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北京高校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性错误（三）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指导，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评，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
现在我讲讲我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八月二十二日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加之，我认识错误很迟钝，在一段时候转不过弯来，又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我当时认为北京新市委既派工作组来领导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领导得了，领导好。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工作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群众大多数，以痛击清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华大学前几天可以解放一般党团员和一些干部，使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中央撤销工作组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在学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工作组，结果我愈加强工作组领导，愈限制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这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之后，为彻底粉碎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当时正是乱得好，乱得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却墨守旧的章法，想引导群众按我们主观设想的作战计划和方法，按部就班的斗黑帮人物。过分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用我们的老框框限制群众运动。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潮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相信群众，自己能在辩论和讨论中弄清是非和敌我，要让群众在这场伟大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辩论开始是自发的，以后是工作组领导，错就错在这个“领导”上了。由辩论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积极地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提出几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辩论。当时，我曾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不需要人人过关，是否可以应用批判少数教育提高大多数的原则，通过排出来的一小撮干扰运动的“假左派”所反映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的辩论和批判来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我们工作组自己的认识，这条原则用于批判斗争黑线人物是正确的。
但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于对待同学中的不同意见……（底稿看不清）准备过程及教育过程。这样就拖长了辩论和批判的时间，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我个人没有觉悟到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地说过我们已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群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了好头，认为向黑线人物进攻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组也挺起腰来了。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错误的，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错了立场，还自以为得意。毛主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我就是过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这段时间中，我曾约过一些同志和同学座谈，七月中旬的土工化系902班的大多数同学，我还参加了一些中小型会，在食堂吃饭前后也曾向群众讲过话，在会上和谈话中我肯定讲了不少错误的意见。希望这些同志和同学，以党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来衡量我讲过的话，清除我给予你们的错误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受了我的影响，犯了错误，说了错话，责任由我负，你们没有责任。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苹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我当时认为我们已连续开了三次揭露和批判前校党委的会如果能够过一段时间再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更好些，因她们态度坚定，我没能说服她们。
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我讲：“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有错误和缺点，要由工作组负责，主要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我参加工作组后，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犯路线错误。我讲有成绩，似乎是工作组方向没有错，起了变相定调子的作用，群众要求我对工作组错误性质讲一讲我的看法，或我讲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批评，我有我的看法，听了批评以后再讲，不对，可以再批评。在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号召大家对工作组提意见时，我这样讲话，妨碍一些群众放手对工作组展开批评。那夜，我的话确实讲得不好。因为我当时只认为，我们工作组是有一般性的错误与缺点的。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是犯了路线错误。
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七○一班辩论会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批判几小时，最后同志们热烈地要我讲几句话，我说我能讲点原则的话（如什么叫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不是对立的，对二十三条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的理解……）。这些话是有倾向性的。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对工物系七○一班同学，给了不好的影响。
以上是我所犯错误的事实。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当前开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而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搬用了一些我所了解的农村四清运动的经验。革命运动是不断发展的，我却停滞在老阶段上，把一些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套用。必然压制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我的认识仍停留在旧阶段上，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其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深入群众，接触面狭，就不能了解运动的真相，不能不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压制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样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也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就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来。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按我们那样的搞法，就不能彻底地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横扫社会上的四旧，就不能改革一切不适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搬掉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就不能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反革命复辟。
