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北京高校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性错误（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语言学院部分师生的讲话
被接见的有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部分队员、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以及语言学院部分革命师生。
陈总：先声明一点，昨天一点钟，我才睡觉。我不知道你们来。如果知道，我马上就来。年纪老了，有时睡5～6小时，有时睡几小时就够。你们没有睡觉很对不起。他们（外办同志）确实没有告诉我，今天早上才告诉我。学校没有供车，这不好。八点半我还要去中央开会，只能说一小时。时间有限，以后还可以见面。要刘新权回去检查，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放他。他犯了错误，我不能包庇。
（王玉宝同志代表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来了以后，马上就接见我们，说明首长对我们的关心。）
陈总：二外曾有七个同学来找我谈，后来中央打电话来就开会，没有谈成，还有二百多同学等了几小时，由于我参加中央全会，接见外宾，没有和他们谈，以后再谈。以后你们可以再来，或我到外语学院去，下面我听你们讲吧。
（接着我院同学5～6人就“六·一六”事件，“扫障碍”等情况简单向首长汇报了一下。）
陈总：我应该很早就找你们谈谈，但一直没有找。你们来找了，文化大革命有的是时间，不要急。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如果一开始就正确就不会走弯路。中央决定指出，要经过反复，你们学校刘新权没有去是一个反复，刘新权去了以后又是一个反复，中央决定公布以后又是一个反复。反复有好处。凡是正确的东西总是要被接受，错误的东西总是要被揭露。你们的讲话，我看很有道理。你们的立场是对的，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作队要回去检查，揭开盖子，我没有理由反对。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
具体的事“扫障碍”、“六·一六”事件……（下边原稿断了）……要彻底闹革命，这一点我站在你们一边。我们坚持真理就不怕驳，也不怕打成什么东西，要具有这种精神。是不是今后还有反复？革命要搞彻底，几天就能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有反复你们不要说我有鬼！贴大字报不定很正确才贴，贴错了以后再收回，不一定犯法。王屏讲了话，就有人贴出了“外交部里有大鬼”的大字报。大黑帮就是指的我，我打印了以后马上送毛主席以及其他单位。我告诉刘新权不要追究。外交部也要烧一烧。毛泽东时代有这样的青年也不错。我不能承认我是大黑帮。这不是自我吹嘘，到运动后期要作结论。如我看了以后隐藏起来就不对了。外交部贴我的大字报，有人说他是反革命，进行围攻，我知道后立即阻止。不要组织围攻，但可以让大家发表意见。有人说我是反革命，我不能承认。至于修正主义，十几个副部长，部长助理，司长是不是有修正主义我不能担保，可能有里通外国的，我们一定要查出。你们可看外办的大字报，有外交部秘密的不能公开，有的中央委员也不能知道，就是常委有的该知道，有的不该知道。（如国防、原子弹）。你们讲我的好话，我不一定听。有些人说我的坏话，我一定不打击报复。运动结束后，我要严格抓外交学院、外语学院。文化革命，明年一月份结束，仅仅是一个阶段，革命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
工作组的问题，雷阳、王越毅、刘新权，还有你们的党委书记罗士高犯了错误，你们要揭发。今天你们揭发了一部分，但可能也有人为他们袒护。全部工作队同志都要回去，住在那里检查，接受你们的意见，他们也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澄清事实，我要求周总理支援！
有的人说工作队犯了大错误；有的人说工作队是好的。工作队犯了错误，我要承担责任。因为工作队是我派的，犯了错误往他们身上推也不对。但他们具体怎样搞？我不知道，我只听汇报，一星期听一次。工作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伤害了群众，打击群众，运动走了弯路，该负责的就负责。大家可以提意见，可以给刘新权提，也可以给我提。我也有答辩权利。我不能定案，随便定案就会犯错误。文化革命要一直搞下去，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刘新权是老红军，革命几十年，我相信他有这么一点精神。
这是我个人意见。我不是指示、划框框、定调子，正确的以后才能决定。中央决定是个武器，给了我们方向，不是全部。
我很担心一个问题，同学意见分歧很大，意见不一致。一部分要工作队回来检查，一部分不要检查，怎么办？一个星期以前，我就跟刘新权说了，他同意。他是个老红军，还是有这点精神的（指自我批评），张彦没有拿出去（指送二外），他的错误更严重。最初阶段有的被斗，有的斗人；第二阶段斗人的又被斗。工作队回去检查可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但不能全部解决。有的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被斗的，工作组承担起来，同学互相谅解，他说，不能怪我，我们这一部分人也不同意，你为什么盲从。北京好多学校都没解决，就涉及到同学的根本团结，不能和稀泥，折衷。我是斗人家的，也是被人斗的，被人家斗得很厉害。你们被斗算不了什么！你们要讲故事，运动以后可以讲。我斗人家的时候，想想自己挨斗的滋味，头脑就冷静了。挨斗后，我痛不欲生。不自杀。什么时候自杀都是不对的。我不是指那个同学（张荣丽），斗我斗成那个样子。我想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的，并不恨他的。我在二外讲了一个小时，有人递上条子来说，少罗嗦，不要和稀泥，搞折衷主义，我就不讲了。群众斗群众，外交部工作组要负责任，同学们都是有理由的，不是无故的。
今天外语学院是很重要的高等院校之一。群众有能力。全部交给你们办，不派院长书记。同学中大的有两派，实际上三～四派。这要靠同学自己解决。文化革命刚刚开始，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你们同艰苦共患难，要拿起枪一起打鬼子（指美帝），我们无能为力，不是滑头，完全是不了解，情况了解的很不够。外交任务接见外宾，中央有会，你们可打电话，派少数代表来找我，这样大的问题，不能草率处理。开大会请外校参加，周总理、陈伯达、他们也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陶鲁笳在北京铁道学院的讲话
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职工同志们：
我以中央工交政治部工作人员名义参加今天的大会，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是以诚恳的态度，来听取同志们，同学们对工作组，工交政治部和我本人的批评的。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谁战胜谁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要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八月八日，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立即得到广大群众，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这个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决定的公布使广大群众，广大师生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中共中央这一决定，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也是检查我们前一阶段运动的重大标准。现在我们与大家一起学习，认真贯彻这个决定，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方向，路线的错误，提高我们的认识，这一点我觉得在当前说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点使我们认识到，什麽是正确路线，什麽是错误路线。前段运动，我们工交部有四十四所高等院校，根据中央决定检查，除一两所以外，其余都程度不同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发生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即使一两所没有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作组也犯了包办代替，压制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够等错误。这也说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走工作组，是十分英明的。工交部各高等院校在文化革命中，普遍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大家知道，铁道学院也犯了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我有直接责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得很，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势。广大革命师生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这使黑帮分子、反革命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魂不附体。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但是过去一段运动，在大好形势下也有阻力。这个阻力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一段工作证明，工作组成了运动的绊脚石。这个情况，工作组制造了许多框框来束缚群众的手脚。所以在这大好形势下。在大好的主流中，也有这么一股逆流，这么一股阻力。刚才几位同学说得很正确。说得好。拿铁道学院来说，同学们说的“六·廿”运动事件，叫“六·廿”运动更好些。要恢复“六·廿”的出色形势。“六·廿”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六·廿”以前革命师生和工作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一方面，像刚才那位同学天不怕，地不怕，毫无畏惧的彻底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工作组怕这怕那，用许多框框来束缚群众手脚，六·廿运动就是这样出来的。
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本身就是错误的。六·廿运动，我们说是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绝对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这样叫颠倒黑白。六·廿运动是什麽运动呢？就是批评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我说批评得有理，反对得有理，赶得有理。革命师生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敢想，敢说，敢干。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天不怕，地不怕，毫无畏惧，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只要你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管资格多老，地位多高，群众有权反对你，有权赶走你。刚才同学说了，六·廿就是这种造反精神，好得很！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今後贯彻中共中央决定，还要靠这样的造反精神。没有这样的革命精神，这个运动是搞不彻底的。那末在六·廿这样一个铁道学院的好得很的形势下，我们采取什麽态度呢？有好几个同学批评了我，这完全正确。我没有经过调查，听取了工作组的汇报，第二天就来学院讲话。我和一些同学座谈了，我说过，来的本身就是错误的。你有什麽理由第二天非来不可呢？有什麽了不起的事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乱，来，无非就是怕乱嘛！所以，在这个形势面前，我们真正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彻底革命的，就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应该和群众站在一道，至少也要像对我批评的那样，先进行调查研究嘛！不进行调查研究，偏听偏信，像同学批评的那样，只听一面之词。一夜功夫……第二天……革命师生在一起，深入革命师生里……这才符合毛泽东思想……（原抄录者注：大字报撕破）。为什麽匆匆忙忙地来了呢？告诉同学们，听说是占领了电台，电话总机，当时没有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很多同学说，很不满意这种说法，即使是占领了电台、电话总机，又有什麽了不起呢？
