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请到会同志们原谅。原来准备和同志们座谈，不是来作报告，到场后同志们来个不发言，这就逼着我讲话，这样一讲难免要犯错误，这就相当为难。现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二十四节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同一节的208页，倒数第五行起“刘少奇……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一段删去。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有联系。但又是两个概念。讲思想是一回事，讲意识那就含意很广。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讲，在生理学上讲，意识和知觉有相同的意义，失掉知觉，就失掉意识。意识，是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有独立的含意，它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与这相同的语言，有时又叫思维，主要是讲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修养要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他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能“爱”人，能“恶”人。又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完全是孔孟之道。
刘少奇说要有最大的勇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是他说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勇敢。
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象的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是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就是他的所谓“修养” 。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同志们提出，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是很好的。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毛主席说，要写文章批判。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同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真理报》一月份就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帝国主义腔调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说不是发展文化，是破坏文化。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它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人民头脑中，使亿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直接掌握了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一百多年来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对世界革命也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反，他们欢欣鼓舞，热烈拥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说糟得很，一切革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异口同声说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这是世界上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同志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历史。毛主席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了王明路线，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对待这个伟大的运动同其他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毛主席和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则认为“糟得很”。
同志们，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主席提出的这三面红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集团则认为“糟得很”。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有些人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有些人是反党分子，他们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个别缺点，利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抓住不放，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一种人一时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固定一点，看不见运动的发展，看不到缺点错误已经或正在纠正。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结果容易把是非颠倒了。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认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是经过许多曲折，许多斗争的。从党创立时算起，到七大是经过了二十四年。有个代表人物叫王明，住在莫斯科，化名外国人骂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人否定延安整风，比如张闻天。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就更多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谭政等等。彭德怀最近又写信给毛主席为庐山会议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的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个运动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年限越久，意义越大，时间越长越看得清楚。同志们要坚信毛主席。今天到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摆在面前的是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 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要从主流本质和运动的发展看问题，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指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是刘邓路线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毛主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他是长期存在的东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本质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渐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刘邓路线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一年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声明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工人的利益，这是刘少奇的纲领。同一个时候，他还在干部会议上讲了两句概括的话，他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人民不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一九五零年刘少奇曾提出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句话后来邓子恢也讲过。这些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调。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虽说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的时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他们说，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才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1930年考茨基写了一本书，叫《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他在这本书里讲，十月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按照俄国的条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他狂妄地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么他几十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全部垮台了。在苏联，有个苏汉诺夫说，城市工业水平低，农村很落后，在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列宁在1923年写了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严厉驳斥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列宁说，俄国生产的发展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业还有一定的基础，农民虽然落后，但同无产阶级一同革命，农民是赞成革命赞成社会主义的，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才实行农业集体化，这里除有各种原因外，主要是资本主义逆流的影响。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列宁在论合作化的文章中说，如果只有城市的社会主义，广大农村是资本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就不巩固。只有农村实行集体化，合作化，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靠的基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苏联农村存在的个体经济，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这样的国家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
