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批语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泽东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答：回去看看再说。
毛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问周恩来会议情况，
周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
李答：开始不大通，后一段较好。
毛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说：明天我要出国。
毛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说：大权旁落。）
毛说：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
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正当毛主席提出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路线呢？我在十月十六日的报告中提到对错误路线有提出者和执行者，但各有轻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些委屈情绪，为什么错误路线的创造者就不出来承担责任？
即使是错误路线，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但如果指出以后，犯有错误的人还不改正错误，那就有滑到反革命边缘的可能，到那时矛盾就转化。
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历来是一、二个人或一个很小的集团搞起来的，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路线错误就是少数人搞的。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
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就是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的样板去办。这很明显是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立的，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国推行呢？这是因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不是站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场上。把一场有世界意义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刘邓搞得冷冷清清。
刘邓的办法，是孙中山训政时期的办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把群众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把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企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进行。这条错误路线是刘邓联盟搞的。对刘的错误大家了解的较多，对邓是不了解的。对他的大字报也不多。其实邓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是很严重的。工作组的形式，便于执行错误路线。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台是少奇，邓的女儿在师大附中，后台是邓，刘的女儿到清华附中，也是有后台的。这里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工作组撤出之后，还是有人在那里操纵的，那里许多消息比我们还快，他们顽固地掌握学校的统治。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他就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办公厅来谈问题，还有二个人押着来的。那时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是王光美，后台是刘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是严重违反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对全国都有影响的。
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评他的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做调查研究，净乱决定问题。
每次开中央会议，他是以批评为主，对于其他大事无所用心。对群众是不接触的，对群众路线不感兴趣，可是什么事他都爱“拍板”，总理也只好陪绑。要同邓谈问题，真比登天还难。
一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时，邓搞南三区、北三区分开搞，也没有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评说：“哪个皇帝决定的”，以后陶铸打电话，叫北三区的到南三区来开会，而邓当时坐火车游遍全国，不做调查研究，不了了之。对国际反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主持的。在北京起草的二十五条反修的纲领，根本不能用。以后到杭州，主席亲自搞了二十五条。
去年起草二十三条时，主席对刘邓也批评过，主席批评两个独立王国，但没有触动他，这次批评错误路线还没有触动他。
刘邓的思想作风是和毛主席对抗的。邓的面貌如不在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是打着一样的旗帜。
去年九月中央会议，如果党中央有一两个搞修正主义的人，就会把中国变颜色。苏共的教训，只要一变，就会有很多糊里糊涂的人跟着跑的。
六二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六三年提出一、二线的问题，主席退到二线，这是组织上的措施，邓以为大权在手了。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刘、邓利用毛主席休息时把错误路线往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错误路线很适合于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好，习惯以势压人，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有的是盲目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现在只要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回头，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就是好的。我们还是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去做先生。我们的年龄也不轻了，不要再跌交子了，跌了的爬起来再走。刘邓的错误路线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是时间很短，只要主席一点破，他就不能得逞了。我们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党还是兴旺的，现在要求我们大多数同志，当错误路线一指出来，赶紧清醒过来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现在刘邓并没有承认错误，他还想进攻。最近中央组织部的乔明甫同志说，代表中央的是刘、邓、彭，还有的人说邓彭是实力派。
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上、工作上，必然要和他们发生关系，清醒过来就好了，我们批判反动的错误路线，要有无产阶级无所畏惧的精神，只要一切为无产阶级事业，党的事业，我们有什么不能丢掉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说过，只要我们一想起先烈，还有什么不能丢掉呢？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所丢掉的是锁链，是压迫。我们丢掉的是思想上的错误锁链。这对全世界的革命是好事，对个人是好事。现在刘邓还未丢掉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更顽固，现在有人说十年以后再算账，这是郑天翔说的，我们这些人年龄老了，更要看破人世，为世界革命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上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一个普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有这样的魄力，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决心。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才敢于发动这样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些同志也很得力，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执行这个路线的。
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程度有差别，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改得快一些，有的地方改得慢一些。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最近这两天，大家才明确，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一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