我今天看了李乾红的六·二二声明，看看他的精神，一句话，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声明中有一条，支持广播电台同志的革命行动。同学们要广播自己的东西，工作组不让，他就要革命，要干，干的有理嘛！这里反映我们不是信任群众。毛主席一贯教导，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没有这样做，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六·廿是铁道学院的广大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的首创精神。我讲话尽管也讲了支持革命群众的话，也讲了三个好得很，刚才有同学批评我白说了。因为那末一来，讲话的基本调子是要压服同学们，说工作组是革命派，为工作组辩护，要把轰轰烈烈的局面纳入我主观想像的工作组领导下的有次序的革命。是撑了工作组的腰，给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也讲了工作组的五个缺点，与现在中央的精神来比较，叫做假批评，真支持，完全不是中央决定的精神。为什麽强调是工交系统派来的呢？强调这点，无非是用上方宝剑来压制群众，这就无怪乎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说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的讲话是一篇错误的讲话，对工作组後来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有直接的关系，同学们说定了调子，是定了调子的。我们实际上也想了，为什麽要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当时刚才有的同学也讲了，最根本的一条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里根据中央精神，我们来检查。毛主席教导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信任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我在六月廿一日的讲话是违反这一教导。为什麽说它是在灵魂深处呢？因为我在口头上讲了，但在灵魂深处和口头上不一致。我们没有深入群众中去，甘当小学生，对于广大群众的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风格，对在运动中每时每刻的新事物，新创造缺乏感性知识……我们的感情缺乏无产阶级的感情，对广大群众没有感情，相反，对工作组倒挺有感情。对工作组偏听偏信，相信工作组胜于相信群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阶级大变动，缺乏深刻的阶级分析。在这样阶级大变动的新形势下，我们缺乏感性认识，用脑子中的旧思想，旧框框看待这样的新事物。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记得六月廿一日的讲话里，建议建立各级文革委员会，在目前的情况下，院级文化革命委员会要由工作组派一人兼任，这是完全不相信群众的。为什麽要派工作组兼任呢？就是不相信群众起来闹革命。
第二，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毛主席的精神，我们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尽管我们嘴上对别人说，不要怕乱，到自己身上就怕起来了，群众真正起来了，又怕了，这叫叶公好龙嘛！六·廿运动就像同志们所讲的，脑子里怕乱，现在怕乱是什麽东西呢？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实质是怕群众，怕革命，怕大民主。有怕乱的思想，必然反对敢想，敢说，敢闯的革命群众。他们起来，大胆行动，常常在我们所谓老革命新问题的……发生许多顾虑。对运动中的带头人总要找些缺点，错误，不是先看大方向，总是先找岔子，找毛病，这是完全违反中央决定的。决定里讲了嘛，在这样大的革命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我们（包括工作组和我们在内）这点是工作组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找带头人的岔子和毛病，甚至搞些不确切的材料，夸大缺点，错误，把他们和坏人混淆，这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违反了不整群众的原则。二十三条规定了不整群众。不整群众，就是把学校分为除了当权派，就是群众。当权派里再一分为二，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拿铁道学院说，李、王两位同学虽然是学生会主席，就不是当权派，对他们根本不应怀疑，即使是群众中真正的右派，也要到运动後期酌情处理。因此把问题夸大，甚至怀疑他们与黑帮有联系，势必把运动方向弄错，而且把好人当做坏人搞。这是很严重的，不把矛盾指向黑帮，而是指向群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黑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对待。今天听到了在所谓六·廿事件中遭到打击，围攻，甚至迫害的同学的发言。我听了这些材料，我心中感到沉痛。为什麽把敢想，敢说，敢干，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他们一片热心，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想一想，如果扣在自己头上，精神痛苦该有多大？当然影响不只一部分遭到围攻，打击的同学。它的影响是群众斗群众，同学斗同学，造成革命群众分裂，这是很严重的後果。这个恶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沉痛的教训要深刻记取。所以我要在这里向遭受打击，围攻，甚至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所以，同学们，同志们，我们犯了这样的错误，你们还说我们是老革命，我们心理十分不安。老革命比起同学们，同志们，我们是大大落後了。我们真诚地向毫无畏惧的，有真正革命精神的青年一代学习。当然，最根本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学的好，我们学的不如你们，大大没有同学学的好，也用的不好，千条万条根本一条就在这点。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没挂帅，是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问题。稍离开点毛泽东思想就要犯大错误。工作组要负责任，上级要负责，工交口，特别是我个人要负责。今天传达了吴德同志昨天的讲话，新市委也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首先上级要负责，工作组也要负它的责任，各有各的账。我们上面要承担责任，不能都推到工作组。这个错不单是铁道学院，是相当普遍的，这是责任问题。必须指出，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党，团员，他们没有责任。（上面一句重复了一遍）我要重复一遍，责任在上边，在工作组。怎麽能在他们呢？他们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工作的嘛！这一点要讲清楚，这是有利於革命师生内部团结的讲法，加强团结。现在由于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而产生的恶果，就是革命师生员工内部产生了隔阂。这个隔阂，对工作组错误的看法，对前一段的错误，争论不休，争论得很激烈，很凶。这种情况不只铁道学院一个，其它学院也是如此，这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恶果。人民内部这样争论不休，不利於我们进行一斗，二批，三改。
工作组郭鲁作了初步检查，有的很满意，有的很不满意，两个都是很。看到这隔阂，隔阂比较深，比较尖锐。我对工作组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见，对工作组有决定，要撤离。同学们可以揭发批判，揭够，批够，需要再来检讨还可以回来检讨，市委决定中讲过，但是两种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对立。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有的同学说，这样辩论要辩论多久呀！什麽时候才能一斗，二批，三改呀！我觉得这个意见有道理。但是既然有不同意见，还要辩论，但有了中央决定可以加速我们统一认识。我看两种不同意见，按中央决定精神，认识有了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比方说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同学，今天也揭发批判了工作组的不少错误。有的同学说：可以不可以说工作组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你们同意不同意？（有人说同意，有人说不同意）不能这么说，恐怕不能这么说，这两句话怎麽能放在一起呢？这两句话不能放在一起。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怎麽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错误不是主要的，为什麽要撤销工作组呢？这是我的意见。（掌声）大家都鼓掌，好像都表示同意，不赞成的也可以辩论嘛！
我上次犯了定调子的错误，这次我表示不再犯这个错误。工作组集中整训，就是为了按中央精神总结前阶段工作，揭发批判前阶段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现在工作组内外夹攻，上下夹攻，这样经过一段斗争，我们的认识就提高起来了。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是件坏事，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条件是首先要充分揭发批判这个错误，认识错误，承认错误，然後采取措施，坚决改正错误。一句话，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由坏事变好事。所以，我们现在对工作组批判揭发，对方向性的错误，路线性的错误作斗争，就是为了使坏事变好事。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些，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犯了错误也不要怕，要彻底唯物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把坏事变成好事。
其次，关于工作组还要说一点。周总理在清华一次辩论会上说，工作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革命的，但是好心肠没有办好事情，这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现在不要他们背包袱了，要诚恳地向同学们检讨。这一条是符合铁道学院的情况，即工作组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好心肠没办好事，但工作组的错误主要由郭鲁同志负责。郭鲁同志刚才讲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的文件是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给我们提出了光荣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於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现在我和大家一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决定，要像社论里提出的，学习它，精通它，运用它。主要是学习它，统一认识。刚才讲的师生有对立有隔阂，要消除。以中共中央文件为武器、为准绳来统一认识。按决定精神，大家学会决定中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相信革命师生，采取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一定能够做到。就是要按照中央精神，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什麽叫枝节问题？例如在辩论工作组，要澄清许多事实，我有很多问题无法讲，因为我没带录音机，一句两句常有出入，不要在具体情节上花过多的时间。要抓大方向，要抓事物的态度问题。至於某些具体情况会有出入，我们一定要在大问题上一致起来。当然，百分之百的统一也不可能，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有这一条就解决问题了。
