误”①。
《法兰西内战》这部光辉著作着重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发展的历史，说明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劳动者的工具，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②；即使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可以变来变去，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统治权从一个集团手里转到另一个集团手里。而在这个过程中，倒霉的是劳动人民，国家机器的每一次变动，结果只能是对人民的更加凶恶的奴役。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人民来说，奴役他们的国家机器就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9页。
②同上书，第3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
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后，用什么来代替它？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不愿脱离实践凭空臆想。而现在，有了公社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指出，公社就是新型国家的“一定的形式”，“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①。接着，马克思就公社在军事、行政、立法、组织人民群众民主管理国家，防止公职人员蜕化变质，以及正确处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等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详细论证了公社这个与以往一切旧国家机器根本不同的新的国家形式，最后得出结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
马克思在这里还义愤填膺地声讨了梯也尔政府勾结俾斯麦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滔天罪行，满腔热情地颂扬了巴黎劳动人民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英勇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且深刻阐明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
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街垒被梯也尔军队攻占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宣读了这份气势磅礴的宣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和批准，并立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小册子发表，不久又迅速地流传到世界各地。在宣言发表后不到两年时间，它被全文或部分地译成德文、丹麦文，法文、佛来米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在欧美许多国家的报刊杂志上，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宣言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传播最广、出版数量最多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
①同上书，第374页。
②同上书，第378页。
《法兰西内战》由于结合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一些重要原理，按恩格斯的通俗说法，就是“维护共产主义的主张”①，因此引起了欧洲各国革命者或倾向于革命的人士、特别是国际各支部、各工人组织的强烈反响。不少单位或个人纷纷表示赞成和拥护宣言的观点，同情和支持公社的革命事业。当时比利时《北方报》驻伦敦记者写的一篇通讯中就报道说：“英国各工会会员都同意宣言中所阐明的原则”。
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甚至使某些民主主义者也感到信服。英国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戴利，看到宣言后立即给马克思写信说：“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宣言第十八页的结尾所叙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原则。我是破天荒第一次才找到了关于共产党人所力图达到的政体的鲜明论述。这种政体在有些方面我是很喜欢的。它将有助于避免一般选举的缺点和虚伪性，并有助于建立中央政权机构与全国的经常联系。”②国际总委员会发表《法兰西内战》，是公社失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正当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利用公社的失败，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公社参加者大肆进行诬蔑诽谤的时候，总委员会在这样的时刻公布宣言，宣布自己的严正立场，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无疑是伸张了正义，提高了国际的威望，促进了公社参加者内部各派以及各国工人和公社参加者之间的革命团结。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66页。
②《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1972年俄文版，第520页。
当然，对宣言不满，抱敌视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从伦敦工联的领导人乔.奥哲尔和本.鲁克拉夫特，改良主义者乔.侯里欧克，到某些资产阶级反动报刊，都对宣言，进而对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本人不断发出攻击和诬蔑。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利用资产阶级报刊发动的论战来宣传国际的观点。在种种污蔑诽谤面前，马克思泰然自若，沉着应战。正如他在6月1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说：“它(指宣言)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看他们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6--237页。
四、救援公社流亡者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被逮捕、判刑、流放和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对于这些被迫离乡背井的人，梯也尔政府仍然不肯放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5月26日，梯也尔政府指示各驻外使节，要他们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要求，逮捕那些逃亡和躲藏在国外的公社社员，将他们引渡给法国政府。6月6日，梯也尔政府在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诬蔑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就面临着一个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而援助公社流亡者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受对引渡，维护流亡者的合法避难权，并想方设法使在国内还受到生命威胁的公社社员离开法国，逃往安全地带。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发动英国委员和有关人士去做英国政府的工作，要求英国政府给公社流亡者以政治避难权。但是英国政府十分狡猾，生怕得罪法国政府，因而对这一正义呼声不置可否。
按照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政治流亡者有权获得政治避难而不受本国政府的追究，但法国政府为了引渡这些流亡者，竟不承认他们是政治犯，故意把他们说成是杀人，放火、抢劫的刑事犯。在法国政府一再坚持下，英国政府有意按刑事犯罪条例引渡他们。马克思从一个内线获悉了英国政府这一企图，立即向总委员会作了报告。不久，总委员会讨论和揭露这个问题的消息在伦敦和瑞士的几家报纸发表出来，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反对，英国政府对此有所顾忌而不得不暂缓行动。
经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组织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积极活动，在一些国家如瑞士，比利时等，反对引渡、营救被捕的公社流亡者的斗争，也取得了可喜成果。
帮助尚在国内匿居的公社社员摆脱反动军警的搜捕，让他们及时逃离法国，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马克思在这方面也用尽了心思。他到处找门路，弄护照，弄到护照后再找机会托人带回法国。他的努力得到许多热心肠朋友的支持。1871年7月21日，马克思为此写信给帮他弄护照的欧根.奥斯渥特表示感谢：“我不得不又麻烦您，请您办一个由法国领事馆签证的护照。……