通过军事战争，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暴力的行动。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年的时间（当然以前还有很多年），就把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于搞两种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时间就短些。可是，另外一个战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曲折的斗争，这就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这要比取得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比搞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苏联的革命胜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资产阶级思想肃清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思想增长了多少？五十年来的一个结果，斯大林死了以后，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采取新的形式来复辟，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复辟的。除此之外，不单是苏联，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胜利一、二十年，因为这一方面的斗争没有抓紧，放松了，因此革命停顿、倒退、复辟等等现象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样的要发生像苏联那样，南斯拉夫那样的情况。苏联搞了近五十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意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
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但是，对于文化上的破和立，思想领域上的破和立，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象我们毛主席这样抓得紧，这样的重视。有人还觉得是一个额外负担，他觉得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又要搞文化革命？其实，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意义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人民的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大破的方面没有很好地抓，大立的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抓。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刘、邓对毛主席思想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过去宣传部陆定一所采取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那简直是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国内任务来说，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搞经济建设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设，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尽管以代表全社会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代表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过去那些时代，不能占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大部分是长期被愚弄的，被欺骗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路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地来开展这个斗争。斯大林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解决这个斗争问题。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来解决，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看来远远不是几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几百年，才能够肃清旧的思想。当然，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对立在将来的社会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它总有新旧对立的。这样，就必然还有一个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总有新的要反对旧的，也总有旧的要保存，不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情况，同今天我们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共同点：新的要战胜旧的。
相信将来还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这个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旧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人类社会没有文字的历史，那是很长了，至少是五十万年。地球的形成有六十亿年，这是科学家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类有文化的期间，这几千年，都是阶级社会，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式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样八样二十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象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已。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
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很多这种为公的人，现在更多了。在毛主席思想进一步深入普及的情况下，这种人就更多了。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来，好人好事出的真多。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
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机器和人比较起来，那当然人是重要的。毛主席说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是人。在军事上，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器只有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孤立的机器只是一堆铁。机器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离开了人，就没有机器，有了机器，也不能起作用。机器是一种可能生产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必须通过人同机器的结合，才能够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机器无非是一个人工的器官。同动物不同，我们的手是我们解放的一个“工具”。现在各种各式的机器，实际上是代替我们生产的各种器官，代替我们的手，帮助我们的手，加强我们的手。所以，各种机器统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器官的。实际上都是加强人的能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忽视人就是忽视了最伟大的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忽视了干革命的力量，闹革命的力量。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解放军要革命化和现代化。可见他不只提一个化，他是提的两个化。解放军如此，我们全国也应该如此。就是一方面要搞机械化，一方面要搞革命化，而且应该以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问题是这样摆着，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放在什么地位，有没有必要搞；是额外负担呢，还是我们份内的事？如果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搞它，那我们就是失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论，就在他的著作中间，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必须学习的基础，还有大量的不上书的毛主席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榜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紧跟上去，应该仿效、应该学习。我们应该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这样子才是相称的。