我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性质（认识）是有过程的，而现在我正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将继续用中央十六条来检查我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力求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要求紧紧跟上党中央的精神，力求紧紧跟上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今天的检查还是不深刻的。我愿继续听取革命群众和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过去两个多月，我没有到清华大学，有许多大字报我没有看见，如果有底稿的话，我希望能把批评我的大字报的底稿寄给我看看。今后还热烈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多给我贴大字报，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希望能把底稿寄给我，帮助我彻底地改造思想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扭转的，每当革命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指明前进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和新高潮，并拯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作为犯错误的我，一定要永不忘记这次沉痛的教训，一定要坚决地改正错误，站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站到党的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不断清算我所犯错误的路线。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中有些人在我们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办了错事，说了错话。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要我们工作组领导上负责，受我影响的由我负责。希望你们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清算我们的错误，狠狠地批判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希望你们同过去被我们批评或批判的人一起，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认真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外语学院工作组长刘新权问题的口头指示
〖写在前面：十月十日，红旗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二七红卫兵等五个红卫兵组织的一百多名红卫兵，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有关以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主任，外语学院前工作队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工作队整理同学的材料，十一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志和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来由他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做了口头指示，罗贵波副部长于十一日晚十时，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我们进行口头传达。本文是根据罗贵波同志发言稿，逐句抄下来的，下面是罗贵波副部长传达的全文。〗
今天下午把这里情况向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作如下口头指示，陈副总理同意这一指示，现向同学们传达：
一、宣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了，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
二、政治部其它文件柜，如果同学们需要检查的，所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1─3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队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队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三、已经拿出来的材料由检查组（外交部、总理秘书和同学代表组成）负责清查，将工作队员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起来，这些材料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启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都可以拿走。
四、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派人彻底查清楚。
五、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还让工作队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检查澄清，随传随到。
以上是传达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与昨晚有关的张增旺等同志，外交部党委将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继续检查，同学们要他们什么时候去澄清随时可以去，这一点，我也报告了总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对清华大学要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的批示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戚本禹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讲话
关锋同志：
我是关锋，他是戚本禹。昨天打电话说北航、地质学院部分同学找我们谈一些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才来。不过我们在开会中间，林杰来了一趟。我们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计划一个半小时，我们也有组织性、纪律性，希望最能代表你们意见的人发言，说不完还有下次，斗争是长期的。
（问：前两个月的斗批改如何评价？）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我倒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现在还开会，同学们知道吗？
（答：不知道。）
（此时关锋、戚本禹同志要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再回答）
我先说点意见，回头戚本禹同志补充纠正。《红旗》社论发表的背景是什么？这很清楚了，十六条公布以后，许多地方看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同志上次的讲话也谈到这一点。《红旗》社论的发表是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精神。十六条通过时，毛主席说，是否大家都会执行，那不一定。有的会执行，有的不一定。后来斗争在继续进行着，有不少地方有些单位很激烈。我佩服你们的精神，也包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航的“红旗”，但有些情况你们不一定了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每个人头脑也都得复杂一点。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你们对复杂性有了了解，象这样复杂的斗争，你们预料到没有？没有！我预料到没有？没有！抽象地说是复杂、尖锐。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认识得也很不够，请同学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根据这个学校几个人的反映写出这篇社论的。社论的发表，这是大事，社论讲得对不对？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受时间考验。同学们可以批评。据我们看来，两条路线斗争确是复杂尖锐，在场同学不妨和外地同学座谈一下。外出串联的同学，他们受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当然，也要查对。
我们要人在学校，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看得更远一些，这样对本校就会看得更清楚。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它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学们都学过党史，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几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到延安一九四二年整风才在思想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当然现在不同了，有利得多了，毛主席有这样高的威信，有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条件多得多了。但也要力气花时间。群众斗争群众的根子怎么造成的？许多地方是工作组造成的，留下来的恶果和影响。