二，闹革命第一要有革命的武器，第二要有组织。决定中讲，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这是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机构。按中央精神，重新改选文化革命小组。原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立的。选举是个很大的事情，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放在什麽时间，我看放在消除隔阂以后再选比较好。隔阂大，就很难产生。据别的学校的经验，要花很长的时间，一个班一个星期产生不出来。我不是定调子，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三，根据中央决定，搞好运动的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生产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在上面讲的再也不能犯前一阶段的错误，就要相信群众，否则就会犯错误。将来革委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有当群众学生，先生的问题。当领导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有当学生和先生的问题。要坚决依靠革命左派，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关键就在这里。
我坚信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会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同时学习和掌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字报撕落）强大思想武器，这是会进一步团结起来，冲破重重障碍，发挥革命造反精神，恢复六·廿精神。在前面的发言中，有的同学说六·廿以后冷冷清清，班与班，系与系不串联，没有那样蓬蓬勃勃，这是前段错误路线的恶果。现在，我们要发扬六·廿革命精神，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小组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有些人揪住叶林不放，连所谓"八·八"串连会的某些参与者也把叶林认为是头头，可是叶林算老几？叶林的腰杆为什么这样硬，至今不检查？刘涛同志的态度为什么这样暖味，至今不表态？问题在于他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
王光美来我校干了什么勾当？"六·一九"，她以饮差大臣的姿态出现在清华园，震动了整个清华。她在清华执政期间，清华园内死气沈沈，革命师生被打入四海之中，黑帮分子逍遥法外。叶林残酷地镇压了清华的革命群众运动，王光美就是他的后台老板。
她到清华园内的那天，正是"六·一八"之后，她在工作组会议上说了些什么黑话？
她到清华是镇压革命的。
她来后，"六·二四"事件就发生了，大家不健忘的话，有名的"电话事件"她就是主谋。
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作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
七月，她灵感到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规劝"叶林突然调转了矛头制造了"七·一九"后"批判黑帮"的假象。
七月二十九日她在全校辩论台上出现，极不自然地发表了一篇语无伦次的、和稀泥的讲话，企图定下工作组问题辩论的调子，让叶林溜过去，不回答同学提出的"你为什么删掉毛主席关于怎样正确对待打人的四句话"的问题。会末，刘涛用念条的手段结束了这场会，将同学提出的问题无休止地拖延了下去，会后工作组的大字报急增。王光美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王光美到清华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她是来夺权的，来和党中央毛主席争地位的，她就是想搞一个"王光美、叶林王国"，而临时筹委会却当了她的帮凶。
大家不是记得刘涛在"六·二四"会上说什么"我妈妈说的……"你妈妈算老几？只要她反对毛主席，搞自己的一套，阳奉阴违，搞神秘化，我们就要反对她，揪出她！
我们最最敬爱是毛主席，全中国人民的毛主席，全世界人民的毛主席，谁想夺毛主席的权，想和毛主席对抗，我们就和他拼命！
现在王光美看到叶林保不住，想甩掉他，自己不出头露面。我们决不让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谁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手，追她的根，挖她的底！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如果你再继续搞鬼就让你滚下台，党的阳光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清华大学1053战斗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7月29日，刘少奇在新市委召开的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看他那慷慨陈词，不可一世的劲头，真想不到他为什么会如此气急败坏！
这篇讲话是一篇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抑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黑话。他大肆放毒，用意极坏，看后真令人火冒三丈！不管你刘少奇是什么人，窃取多高地位，只要你敢反对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拚命，把你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让我们剖析一下他的讲话究竟是什么货色！
一、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长达十几分钟的谈话，刘少奇他半句也没提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是我们最伟大的毛主席，相反却极力贬低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威信。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晓得。"住嘴！不准你胡说！这场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在全国点的火。一开始，《解放军报》就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四篇光辉著作就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的指南。"接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亲自给全体革命师生指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辉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和群众心连心，给革命群众最亲切的指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早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照得通亮。而他却说什么："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晓得。"想用这句话掩盖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吗？这是妄想！想用这句话贬低我们最最伟大的毛主席吗？办不到！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黑手再大，永远也遮不住金色的太阳。
在你别有用心地提出"保护少数"时说什么："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也讲得并不错嘛！也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是少数。"你真太狂妄了！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摆在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前头。你明明犯了错误，还自吹自擂什么"我讲的并不错嘛！"还在恶毒地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要大声质问：刘少奇！你算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力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借保护少数之名，偏偏提了李世权这个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狗杂种。他说："清华有个学生，写了这么个口号（注意：他把这个叫做口号，口号是什么意思？这里略去原"口号"）同志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就垮了，只好拿去扣留，这是保护性扣留。"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你明明是借"李世权事件"在万人大会上发汇你内心的私愤！本来同学们就大有怀疑：为什么大家无比愤慨的要求揍他，工作组却百般解围，后来竟安然脱险。相反，对于蒯大富、刘泉、刘才堂、陈继芳等革命的好同志，你们却无比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要立刻打成"反革命"，原来你们有前有后，有牵有干的，配合得风雨不透。请问刘少奇，你对李世权为什么如此感兴趣？！要我们"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出反动标语，多发表些反动言论"？你的用心究竟何在？我们强烈要求，限你们在两天之内交出李世权这个狗杂种，交给革命师生整治他。狠狠地砸烂他的狗头！
二、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解放军报》社论早已指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干革命最锐利的武器，是认识一切，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不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毫一厘一分一秒也不能离！而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洋洋万言，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他提到他小时怎样干革命时说："比你们更幼稚，更不知道怎样干革命，只有革命热情就革了。在革命中间经过一番曲折，后来就慢慢地学会一些。"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我们不必去学什么毛泽东思想了，只要有热情，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你们看看我就是这么干的，也升得这么高。怕我们明白，再加上一句："我们过去的事情，你们以后都会遇到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那就是"照我的路干吧，不这样不行！"恶毒！恶毒！殊不知现在的敌人太狡猾了，他们的把戏越耍越巧，他们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学会了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三刀的手法。要公开地不叫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岂不太露骨了吗？怎么行得通？！于是又来一着，他说："特别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向毛主席著作请教。"他的框框划了一道又一道。你为什么那样害怕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来分析形势呢？为什么非把我们搞进"具体问题"里去不可呢？《解放军报》社论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就能明察秋毫之末，见微而知著，就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拔开迷雾洞察一切，使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无处躲藏！"说实在的，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最怕我们这一着的。他们生怕我们抓住马脚不放，就千方百计地耍花招，搞阴谋，或者故意搞迷魂阵，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地束缚我们。我们要问：前一阶段清华大学里大批了一顿"大胆怀疑论"，究竟是谁的主意？你们为什么那么怕有人怀疑呢？你们这些人实际上最蠢不过了，老是自己暴露出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给自己挖掘坟墓，你们才真正是天下第一号大糊涂虫！
