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八、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推行的错误路线
（一）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大字报贴出以后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反对的人也贴出大字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贴大字报反对党委。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
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北大党委要把这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
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提。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的指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电台广播、报纸刊登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一事，在群众中特别是高等院校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七百多张大字报批评校长蒋南翔。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声援北大聂元梓的大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一万多张大字报反对批判蒋南翔，提出了保卫蒋校长、保卫校党委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十一个学生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提出要揪党委领导人中的黑帮。
教育、外语、地理、历史等系相继贴出类似的大字报。
（二）刘少奇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指示，其中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坏人破坏。
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雪峰的这个讲话就是为了贯彻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北京邮电学院一些人因工作组保护校党委而赶走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同学的讲话
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时，在学生三食堂门前对北大师生说：同学们！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很高兴。有你们这些革命的同学，什么牛鬼蛇神、什么彭真、什么陆定一、什么罗瑞卿、什么陆平、什么彭佩云都统统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反对工作组，提出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当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陈伯达不同意。
七至九日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
同日，北大一些人到清华大学支持揭露蒋南翔的问题。清华派人把这些人押送出校。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江青等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文章。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一些人到报社贴大字报，遭到报社和警察的围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学生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工作组认为反工作组的人是右派，批斗这些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少数人不经工作组同意批斗“黑帮”事件。工作组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刘少奇同意在全校大抓右派。
1966年６月１８日，北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初夏的清晨，动荡了２０多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已经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逐渐恢复了平静。早饭后，我所住的３８楼东侧突然聚集了一些人，我闻声下楼看时，有人在东房山墙外高高的水泥阶梯壁上贴上了“斗鬼台”三个大幅字，很快就有一批学生押着几个老师到这里进行批斗了。紧接着，各个系的学生一拨跟着一拨，不断押着老师到这个“斗鬼台”前接受批斗。
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全然不知该怎么办。按照当时的形势，既不敢也没有制止的念头，又不愿参与，所以只能远远地在人群后面看着。虽然我也自诩为运动的“造反派”，甚至是造反派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的斗争矛头是对着“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而且心中坚守不打不骂的道德底线。对于把如此之多的教授包括中青年教师统统抓过来批斗，心里犯着嘀咕，所以我只好观望。
历史系６２级同学马生祥对这个日子有比较清楚的回忆：
"6月１８日早饭后，我们６２级在３８斋分班学习批判。６２级当时分成了３个班，考古班（１９６３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１９６４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１０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３８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６１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２０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６４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上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在批斗不断加温升级了，各系的一些“牛鬼蛇神”不但纷纷被押解到这里被野蛮批斗，而且戴上高帽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被殴打唾骂。当我看到历史系４年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女同学王彩霞也被拉到台上，并有人撕扯她的衣服时，我真的气愤起来。于是我找到同班的同学崔学谙（后任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王璧（后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等一起商量了一下，他们也对这种混乱和对人格的侮辱十分不满。我们一起回到四楼的宿舍里，打算表示一下看法。情急之中，我急忙查找到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由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的崔学谙执笔，在我们的宿舍４２０房间写出了两条大标语，记得是用许多张黄色大字报纸粘连在一起的，一条写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另一条大意是：按照工作组的指示，搞好文化大革命。写好之后，我探出头从楼道的窗口悬挂张贴出去，正悬在“斗鬼台”的上方。
我们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给这种混乱稍微“降温”。但是这个举动激怒了头脑已经发涨的人们，一些同学冲上楼，闯进我们宿舍兴师问罪。因为大家看到是我贴出去的，记得其中一个当时三年级的同学李某某抓住我的衣领举拳要打我，正危急时，和他曾经同班、十分相识的王璧忙过来解释说我们都是造反派，并不反对批斗“牛鬼蛇神”，总算解了围。我的脑海里至今不能忘却自己在这个“事件”中险些挨揍的惊人一幕。
根据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１日清华大学王良生等到北大的调查，并经当时的“新北大公社总部办公室”、“校文革办公室干部问题联络站”和西语系、东语系、法律系、经济系等８个系的走访核实，了解到６月１８日当天被揪斗的共计５６人，其中被打成“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的３２人，“反动学生”２人，其他“反动分子”１４人，当时就确定“斗错”的８人。在被批斗的人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４０多人，包括校党委宣传部长谢道渊、组织部长张学书、几名党委常委和各系的党总支书记等。在全校１８个系中，有１６个系参与了揪斗，只有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没有人在这一天被揪斗。被聂元梓点名的陆平和彭佩云因为每天都被批斗，成为“死狗”，这一天躲过了浩劫。 当晚，从外面开会回来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听取了汇报后，十分生气，当即在学校广播台上发表了讲话，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件。一时间，学校的舆论大乱。
第二天上午开始，工作组布置全校师生在各自房间里闭门讨论“６？１８事件”。从此，学校的５个校门都紧紧关闭，加强了门岗守卫，纠察队也开始夜间巡逻。张承先以为这样就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新秩序”。
在张承先下令封锁校门的６月１９日，心中忐忑不安的王光美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薄一波也几乎同时到了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并对工作组给予了支持。
6月２０日，张承先写了《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在北京市委工作组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张承先工作组的“简报”称：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当场表扬了张承先，并指出“这样的反击要多来几次。”于是，北京市各个院校的工作组学习北大的经验，一律封锁校门，严格限制出入，运动的混乱局面一时得到了控制。
1966年６月２０日，张承先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被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迅即转发给各地党委，遂成为各省市“镇压革命”的尚方宝剑。
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摘自马洪路：《我所经历的“六一八”事件始末》，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天刘少奇找工作组谈话，指示要批判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工作组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把李贵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整理的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一段话：如果工作组不能代表我们的利益，就可以夺工作组的权。
由此，在刘少奇的亲自过问和王光美的指挥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说：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华南工学院高翔等同学贴出了《北京来信》和《告全院学生党员书》，遭到广东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残酷镇压。
下面重点介绍一些典型：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
〖编者说明：本文主要作者是王力、关锋，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报送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对此文批语：“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看一看。”文章的标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是毛泽东改拟的，原标题加上时间作为副标题。〗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份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鹏飞、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鹏飞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涛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１）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２）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３）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４）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５）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６）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部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南翔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光美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９０２班内反蒯的十六名学生组成）讲：“蒋南翔性质还末定”。刘冰（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东昌（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知生（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林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先扫外围，后打黑线”；“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顺藤模瓜，内查外调”。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南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在数力系竟发生这佯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七月十日，王××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工作组撤走以后，在工作组一手扶持起来的清华“三临”（文革临时筹委会、“红卫兵”临时总部、临时主席团，都是由贺鹏飞、刘涛主持的）掌权期间，继续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⑴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根除”。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一群混蛋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⑵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份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一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⑶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北京师大一附中
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 “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北京师大女附中