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历史唯物论主要地是说明人民群众历史的向前发展，是活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社会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变化，才能引起生产的变化。所以，群众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的动力，最基本的力量，贯彻始终的力量。群众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一点，他说一点，许多人想的办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创造。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
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我还派过人去参观。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那些人的确把变天账都准备好了。有人对旧的地契简直是当成命根子，破了的时候，拿个纸补一补，快坏了的时候，拿照像机把它照下来，保存起来。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藏得那么秘密，无非是妄想等到国民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来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地是他的。他们就是妄想变天。剥削阶级虽然打倒了，但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对人民是很仇恨的。我们党内也有想变天的人。彭、罗、陆、杨，这些家伙就是妄想变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不去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进攻我们。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反动传单，反动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这些都是妄想要变天。一旦有时机，那些坏家伙就要出来闹事的，就会起哄，就会造人民的反，有的家伙就会拿“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发号施令来篡夺政权，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事实上在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所以说蕴藏着、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出了个赫鲁晓夫，全国就变色了。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信任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是只相信他们自己，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的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你不要小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很有头脑，能够说出我们几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人说不出来的话。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对自己的缺点，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一定要先让自己跳出自己的范围，不要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超出这种局限性。我是那一个山头的，我就只顾那一个山头，不顾其他的，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一部分同志只想自己一个小单位，而丢掉了七亿人口和几十亿人口不想，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局限于现在地位高一些，就觉得要特殊。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从这一个局限性里面、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顾大单位，顾全体。毛主席讲：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能最后解放。所以，一定要努力打破种种局限性。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很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许多人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注意量变会引起质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把不同的质当成相同的质。比如说水，在零度结冰，零度以上成水，一百度以上变成气。它就是因为温度不同，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我们的同志只要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会党中央的政策，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工作中间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可以改正过来，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就可以心情舒畅地来做工作，就可以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编者按：对林彪的讲话，右派们当然也是反对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林彪的讲话，从总体上说，颠倒是非，强词夺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它不过是假群众之名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罢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不合事实。人民群众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完全不符合群众路线，倒是中央第一线和全党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倾向符合群众路线。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道理”：把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符合群众路线，反对镇压群众倒是不符合群众路线！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中说：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表明：“五十天”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而“两个月”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针对当时仍然居于领导地位的各级干部，在中央主要针对周恩来、陶铸同志。
这里说主要是针对周恩来，是无中生有；说主要是针对陶铸，陶铸是自己跳出来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不让批评刘邓路线，不许批评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编者按：对毛泽东的讲话，右派们的“心情”是矛盾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毛泽东的讲话更为平缓，突出的是他没有说八届十一全会以来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又支持红卫兵对广大干部的冲击。这是矛盾的。
到底是毛泽东的思想是矛盾的，还是右派们的思想是矛盾的呢？！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尽管林彪、陈伯达一伙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却为刘、邓说了一些保护的好话。
他的伎俩也高明：把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对立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被陶铸阻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各小组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华东组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昨天各小组分组开会，研究了具体问题，征求了各省、市的意见，今天向主席、林总请示，经过他们同意，今晚作原则的回答。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主席说五年才能取得经验。那还不是初期吗？一浪推一浪，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每个人都要自己放在运动中去锻炼。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这不能仅仅看着是个人威信的问题，要看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举了几个人）经得起考验，就更有威信了。大家要下定决心，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要在群众中进行锻炼。现在我来回答两部分问题。
第一部分：
