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五、回击文艺黑线
——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一些根木问题
一、毛泽东派江青到部队中去组织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遭遇到了来自党内当权人物和学术权威两方面的巨大阻力。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就有30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江青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为了冲破阻力，扩大战果，把文化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文艺理论和文艺路线上，进一步分析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和开展大批判的必要性。为此，毛泽东派江青到部队中去组织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
她的要求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林办”主任叶群出面，电话通知当时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要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参加人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批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参加。
叶群委托刘志坚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给江青。
林彪的“几句话”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二、江青与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座谈文艺工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季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刘志坚等一行六人（包括秘书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一名编辑）乘飞机到达上海。
当天下午，江青在其住处丁香花园会见刘志坚，刘志坚即把叶群委托其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转达给江青。
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下午５时，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场的还有张春桥。
一开始，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
江青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晚上，江青与刘志坚等人一起看电影。
这个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就是看电影、戏剧。先后看了３０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１３次，指定放映影片２１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发表谈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晚上，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外国电影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晚，江青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晚，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座谈期间，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三、追记的江青谈话纪要
根据刘志坚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追记”，会后整理成“江青谈话纪要”，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介绍自己
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亲自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介绍她如何搞京剧改革，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像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了。还说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2．赞扬林彪
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
3．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4．说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在一次谈话中，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说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她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她还说罗瑞卿，有一次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刘志坚说：“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江青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在主席批示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后，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还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八一厂那个陈播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当厂长。她还说八一厂“人员严重不纯”，“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问题很大”，要整顿。江青说：“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说，周扬、彭真专了她的政。说：“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我认为他们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她说文化部不像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部，让他们批《海瑞罢官》就是不批，她只好到上海找人。
5．指责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江青指责建国以来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说：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的；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有的是宣传和平主义；有的是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人物，写一个死一个；有的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她说：“《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篇文章批判一下。”她还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学”好一点，是鲁迅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王明路线等等。她还说：“塑造工农兵的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就是这么去做的。”对一些外国电影，江青说《静静的顿河》这个片子非常糟糕，主人翁是个土匪、叛徒。她还说，文艺问题上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要捉大的，要批判肖洛霍夫。
此外，江青还谈了创作方法、电影技巧和创作三大战役、修改《南海长城)等问题。
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刘志坚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们向江青转达的林彪给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成八条，主要观点是：
1．“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6．“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7．“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
预定在4月份召开创作会议。
2．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
3．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
4．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
5．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
6．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
7．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
8．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这份汇报提纲送给林彪和军委其他领导，以及江青各一份。
实际上，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对江青的许多观点是不同意的。21日上午刘志坚向萧华(当时萧劲光也在座)汇报“座谈会”的情况时，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否定过多”，说：我们看了的电影，许多群众认为是好的，江青都说不行，京剧不行，这么多电影不行，那群众看什么?那电影院、戏院不就关门了。二是中间人物应该写，说：写英雄的不行，写中间人物不行，那写什么?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的，还是可以演的，不然没法写了。
萧华、萧劲光都表示赞同他的看法。萧华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开完会后再研究。
五、修改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到济南后，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江青的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
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二月二十五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江青见到陈亚丁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
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
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汫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
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在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经张春桥与陈亚丁商量又对稿子作了些改动。
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陈亚丁一起对修改稿进行讨论，而后由陈亚丁再修改一遍。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经张春桥、陈亚丁文字加工。
晚上读给江青听，得到江青认可。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宇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原“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末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
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说“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
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改为：由于阅读了主席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又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
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
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
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原“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
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4．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加了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是有影响的，要彻底肃清。”
5．加了“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
6.加了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刘志坚看到这个修改稿以后，他认为：
1．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
2，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阴谋。
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
4．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
5．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
6．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
但是，三月一日，刘志坚还是批了：“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
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
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此件（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二）“搞掉这条黑线以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左翼的某些领导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
（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七）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八）文艺批评要“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九）“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而我们要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
（十一）“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至十一日，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
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５个人一起从１２日至１４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
这次修改，使文字由５５００字增加到１００００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1．在第——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成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2．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3．增加写了关于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900字，即从“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4．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5．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6．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7．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8．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4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给林彪的信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1．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2．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3．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了末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4．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5．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6个字删去了。
6．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7．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又请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五人一起座谈。
江青问：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
刘志坚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整个文艺队伍的估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
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
张春桥也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
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
四、党中央批准《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致给林彪的信
陈亚丁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一次批评了学术界、文艺界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刘志坚找去，要刘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刘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对“纪要”第三次修改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
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
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
修改后批示：“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中央军委的请示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刘志坚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
四月一日，彭真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乎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
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又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四月三日，刘志坚感到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
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
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
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
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
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
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木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年4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10条措施。
五、《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座谈进行的过程。
第二部分：集中概括了这次座谈会上“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的十点意见，是“纪要”的核心部份。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十条措施。
六、纪要发表的重大意义
《纪要》是以江青的名义，借助林彪的地位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路线作了一个总的检讨。
《纪要》是毛泽东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批评的深入展开、系统说明和详细注释。
《纪要》指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得再斗争。这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
就当时来说，《纪要》所代表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与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根本对立的，也是对后者的批判、否定。
七、围绕纪要的斗争
这个纪要虽经中央领导机关批准，但一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
刘志坚虽然是军队出席座谈会的主要代表，但他对座谈纪要在思想上就有很多保留意见；1967年1月4日他因“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被“打倒”以后，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他认为：
1．“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炮制经过，揭示了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利用的罪恶阴谋。
2．“纪要”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3．“纪要”的贯彻和推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总之，“纪要”的错误不是某一方面、某个问题上的错误，而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的集中反映。它是江青、林彪政治阴谋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而我和许多有关同志，在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和个人迷信的影响下，未能认识它的危害，直到自己被打倒，才开始认识到江青的阴谋，认识到文艺领域“左”倾错误的危害。
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当权者们就彻底翻案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总政治部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指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我们建议中央作出正式决定，撤销这一文件。”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总政治部1979年3月26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第410页）
《毛泽东传》说：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大动乱的年代》说；《座谈会纪要》不仅一笔抹杀了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成就，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提出了黑八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日关于文艺工作批示的“左”的发展。它的严重”左“倾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个步骤。
它们都抓住《纪要》中的一句话：“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其实这句话不过是把毛泽东说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换成了另外一句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纪要中的这句话，对建国以来的文艺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评价不高，对此，他还作了自我批评：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在当时看来，即使不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尽管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会觉得这些批评似乎过于严厉了。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多年，看看这三十多年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情况，不能不让人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如有人说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就深刻地觉察到文艺界存在的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暗流，如果不狠狠地抓，发展下去将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一领域作为突破口的。一九七六年以后，右派全盘否定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的批评，从而为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了绿灯，以致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来说，已经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
今天，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艺路线、方针及政策，出了一些优秀作品。战斗仍未有穷期，同志必须继续努力。
为了加深对这一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完全有必要重新学习这一具有伟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文件：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两篇著作，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并先后同刘志坚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步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2006年8月30日初稿
2011年7月4日修改
2013年8月19日再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