老实告诉你们，你们越怕怀疑，我们越要怀疑，动文动武，较量一下看。无名的小卒有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照样啃你这"老帅"。
三、取消党的领导
刘少奇的讲话是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左"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最明显的代表！他面对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慌手脚，赶快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撤销了工作组之后，这一部分人便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动活泼的朝气，失去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战斗力，因而变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刘少奇说："在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的方针。"难道我们党中央的总的方针就在于支持吗？这显然成了群众的尾巴。又说："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够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持你们。"这种极其消极的态度表现得多么明显！再看一看前一阶段北京各地的不少党组织不就是如此吗？由于他们长期陶醉于高高在上，极不虚心，严重地脱离群众，因此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过低，他们这些人极容易抓住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大肆宣嚷，有的直弄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程度。这些人势必要被群众所抛弃。
那些由于认识不清而堕落下去的同志，我们应该击他一掌，大喝一声，以让他们赶紧换换脑筋，迎头赶上去。对于那些有意压制群众的人，我们可不那么客气了。因为他们成了绊脚石，又往往不愿意自己滚开。那就只有动手搬！清除出去！刘少奇对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极看不顺眼，他说："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饭了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难道我们干革命是因为吃饱了饭没事干才干革命吗？这简直是对革命师生的极大诬蔑！我们清醒地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多么艰巨，我们进行的又是一场多么尖锐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造我们的反已经十几年了，他们越搞越猛烈，他们的企图是要翻天。
我们就是为了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才造修正主义的反，才干革命的！造我们的反造了多么年的先生们，一听说我们造反就大惊失色，侮辱漫骂，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现在一见局势已成，忽又装起糊涂来了。懵懵懂懂地谈起梦话来了："你们干什么呀？吃饱了饭没事干吗？"可笑！
四、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
刘少奇在讲话中虽然一再说："干革命靠你们了"，实则却表现了对群众的极大不信任，生怕同学们打黑帮打错了，一次道道又一次道道"。他中要给同学们指一指路，真怕年幼无知的同学们弄出乱子吗？不！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生怕把所有的黑帮都揪出来。他说："刚才邓小平同志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是什么。第一是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这就是很明显地给革命群众加框框，意思是说，抓出这么多了，已经差不多了，别再费神去揪了！又说："有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错误？？说的倒真轻松，难道这些人只是犯了一些错误吗！看看总理怎么讲的："在北京过去的旧市委……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也就是大家说的黑线错误，这完全是一种罪行。不光是错误。"反对毛主席这仅仅是一种错误？？镇压群众这也仅仅是一种错误？？否定得那么轻松，这完全是罪行！！
工作组是谁派的？！现在还不清楚，很多工作组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罪行，如清华的叶林就是一个。同学们要揪他，刘少奇讲话了："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内他们和你们在一起，作得好的，作得错的，也是和你们一道，你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运动中的错误缺点，要由你们作结论，当然他们的历史情况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就没有办法做了，你们就不能做了。"这无非是说，你们千万别揪住不放，因为历史你们不知道，结论你们不能下！这纯粹是胡扯！什么是历史？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是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对于一切牛鬼蛇神是一次大暴露，是真金是烂铁，烈火一炼就分出来了！照你这么说，我们还有权力揪谁？！清华的黑帮，我们不也无权揪了吗？因为鬼才知道他们的历史是什么玩意？！看看江青同志是怎样说的："老革命要看他的一贯，特别要看他在革命紧急时刻的表现。陈独秀不也曾是党的领袖吗？但后来成了叛徒嘛！"这话真是给了刘少奇一个耳光！收起你那套"光荣"的历史吧！不管你是谁，多么"权威"，只要你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就要冲上前去，拼着命干也要把你拉下马来！
请看"保护少数"的背后：刘少奇的讲话用了一半时间翻过来调过去地讲"保护少数"。少数是要保护的，而且必须保护：像我们学校的蒯大富在当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应该保护的少数！可是遗憾得很，一贯对清华了如指掌的刘少奇，（因为清华只有两个极端反动的东西他都知道了，不但名字记得，观点也都知道了，而连清华的同学还不一定知道呢！）对蒯大富这个名字却健忘了。谁人不知，钦差女将在清华整了蒯大富近一个月，结果总理亲自为他翻案还不行。而蒯大富却是一个革命的好同志。这不是极典型的例子吗？刘少奇为什么不举呢？实在奇怪，他反复几遍地招呼同学们保护少数，保护XX，要叫他们活动，叫他们多写反动标语，用心何在，不是明明白白的吗！亏你喊得出口！
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可是阻力大得出奇！叶林腰杆子硬极了。同学们要揭他一揭，马上千百声斥骂充入耳膜。王光美更厉害，揭他的大字报一贴出，就批上一片"混蛋"、"右派"的大骂声。
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说得多好啊！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这种情形在我们学校里体现得多明显啊！
多少天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耍了多少手段来扼杀群众的革命热情。"临筹"是一个什么东西？完全是王光美的御用工具，完全是运动的绊脚石，说穿了就是帮凶。可是靠压有什么用呢？！清华园的形势发展不是回敬了你们响亮的一记耳光吗？！
前天，刘X突然出大字报了，要造王光美的反，"大大方方"地端出许多"内幕"。老实说，这实际上全是旧闻了。你也有些太不高明，明明知道王光美还挑不起这个责任的重担，却偏偏硬压上去，这哪里行呢？实际上叶林不过是一个赤膊上阵的打手，王光美也不过是委任坐镇的大使而已。步步为营的暴露是暴露，一下子暴露还是暴露，刘X如果真想暴露内情的话，何不干脆一些呢？
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暴风雨，必将荡涤一切时代的污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砸烂一切盘踞在新中国的修正主义巢鹤，在我们最最敬爱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毛主席的亲自抚育下，一个光辉灿烂，更新、更革命的新中国将更加朝气蓬勃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同志们，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多么亲切的重要指示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让我们为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而拚死地战斗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从八月四日到现在，过去了十八天，清华的新生，革命的精神，应该说是在一天一天的增长。今天因为下雨，不可能把各方面意见都在这个会场上讲，所以很多同学要求减少发言。给我这个机会，我再一次向你们讲几句话。
过去的，过去十八天，我是很想早一点来，但是呢？工作不能够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来，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们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热情，这样勇敢，这样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从你们学校来说，只有到你们中间来，才能够深入实际，才能够深入群众。但是，我现在来，还是浮在面上。没有？那笑什么呢？我是说真心话！你们想一想，我不到你们班上去，不到你们宿舍去，不到你们食堂去，有什么办法把你们现在那种不必要的隔阂，不必要的对立，不必要的误会解除呢？但是，你们会问我一句：“你怎么这样自私？”我不是自私，因为我说了话不能兑现，我感到难过。我相信你们双方把不同的意见讲出来。可以找到一个团结的基础。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今天公布十四天了，你们在学校有了团结的基础，为什么还有误会，还有隔阂呢？有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我来说，很不清楚，所以上次我在这里讲话以后，没有很好地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贴我三张大字报。我说还很少。同学们，你们提的意见有许多是很好的。把我的讲话再谈一遍，一个人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改造自己。上次我就说过，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所以我先要交待清楚，我知道，对清华知道的事情还是很少，因此，我今天只能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供你们讨论的时候，交换意见的时候参考。