北航、地质这两地方我没怎么去，航院一次也没去过，地质六月份去了一次，看大字报，那时你们还不认识我。我们要解放一部分同学，又要不怪另一部分同学，一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学，另一部分同学也不要怪他们。他们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工作组造成的。有些地方发生了工农斗学生，工农斗学生能怪工农吗？不能。他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外地来的同学、工农我们都接待，他们给了很多情况……。这个在社论上讲得很清楚，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利用群众对党的热爱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工作组造成的这个恶劣影响，看来不彻底批判是不行的。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上，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有一个同学问：是不是群众斗群众？是谁挑动的？刚才大家反映的情况还需要调查，是不是有人怀疑我们挑动？（众：有）好，可以继续辩论继续调查，对北航、地质学院的具体问题，我不多说了。不是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观察员吗？当时地质学院发生冲突，我是临时派去的，第二天开了个会，大会是吴德同志主持的，有“东方红”的红卫兵，工人参加了，我和戚本禹参加了，邹家尤也参加了。
我在会上发言，对两部分都没有批评，我批评了邹家尤，现在仍然要批评他。“东方红”同学找他，他应该接见，结果是十几天都没有接见，跑到地质学院，说部里的同志们打电话通知西城区纠察队，说人家偷机密文件，把人家请来了，结果打起来了。到底谁搞起来的呢？是他邹家尤请来的。这样愈搞愈被动，早解决就没事了。我们是不是群众斗群众，可以调查。所谓观察员是临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在地质学院工作，现在无所谓了。怎么消除分歧呢？群众互相都不要怪，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互相不要扣帽子，要擦亮眼睛。同志们、同学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辨别是非，要以理服人。有些地方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你们在场的同学应该多多帮我们的忙。有没有人在捣鬼呢？有些地方的同学告诉我们，不是你们两院的，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如果你们赞成这篇社论的话（众：赞成），大家讨论怎么样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同学之间，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不要你代表什么，我代表什么，地质学院你们愿意批判邹家尤吗？（众：愿意）愿意就好吗！不要群众负责，双方都要解放。
戚本禹：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亲自接见小将？还不止三次，国庆还要接见，毛主席对青年寄有无限希望，文化大革命解决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关心国家命运。我们有没有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你们对学校情况了解得多，对社会情况可能不了解。远的不说，自五七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不是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但是有没有方向不对，认识不清的呢？有。你们坦白地说，我也坦白地说。你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有人要解放合作社。（关锋：四大自由）这不是一般问题。你们谁提出问题也不成为路线，不是路线错误。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讲，高岗、饶漱石早公开了。这几年，六二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要是我们伟大的舵手不在，稍微离开，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危险。那时主张“三自一包”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一条线贯下来，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直到六六年，有些是党内的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从党的公报中好好看看，可以看得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海瑞罢官》开始的。首先《海瑞罢官》跳出来，公开跳出来攻击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喊冤。这文章一出来，很明显的问题，很多人懂得了。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北京日报》根本不登。
（关锋：当时同学们可能不注意，上海登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登？为什么《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按语距离那么大？）
后来北京市委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都揭出来了。（关锋：我和戚本禹还在里面挨训嘛！你们看看大字报就知道了。）
这是生死斗争啊！很激烈。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揭出来后，斗争还在继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把火点起来了，形势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国特别是北京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开火。但突然六月十八日以后冷下来了。派工作组干革命吗？不是，因为工作组本身就是镇压运动的，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通知，我看到了。经过几天斗争，一个礼拜，各校抓“右派”，抓“反革命”和抓“游鱼”，打击首先向党委发难者，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迫害，很多学校死了很多人。他们利用同学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欺骗群众。你们这里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与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那个礼拜接待室的人员很多，反映很多意见，可是过了一个礼拜，门口冷冷清清。有，是来诉苦的，（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揭发党委的。那一天，一个也没有。
聂元梓的火是毛主席点的。当时红卫兵寄来很多信，说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我看了他们的文章，不是反革命。主席回来后，扭转了局面。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群众斗群众采取了新的形式。谭力夫讲话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说谭力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同学，他的讲话代表一种思潮。这样，性质就不同。严重的是群众斗群众，他们利用工农，说这些人是“反党”，来镇压学生。西北地区是很厉害的，一个很负责的人组织打学生。工人打了后，很后悔，痛哭流涕，觉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人是欺骗工人的人。多数里情况和工人不同，象北航两派，我有没有倾向性呢？有！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比较清楚，但不是说他们每个人，每个行动我都支持。因为他们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愿斗批改。（关锋：这里有没有“红旗”、“东方红”的人，你们回去可不要骄傲。）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但贴了以后，你们可以想一想，我有没有道理。错误路线有没有呢？那些同学都是很好的。（关锋：那里受骗的同学、工人、农民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我们与外宾谈话时，有两位同学，两种观点向我们宣传，我们认为那个反对工作组的更有道理。他没有说。后来观察发现那个保工作组的人对党感情深厚。我们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人。但你们是不是紧跟了毛主席呢？会不会南辕北辙呢？
毛主席思想接受不那么容易，有许多同志经过长征，但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他们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鲜血，但是还是跟不上毛主席。他们还长期不理解主席思想路线，我们就那么容易理解？
