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波及非洲 坦桑尼亚社会主义改造遇阻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7-04-11
1966年5月，文革爆发。这场运动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长达十年的浩劫，同时也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具历史意义的事件。除了输出革命和支持武装斗争的官方政策之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也经由官方和个人输出，甚至影响到亚非拉大陆。其中，坦桑尼亚受到文革造反派的“打击”最重。
造反派到非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
坦桑尼亚是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国也把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尽管中国经济在文革中近乎停滞，但中国政府对坦桑尼亚却有求必应。
当时的坦桑尼亚得到中国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当时就是最大的一个，有130多名专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而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上海的纺织系统又是由造反派头目王洪文所控制，因此纺织组里不乏想夺权的人。
纺织组的英语翻译是文革初期从国内派来的，此人原来是上海纺织系统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觉得在国内造反得还不够，要到海外来造反，“开辟第二战场”，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中国的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国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中国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还说文革前中国派出的外交官都是走资派，要打倒，纺织组的头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所以他要造反，要夺权。中国外交官被整得走投无路，连连向国内请示，以驻外机构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授予权力，制止这种造反。但中国外交部也正在被造反派弄得焦头烂额，回答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多做工作，反对压制这些造反派。
这些造反派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坦桑尼亚工人中去。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国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国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但中国在纺织专家组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到1968年初，中国造反派又开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动，直接要求他们不要听自己政府的话，起来造反。
影响坦桑尼亚政策
中国造反派在坦桑尼亚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国外交官的紧张。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不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国影响的议论，而且在国内也面临很多人的反对，他本人受到很大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煽动一些政治野心膨胀的人制造动乱，从而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其实，在60年代，中国的国际影响已经造成了一些亲共政权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的后果。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例证。在这两次政变中，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国的附庸。政变的后果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对中国也是沉重打击。
尼雷尔本人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国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中国的意图表示疑虑，这当然和他对自己政治处境的担忧是分不开的，一时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驻坦外交官向国内一再紧急请示，陈述厉害关系。
坦桑尼亚总统向毛泽东求援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鉴于文革造反派冲击外事工作的情况，曾经于1967年2月发出过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大使馆和一切驻外机构不得成立造反组织，不许夺权，不许由造反派监督当权派，已经成立的造反组织一律改为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但这个文件是由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制定的，造反派们并不卖帐，外交部领导害怕造反派的气焰，也不敢认真执行。
1968年初，坦桑尼亚的中国造反派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宣传的范围，直接进行政治串连和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和前途，中国外交部门不得不把以那个从上海纺织系统来的英文翻译为首的五名造反派头头调回国。但为了不给国内的造反派以压制革命群众的口实，同时也把反对这些造反派的纺织组组长等人一同调回国。回国后，这批造反派在上海被当作在国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发动文革的英雄，受到了盛大欢迎。造反派还说他们受到了外交部门走资派的迫害，要和外交部算账。
尼雷尔对中国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影响的忧虑有两个方面。一是害怕文革被反对派利用，对他的政权造成政治冲击，二是怕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破坏，影响中国对坦的经济援助。于是他在1968年7月第二次访问中国，特意要了解文革的情况，和中国方面谈他的忧虑。
为了稳住在非洲的这个主要盟友，毛泽东在和尼雷尔会面时痛斥了由上海派到坦桑尼亚的那些造反派，说今后再有这样的人，中国决不姑息，发现一个撤回一个。周恩来在和尼雷尔会谈时也表示“文革”浪潮一定不会冲击到坦桑尼亚，中国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圣旨，中国外交部门造反派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幵辟第二个造反战场的英文翻译，在毛泽东直接点名后被下放劳动改造，落得和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一样的下场。
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坦桑尼亚青年团曾经想仿照中国大量印制毛泽东像章的做法，要中国为他们制做尼雷尔像章，还想在中国援建的友谊纺织厂试点，组建和红卫兵相称的绿卫兵。但经过中国造反派的一番折腾，坦桑尼亚人对文革的真相有所了解，对“造反派”十分头痛，于是这些照搬中国的计划都流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