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后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ＸＸ、朱Ｘ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后，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群众事件
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
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
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
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
六月二十日，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
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事件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
武汉大学大小‘三家村’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上就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
武汉墨水湖中学“反革命暴乱的典型”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
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剥笋政策”
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
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的 “红旗事件”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写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
南京“六．一三”事件。
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
刘少奇等的中央一线领导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歪曲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委发动群众揪斗五界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在一段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都发生贴大字报、批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的现象，称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为“黑帮”、“三反分子”，称一批教师为“牛鬼蛇神”。党委、工作组及其领导下的革委会，把领导干部、教师集中起来交代问题。另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机关又普遍发生了把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
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大革命似乎“纳入正轨”了。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
现在大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能够公开出版的著作，很少涉及这一事实。然而，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在学校以及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抓右派、三反分子，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胡绳的《七十年》说：六月一日以后，“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老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瘫痪。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许多学校的学生发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事先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第413页）
《毛泽东传》说：“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事实证明，它们这种种说法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
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刘少奇的错误路线搞下去，那就不仅仅是重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而且必然要造成更加严重的政治后果。
（三）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谈当前形势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
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
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讲话
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领导，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这封信说了这样几层意思：
1，告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八日这一段时间的行踪；
2，五月十六日至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这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天下大乱”，为什么会“大乱”？并不是无产阶级要乱，共产党要乱，而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也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牛鬼蛇神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呢？这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共产党人对待这种“乱”采取什么态度？首先是不要怕，怕也没有用；其次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步骤，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去争取新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是进行一次就完成了、结束了呢？不可能。经过若干年后，大概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直到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为止。
3，对林彪“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认为不妥；“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因为他过分突出了宫廷政变这种形式，而这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
4，对林彪在讲话中过分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和意义感到不恰当：“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为什么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
5，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态度：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6，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用、意义的估计——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为什么说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不同于“实战”。为什么说是“演习”而不是“实战”呢？这同毛泽东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判断是有极大关系的。虽然后来说“炮打司令部”，但他并不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真的被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篡夺了；虽然后来说“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并不认为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所以这种“炮打”、“批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演习”罢了。这种“演习”打破了常规、造成了某种混乱，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认为，从这次“演习”中，“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和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左派得到的教训：如果不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普通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怎么也不敢想：中央还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曲折，但是要坚定信心、继续革命，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右派得到了教训：更坚决的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把左派骨干关进监狱，对工农群众的维护权利的活动实行镇压。
中间派也得到了教训：开始他们盲目相信，右派搞政变、搞复辟对们有好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十年浩劫。以后他们根据自身的经历，逐步认识到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伪装；所谓三个代表就是政治精英代表官僚，经济精英代表富豪，文化精英代表文阀；所谓社会和谐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劳动者驯服地做奴隶。
7，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虽然是两句老话，不仅对当时指导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在当今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
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由北京新市委出面因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而撤销工作组长职务的第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在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仍然指示他们“反右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对外文委正式宣布：
李昌停职反省，杨纯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张彦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外办。
张彦未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29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1）张彦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29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两条：（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陈毅宣布的这些决定，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畅游长江时的谈话：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在历史所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三项决定：
第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第二、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
第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要求撤销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
这一天，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晚，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
七月二十日，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说：
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等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有周恩来、邓小平参加。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时，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
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这说明，虽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撤消工作组仍然不同意，周恩来与他们两人交换意见，仍然没有说服他们。
这也证明：在中央常委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如果说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刘少奇、邓小平就不可能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说存在“个人崇拜”，刘少奇、邓小平就不会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同时，这也说明，周恩来在撤消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后来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五）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到刘少奇处与他谈话。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
周恩来审阅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清华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刘涛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这说明，尽管中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但刘少奇仍然不肯承认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王光美又突然来到清华
她说：“我不能在工作组困难时期放手不管。” “不少同学还是有认识的，还是能肯定工作组成绩的”，
又说：“让蒯大富上台也好，他上了台实行残酷镇压，可以教育大家。”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销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2011年7月19日修改
2013年8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