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一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同时，也还有的同学感到他的自我批评还不够。我想他基本上认识了是站在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想，这几句话是中央在全会上批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本质的东西。当然具体说来，可以罗列很多，也可以抓住一点强调。所以，同学们不满意或者还有部分不满意，那是可以的，可以理解的，你们有权利叫他们，叫叶林同志或其他同志到你们中间来作一次检查。他刚才已经向你们保证，你们叫他来他就来，另外，他们现在还在集中训练学习，在总结经验，检查错误，他们愿意得到你们的帮助，看起来，这是真心话。我们只要带着毛主席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帮助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是需要的，所以不论你们一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系或者多少系，或者一个革命组织或全院要求他来，他就可以来。如果还有同学对他们个别同志或者某些同志有意见，也可以贴大字报，要求他们看或抄给他们，让他们口头回答或书面回答。我想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经常提醒我们改正错误的方法之一，就是依靠群众，在群众中学习，来改正自己错误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做，现在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工作组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不单是工作组，也不单是清华的工作组，这个，上次我说过，几乎带有普遍性。毛主席说，全国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所以这就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也就是说，当初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学校，许多机关，许多部门，或者揭发出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怀疑他们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不相信他们，要求按照四清的工作要求，上级派工作队，这是初期的情况，是很自然会发生的。尤其是在北京，我上次讲了，因为前市委由黑帮统治着北京市各个部门、各个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期很迅速地采取的办法。
那么，我们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派出工作组，把黑帮的或者怀疑是黑帮的，或者怀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分子的权夺过来，这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让那个地方的群众起来革命，乱一个时期，让群众自己起来，自己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下，自己走出革命的道路。这两种方法在当时都是可以的。（同学要给总理打伞）别给我打，你让我说话嘛！让我快一点说完不好吗？
这两种方法在当初开始时是许可的，两种方法都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们当时的新市委，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没有把两种方法都来试验一下，只用了一种办法来救急，派出工作组。另外又没有很好交待政策、任务，这就更错了，这就给工作组带来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使工作组难以避免发生错误。事实证明了嘛，有的重，有的轻，有的长，有的短，所以这个责任上次我也交待了，应该说，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这一种情况，就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这是我们在中央全会详细讨论了的。而中央全会的公报呢，你们大家都是读了的，你们从公报中可以看到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你们在那里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所以，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毛泽东的纲领！
从公报上也可以看出，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个四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着这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条红线，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也指出了我们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指出了我国在国际上进行反帝、防修、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同时，也就把我们这个五十多天来各级领导所犯的路线错误，也就明确地指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这个责任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新市委。那么现在中央的问题已经在公报，在“决定”中解决了，那么就应该转过来，把中央的“决定”、公报、毛主席的精神，推广到北京各个部门、单位，推广到全国去。
你们在十八日，在天安门亲自见到了毛主席，你们站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也站在你们中间，因此你们得到了力量，得到了鼓舞。但是，你们想一想，全中国七、八十万的大学生中，上千万的中学生中，成万万的小学生中，他们还没有机会像你们这样幸运。今天在会场上递条子的就有兰州来的同学，有哈尔滨来的同学，有南京来的同学，长春来的同学，还有别的学校来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当时被坏人打伤了，脑震荡，刚才在台上我见到了他。为什么他们到北京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个地方党的领导或者工作组的错误还没有像北京这样得到充分的解决。甚至那个地方党的领导，那个地方的领导、工作组，犯了比我们这儿，比北京新领导错误更多的错误，他们打伤了人，实行了白色恐怖。你们想一想，这就说不单是你们一个学校，是带有普遍性的错误。要不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亲自关怀、亲自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错误还得继续。那么你们就要问了，那么怎么办呢？毛主席不能各处都去，但你们懂得毛主席自己不能去，但毛主席的声音可以传遍全中国，并且影响了全世界！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们武器，这就是八月八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二日公报。所有革命的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革命的干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所有一切革命的，愿意革命的人，都可以拿起这个武器，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地方出现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相信，革命的群众会起来斗垮他，斗臭他。任何地方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群众一定会批判他。任何不合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妨碍我们革命前进的那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制度，我们都要改革它。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主席最懂得群众，最相信群众，时时刻刻依靠群众，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交给广大的革命群众，交给你们，相信你们自己会当家作主，自己会起来革命，把问题解决好。所以，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现在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会很快地在全国点起来。那么今天来到北京的西安的、兰州的、南京的、长春的、哈尔滨的、天津的、上海的、贵州的等等各地的许多同学，都把这个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们也能和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此，我就说说我第二部分所要说的话了，就说到清华园了。刚才我讲了，你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也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何必再讲。因为我已经来了两次，实际上不止两次了，大会来了两次了，也总算建立了革命感情，建立了阶级感情嘛。这十八天，你们是在这革命的，在这闹革命的。比如说，你们的临时筹委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也严格地批评了工作组；刚才台上讲话的同学也批评了工作组，也批评了筹委会。既然批评了，我们就应该改革了。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把革命搞得更好。因此，我想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讲了，要求大家学习、运用，用林彪同志的话讲，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要你们在革命斗争中自己锻炼自己。你们想一想，哪一种问题，用十六条的标准来衡量它，对还是不对，必须在实际的工作中、斗争中衡量，不是在字句上来争论，而是在行动上来考验自己。所以我赞成你们可以开大会，也可以开小会，也可以开中型的辩论会，有言论自由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旗帜下，在这个前提下，你们来争论是可以的，是需要的。你们可以写大字报，写小字报，写信，有出版的自由嘛！可以有各种组织，在这个前提下，有“红卫兵”，还有其它一些组织，例如刚才的还有“敢死队”，还有“战斗小组”等等。有“八·八串联会”，有“八·一八串联会”，“八·九”的，他们不叫“八·九”，叫“斗黑帮串联会”。不管什么组织，代表着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不同意见的组合，这是结社的自由。所以你们可以分开开小会，也可以合起来开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你们有自由，有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有人说了，这样不是不团结了吗？我看争论一个时期没有什么坏处，会促进你们团结得更好。年轻人更不要怕争论，各种意见只要大前提对了，不同的意见交换嘛。放半年假，就是要你们斗批改，斗批改中就有争论嘛。所以，由争论在原则上统一起来达到团结，这是最有力量的团结，最好的团结。所以这些争论，这些讨论由你们自己决定。集会结社，在革命这个大前提下由你们自己解决。
那么，这样有的同学提出，对过去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谈？我刚才已经交待了，不论对工作组、对筹委会有意见仍然可以提嘛。筹委会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可以跟他们讨论，批评他们。至于对过去被工作组打击了的那些同学，用各种形式被斗了的同学，工作组今天再三再四地向你们赔礼道歉。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应当说一句，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的心情，我代表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向你们赔礼道歉，而且你们如果还有意见，再向北京新市委提，向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提，我可以转达，有什么信，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们转到。我再说一遍，我欢迎你们给我贴大字报。但是一切辩论，总是指导前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是为了引导革命，指向前进。那么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十六条学用结合好。刚才说了，要把全清华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全校的，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年级的或者各班的文化革命小组，要把它由下而上地用巴黎公社式的不记名投票办法选举出来。这是你们两万多革命师生，教职员工的权力机关。因为你们闹革命，不能只有小机构，要有全校的权力机构，这就要靠你们自己把它建立起来。至于选举的方法如何，可以由你们自己讨论，也可以由筹委会提出，也可以自下而上地提出办法。一个系同意了，可以先由一个系搞试验，可以试点嘛！选的代表不好，不合适，可以撤换，这是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法，这种办法是最直接的，是革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所以希望你们在这方面也能加紧地进行。你们把十六条学好了，用好了，把革命的全校组织的成立起来了。那么你们就更有力量地进行斗批改的三大任务，同样更有力地进行从社教运动以来的三大革命。