（一）两个会如何传达的问题：主席提议各省回去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要开公开的会议，不要开秘密会议。你们下车以后有可能被捉去。所以中央要发布公开通知，宣传讨论，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精力开好会。抽出几个同志处理接待工作。昨天，河南大学学生到中南海，预先并没有通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两派斗争，既然他们来了嘛就不能让他们静坐绝食，要让他们吃好，睡好，不然，又要叫刘澜涛、霍士廉笑话我们。这是学习，群众逼着我们学习。红卫兵参加会议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党内高级会议，红卫兵不能参加，实际上一说就通了。
（二）传达的内容和范围：刘、邓检查要发到县、团级，是否要扩大，须进一步考虑。
林总、伯达的报告，按主席的指示发到支部和红卫兵小队。伯达要求街上的乱传的稿子要收回，不要传出去，一句话说错了，将来就不好变，修改后两本同时发下去，好满足要求。
（三）林总和伯达的报告要分两段传达。先在三级干部会上传达。吃透了再发给支部和红卫兵小队。这是主席想的，想的很周到。会议结束后再向下发。各省会议时间最好大体一致，免得互相冲击。主席廿五日的讲话，也要向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如何向下传达，以后再通知。
（四）其它文件（简报、会议材料）大区、各省可带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带一份，如果机关不保险，可以放在军区保存，省市、各部不带回文件了，因为自顾不暇，如谭××（启龙）。
（五）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委。（主席意思，天津可恢复直属中央，减轻河北的负担。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属市再加26个省）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是否能办到，这要看那时的情况，这是设想。富春曾设想，部、司、局长十月半结束，但现在已过了，现在有不少部长被学生扣起来了，比如吕东、荣高棠被扣，开会时还没有回家，仍在学生那里进行争论。主席说春节前初步告一个段落这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也不要以为春节后日子就好过了，要考虑还有反复。昨天，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去时主席说：“你是常指挥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才好。”结果打了胜仗，打得很好。常胜将军也要准备打败仗。总之，要时常准备两手，不要限制在一手。
第二部分：有关政策和措施。十六条订了，还要经常补充，事物是发展的。
现在回答几个问题：
（一）革命大串联问题。
这是学生的创举。革命的学生冲破了我们多少次的设想。主席不是说了吗？一张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把运动推动起来了。由学校到社会，由北京到各地，全国大学生不到二百万，到北京的已经有五百万了，这里面有许多重复的，有出去的，有回来的，有转车的。中学生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原来打算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现在到二百万。来就来吧，来了也就得住了。原来估计九百万，现在不行了，一百二十万的时候北京就哇哇叫，主席说：来就来嘛，三百万也能住下。
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十一月十八日以后各地师生都要回去，天气冷了，学生病的不少，先让外地的走，北京的学生先不要出去，十天内不要出去，这对照顾外来学生有好处。招待不了，要外来的学生自己做饭、扫地。还有徒步长征进行串联的，要摸出一套办法再实行，不然他走累了，在半途上要上火车，那就更被动。
第二件事，十八日以后来的，已经一百三十万，我们说准备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主席说要增加到二百万到三百万，现在一天二十万，要很好准备，十天以后有可能超过二百万。林总说，要研究如何接见，开始接见在七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现在二百万以上，得多想几个方案。
第三件事，北京准备同一时期接待二百万到三百万，同时南方城市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冬季燕子要往南飞，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不要想十万就不少了，不要一百、二百万就叫，上海准备二百万人不算多。要做好充分准备，要迎接大串联的高潮。
第四件事，还有经过北京转车的，停留的，希望铁道部想一套办法，吕正操问我怎么办？我说，办法要你想，否则咱们换一下，我就去当部长，越接近基层越有办法。
第五件事，拟定一个徒步串联的办法，不能中途上车，那就更被动，特别是在东北已有大连、蚌埠两个例子，要时时宣传，还要订出一个计划，还要设想行军式的全程徒步串联，还要搞军事训练，设联络站，让转业军人去协助，真正做到备战。
第六件事，国家给什么补助？大连来的十五人每人给二十元太多了，大大超过了助学金。我们设想把助学金给他们就可以了，不然贫苦学生就不能串联了，粮食按定量发给自己，超过的国家补助，希望各地把办法搞出来，逐步修改。串联十二月开始到六七年暑假，要搞各种试点。
（二）红卫兵问题。
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全国广大团组织瘫痪，将来是否红卫兵能代替青年团的作用呢？青年团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红卫兵可能加入到青年团里来，改造青年团，因此不能完全否认农村、工厂、企业、机关的红卫兵，可以等等，看看怎么办，要蹲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主要是看领导。
思想问题和政治态度问题。思想上，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不管处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总是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这是主席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目前青年还有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成年人里，思想和政治态度是统一的，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要经过多次变动才能固定政治倾向，不能一次就看出左、中、右，不能因他受工作组操纵蒙蔽，就说他是右派，他还是要变的，过早的肯定是不实际的。我与几个方面的红卫兵都谈过话，就是在十六条宣布以后，也还是这么个情况。
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我和在京的外地的红卫兵谈过话，他们是革命青年组织，说他们是保守派，他们也承认，说是右派，保皇派他们就不干。有的同志接近最多的是多数派，如王观澜到农大就被多数派包围起来了，他就不能兼听则明。我到清华，就先找反面的蒯大富同学，两方面都接近，不先入为主，青年的思潮是起伏不定的。不要过早的盖棺定论嘛！这样可以教育多数，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了，今年又印发了，但未能行通。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林彪同志也说：要巩固政权，中心问题是掌握毛泽东思想，要学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无敌的了。那样我们的头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丢掉了。要掌握这一点就要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嗅觉，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当然也不要骄傲，一骄傲就容易走向反面。青年一起来，我们就受不住了。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他们要关人扣人，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好？现在就来接班了？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解放军是最可靠的专政工具，不能不尊重解放军，有缺点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来，而且解放军还保护你们，解放军还有纪律，不生气，不动手，不还口，打伤了也不开枪。不过你们打解放军那可是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可不好呀。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有意见可以提，人选不当可以改，有错可以承认，但不能代替，不要干预。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红卫兵可以贴大字报，你们的稿子，报纸不能全登，这些不能乱，不能干扰，否则就会影响毛主席的声音。这是可以说通的。讲清利害，说清道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的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这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于保卫民主。再就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你们团体的领导可以换，但不能将各级领导宣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当然宣传以后，有的人也会再犯，但也不要责备他们，要再宣传。
干部应该做到这样四条：首先要敢于挺身而出做工作，宣传政策；第二条热情支持革命群众闹革命；第三条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第四条站稳立场，不要什么都怕。
关于徒步串连问题，不仅经过大城市，而且还要经过小城镇、农村，要接触农民、居民，接触社会。要锻炼也必须与工农兵相接触。要有计划、有组织搞，要欢迎他们，组织参加劳动，主动欢迎他们。