关锋同志：去年十二月才明白这一点，到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理解。你们提出许多问题，要调查“红旗”、“东方红”，当然有缺点，有错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绣花还会扎手，把手扎破呢！要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要揪着不放，要揪着错误路线不放，不要揪着同志的缺点不放。我对你们做工作，也要对“红旗”、“东方红”做工作。总之希望你们学习《红旗》十三旗社论。这社论不是关锋写的，也不是林杰写的，他们参加了起草工作，但这是经过中央的，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可以保留，但要好好学习，来纠正自己对一些问题不正确的认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首都三司北京师范学院红旗大队军号支队《彻底打倒折衷主义》
前 言
折衷主义是伪君子的诡辩术，是一种市侩哲学。它就是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不分是非，不辨真伪，鱼目混珠，借以达到维护旧事物的反动目的。
折衷主义实质上就是调和主义。从哲学上说，就是调和矛盾，反对矛盾的斗争和转化；从政治上说，就是调和阶级斗争，反对革命变革。它用诡辩术冒充辩证法、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灵魂。它是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向我们进攻的“精良”武器和惯用手法。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马列主义的敌人常常采用这种狡猾的手法，打着“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旗帜、把自己伪装起来，偷偷地把马列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欺骗群众。因此折衷主义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尤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一切阶级敌人就更加猖狂地利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向我们进攻，来迷惑群众，以作垂死的挣扎。
揭开折衷主义的画皮看看我院运动中的种种弊病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折衷主义平均地对待矛盾的两个方面，反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对突出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强调事物的次要方面，从而模糊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以达到维护旧事物的目的。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一些遇事专门“和稀泥”的“泥瓦匠”就要大忙一阵，他们跳跳窜窜，手拿抹刀，大兴土木，到处修修补补，添梁加柱，唯恐颓垣倒塌，危楼将倾。
请看“泥瓦匠”的几个“杰作”：
在揭院党委的问题上，有人说××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不许揭发，等问题揭出来了，又说对××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当权派也要“一分为二”。
工作组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批判工作组时，有人却说什么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还是“革命”的工作组；甚至说什么工作组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只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什么工作组贯彻了阶级路线，可是在贯彻中有严重问题；什么抓“游鱼”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可是“罚不当罪的极少”；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些“全面的”评价简直是不伦不类，这些“精辟的”论证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然而，对这派伪君子的伪善“公正”的面貌，确实有些人受了蒙蔽，这些“全面的”论点确实听来音调和谐，节奏稳健，容易入耳。于是那些人就指责我们“偏激”，“过火”，“别有用心”等等。
折衷主义调和矛盾，又反对斗争，用对立面的折衷代替对立面的转化，用折衷主义的杂拌，来阻挠革命的变革。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斗争的结果，必然使矛盾发生质的转化。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领导矛盾的新生方面进行斗争，战胜矛盾的腐朽方面，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折衷主义则恰恰相反，它阉割了辩证法的活生生的革命灵魂，企图把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调和”起来，变成折衷主义的杂拌，从而阻碍事物的转化。
有些单位工作组撤出之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彻底批判。这主要是那些错误路线的“卫道者”们在作怪，而这些“卫道者”们中间的“巨人”就是工作组泡制的筹委会。他们所惯用的欺骗群众的手法就是折衷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筹委会大抹稀泥，把重大的原则问题说成是“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正因为他们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庸人的，折衷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所以就出卖了原则，颠倒了是非，使自己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积极引导矛盾的新生方面去进行斗争，战胜矛盾的腐朽方面促成事物的转化，也就是说没有彻底革错误路线的命，树立起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来，用这种折衷主义的杂拌，阻挠了革命的变革。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块绊脚石！
应该指出，在我们同志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之所以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是因为思想认识的问题，是因为怕犯错误，就回避矛盾。企图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中进行调和，这些同志应该深刻认识到折衷主义的危险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抛弃私心杂念，打碎折衷主义的束缚，自己解放自己，作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折衷主义必须彻底批判
折衷主义是革命辩证法的死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狡猾的敌人，它抽掉了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达到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的目的，因此，折衷主义是修正主义统治的有力支柱之一。不打碎这个支柱，修正主义就不能根除，斗争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揭露折衷主义的实质，揭穿它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彻底批判之，坚决打倒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坚决打倒折衷主义！
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全国少数派同学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工作组了，还采取其它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
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
凡是这样一种背后操纵的，不是充分酝酿反复讨论的，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同学、广大群众的，总是由背后操纵的，而是利用这个工具继续执行错误路线、镇压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律不算数。
因为当前错误路线还是通过这样一个群众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它是通过他们操纵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这个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要判批它们这些组织的问题的一些错误。我们斗争的锋芒还是要针对那些操纵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不执行正确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但是涉及到批评这些组织的决缺点错误。错误路线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对他们提出一些批评，贴他们的大字报，同他们进行辩论，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不能叫做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锋芒是针对那些背后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批判，而不是针对对着这些文革组织里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子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
