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一）
（一）叶剑英等状告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谭震林陈毅给周恩来的两封信
〖两封信写于六日至八日之间〗
总理：
我们建议把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调到北京来，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另方面也可使他们身体得到休息。
震林、陈毅
总理：
建议把下列同志调来北京，如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霍士廉、陈丕显、刘子厚。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
陈毅、震林、先念、富春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
叶剑英在会见时说：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总要经过一些合法的程序才行。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太大，他们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有些不妥当呀。许多老同志对此有反映，我多少做了些工作可很难有充足的理由。比如处理陶铸的问题，当初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长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我就有看法，认为他不适宜这个职务。但他毕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前的呀。不经任何手续，只是由陈伯达，还有江青同志的一次讲话就把他打倒了，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才好嘛，尽管他该撤。
毛泽东说：这事没和你商量过？
叶剑英说：没有。对此老同志很不理解。不但我不知道，当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他们问李富春时，他也不知道，说没讨论过。
毛泽东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商量嘛。他们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会议上来决定。不过，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叶剑英说：许多问题我也不清楚。谭震林、陈毅他们说，如果开了中央文革小组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先例，其他人的政治生命岂不是更无保障了吗？主席啊，大家的这种安全感还是应该保障的，不然没法安心工作。
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有缺点和错误完全可以提。但不能像刘少奇那样肆意攻击。他和一些省市负责人说，十一全会以后是中央文革执行了反动路线，这个话是颠倒黑白。
叶剑英说：刘少奇那种恶意攻击，我们当然不能客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也不能把大多数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推到刘少奇那一边去。我们之所以能坐下来安心搞内部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全凭解放军镇守边关吗？
毛泽东说：这个观点我赞成。军队要稳住，一定不能乱。革命造反派夺权，一是要有领导干部，二是要有人民解放军参加。没有这两条，他们夺不了权，即使夺了，也巩固不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毛泽东说：
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
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叶剑英说：有些人言行不一，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
李富春说：我看也是这样。别看有些人把毛主席捧得很高，实际上对主席的话各取所需，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并不执行。这个现象如果不纠正，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好。
陈伯达说：请剑英、富春同志说具体点！
毛泽东说：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如果不扯到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上个月群众大会上，你一个常委打倒了另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江青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干的。我看了一月四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
江青说：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也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说：我不是赵老太爷，怎能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能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群众呢？党的领导呢？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实行封锁。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个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专门开这个会。除了小组内部的人外，其他人先莫介入。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或者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在别的地方一律不准议论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李富春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叶剑英说：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措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毛泽东说：偏要讲，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
周恩来说：是不是叶群、杨成武、萧华同志也参加的好？
江青说：萧华不能参加！群众对他的意见相当大，总要考虑到造反派的情绪嘛。
（二）叶剑英等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在中央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拍着桌子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发言。
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周恩来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当天晚上，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白天的争论，毛泽东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会议还未正式开始讨论。
谭震林对周恩来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忽视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
谭震林接着对张春桥说；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他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呵！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说：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只看到这些干部参加革命、根红苗正的一面，没看到他们后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一面。陈丕显家的扶手连我们去了还用紫外线消毒，更别提普通群众了。批判他是帮助，怎么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说：这叫什么问题？就算老干部有缺点，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挨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张春桥说：不是，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谭震林说：你歪曲！
张春桥说：像你这种思想，起码应该批判，即使我们想保你，广大群众也不会答应！
谭震林说：你所谓的群众，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吗！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今天会上我敢打保票，曹狄秋、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江华这些人没问题。你们把他们打倒是迫害老干部。江华一家子死了大半，这叫什么革命？
陈毅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张春桥说：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错不错有事实为证。你们整我不就是说我捕了几条鱼吗？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说：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不跟毛主席走的问题。
谭震林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
周恩来拍着桌子说：你给我回来！谭震林，你好大的胆子。有什么话好当面讲，干什么就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谭震林说：我就要和他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哪。
陈毅说：谭老板，你不要走，留下来就是要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周恩来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许多干部都揪出来斗，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吧！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说：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
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考虑问题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哭，为我们这个党哭！
李先念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陈毅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死心的！
叶剑英、徐向前说：连国民党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周恩来说：你们说打倒老干部有什么根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给我说清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全国就乱了。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康生说：我没看。
周恩来说；起草这么重大的社论，为什么常委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你们谁起草的？
陈伯达说：我不清楚。
周恩来说：今后写这种文章要事先给我们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
陈毅说：不但红旗十三期社论有问题，就连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我看林彪同志也要负责任。（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使人民军队失控。（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党的会议，当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下去绝对不能犯自由主义，不能搞小动作。同志们都要顾全大局，不能作损害党的任何事。好，散会。
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写成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
江青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