再看看刘少奇，陈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办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二年，他批山西省一个报告说，把农业劳动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企图战胜自发势力，这是错误的，危险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曾发给马列学院的学生和中央各组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反对搞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后来大砍合作社，事实上也是他的主张。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对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反彭黄时不积级；一九六二年又大搞单干风；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四、“三结合”的问题。
基本论点已经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说了。这个社论，主席亲自修改，增了下面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作。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这个“三结合”是对我们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请同志们好好讨论。对于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问题，当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虽然有戴高帽子的，实际上问题并没有真正揭开，不要去“和稀泥” 。
夺权问题，同志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好的经验。现在军管夺权，与解放初期不一样。这是大民主条件下的军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军管。军管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军管中可能发生一些矛盾，要放手发动群众去解决矛盾。解放军不要走工作队的老路。
我的讲话完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肖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
同志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历史，回想一下我们亲身的体验，那一个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那一次战争的危急局面，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亲自掌舵、扭转局势，克服错误路线，端正航向，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
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同陈独秀作斗争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主席领导红军向井岗山进军，开辟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马列主义是一个非常光辉的发展。之后，在建军的问题上，第一个提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是毛主席。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当时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了军阀主义的建军路线，那个决议成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纲领。一九三零年立三路线统治的时候，彭德怀就是执行立三路线最坚决的一个。首先反对立三路线，使红军主力避开向大城市的进攻（当时是向长沙进攻）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根据地的，是毛主席。接着领导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又是毛主席。王明路线剥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和军队的统帅权，这就使我们的根据地和红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全国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一块陕北根据地：红军三十多万，剩下二万四千。在大搬家中，红军遭到了几乎覆灭的危险。毛主席在长征的最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同王明路线的单纯防御路线作斗争。著名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又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路线作斗争，克服了红军分裂的危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达陕北后，又同彭德怀军事上的保守思想作斗争，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围剿，取得渡河东征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在红军东渡黄河返回陕北的时候，敌人大军逼近，毛主席亲自率领一个小团，在后面打掩护，他是最后渡河过来的。在那样紧急关头，毛主席总是最沉着，最镇定的。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长征的胜利，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即第二次王明路线的，还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提出，在敌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彭德怀提出来的是运动游击战，完全同中央的方针相对立。毛主席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战略战术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整套政策，使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猛烈的发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七次代表大会，全党都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这就使中国革命很快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在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又克服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使我党我军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解放战争的紧急关头，胡宗南进攻陕北，当各解放区军民的眼睛望着陕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留在陕北指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地坚定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
至于建国以后的几次路线斗争和粉碎反党集团的斗争，同志们都比较清楚，那天伯达、康生同志也讲了很多了。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抗美援朝战争，那是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对是不是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是毛主席坚定不移地大胆地作出了这个出兵的决定。这是一个伟大的、英明的、果断的决策，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表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在这次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同彭德怀是有斗争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部署下取得胜利的。
解放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战线上的伟大成就，祖国面貌的根本改变，国防力量的无比强大，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都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都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完全正确。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象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象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勾，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那一伙人，都是他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连理发工人都看不过去，说：“我们这个总书记怎么搞的呀，现在都在批判吴晗，他还和吴晗打牌！”
在历史上他也是不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急的关头，身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百团大战，邓是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在庐山斗争彭德怀时，他的态度非常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却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要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同志是战功最大的，而他的态度却那样谦虚。可是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战役方针到每一个具体布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