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对于我们有一些革命同学提出，曾经提出了炮打××省委，炮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地委的或者××党委的口号，他们就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就说提出这个口号来是反革命，这样子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同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够、不允许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不能用这样子的提法来拒绝革命同学对自己的批评，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采用这样的口号）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考验自己，就是好同志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未拒绝批评，拒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
也不要把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
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我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比如说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叫革命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界限我们是不赞成的。
我们没有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童小鹏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座谈纪要
一、关于修正主义红卫兵？
童说：今天我见有人问陈伯达同志这个问题，陈伯达同志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是指哪一个红卫兵组织，指的是红卫兵的个别人，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力、谭力夫。”
有人问：“中央领导人几次不接见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修正主义红卫兵？”
童答：“不是，林彪同志、周总理在天安门上讲了，一切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组织。”
有人问：“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现在是否还有效？”
童答：“完全有效，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二、关于传说“江青同志对别人讲毛主席在中央是少数的问题。”
童说：“那是谣言，总理在昨天已澄清了。”张春桥说“江青同志讲的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时期文艺界的事，那时主席和江青同志是少数。”
孙同志说：“从遵义会议起，毛主席在中央一直是多数，威望很高，不仅那时是，现在也是，将来仍然是。”
三、关于“怀疑一切”的问题？
童说：“有人提‘怀疑一切’的口号，陶铸同志听了说：‘毛主席能怀疑吗？林彪同志能怀疑吗？’陶铸同志讲话的前提是不能怀疑一切，被人误传为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外都可以怀疑，这样意思就改变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
（北航同学发言，当北航同学介绍到“红旗”抄了他们的总部、搜材料、抢广播电台时）
周总理问：你们过去广播台是都使用吗？
（答：公用，叫联合广播台。）
总理又问：我问你们一下，你们保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不让到“红旗”那边去检查，有没有这回事？
（答：有这回事，并认了错。）
总理说：你们这样说，对！你们犯了一点错误，刚才你们讲对了，是认识不清。请你们自己去搞革命，你们自己去认识，认真想办法和"红旗"搞好关系，这样对立下去是不好的。"
（当北航同学问到：在同学中流传着江青同志说，毛主席是“少数”的问题。北航同学提到最近有些谣言，说什么“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毛主席占少数”时）
总理问：写大字报没有？（答：没有。）
总理问：有传单没有？
（答：没有。）（众答：三司令部传的很多。）
总理说：这些问题我问过第三司令部，他们说没有，也问过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们说不对。我没听到，没有大字报，没有传单，我就不信，信就没完了。从遵义会议确立了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处于少数呢？不可能嘛！我不相信。当时我和江青同志在一起，没有这个事情。我坚决反对你们相信这些谣言。
（北航同学说到关于第一司令部开除“保”字号和“修”字号的红卫兵重新登记的问题时）
总理说：哪能会这样重新登记，不允许登记的整个组织就打成修正主义的！哪有这样一回事？
（有人问陈伯达同志报告中关于“修正主义红卫兵”时）
总理说：陈伯达同志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陈伯达同志讲话，同学们都印发，他没有看过，怎么能算数？我的讲话，出的大字报也很多嘛，说我合稀泥，我的讲话印得多了，我没有审查，印发了我不负责。刚才讲第一司令部的问题，他们没来人，我得去问一问。被开除的不等于是修正主义，整个组织不会是铁板一块，就是领导有错误思想，不能把整个组织和领导混为一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管哪一个组织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但不能反对苏联共产党，更不是反对苏联人民。刚才我很注意北航一句话，就是开门整风，这个态度是很好的，这种方法也很好，不管多数还是少数，这里是泛指的，都会有错误。有多少错误就承认多少错误。“不管风吹浪打”，要善于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不管什么人，什么组织，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犯错误，犯一些错误，有的犯的多，有的犯的少；有不自觉的；有自觉的，有的犯了就改，有的犯了不改，但不可能一点不犯，不犯一点错误，我不相信。当然，犯的错误有小有大，有轻有重，有不自觉的，有自觉的，但知道犯了错误后，马上就改，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值得提倡。即使犯的错误重、错误多，如派工作组、围攻少数派当反革命打，霸占领导机构，不实行巴黎公社选举制、不用同等态度待人，等等。现在知道了，诚诚恳恳地整风，把自己的错误改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种态度很好。即使犯了很严重很多的错误，把对方当成反革命，把对方看起来呀，一方霸占了广播台呀，有电话呀，交通汽车呀，一切霸占，不是一视同仁，这个错误就是比较严重了，对方就有很大不满。从不自觉走向自觉，工作组走了，压制对方的形式不改。即使错误多重，不自觉，现在知道了，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又诚诚恳恳地好好整风，检查错误，这种态度我高兴，我是欢迎的。我们欢迎与人为善嘛！毛主席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管哪个左派犯了错误，同志要团结他。
左派要在斗争中证明，不是自封的，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辩证法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工作组的错误。
（接着总理念“八·八”决定（即十六条）第七条最后一段“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不能说学生中一个没有，是右派分子也要在斗争中证明，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现在是运动初期，顶多算是中期，学生放假要放到春节，还有四个月，六、七。八、九月份全算上，这是中期，还没有到后期。我是用十六条和同学们谈。我很赞成北航开门整风，自己整风这是好的，应该允许“红旗”旁听。（北航同学说：我们欢迎他们发言，帮助我们整风。）我欢迎北航同学的态度，开门整风这个办法好，不仅自己批评，还请其他组织同志参加，允许别人批评。“红旗”长期受压制，现在看来运动中应该算是左派了。“红卫兵”整风，“红旗”应该去听一听，但不要说话，旁听，听清楚了之后适当发言。当然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毛主席说，没有人不犯错误，我这么说是不是又叫折衷主义了呢？人人有错误，这不是折衷主义嘛？不是！
