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四、彭真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一）毛泽东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
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
他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
谈话后，彭真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
还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
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事后，毛泽东的谈话被要求整理成谈话纪要。当时，关锋和田家英作了笔记，整理的任务也就落到了两个人身上。在田的推辞下，关锋独自一人连夜奋战写出了纪要，并把它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关锋知道后，担心会使田家英带采麻烦，曾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的回答是：“那几句话是谈文艺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胡绳的记忆：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他并没有说同意或不问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算了。）事实上，田家英知道篡改删节这几句话关系很大，因此他就这件事与彭真商量过，彭也表示同意。据知情人说：田家英还向刘少奇汇报过，刘对田表示他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事后不久，关锋给毛主席写信揭发了田家英篡改删节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讲话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
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
彭真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
彭真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
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
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
首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康生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彭真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
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
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
实际上姚文元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
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
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
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
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整关锋提供材料。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
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
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人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
问：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
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这篇文章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这篇文章也是由中宣部主持和组织写的，坚决贯彻鼓真的“政治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意图。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这文章是为了回应彭真批评上海市委不批评《海瑞上疏》而发表的，也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人民日报为了把政治批判纳入学术讨论轨道而发表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 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这篇文章批判的内容应该是属于前一阶段的，由于被压制现在才发表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这篇文章是为了弥补戚本禹前一篇文章的不足，把史学问题的批判进一步深化。
（二）彭真陆定一抛出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彭真把许立群一月间报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七份材料转报给毛泽东。
七个材料分别是：
1,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2,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
3,汇报关锋等四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
4,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
5,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
6,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
7,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
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上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提出: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
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这个提纲，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政治局常委临开会前，彭真把“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
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
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
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
争论的问题
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漆、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彭真、陆定一带着许立群、姚溱、胡绳、吴冷西等到了刘少奇家里，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刘少奇建议彭真向毛主席再作一次汇报，然后交给书记处或政治局常委讨论。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
彭真叫许立群向毛泽东汇报，然后彭真说了一些话。
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
毛泽东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泽东又当面问了彭真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彭真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泽东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当许立群攻击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泽东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根本不理睬毛泽东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泽东审阅，而彭真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彭真对上海市委的人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人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
胡绳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胡绳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汇报提纲”。
他们根本不传达毛泽东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泽东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泽东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听传达的人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在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红旗》发表尹达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叫许立群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穆欣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三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批评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杰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杰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既是批评人民日报，实际上也是批评彭真、陆定一以及他们搞的那个二月提纲。也是毛泽东要把人民日报的领导权，从彭真手里夺过来。从这时以后，人民日报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和方针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从它以后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
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向毛泽东表示：“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这篇文章针对吴晗的自我批评，剥开他的画皮，揭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针对彭真不准涉及《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问题，深入揭露彭真等人散布的种种为吴晗辩护的谬论的重要文章。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刊载的关锋 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这篇文章通过对吴晗有关海瑞的几篇文章之间的联系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他写这些文章的反党反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彭真召集十几个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
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
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
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
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从人民日报搞的这个摘编可以看出，在四月份以前，各报刊登了不少揭露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文章，可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而是尽量引导人们去搞所谓的学术讨论。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
先由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然后，彭真表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通知》稿由周恩来等人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同时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对文件“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四）四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批判彭真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并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这篇文章提出了：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问题。
（五）彭真准备了自己垮台的条件
一九六四年开展批判各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来，彭真担任了文化革命五人的组长。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斗争的形势由理论领域向政治领域转移。上海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尽管当时彭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经过上海市委安排、由江青组织的。从文章的内容来说，与其他的批评文章并没有什么特殊不同之处，只是被批评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直辖市的副市长。类似这样的高官兼作者，此前被批评的不是没有，如中央高级党校的副校长。只是这次被批评的高官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这就涉及到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了。这就是为什么彭真对姚文元的文章不能容忍的原因。
第一步，他在知道有来头但又不知道真实底细的情况下，采取封锁的措施。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命令中央一级的报刊都不得转载姚文。在北京的影响下，其他各省市区的报刊也都不敢转载。
第二步，他在知道了姚文是毛泽东指导下写作的背景下，采取了混战的措施。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开始（为什么北京的地方报纸转载首先指定是北京日报，而其他报刊都安排在后面，这说明彭真心虚，他既要下令封锁，又要装出北京市带头转载的假像），就在编者按中明确规定，转载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进行学术讨论，不能涉及政治问题。各报对涉及政治问题的文章，一律扣下，不予发表。
第三步，他在已经了解毛泽东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意向的情况下，采取限制的措施，阻挠革命大批判的进行。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对彭真、田家英等人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讲话原有：《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讲话原有的最后几句，整理时被彭真、田家英等人删节篡改。根本不向上向下传达。
第四步，他在毛主席根本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抛出二月提纲，采取压制措施，企图扭转革命大批判的方向。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口头向毛主席汇报他搞的二月提纲，毛主席既没有审查文件，文字批准；也没有口头表示同意。彭真就向常委谎称主席同意了，以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的实质是以不涉及政治问题为藉口保护右派、以整风反学阀为幌子压制左派。
第五步，他在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中宣部、北京市委提出批评的情况下，采取假批评的措施，掩护退却。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
四月二日，彭真向毛泽东表示：“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
四月五日，彭真在一个会上说：他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四月九日，在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上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月十六日，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
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这样，彭真就一步一步地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彭真问题的经验教训：
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2013年8月1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