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七、工矿农村文革
（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前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农村文革运动的部署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周恩来就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农村和工矿文革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看了江苏文革小组9月8日来电和上铙红卫兵总部筹委会9月7日来电，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个方面的通知。现将有关文件送上，提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妥否，请主席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强调了在财贸工作上，应当特别抓好几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给江青的信
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将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批送中央文革小组批阅。二十日的信中说；
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
批示指出：中央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但是有的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已经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的，可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动，不要动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要再发展红卫兵等组织；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机关、团体，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也可经过红卫兵等组织群众的酝酿，自动的取消这些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
（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城市企业文革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大会的主题是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开会之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工人们曾多次邀请曹荻秋前来参加大会，市委不派一个负责人。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点，这时，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豹来到大会，对工人们说：“我不代表市委，发言没有准备。”工人们决定游行，并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条件要求。十点四十分，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
七千工人冒雨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等候。曹荻秋始终不肯露面! 造反的工人们向北站涌去。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这时候，已有人从上海乘汽车赶来车站，围攻工人。六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只到十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他说：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他们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直不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许多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都提出文化革命和生产时间给予适当的规定。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王力说：解放以来历次运动都是这样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和革命群众之间，都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执，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严防宗派主义，不要武斗，不要因为纠纷而妨碍生产，不要停工。
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一切好的组织都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机构和物质装备（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工人组织中的人员一般地不要脱离生产（陈伯达同志插话：否则说话就不起作用了）。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要照顾大局，绝对不能放弃生产劳动，成群结队的到外地串联，以免影响本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生产，自己外出串联的，应赶快返回生产，担负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也应这样做。
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在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地的其它厂矿学校单位去参观访问、互相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王力同志插话：以前你们一来，他们就说串联了）。
革命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生代表要去，应该首先同那里的厂矿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十二时，张春桥来到安亭。
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步行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与工人谈判。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
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派代表──张春桥同志加的）
3，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唐平铸接见各地来京串联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说：
现在又有新的发展，运动逐渐在工厂，工人阶级里展开了。由于全国文化革命形势展开了，许多工厂起来了，按过去的办法不行了。北京许多工厂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辩论，工人阶级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始结合。工人搞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北京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天搞得轰轰烈烈，以后天津，武汉等地很快就要发展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唐平铸对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时说：
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这样做。
社论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任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它地方也有些是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这篇社论不能叫毒草，应该说，对我们当前运动是有指导意义的。至于被坏人利用，钻空子，不光这一篇，还有许多文章，甚至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来作护身符。上次林彪同志的讲话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有些党委公然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来批评我，你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牛鬼蛇神。我们要防止他们来歪曲、利用，如果我们写的不恰当，他们就更可以来利用了，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说：
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
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我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戚本禹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有历史以来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都是折衷的，平起平坐的，而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
分期分批是中央的总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搞分期分批？打你“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罗！你先慢慢搞嘛！如有些地区，象××地区它就是慢慢搞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领导人，由北京市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宣告成立，号称有三十万人，公开表明“反对批判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唐平铸等和首都革命职工代表举行了座谈，在会上由王力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三）召开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谷牧就对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提出意见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1，对工交系统要有正确的估计：
2，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
3，一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4，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
5，不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
6一定要搞好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会议在陶铸的主持下，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都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沈阳、天津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分期分批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工交欲罢不能。挡不住，不如疏导的方法。当前工交企业运动，现在才是开始，未动的也很快起来。也不要幻想学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就不出来了。不要存在这种侥幸心里，不要怕打乱旧秩序。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运动中可能有些毛病，不能要求那么高，运动还要继续发展，有些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要有思想准备，要受得住，准备吃苦，掉磅。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了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2－3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周恩来草拟的给四川绵阳县委转有关负责人的电报：对从绵阳分路来京的一千余工人，可派人至广元做工作，务劝他们乘火车回成都，只派代表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四）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工业“十条”定下来了。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指到会者）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深入群众中去搞一个时间，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问题，积累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我们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本质的东西是群众要革命。现在牢骚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抵制毛主席的路线。现在是放的问题，不是堵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林彪主持会议。
十二月四日，谷牧在会上讲了《汇报提纲》，