“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为什么不罢官呢？在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罢官，一般的都停职反省。看一看，经过考虑，看他在停职反省以后态度如何，看改正得如何，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如何。当然，敌我性质的，有阴谋活动的要罢官。比如彭真、罗瑞卿……。如果没有阴谋活动，就不是敌我矛盾；只是在运动中压制群众的，一般只停职反省，暂不罢官，中央决定停职反省就是一个很大的处分。听说你们有部分同学去国防科委，要求罢官，这就不好了，这就过激了。中央已经决定，你们就应该相信。“你左，我比你还左”，这样人家就不服了。你们开门整风的办法是个好态度，你们青年人要有这个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正视错误，我们老年人得向你们学习，知道错就改嘛！
（当地质学院同学反映受压制的情况时）
总理听了以后说：你们过去压那一方压得那么久，你们应该经得住一点压力，千锤百炼嘛！一千次、一百次，你们压一次就受不了？你们开门整风是好的，想想你们是怎么整他们的呢？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八月四日我在清华就讲了，八月廿二日我又讲了，九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亦如此，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后来被人家搜出来了。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你们很被动，你们上了当！）
关于档案问题，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一样，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致有这样的东西：
一、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总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揭工作组的就是反革命派了。
二、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
三、检讨材料。让受压制的一方写的检讨书。
四、支持工作组的，供应的材料。
五、写给中央、市委的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倾向性。把反对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党、反革命，把支持工作组的就说成是好的。
六、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笔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
七、工作组的会议记录。
这都是工作组整理的材料问题。据我们调查，大概有这么七类。这些材料，工作组走时没有解决好。我在清华做了这些工作，让叶林检讨退还。我最近没有见到叶林
（有人说：叶林已经作了处理。）
那叶林的觉悟就提高了点了。
关于这七种材料，工作组或多或少都有，无怪乎受压制的少数，你们不给，他就去抢了！我亲手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语学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
（外院一同学解释了一句）
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所以说这个问题早一点处理是好的，找人封起来，不然同学意见更深。这方面的材料写得那么多，对立起来了。现在离开了，社会上还要见面嘛！同学们不记这些，这是工作组的错误。所有的工作组都要自觉地解决这些问题，省得被动。叶林（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这样做了，觉悟就多了点。过去解放少数，现在解放你们！你们上当受骗，给你们改错的机会，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就愉快了嘛！允许人家革命。
（有人提出私人日记中的一些东西算不算是材料？）
私人日记中的材料最好自己主动勾掉，免得误会。我不主张搜身，我反对这样做。
（有人说已经搜了）
搜了，要劝嘛。看人要看得远，人家一两次错了，就把人家看定了？你们还青年人嘛！这说明你们对立情绪还大。任何团体都可能混进反动分子。反动分子家庭子弟，第一、出身不好，反动家庭；第二、不能唯成份论。主席讲：一讲有成份论，二不能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好，背叛家庭，大义灭亲就好。出身好，不能唯成份论，“天生造反者”、“自来红”是不对的。所以谭立夫讲话是没有道理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有人提斗争大方向问题）
总理说：我注意了这个事情，我正在研究。
（地质学院同学又讲了本院“东方红”的一些问题。有人提到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和地质学院“七个等于”的大字报。）
总理说：我看到了。要严于责已，宽以待人。先检查自己，开门整风。你刚才说从四号就开始检讨了，如是真的，这是好的。“东方红”有些群众是正确的就支持，联合行动。对方不信任你们，不联合行动，你们要主动。不要过多地指责对方。你们所在的也是革命组织嘛，没有那么多右派吧！在革命组织中，不管是革命中的“保守”也不是右派。大家努力前进，努力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革命组织中把自己锻炼成为经得起考验的革命者。自己去做，不要埋怨人家，不能光注意对方，学生中的右派那是另一回事了。坚持革命，何必怕成少数？看你坚持对不对，有道理就跟你，没道理别人就不跟你，如果坚持工作组错误，那就错了。
（当地质学院又讲了“东方红”拿大帽子扣人时）
周总理说：你们过去说他们还不多？千锤百炼嘛！今天报纸上提出长征式步行串联，这也是考验嘛！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同学步行串联，这又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我想见见他们。
（当地质学院同学讲到一个战斗队被迫在马路上办公时）
总理说：这也是锻炼嘛！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几天几夜，你们有坚持性，你们在学校马路上办公，也是考验嘛！
（有人提到“他把我们都抢光了，准备在马路上办公了。”）
总理讲：在马路上办公也好嘛！在院子里搭个小棚子办公，我看也很好，可以锻炼嘛！
（有的学校提出，“有的组织被解散了。”）
总理说：领导没有讲过强行解散那个组织。
（北医同学提到有人要解散我们的红卫兵。）
总理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没有说过解散，没有这话。
（机械学院同学汇报有人骂“修正主义红卫兵”）
总理说：辩论，写大字报，不算群众斗群众。你心不虚，人家说你是修正主义，你怕什么？要把大是大非的问题弄清楚。我不能对具体问题都解答，你们自己去辩论。你们都要我去，我怎么能够分身呢？我也不是孙猴子。
（当某院谈到组织了“敢死队”时）
总理说：组织“敢死队”去干什么？去打架？如果不打架，只是口说，写大字报，你可以回答不是嘛！允许辩论嘛！有些东西可以不去理他嘛！你可以用行动来证明你们不是修正主义的嘛！四大民主嘛，掌握这个斗争的工具，你心不虚你怕这个干什么？要把大是大非搞清，你如果是革命的，你要把腰板挺起来，是就是！非是非！但是不要打架。
（矿业学院汇报，谈到抢广播的问题。）
他抢广播台你就让他霸占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抢广播台？就让他占几天吧！这个东西不要怕，如果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好好学习十六条，《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你们要革命，要宣传，就是没有广播电台，你们还有舌头嘛！你们可以慢慢讲，无非他们声音大点，你们声音小点。你的道理对，群众就相信。真理在你手上，你就不要怕，慢慢讲嘛！如果道理对，人家赞成就行嘛！
既然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一定会出现波折的，这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为什么十月份才提出呢？就是因为你们不解放他们，压制他们。过去你们不让他们，现在有些过分，可以理解。对打的办法绝对不能允许。
（当农大讲到某人带领红卫兵到农大去抢档案时）
总理说：你保他干什么？有人事材料没有？他把黑材料混在一起，你们又要上当了，好心又办了错事。我不是提倡抢档案，档案室里有时可能有这样的黑材料，人家怀疑是可以的。你们不要保护，可以打电话给谭副总理处理。你们挺身而出也是好心，可是错又落在你们身上了，自己和党委联在一起，越搞越被动。当然，我们不提倡抢，你们是过分紧张了吧！
是不是同学们都这样不讲理？抢广播台就抢嘛！你要革命，你要宣传，你们还有舌头嘛！这里有北医同学写的信，写得很好，念给你们听一听。
周总理：我们对今天部分同学的态度很不满。多数派应该首先向少数派承认错误，开门整风，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少数派的一些过火的作法，我们多数派应该原谅他们，理解他们的心情。
我们多数派绝对不能动手打人。他们要什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总是会让我们宣传广播的。
今天不行，过两天就行。我们北京医学院开门整风，热烈欢迎全院师生，尤其是少数派向我们开炮，批判我们的错误。后来他们也开门整风，也欢迎我们及全院革命师生参加，结果，两派关系较缓和了。
但今天会上不少学校是来诉苦的，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们应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火，彻底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保卫毛主席！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你们不要过度精神紧张，特别是农大同学，慷慨激昂，好心办坏事，我只好大声疾呼，我都上当了！刘新权事情的发生，北航罗舜初、赵如璋，地质部何长工、邹家尤，七月份外办张彦问题的发生，科学院、国防科委、对外文委、清华这些工作组都搞了档案。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上当。