（三）四清问题。
社教要划分几条杠子，十六条以前的按社教对待，按廿三条对待。没有镇压群众的就不要检查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以后，就要按十六条办了，按文化大革命处理。例如人民日报党组瘫痪了，派人去改组了，这是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派人去执行了正确路线，要看主流，如果说人民日报是修正主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廿三条也是毛主席制定的，如果说是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四清工作队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当然要检查。工作组要更精悍，依靠贫下中农、工厂的积极分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以四清社教为基础，以文化革命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既是廿三条，又是十六条。当然问题也要看发展。
（四）档案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过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搞工作组留下的后果。要以文化革命期间（五月十六日以后）工作组搞的档案为限，不是这个期间，不在此限，要有界限，不能没有界线。什么事都连在一起不好整。有错误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案件，可以专案处理。档案问题的处理，按中央补充通知办事。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应按指示主动处理。现在能主动的，就主动解决，被动的也应主动做工作，本级能解决的本级解决，本级不能解决的报上级解决，已被人拿走的，要回来，封存起来。工作组不行了，找部，部不行了，再找口来解决，不行，然后再找我们这里来。省委，大区、各部、各口都要过问，不然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说假话，不能放任自流，要变被动为主动，先要和群众站在一起，才有说服力。我们打算写一通知，把处理方针说恰当些，和红卫兵一起处理。
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其他如小学开学问题，有的已开学，没开学的，也要开学。学校一个是革命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按主席教育方针办事，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小学校要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可以考虑五年一贯制，三、二制。（现在是四、二制）高年级的小学生要学主席著作，搞轻微体力劳动，也可搞军事训练，要改革教育，要改造教职员队伍，改造也有好的条件，转业兵有几万，大专红卫兵，还有在乡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可以改造教师队伍，这只是一个方向，还不能最近做，问题很多。只能讲这四个问题，抓住大问题，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就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得到锻炼。我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晚年了，要认识到如何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关。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六○年以来写了很多东西，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六二年写了财贸决定，六三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六四年写了工业问题还未写成，六五年写了廿三条，六六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编者按：对周恩来的讲话，右派们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但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却造谣说：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两天后，姚文元等人就影射攻击周恩来。十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指责“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先驱鲁迅》更为显豁指责“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那种所谓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联系到蒯大富等人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张春桥主持的座谈会上污蔑周恩来搞调和，这里的恶毒用心就昭然若揭。
即使蒯大富等人在会上的发言是“污蔑周恩来”，王年一又怎么能证明姚文元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呢？当时，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搞“调和折中”的人，确实是有的，但不是周恩来，而是陶铸那些人。）
（四）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国家经委一些人贴出大字报《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茄为什么要包庇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社论阐述了四个问题：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意义；2，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根本对立；3，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4，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以及犯路线错误的人应有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
（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规定，认真处理。
（四）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部长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
划分一个界限：
处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工作组的档案。文化革命以前的档案，即使有问题，与工作组无关，留待以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反动档案（不属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案的），要组成专案进行处理。
（一）处理档案的方针：
（1）凡错斗的错镇压的，都应该平反。这些人的检查材料都应退回本人，帽子一律摘掉。
（2）凡可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材料，凡不是影响群众斗群众，不影响大局的都可以退回群众。比如工作组对学生的讲演稿、报告稿、大字报等。
（3）凡是能够引起群众互相斗争的材料一律不交。但应当众销毁，比如左中右排队，排错的别人反映的材料这是对军委文件精神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二）各级党委应按此指示精神主动处理，承认错误。
如果处于被动的，可按此精神和群众谈判，如果谈不通，可以交上级党委帮助处理，如果仍然不行，就将此材料暂时加封起来，谁也不准动。现在各大学的主动权已经不多了。中学还可能有些主动权。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各省委、各个党委，各区党委都要过问这一问题，帮助处理这些问题，不能放任自流。只有把它解放出来，你们才有可能脱开手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说服他们不去占领你们的办公楼，才能将被动变主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会议上的讲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也作了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
历史证明，邓小平的检讨是假的，只是企图蒙混过关而已。时机一到，他就翻案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错误路线并不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并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刘少奇在检讨中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但是整个看来是违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讲的。他没有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邓小平的检讨也是违心的。
人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参加革命几十年，他们还有做的哪些事、说的哪些话是违心的？总不会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是违心的吧？！
2007年3月19日初稿
2011年7月21日修改
2013年8月2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