您的帮助已经救了六个人，如此崇高的事情是对您劳累的最好奖赏。”①
当时流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大都是在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后被迫离开祖国的。其中不少人出走时很匆忙，来不及携带必要的物品，有的甚至衣不蔽体，身无分文。他们流落到异乡时，又往往受到当地政府和有产者的歧视，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处境极为艰难。
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流亡者的这种处境十分同情，曾经想方设法给予支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马克思这时家庭经济也并不宽裕，但常常带头捐款。
1871年7月，为了统筹安排救济工作，统一分配救济物资，总委员会成立了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参加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担任秘书。
由于流亡者来到英国的日益增多，救济款项经常入不敷出，马克思为此起草了一个致国际美国各支部成员的呼吁书，号召为流亡者捐款，并亲自把呼吁书寄给国际美国组织负责人左尔格。呼吁书在美国会员中起了积极作用，来自美国的捐款日益增多。
救济流亡者方面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流亡者谋求职业。由于各国反动派对公社和国际的诽谤和诬蔑，流亡者求业谋生十分困难。雇主们都不愿意雇用流亡者。有的人虽用化名找到了工作，但一经发现，就立即遭到解雇。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流亡者寻找工作煞费苦心。他们到处联系，广找门路，千方百计安置那些生活极端困难的人。他们常把要找工作的人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上姓名、特征、擅长、准备找谁联系，等等。对于每一个被安置者，他们也总是体贴入微，处处考虑得很周到：代付经办人佣金，添置新装，代还债款，给予路费等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55页。
马克思的热心关怀，使流亡者深为感动。不少人把马克思的家看作是避难所，是生活希望之所在。而马克思一家对一切来客也总是热情接待，慷慨解囊。
马克思为救济公社流亡者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燕妮.马克思曾经告诉库格曼：马克思“不仅要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他刚要专心地进行抽像思考，斯密斯太太或者布朗太太就会闯进来”①。马克思自己也说，“即使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之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以关怀。”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67页。
②同上书，第257--258页。
五、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较量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困难时期。在外部，它受到各国政府和反动势力的诽谤和攻击，它在法国被宣布为非法，它在德国的会员被判处徒刑；在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和奥匈帝国等地，国际工人协会都遭到警察的疯狂迫害。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也参加了对国际的反革命围剿，他号召天主教徒起来同“神的死敌”一一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要先将国际的会员绞死，然后再为他们“祈祷”。
在国际内部，以巴枯宁分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同各国反动势力相呼应，也想利用国际的困难处境来篡夺领导权。
巴枯宁分子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国际总委员会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普法战争前，他们在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企图强使国际的领导机构迁往日内瓦，以便把总委员会控制在自己手中，夺取它的领导权。阴谋未逞，他们又利用所控制的报刊对总委员会进行攻击，并且大要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宣布解散其派别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背地里却仍然在进行分裂破坏活动。
公社时期和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趁机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国际的正确主张。巴枯宁本人一方面诬蔑支持巴黎公社“是犯罪的，愚蠢的”，另一方面又胡说什么“我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必须回答巴枯宁分子的挑战，揭穿他们的分裂阴谋，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确定无产阶级今后的行动路线和斗争方针。但在当时反动势力猖獗、国际处于反革命围剿的不利情况下，不可能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而只能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秘密的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负责。这就为会议按正确方向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讨论筹备工作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先后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建议，如：代表会议只限于讨论“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总委员会委员可以出席代表会议并有权发言；在代表缺席情况下应由各国的通讯书记充任代表，等等。
1871年9月17日，代表会议在伦敦开幕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工人阶级应否从事政治活动？这本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竟然有了争议。巴枯宁分子认为工人阶级不应参加政治斗争，否则就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他们极力阻挠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据理驳斥，排除了他们的干扰，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统一了思想。恩格斯在会上的发言特别深刻。他说：“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要从事政治呢？恩格斯答道：“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一一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为；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恩格斯还指出：“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①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也作了几次内容类似的发言。经过同巴枯宁分子的一番较量，会议最后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应当把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密切结合起来；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和消灭阶级这一伟大目标，就必须“组织成为政党”，“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地把它写进了国标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中。由于这个决议非常重要，后来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又决定把它的基本内容增加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中去。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针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有关决议，规定了国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名称，任何地方组织不得再使用宗派名称，规定了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一些具体措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马克思还就巴枯宁分子的派别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作了专门报告，揭露了同盟的分裂活动和两面派手法。