五、红五类、黑五类问题：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当前要看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什么“自来红”，这都是谭立夫在胡说八道。干部是在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你们干部子弟起来批判谭立夫的讲话，这就是革命的。谭立夫的讲话印了那么多，这说明了我们干部子弟中有这么一个错误观点。我们是无产阶级，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奋斗出来的，党所领导的，群众选出的，不是天生下来的。如果那样，就成了封建的皇太子了。（举了康熙的例子）封建社会靠自己的子弟，代代相传，结果腐败了。资产阶级就不讲这个了。资产阶级的英国首相区德利，就叫儿子做工嘛！当然和无产阶级的情况不同了，他可以上学。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农干部有有利条件，这就是政治上的优越，为什么还要特权呢？所以陈伯达同志讲，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都到下面去锻炼。当然这是建议，不是规定，我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这个精神。到底下去锻炼，由群众中选出来的才是可靠的。当然，如果在运动中确实受群众拥护、欢迎，离他不行，也可以嘛！我们不能勉强下一道命令，那反而不好了。
红卫兵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红卫兵要执行政策，按党的阶级路线办事。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得很清楚，不能自认为“自来红”、“天生造反者”，我们在文件中有红五类这个名词吗？我还没查到。十六条、公报、公开的讲话印发的，没有红五类这个名词。你们从书面材料上找到了吗？（大家答：没有。）你们讲了多次，有时我也就跟着用，不能算数，我讲了，出身好不好，还要讲表现。真正在运动中受压制，通过斗争表现好，即使出身不好，也可以吸收。要不然比共青团、共产党的条件还高了。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但我没有说过红卫兵就可以免除入伍检查。解放军是要选拔的，成份是第一的。实际上红卫兵啊！我谈个人看法，现在青年团在学校里不起作用，估计将来有可能代替共青团的作用。我只是讲讲可能，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指示。你们自己去想，去考虑。所以加入红卫兵不能比党员、团员的条件还高。
六、形“左”实右问题：
形“左”实右，是过火的，打击面过宽，结果被敌人利用了。目前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不能集中杀牛，这都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也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样一来，把国际统战工作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实右。我们准备写个材料，很好的宣传一下。
问：“炮轰司令部”问题：
答：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问：说某人是革命的，是不是就是“保皇派”？
答：我只能抽象地讲，你们说这个人是革命的，事实说明这个人不是革命的，改了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是革命的，怕这个干什么？对不对？这下给你们开了窍。如果文化大革命前有人问我彭真、罗瑞卿是不是革命的？我就会说是，谁要说他是反革命，我还会为他辩护。因为那时还没有揭发嘛！还不认识。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当总理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总理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杨秀峰是不是和彭真一伙？高教部属中宣部领导，陆定一是他顶头上司，杨秀峰不怎么听他的话，好多东西都是中宣部搞的，不能怪杨秀峰。杨秀峰到高院后，彭真管政法，杨和彭有一般的工作关系，一般的工作关系和反党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杨秀峰是不是黑帮，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他和彭真反党集团没有关系，不是一伙。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象什么话？如果材料属实，中央早就把他撤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群众中呢？我们发现，北京前公安局局长有问题，就让公安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他。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又有人问江青同志那件事。）
总理说：今天怎么会是那样呢？主席的路线还在起作用嘛！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字报？你们怎么会进来呢？当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干扰和破坏的作用，压制了少数派，你们应当同情他们。“八·八”决定公布后，还未来得及贯彻，全国不少党政干部还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搞大串联，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是青年，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好好的锻炼。今天是不是就说到这里？（大家答：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对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指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按：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丁莱夫操纵广播局派到广播学院的工作组拒不执行紧急指示，并将工作组整学院革命师生的黑材料藏到广播大楼里，企图"秋后算账"。学院的革命小将多次要求处理黑材料，工作组不理睬，十一月二日广院小将再一次到广播大楼要求工作组处理黑材料。工作组竞封锁大门，把小将们阻拦在门外整整一天，进行刁难，不予处理，最后小将们忍无可忍，冲进大楼查封黑材料。〗
周总理第一次电话指示
周总理命令学院工作组组长李哲夫（原广播局副局长、局党委政治部主任）：按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处理黑材料。
周总理第二次电话指示
（革命小将们打开了政治部的一个柜子，这时有人通知学生代表接周总理打来的电话。）
周总理：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暂时撤出，你们找五个代表，我派一个外事秘书和你们一块搜查，你们看好不好？
同学答：好！
同学问：丁莱夫是您亲自派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不是，不是。我一个人怎么能决定派谁呢？
同学问：是谁派的？是罗瑞卿派丁莱夫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中央决定派人，具体是总政治部干部派来的，派谁由他们管。
同学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丁莱夫的？
周总理：他到广播局后，我才认识他的。
〖电话还未打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已来到广播局。以下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三时到三日凌晨。地点：广播局总编室。〗
开始，先到的同学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汇报要材料的经过。随后张春桥同志（下简称张）问李哲夫（下简称李）：你听到军委指示后怎么办的？你们几时传达的军委指示？
李：（含糊其词）正式见文件是五号。是十月十几号传达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是丁莱夫同志传达的。
张：什么时候传达的，你记不清了，……又记不清了，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坏？
姚文元同志（下简称姚）说：你们有些事情我们却记得很清楚。
（接着李哲夫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交待事件的经过。中间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见在门口的同学。）
张：你们的材料烧过没有？
李：没有。
同学：有。你们的组员有烧的。
（李哲夫继续交待。）
张：传达晚了，你说是丁莱夫，那就由丁莱夫负责。你们订立执行方案没有？
李：没有。
张：你们到学院传达过军委指示没有？
李：没有。从我们撤离后，就没管过。
张：军委指示来后，未去（学院）传达。你们研究过怎么办？按你理解怎么执行？研究过方案没有？传达后，你们应该研究工作组应该怎么执行。这个指示和你没有关系吗？（这一连串问话，李哲夫等无言可答。）
姚：在九、十月份你们办些什么？和学院有联系吗？
李：没有。
同学：杨子毅找过×××。
张：怎么执行，党委讨论过没有？有无执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张：你是党委委员吗？
李：我是。我参加的会，没有讨论过。我经常出去。
张春桥同志又问王寿仁同志（下简称王）
王：我们党委会学习过一次。
张：制定过执行的具体办法没有？
王：四个人参加了，领会文件不透。去问一下，对这件事情不清楚。（说完出去了。）