这里提一个问题，不少同学从八月四日到今天，至少有两次了，要求把蒋南翔揪回来，斗他。你们这个要求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代表旧清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统治。你们不仅要推翻他，批判他，还要斗垮他，斗倒他。他是过去的统治头子嘛，我们从八月四日到今天曾劝阻你们说等一等，那么今天开完会就不能再劝你们等了。那么，同学们，我要提一点意见，要斗，你就要学毛主席著作，不打无准备的仗。十六条不是说了嘛，我们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有了红卫兵的组织，原来还有纠察队的组织及其它组织，一定要维持革命的秩序。问题是如果没有准备好，一下子把他揪回来，一两万人围上来，我这个老红卫兵也没法维护秩序。因为他们确实做了坏事，群情必然要激愤起来，要是没有准备好，没有组织好，没和大家讲清楚斗他，一下子激动起来，很容易涌上前，他再说一两句顽抗的话，那就很容易动起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说打一两下没关系，但是人多了，你推我撞，万一失手，不就把一个斗争对象打没了？你们的目的是把他斗倒斗臭，把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揭发出来，暴露出来，你们要斗倒斗臭他这样的人，不能再让他掌权了。为的是斗倒一个警戒一百嘛！他这个对象没有了，就挖不出东西来了。所以主席说，不论对敌对的人，对敌对的思想，要斗争批判的时候，不打无准备的仗。不仅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斗黑帮上，都要这样。所以我赞成你们斗他，但是你们要有准备。至于如何准备是你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只是向你们建议。此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他一个人，清华也不只他一个，他是一个头子，应该有准备地斗，来教育大家，把大家的警惕性提高，这样斗批改才能深入，才能很好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今后，清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搞得更快更好。这样做了，我们清华大学，才能算是真正的新生了；这样做了，清华的革命师生员工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我所以一切靠你们。
另外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但是今天时间太晚了，我们还要见面的，我结束讲话。我们大家都起来，请一位同学来指挥唱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政法学院作的八点指示
一、向全体革命师生员工问好。
二、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三、刘富元同志不是反动学生，说他是反动学生是完全错误的，他是个好同志。
四、工作组没有听完少数同学的意见就回来，是不对的。我告诉他们到“少数”同学中听取意见，他们不听。第二次回去后，没有听完“少数”同学的意见又回来了。回来后不回去，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批评。
五、法院（按：指最高法院）对工作队处理不好，怕这怕那（我看怕什么，就有什么），怕字当头，你们批评他们，我支持。工作组是市委派的，但是，人是法院的，法院有责任。
六、在法院批评，还是回到政法学院批评呢？请你们讨论决定。我个人意见，在法院批评是可以的，但是主要还是回到学院比较好。你们离得那么远，时间长了不合适。
七、赞成你们文斗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叫沈兰村站起来，可以站起来回答问题，不要站得太久，回答完了再坐下。沈兰村我不认识，他怎么样，你们比我清楚。
八、对多数派要做工作，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逐步把他们团结起来。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纲领下团结起来。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斗争，实行一斗、二批、三改。
一九六六年九月，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检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
（一）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抗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
在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抗拒文化革命运动的进行。
在清华大学，自从五月八日发表了解放军报高炬、光明日报何明的文章以后，清华全校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就异常高涨，但是我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第三天，到清华大学去报告时，由于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关于文化革命运动在学校如何开展，我曾向富春同志、康生同志表示要到开完会以后再说，我不敢随便表示态度，因此仍然以高教部四月十七日座谈会的精神为基调，当时以为这个座谈会的基本内容中央已经点过头，不至有大问题。但事实上我这个报告是与当时清华大学校内的革命形势完全脱节，完全没有反映清华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是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了冷水，起了妨碍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反动作用。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贴出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开始我仍还是不主张在清华贴大字报，理由是清华大学的情况与北京大学有所不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惧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
由于看到群众起来革命的形势不可阻挡，在六月三日上午，我到清华大学去召开了党内干部会议，提出要让广大师生贴大字报的主张；在六月五日上午，又到清华大学去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进一步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并且公开批判了“保卫党委”，“校长是完全正确的”等错误口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企图蒙混过关的假检讨。
六月七日上午，我去清华大学作了最后一次的工作部署，提出要用“大字报领导大字报”，就是说，一方面欢迎一切大字报，一方面又要争取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出一些所谓能起“领导作用”的大字报；对内容“好”的大字报，也就是符合前清华大学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给以支持；对某些不适当的大字报，也就是不符合前清华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且那天还具体确定要针对当时攻得最利害的三个问题，即我在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吹捧彭真的问题、高教部在四月十七日召开座谈会的问题和我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问题，贴出阐明真相的大字报，以澄清思想，实际上这就是组织保皇派的力量，对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进行反扑。在这里，恰恰暴露了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作顽强的抵抗，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六月八日，工作队就来到清华，我这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企图，只有一天功夫就宣告破产了。
我还要特别检查一件事，就是在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后，北大有学生贴了我的大字报，当时就有清华的学生跑到北大去贴大字报反驳。康生同志和吴德同志曾给我打电话查问此事。关于清华学生到北大去贴反驳大字报，我在事前确实毫不知情。但是，仅仅是没有主动组织群众到北大去贴反扑的大字报，不能因此就说没有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在运动一开始就马上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表明欢迎本校及外校一切革命群众给自己贴大字报的诚意，欢迎群众起来革命，起来批评自己。因此，我没有能够一开始就把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就是放任我辩护的那几个学生，滑到错误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上去。这是我的错误和罪行，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前高教部机关的革命左派，在六月六日对我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我同样是抱着抵抗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企图，迫不及待地在六月七日上午，就要求前高教部党委召集高教部内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会，就我和高教部部党委是否为黑帮的问题进行辩论。强迫各人表明态度，把斗争的锋芒，针对首先起来张贴大字报的革命左派。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不但使高教部张贴第一批大字报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而且使许多由于没有认识我的反党面目而对部党委表示信任的好同志上当，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伤害，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高教部的革命左派把六月七日的事件看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白色恐怖”，完全是有根据的。六月七日的会议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这个会议是根据我的策划而召开的。并且我还在会外通过电话给会议传达指示。因此我是高教部“六·七”白色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到六月十日我就停职反省，仅仅四天的时间，我的对抗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总之，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前高教部机关，我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抗拒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为什么会陷进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是由于我对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但如毛主席所说的“很不理解”，而且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毫没有觉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只想革别人的命，不想革自己的命，因此在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之时，就没有觉悟到应当把自己“摆进去”，首先要“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而且害怕群众起来搅乱旧秩序，整垮了旧机构，不好收拾。因此当听到大字报上把自己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时，感情很激动，曾打电话给张际春同志，对何伟同志与教育部贴大字报的同志表示很大不满。这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抵抗和压制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我却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这是一个大暴露，暴露了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