伦敦代表会议提高了总委员会的威望，加强了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沉重地打击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破坏和篡夺领导权的阴谋企图。
伦敦代表会议的这次较量虽然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巴枯宁主义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不顾会议的各项决议，依然大搞分裂活动。1871年11月12日，他们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自己的所谓代表大会，通过《告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书》，公开反对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反对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搞“权威主义”，诬蔑总委员会是“阴谋的策源地”，同时大肆贩卖无政府主义货色，鼓吹“支部自由”和“自由联合”。
为了还击巴枯宁分子的挑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写了国际工人协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通告详细阐述了协会的原则和政策，驳斥了巴枯宁分子的种种污蔑，用种种具体事例揭穿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本来面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一些地方的国际组织纷纷起来反击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流亡伦敦后经马克思等人推荐补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或担任总委员会通讯书记的列.弗兰克尔、沙.龙格、瓦.符卢勃列夫斯基、阿.泰勒、爱.瓦扬、约.罗兹瓦多夫斯基等人也站在马克思一边，积极投入了同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通过又一次的较量，无政府主义者的可憎面目更加暴露无遗，他们越益孤立，但仍然十分猖狂，一场决定性的斗争迫在眉睫。
1872年5月2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代表大会定于9月在海牙举行。
马克思深知这次大会任务繁重，“关系到国际的存亡”①，因此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他与恩格斯分别写信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瑞士和美国的有关人士，收集巴枯宁分子搞分裂活动的材料，动员他们做好一切与巴枯宁分子作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1、503页。
9月1日，马克思在夫人燕妮和女儿爱琳娜陪同下，与恩格斯一起来到海牙。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因此引起了与会者的注目，也说明了这次大会之重要。在同一天举行的预备会上，他高兴地会见了来自德国、瑞士、葡萄牙等地的许多老战友。
在代表资格审查会议结束后，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总结报告，报告扼要叙述了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情况，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揭露了国际反动势力对协会的诽谤和攻击。报告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接着，大会着重讨论了几个重要问题：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把总委员会的驻地迁往纽约以及批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围绕这些问题，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多数派同以巴枯宁分子为核心的少数派之间，又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较量。
巴枯宁分子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反对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他们以反对所谓权威主义为名，再一次主张把总委员会变成某种“信箱”或“通讯统计局”。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论调，认为宁愿取消总委员会，也不能把它变成某种“信箱”，因为如果是这样，“协会的领导就会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而“不是落到工人的手里”①。
马克思的战友赫普维尔、左尔格和拉法格等人也纷纷起来驳斥巴枯宁分子。赫普维尔指出，巴枯宁分子这一意图的根本目的就是“把有战斗力的国际变成穿长衫和穿拖鞋的市侩党”②。拉法格也指出，协会如果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就根本无法行动。因此总委员会不仅不能取消，相反，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必须立刻把它建立起来”③。
经过激烈的争辩，大会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决议。
恩格斯提出的把总委员会驻地迁往纽约的建议，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上会下做了说服和解释工作，也获得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个建议，主要是考虑到：在当时反动势力加紧迫害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在欧洲开展正常活动有一定困难，驻地继续设在伦敦，领导权有被英国工联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篡夺的危险，同时，美国工人正在迅速成长，“国际必须在这块工人占优势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④。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参加国际的领导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从事国际的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说：“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8页。
②③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7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决定稍加修改后把它正式列入协会的章程。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再一次肯定了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对于反对权威，鼓吹自由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代表大会对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巴枯宁分子作了组织处理，将其头子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
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用德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详细介绍了代表大会所完成的三项重要工作。在谈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时，马克思庄严宣告：“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但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上，马克思却认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理：“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①这里，马克思把目的上的原则性和方法上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和策略原则。
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在海牙休息了几天，9月中旬，他和家人一道回到了伦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