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邓小平也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反修的“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以至于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邓帐上。
第二个问题：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三个问题，继续抓四好连队运动，抓好部队的活思想。
第四个问题。加强组织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地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2、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
罗瑞卿的问题，林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固不改。
罗对林副主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险得很。他让×××转告林副主席并亲自向林副主席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了骨灰，也都是忠于林总的。”这是上午讲的。但就在当天下午，他坐飞机到广州，就同陶铸大肆造谣，诽谤、诬蔑林副主席。
一九六四年罗瑞卿的反党野心恶性发作。擅自决定大比武，妄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制造毛主席批评四个第一的谣言，企图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副主席，挑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系。罗竟敢当面向林副主席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还管什么事？……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大叫“不要挡道！”这些都是在一九六四年干出来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检查×××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向××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个军区，并成×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
可是以后，在军队六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整级别等问题上，罗又公然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份，林副主席当面交代我，要我回来向军委办公室会议和总参、总政传达，六级以上干部（那时是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报告军委各位副主席，得到同意之后，再报中央批准。结果呢，罗不执行。一九六五年五月中将以上的干部调整级别的报告，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我举个例子，肖向荣是付兵团，定为正兵团，五级，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罗瑞卿盗用了军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是邓小平批的。林副主席批评他的时候，他竟然狂妄地说：“问题是在于做得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你看他多狂妄！他专门搞突然袭击。听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大好的时候，他就去袭击，不先请示林副主席，可不可以去，他突然坐飞机去，折磨林副主席。有那么好几次。
在总参政治部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的座谈会上，他的谈话是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指示的。他以后又到广州、南宁、昆明，一路上在部队中大量散布折衷主义的谬论，系统地反对突出政治。
特别是林副主席看到罗瑞卿有一系列的造谣诬蔑反对毛主席的罪恶行径。罗多次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
罗瑞卿对毛主席实行封锁。
罗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多年以来，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帮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对蒋匪帮的一切作战行动，必须由中央决定。林副主席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林副主席讲得清清楚楚，这个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动作，过去了以后，你打几十万枪、几十万炮，几十万人的行动，都是比较小的事情。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非常清楚，但他却私自向福州军区布置说，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可以边打边报告” 。他就这么干。直到福州军区请示总参谋部怎样执行罗的指示的时候，才发现他这个错误。中央军委纠正了他这个错误。
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前后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再强调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可是罗竟多次说，首先是政治落实，不是组织落实，公开地“教训”毛主席，指责毛主席没有把三落实的关系搞清楚。
罗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一九六○年毛主席就指示要从主力军里面调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既不传达，也不贯彻执行，竟拖了五年之久。到了1964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又两次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严肃地批评了罗。罗瑞卿这才被迫布置，但他还是非常抵触，一面推卸责任，一面叫大家执行毛主席指示还可以打折扣。所以后来地方武装的建立，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直到上海会议后，才纠正了这个事情。
罗拼命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他反对林副主席提出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他说：“最高，还有次高吗？最活，还有次活吗？”他反对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他反对向外国人宣传林副主席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问题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穿了。
罗之所以要把林副主席当作敌人对待，是因为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在全军、全党、全国和全世界有高度的威望，又是他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他要实现个人野 心，就非攻击林副主席不可，他妄想把林副主席攻倒。如果他能够把林副主席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落入他们手中，而且为他们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
先看看彭真在中央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的工作小组会议上如何包庇罗。这个问题我再讲一讲。前天肖主任也讲了。归纳起来，他搞了四大阴谋。
一是六条清规戒律。（1）只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2）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特别是不许牵连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3）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给罗抓辫子；（4）工作小组成员发言要慎重，不要讲结论性的意见，发言稿要经过工作小组审查。实际上，就是要经过彭真和邓小平审查；（5）发言的材料中要把可以证明许多关键性问题的叶群等同志的名字都去掉。这样，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写上了；（6）不要大家引用罗虐待公务员段光富同志的材料。
二是五个不准。（1）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诬蔑；（2）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肖向荣、×××、梁必业等人的关系；（3）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问题；（4）不准写罗恶毒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具体事例；（5）不准写罗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充当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
三是三支毒箭。第一枝毒箭是把林彪同志和军队推到反对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在报告里面写上一条，地方上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有错误的，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他采取这样一个手法。林副主席讲，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同样是错误的，林副主席识破了他的阴谋。第二支毒箭是以写一段林彪同志对罗进行过耐心教育为名，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就是说，他企图诬蔑林彪同志，对罗瑞卿没有进行耐心的教育。第三支毒箭是以实事求是为名，恶毒地攻击会议对罗揭发和批判过头了。
四是五个追查。他气势汹汹地连续五次向我进行追查。（1）追查工作小组关于罗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是什么人起草的，什么人修改的；（2）追查谁说文件温度不够；（3）追查谁向林彪同志报告的；（4）追查工作小组传达林彪同志的意见，到底是不是林彪同志的意见；（5）追问我们对林彪同志的意见有什么意见。
林副主席及时地识破彭真的阴谋诡计，使他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的阴谋无法得逞。