（二）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高教部、教育部也是同前文化部一样，是处在陆定一和前中宣部的黑线领导之下，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科教育是如此，理工科教育也是如此。我于一九六零年在教育部工作，当时陆定一交待我管三件工作，一是重点学校，二是培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生；以后主要是分工管高等工科学校的工作，我在高等工科教育中，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在工作方针上，强调教学为主，而不突出政治。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在招生工作和考试制度上，没有正确而坚定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尽力做好吸收工农成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工作，没有重视对工农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在学制和学校规模的问题上，不是“小而短”而是“大而长”，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学制要缩短”的思想。
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不是少而精，而是多而杂。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多，而对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不够。
苏联“技术决定一切”的严重后果，是人造卫星上了天，修正主义也上了台。而我国高等教育现在执行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在走向苏联的覆辙。如不及早警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是执行了专家路线。
对资产阶级专家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改造。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很大比重。特别是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实权，更多数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依靠他们编写教材，依靠他们教书讲坛，依靠他们作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一句话，直到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前，高等学校的领导实权，确是仍还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虽无教授治校之名，而有教授治校之实。
全国高等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专家路线，这固然不止一方面的原因，例如有历史的原因，有陆定一和前中宣部实行错误领导的原因，但是对此问题，高教部本身当然负有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而在高教部中，当然我又要负首要的责任。
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错误更为突出。
首先是我对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认识，错误地认为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是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因而在执行前北京市委的指示时，就没有能够认真分辨真伪，分清一下那些是真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那些是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所贩卖的私货。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我未能及早识破彭真和关北京市委的反革命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帮助前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同志认识前北京市委的反动本质，这样也就使前清华大学党委对于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过去清华大学在某些工作问题上也与前市委大学部有争论，但总的说来对前市委是拥护的。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前市委的错误影响。这是清华大学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另外，我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也曾经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留下了有害的消极的影响，必须加以清理。“两个肩膀挑担子”──这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大学工作之时，针对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和很多干部只想埋头业务而提出的，就是要求大家既挑业务的担子，又挑政治的担子。这在当时曾起过一些作用。并在教师和干部中留下相当的印象。但是现在调查起来。这个口号是把政治业务并列起来。没有正确体现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的思想，没有突出政治，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因而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判和否定。
“三阶段，两点论”──这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是指清华大学共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在解放以前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学习苏联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时期；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的时期。应当用两点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经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朝着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前进的。虽然也曾说到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是为反动统治者培养人材，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检查起来，把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清华作为第一阶级，与解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并列，混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原则性的错误。这反映了我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思想，就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清华的反动传统，没有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团结百分之百”──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刚到清华工作不久，针对当时很多教师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思想很不稳定的情况提出的。当时也曾说明这是我们的愿望，能否达到，还要看实践。事实上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付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百分之十八（可能记得不确切），事实已打破了这个愿望。但是在三年调整时期我又提起这个口号，而没有加以批判和否定。团结百分之百的提法，就是根本抹煞了在高等学校中严重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思想，而且是与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的。
“党员干部与党外教师合作，要很好会师，互相靠扰”──这种提法是模糊了谁战谁胜。谁改造谁的问题，是完全缺乏阶级观点，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
“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之时，对全校教师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安定当时清华教师的思想和情绪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这个口号的精神实质，是宣扬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只讲团结不要斗争的观点，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学说的。
在清华大学提出的一些口号，比较重要的，现在想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这些口号的主要错误，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资产阶级专家的欢迎，但是不利于兴无灭资的斗争，是一种修正主义性质的错误。
在过去，我自己意识到清华大学的一些做法还是属于摸索试验的性质，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一般还注意到不要随便介绍和推广清华大学的经验，但事实上有不少兄弟学校到清华来参观、访问、交流经验，流毒很广。因此，对清华大学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消毒工作，是很必要的。
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把清华大学长期积累下来的污泥浊水，彻底加以摧毁和崩溃。不破不立，不彻底破除清华大学的旧传统旧势力，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新大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最后，对于“清华大学要开万人顶风船”的问题，是顶什么人的风，要作一交待。