他说：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1，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3，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
江青说：工交系统的一些领导干部毫无无产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意儿。
张春桥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我也是计委的一个成员，大计委、小计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
十二月四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在上说：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来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过，并陆续有些补充，先搞了八条，后来根据各派的意见，补充成十条。十二条太长了，工人不容易记。根据当前冒出的问题和主席思想，提出这个十条，这十条各派都赞成，不能说是折衷主义，实际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十二月四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康生在会议上说：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
十二月四日，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林彪在会议上说：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后中央开会就不再通知他们参加。）
十二月六日王力在会上说：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
澄清几点意见。
十二月六日陶铸在会议上讲话：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发［66］603号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一切革命串联，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五）传达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贯彻中央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在毛泽东处，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参加工交座谈会和来京的省市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话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涛。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第三个问题：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
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
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一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全，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主席不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查，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查，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必一棍子打死？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查。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刊登王力 贾一学 李鑫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的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六)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就《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中提出：农村除允许成立红卫兵组织外，“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容请示毛泽东：“其他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一句可以考虑不要，因农村中已有贫下中农协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民兵、红卫兵等组织。
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
谭震林在会上就草案说明：这个文件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起草的；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分期分批。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
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供讨论和试行用）
(七)迎接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
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
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
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
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上文选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据戚本禹回忆：王力此文许多是他自己添加的，与实际情况不符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月，中共中央制定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十条》，实际上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整个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陶铸的主持下，参加座谈会的人，大多数对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因此他们全盘否定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意见，自己另外起草了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实质上是反对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十二条》，从工交会议上的各种意见看来，工交战线的领导人实际上不赞成在工交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十二条》。在陶铸的主持下，草拟了相对立的《十五条》。指导思想不同，毛泽东必须要否定《十五条》。毛泽东既已表态，会议就通过了《十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件事是围攻谷牧，江青一马当先，康生、陈伯达、王力紧跟其后。第二件事是对陶铸突然袭击，陶铸迫不得已作了检查。第三件事中林彪的总结发言，它1，彻底否定工交座谈会和《汇报提纲》。2，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大升级。3，要让文化大革命队伍席卷全国。林彪的讲话，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两种思想、两种倾向、两种方针的斗争中，工交座谈会和《汇报提纲》站在正确的方面它们为“左”倾思想所不容，因而遭到否定。陶铸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他无非坚持了《十六》------却因此而获咎。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升级，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受到阻遏归咎于刘少奇、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从表面上看，这是主动，实质上被动应付，后患无穷。
它的这些话应该说是揭示了斗争的事实，不过由于它的右派立场，颠倒了是非罢了。
一九六六年八至十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设想是，以党政机关和大专学校及五界为重点，工矿农村则结合四清分期分批进行。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进入了高潮，以上海最为典型。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怎么办？是压制？还是欢迎？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十二条》贯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工人运动的兴起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而陶铸主持搞的《十五条》则对工人运动的兴起采取了压制的态度，继续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两个对立的文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十二条》（后修改为十条），否定了陶铸主持搞的《十五条》。
至于所谓刘邓问题升级的说法，也似是而非。把刘少奇的“五十天”的问题与“二十年”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是早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中就提出来了的。就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言，从发言纪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为了说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展开论述了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不仅仅是“五十天”，而且是“二十年”。
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还是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党政机关和大专学校，只搞片面的阶级斗争，这的确是新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所在。毛泽东高瞻远瞩，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新的胜利。
问题在于：右派们歪曲事实的真相，硬要把周恩来拉到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一边去。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为了进一步维护工矿、交通企业的的生产，周恩来要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可是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陈伯达的这种做法是蓄意对抗周恩来的意见。它还说：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倡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它用这种断章取义的手法，似乎周恩来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苦海、地狱，在形势压迫下不得不违心地去“入”、去“下”。
《周恩来年谱》说：“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谷牧起草出《十五条规定》。《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周恩来得知后，于二十二日同李富春到毛泽东处将此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林彪、江青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
按照他们的这种说法，《十五条规定》不仅是周恩来的意见，而且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这真真是歪曲历史的典型！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如他们所描述的，那为什么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并经讨论补充为十条，还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呢？
再从中央政治局讨论《十条》的情况，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的。当然，关于工矿、农村的文革问题，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在过程，周恩来的思想也有一个随着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决不是什么“林彪、江青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
由于中共中央制定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十条》，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停留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文化领域和学校，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开展起来了。
2007年3月19日初稿
2011年7月22日修改
2013年9月1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