这时，反对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一个人（女）递条子给姚文元同志，条子上写："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长不要听一面之词（指接见开始时革命同学向首长汇报的情况），全面了解情况。"此人出去后又进来说：“我想跟首长谈一谈。”姚文元同志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专来解决材料问题的，明天还有事情，你写成书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了下来。支持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战斗团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递上一条子，上面写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广播局问题很严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调查。”
姚文元同志很感兴趣，便和那女同志谈了起来，并将他们送上的两份文件拿走，说：“我们拿走，回去看一看。”
张春桥同志接着问：领会不透，你们向中央请示了没有？跟（学院）群众商量了没有？问问同学怎么办。
李哲夫哑口无言。
张：根据你们（指李哲夫）说的，你们第一不上报中央请示，第二不同群众商量。如感到没办法，一请示上级，二与群众商量，两头都不问，那算什么？
李（急忙解释）：我们向市委请示过。
张：你们什么时候才请示？他们找上门来才请示。这个指示（指军委指示）是比较原则，很多地方纷纷打来电报，说：“难以贯彻”。你们领会不透，也不上报中央。当时学生普遍感到有压力，反映这一条。我们写指示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同学自己写的检查交给本人，其余的全部当众烧毁。我们自己没当过工作组，没干过工作组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整理过多少种材料，没想到这么复杂。后来我们发现有同学互相写的，比如我写了你的，你写了他的。如果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宽宏大量的还好。但是年青人嘛，知道后就说：“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么？”这样知道后，会引起群众斗群众，写材料的人大都属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护。这样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自己写的检讨退回本人。还有些材料，如工作组长讲话，也交给大家。其余材料先封存，以后烧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纠纷。以后再也别搞这些，同学间有意见，可以正常进行批评。
同学：有人整理的材料还交出来，怎么办？
张：没交出来的，先不要搜，免得同学不好团结，等他们觉悟了，他们会交给你们，或者自己销毁。
同学：有人还整理材料，并且扬言“后会有期”。
张：这是工作组的遗毒，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一派。你们一直叫少数派就不光荣了，当你们孤立时我们支持你们的，当形势变化了，你们应从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对那些同学要做工作。对工作组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学生处在变动时期，如跟着跑就坏了。你们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还需要与工农兵结合。我们比你们年岁大一点，也是这样，有个时候，全国各地来电报都是说：“红卫兵尽干坏事、打人、闹事。”我们听了，也要考虑两天，要是不坚定，有一点动摇，就会犯错误。
姚：同学们和我们座谈，讲有人要秋后算帐，这样有人担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现在也不敢说一句话。
张：这是一个祸根，军委指示就是为了消除祸根，使大家能解放出来，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开始我们想得简单了，后来就决定发一个补充的，但认为用中央的名义，就不能匆匆忙忙地发，发了个补充，再来个补充，所以一直没有发。关于工作组作的公开报告，有利于批判反动路线，拿出来批，其余的封存起来，烧掉，免得以后再斗起来，这是初步想法。
……（同学说话很多）
张：我们一直想到你们那里去。
姚：你们有个陈××跳楼的怎么回事？他们斗了这个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同学：有人让中央文革小组到我院作检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们是准备要去的，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贴了我们大字报，我们怎么能不知道？不是有人还"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
同学：《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一手打倒“临革会”，一手打倒"代表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张：其实还是两派。
同学：现在过来的人逐渐增多。
姚：现在动荡很大，你们还要准备他们动荡回去。……
张春桥同志又把话题转到材料问题上来：你们（李哲夫等）在广播学院执行了什么路线，要好好检查。我们早就想找你们，我们感到你们有问题，我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找你们。我们很想把丁莱夫……你，你们党委，找到我们那里开个会。你们的事很奇怪。这个事，第一你们没有认真讨论，第二没有一个执行方案。你们急不急？局党委不急，你是工作组的人，你为什么不急？也不请示市委，也不请示中央，也不与群众商量，这些事你们都没做。我的话是否符合事实？我根据他（李哲夫）讲的，我没做另外调查。你们广播局，是消息灵通机关，没有认真对待中央指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些话？这三点是否符合事实？十月六号在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我宣读的已是正式文件，不是发言稿，全国都知道了，你们不知道？到十几号才知道？不理解又不请示，态度是不对的，才发展到今天，现在是不是这样？你们要保证材料不能转移，不能隐藏，允许现在不全。你可以说：可能现在有些东西不在。不在可以找出来，但要保证不能隐瞒，不能转移，不能私自销毁，可以把现有的封存起来。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学的个人检讨，拿出来；你们的讲话都要拿出来，其余的双方（指同学，工作组）派代表，封起来。这几天我们有些焦虑，同学们弄材料的时间多了。你们要早一些主动解决，就不会为这一件事纠缠。消毒是很不容易，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消毒，大会是能壮声势，真正能说通一个人不容易，特别是影响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说死话，还是说活话？现在允许你说活话。我们相信他们（指同学），也同意你说活话。
李：我们整了六个人的材料，已经给他们了。
同学：别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见有的组员已经销毁了。六个人的材料，你们交出来还后悔吗？
李：我们再让组员找一找。交出来。
张：以后查出来的，再找他们一块查看，再封起来，说我们又找来一批。开个目录，写上都是什么材料，谁的，多少。
同学：人保科，我们信不着，他们尽干坏事，我们已经把档案封上了，怎么办？
张：学院你们管不管？
李：不管。
张：各个学校分别各部管，不行的话找那个副总理管，现在总理很忙，我们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了。你们再问一问中央。你们应该勇敢担起来。错就检讨，改正可以成好干部，这样不改就成问题，改不改头一条就看平反。《红旗》十四期社论讲得很清楚，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勇于改正，同学们会欢迎你们改正错误。广播局党委也应当督促他们把材料搞好。（王寿仁同志连忙点头说：是，是，是。）同学们一块学习，过去说了那些错话，交给同学批判。
你们（指李哲夫）帮查一查档案。不能把材料往档案里塞，凡是从文化革命开始，从六月二日算起吧，塞进档案的都不好，一是个人写的，或别人写的，一块取出。
（李哲夫向张春桥同志汇报他们执行的具体做法。）
张：别这样详细的说了吧，我们很忙，封材料的事，你们双方解决吧！我们就不参加了。
（这时王寿仁同志忙说：还有什么指示？你就下吧！我们坚决执行。）
张：我们不是来下指示的，我们是来督促你们执行中央指示的。
同学：广播局对我们少数派不平等。
张：在组织上，经济上应该平等。
李：是，是。
张：至于在政治上嘛，倾向于谁，我就不好说了，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接着，张春桥同志把同学叫到一块说：我们一点也不责备你们，我们怕你们上当，怕你们吃亏，我们听到后，立即就来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从保险柜中拿出来，然后引同学翻，这样诬蔑同学抢档案，我们怕你们被动。
（大家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边说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位递条子的所谓“受害者”和一位干部反对中央首长支持革命学生，要求首长一定到×楼干部处办公室看现场。）
张：不去了，时间很晚了。
（但那女的仍旧不放，非要首长去看看不可。）
姚：好吧，我们不去看，你们下不了台。
张春桥同志生气地说：去，去。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转身往政治部走。这时王寿仁连忙挡住去路，齐声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长没时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块走下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