当即安排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党章上大概没有规定这么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常委审查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江青会见林彪。
（三）毛泽东严厉批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上闹事的这些人：
毛泽东说：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放一声。
（对周恩来说）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周恩来说：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有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周恩来说：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说：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周恩来说：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作检查。
康生说：你们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无产阶级之怒！
谢富治说：他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我就劝谭震林、陈毅同志不要闹，不要发难，他们不听，他们把中央文革的忍让当作了软弱可欺，真正是岂有此理！
叶群说：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还不敢如此猖狂，他们比刘、邓、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对付各种可能。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党答应么？
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个同志的错误，让他们作检查。
毛泽东说：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离开会场。
周恩来说：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于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说：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说：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说：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谢富治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利益讲话，你们的屁股坐歪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
李富春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叶群说：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的非常明确，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
康生说：叶群同志说得对！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我们在坐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
毛泽东在卧室里说：你们就照总理讲的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同时附了此信。〗
主席：
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周恩来与陈毅谈话
陈毅说：真没有想到主席会得出这样的！我们是在党的生活会上提意见，这可不是搞阴谋呀！我不怕，大不了成为刘少奇！他们不就是让我低头写检查吗？为了大局，我写检查。我真没有想到，江青还有这么大的能耐，竟使整个中国都按她的意志转起来了。没想到，说了几句心里话，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谢富治、李先念与谭震林谈话
谭震林说：林副主席应该站出来替我说说话嘛，我谭震林革命四十多年，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毛主席！我好糊涂啊！我错误地理解了毛主席批评伯达和江青的指示，以为下一步是反左，没想到反来反去，反到自己头上了，我太糊涂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啊。谁说我不写检查来，我写也是向毛主席写，不能向其他人写。我三天之内就可以交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叶剑英、李先念与徐向前谈话
徐向前说：我如果是张国焘的人，早在长征时期就跟他走了，还等到现在干什么？请你们汇报主席，我就是说了那么些话，要杀要剐随便，我不在乎。反正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这么大，我早已心满意足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四）召开政治局生活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对“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进行了批评和驳斥。
这次会议印发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谭震林等人提出的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文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陶铸亲自抓，李富春亲自主持，谭震林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主张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烧。文件出来以后，送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样做打击面太宽了。把文件退了回去。周恩来阅后又送到中央文革，他在上面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值班的关锋认为：这个文件不好。王力、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也同意关锋的意见。由这五个署名的文件，经过江青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批字，退给了文革小组。）
还印发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在连队搞“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些文件。
二月二十六日，是会议最紧张的一次。
康生说：二月十六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污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要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们奉陪到底！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面这有什么不好？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藉口保护老干部，实际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藉口保护高干子弟，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陈毅说：江青同志，我没有否定延安整风！
江青说：陈老总，你别说话不算数！
陈毅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个话！
叶剑英说：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是怎样向主席汇报的，我认为向主席汇报我们的言论，应该经过核对材料，以防汇报错，甚至走了原样，歪曲了本来意思。
陈毅说：是应该核对一下，我要求核对材料。
周恩来要王力念材料：陈毅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是起劲地拥护斯大林，到后来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明显吗？刘少奇在延安时不是也大唱毛主席的赞歌吗？到后来又怎么样呢？你别看现在有人拥护毛主席，将来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陈毅说：这段话我不记得说过请给我删掉吧，我好像没说。
周恩来说：不要改了，陈老总你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要改了。
谢富治说：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狠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讲过的话可以不认帐，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说：同志们，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了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在青海，有个副司令员叫赵永夫，大搞反革命的夺权，他非法拘禁青海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操纵保守势力，冲击已经被革命派夺了权的青海日报，对青海八一八革命派事先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制造了二月二十三日的事件。这件事是谁支持的？
叶剑英说：是我。我支持赵永夫，称赞他们打得好！我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的！
江青问：什么命令？谁的命令？
叶剑英说：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这个命令是毛主席批准照发的。授予了军队在遭到右派分子的冲击时，可以开枪。
江青说：你这是镇压革命派！现在四川李井泉的死党，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制造所谓二月镇反运动，你也知道吗？
叶剑英说：是我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二月十六日公开信，我主张镇压一切敢于冲击军队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统统取缔。
江青说：他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十八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曲你们！
周恩来说；很快，我们再召集一次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会，专门研究一下军队支左中的问题，解决各地发生的情况。
关锋说：在内蒙，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之流，打击革命干部，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很怵目惊心，当然，青海、四川的问题就更典型了。现在问题很清楚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有后台的，有背景的。总后台就在上头。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这两类人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说：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江青说：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嚣张，又是拍桌子，又叫着号，你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什么话都摆在桌子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
叶剑英说：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说：难道你只是脾气、习惯吗？你的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有人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的。当时叶群、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李富春说：我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江青二位同志的指示是我向其他副总理传达的，如果传达错了，一切罪名我来顶，其他同志没有责任。对中央文革的许多作法，大家不满意，有看法，许多议论都是在我家里说的。
周恩来说：你做的结果是发展到这一步，使主席非常生气。你们都没有吃透主席的思想，都是凭着自己的脑袋想当然，这样还能不犯错误吗？中央文革就那么几个人，管理全国这么多事，作了那么多好事，即使出一点偏差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们就兴灾乐祸！这就导致你们要犯错误。当然我也有错误，也应该检讨。对二月十六日的会议我没有及时地引导好，这是不可原谅的。事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没有把它当回事，只认为是发了发牢骚。