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下旬，前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堡召开党内干部会议，总结学校工作，我曾在会上谈到：现在学校的工作困难很多，上面头绪多，干扰多，而学校的工作要求比较稳定地有秩序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吃透两头”的精神，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地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方针。这就需要能“顶风”，我们清华大学是要开万人顶风船。（这是现在记得起来的大意）
当时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就在六月上旬，陆定一从天津给中宣部许立群、童大林二人写信，并要他们两人和我谈话（事实上未谈），陆定一也直接以天津给我打了电话。我感觉到来自中宣部的巨大压力，主要的锋芒是对着清华大学的；另外平时也经常感受到来自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不少干扰。所谓“顶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顶前中宣部和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风，这是我当时思想状态，决没有撤谎。
（三）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工作中，还有其他许多错误，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在工作中犯错误的总根子。
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对高等教育的工作，是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我过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在高教部的工作中，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高等教育工作中，过去一直没有正确地坚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最大的力量抓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而是以主要的力量抓业务。前面提到的在教育工作中推行重业务、轻政治的方针，不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专家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等等，都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的。
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毛主席着重讲了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以后，我仍还毫无觉悟，没有能改正错误。在这几年中，在召开各种会议及其他场合，虽然也常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就是从来没有谈到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高教部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召开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在一九六×年十月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的理工科会议上，都会有同志提出，在高教战线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要狠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些同志的革命要求，都给我想方设法压下去了。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听取了某些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后，曾经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意见》（登在高教简讯增刊上）。在这个意见书中，也是回避谈到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本没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没有提出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希望维持高等学校的旧秩序，旧统治，这与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教导，正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重要问题上，直接反对了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对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曾经进行了不可容忍的直接的反对和攻击。主要事实如下：
在高教部，听到有些学校，在做数学、力学的习题时，在每个习题的答案之前，都要引证毛主席的语录，另外听到一机部王丰同志在北京机械学院推行主席语录进课堂时，硬性规定堂堂用、门门用，当时认为上述两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因此就错误地先后在两期高教简讯上加以批评。
在清华大学，听到有人把毛主席语录牌挂在背后跑长跑，拉单扛拉不上去时就在一旁念语录，当时也错误地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把这当作形式主义的例证，在大会上提出来批评，并且荒谬地说：不能把主席语录当白莲教的符咒来念。
上述事实，暴露了我对广大群众学习并力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进行一切工作的宝贵热情，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我不是首先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行动，相反竟在高教简讯上，在会议上加以批评指责，这不但是给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宝贵热情泼冷水，而且是直接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
虽然文教方面的党内主要决策机关，是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教小组，教育部和高教高，都是按照中宣部指示进行工作的行政机关，实际发言权不多，但是在全国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中，教育部和高教部是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行政领导机关，还是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的。作为前高教部长和前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我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积极领导广大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反对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这种恶劣的做法，对全国高等学校都要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流毒极广，这一点，我是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推脱和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我参加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但是现在检查起来，两年多来，我对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所作的系统指示，除了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传达之外，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没有集中力量，把主席的指示，好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太长，要改；高等工科学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学制为最长，就没有下决心及早把学制缩短下来。很显然，这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忠实地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还提出全国都要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并且曾经当面问我：高等学校要不要向解放军学习？我当时回答主席说：要向解放军学习。但是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我对毛主席所提出的向解放军学习的指示，实际上是采取了极端恶劣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我有时也谈到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但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谈一谈，只是一种敷衍应付，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我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一下，高等学校要学习解放军，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着手，如何进行？相反，过去我总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解放军的情况与高等学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在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在高等学校如何学习解放军的问题上。我就没有认真地做什么工作。看了今年五月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看了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红卫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进一步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严重的罪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我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使自己滑入邪路，陷入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深渊！
由于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的工作中，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这个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定地抓住兴无灭资这个阶级斗争的纲，因此就滑到了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就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并且要导致在一切工作方面吃败仗。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忠实地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这是我一切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