江青说：这是动摇啊！
周恩来说：是迟钝，我在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也迟钝了。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反正有一条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不管我周恩来也好，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好，我们都是绝对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们坚决听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令，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的关于天津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材料上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
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第二方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
（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用他们的思想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一些人更加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情绪。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说：赵永夫打得好。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地方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什么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煽起了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有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肖华怒气冲冲地说；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
会场立刻哗然。
叶剑英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
这次会议情况迅速反映到党中央。中央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叶剑英在会议上“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随即迅速采取措施扭转会议的方向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批评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1962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充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们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年1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就容易看得懂。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的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表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的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1965年，彭真一边讲二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地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厂、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 ，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英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同志：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同志：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哪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立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至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俩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决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一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一下，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去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认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像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如果对反革命宽容放纵，就失掉无产阶级的原则、失掉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同群众接触，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了，就更孤立了，抓他就容易了。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拨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许多同志进一步接触群众，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主要是在学校，社会上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工人起来了，各地方都起来了，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意接近工人群众，把他们哄到北京来，给他们路费，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想这样把工人运动压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发现这是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就发起了新的斗争，发展成为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样不但把一般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使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七大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人民解放军公开站出来，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文化大革命，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夺权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康生同志传达的，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所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一直讲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军要巩固、要壮大，一定要清除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相互联系的。
在全国解放前，在夺权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刚才讲的阎红彦就是一个例子。十七年的经验证明，有些人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他们失掉了政权，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后代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宣传剥削阶级的思想，大量保存剥削阶级腐蚀人民的文化。这样产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足怪。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旁的选择，就是要坚决拔掉这一小撮人。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义务。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无产阶级的传统，是人民的传统，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这个决定，已经开始在全国收到了成效。当然，不要那么急，要充分酝酿，人民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这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糊里糊涂的“三结合”，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很尖锐的，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们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里顺便说一下，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分子，浑水摸鱼，搞反革命活动。中央采取了措施，取缔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有的是内部的，有的是里通外国的，有的是蒋介石策动的。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也混进一些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冷静地作阶级分析。到群众中去，就可以把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动本来是搞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动。地下活动不容易看得清，地上活动更有利于我们破获，这是好事。
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报》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论，“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说，这是一株大毒草，不准学。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当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大字报可以进行彻头彻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如有反革命插上来，我们就可以识别，对这种大字报，也不可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我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发现阶级斗争，是一个进步。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的阶级斗争还不够格，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本书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个大杂烩，是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从这本书里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一点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原来刘少奇还有一封信，说中国没有斯大林，只有靠我们来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很明显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讲的框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不是没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经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
先说到这里，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毛泽东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