彭真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这一件事情可能今天在座的同志不一定那么清楚。因为彭真过去吹牛，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他创造的，他是领头的。今天我们要把他这个画皮剥开。我讲的都是有文字为证的。彭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彭真就把彭德怀在临汾会议传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部搬到晋察冀。他反复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他说：“国共两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任务。”他甚至大肆美化国民党的反共特务组织，恶毒地攻击我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他还提出要在“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 ，在恢复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等等。这些材料多得很。彭真所传播的这一条彻头彻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使晋察冀局部地区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产生了束手束脚的倾向。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这些地区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扭转。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聂荣臻同志未参加，留在敌后）。彭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份，第二次到晋察冀。这次本来是来传达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可是他在晋察冀分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竟然公开歪曲中央的决议，仍然推行王明路线。
他连续鼓吹：“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
他宣传：“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有政治眼光的人” ，我们“要竭诚地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要竭诚地拥护，一般的拥护还不行。
他大肆宣扬国民党的军队是“英勇善战的中央军” 。他胡说什么“改编红军，为的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 。就是说，军队的独立自主性不要了，交给国民党，交给蒋介石了。
他荒谬地提出了我们党在“调节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与原则是：（1）公平合理；（2）互助、互爱、互让；（3）减少磨擦、分歧；（4）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他还宣扬阶级调和，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互助，地主与农民之间互助。请同志们看看他是一个什么货色！他是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他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王明讲互助、互让，他还加了一个互爱。
彭真的手伸得特别长。他两次到晋察冀工作前前后后合起来只有两年时间。抗战八年，他只占四分之一，但他却盗窃了晋察冀工作成绩的果实。他到了延安以后，大吹牛皮，写 了洋洋几万言的《关于晋察冀政策问题》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没有一句讲到军事斗争。在敌后抗日战争，离开军事斗争还讲什么呢？他到延安后，经常越过晋察冀分局，越过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对冀东等地的工作横加干涉，继续推行王明路线。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过去几年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指示，电报都在，我摘了一段，是这样讲的：“六年来，分局的同志以及晋察冀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对晋察冀的工作作了全面的估价。可是一九四四年的八、九月，晋察冀分局召开的高干会，在彭真的指使下，不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不仅我们根本不知道，唐延杰同志那时是参谋长，他也不知道。中央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指示，到了八、九月，高干会开了八十几天都不传达，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还用极不正常的手法打击聂荣臻同志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整训部队、壮大部队的指示。中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国内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而他们还在那里拼命反对“轻敌速胜论”，拼命搞“精兵简政”。那个“精兵简政”可真是“彻底”啊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才留了二十几个人。军区司令部也没有剩下多少人，唐延杰同志当参谋长没有事情干，到冀东检查工作去了。后勤部（那时叫供给部）还有八个人，卫生部还有七个人。结果抗日战争一到反攻的时候，完全措手不及，什么准备也没有，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晋察冀地区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翻身过来，要兵没有兵，要人没有人。大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呢？今天明白了。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清楚的嘛，本来一个纵队三个旅，很好，三三制嘛，合乎林副主席的要求嘛，他就是跟你砍掉一个旅。那一个纵队没有砍掉一个旅呀？你们过去大概不清楚这个事情，今天就清楚了嘛，就是他们干的。他们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真在东北实行的也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如伯达同志讲的，他实行的是国民党的路线，是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他是反对以林彪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解放后，彭真在北京市十几年，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彭真近几年来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同罗瑞卿勾结得特别紧。这是他反党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去年，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二月提纲。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反党纲领。
下面讲讲刘邓的问题。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的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又一次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罗。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啊，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明其妙，问是怎么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肖华同志：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霸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一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为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一个彭真，还有叶副主席），当着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两天后，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
会议过程中，彭真包庇罗捣乱活动，据说都是和邓小平商量过的。
罗瑞卿的公务员段光富同志揭发的材料好得很，揭发了罗不少见不得人的脏东西，但是邓小平和彭真坚决不同意印发。
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去年的二月份，就有人从千里之外给罗瑞卿送桔子，用飞机送来。空军的同志报告我，问给不给他？我讲给他，要懂得这个不是物质桔子，是政治桔子。千里之外送桔子来，是支持他反党嘛！现在，这个人很清楚了，就是西南的×××夫妇。他们对罗瑞卿真是关怀备至，大力支持！
邓小平是反对毛主席的。过去有的人不了解，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张画皮要剥开。他是长期封锁毛主席的。毛主席早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
邓极力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在去年二月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以实带虚”反对政治挂帅。他还说什么地方学习解放军，要充分注意企业特点，说军队就是停止一个月，专门搞政治工作也不要紧。这是什么话？他是诬蔑解放军，说解放军没有事情干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他的这些话，是在上海会议以后说的。性质就更严重了，更恶毒了。
邓小平认为自己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泽东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其他的人都不算帐。另一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修斗争中，以反修“英雄”自居，这也要戳穿。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伯达同志同我讲的，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文章，邓先在北京搞了一个班子，写了若干条，当时彭真他们大加赞扬，认为了不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不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伯达同志主持下又重写，是在杭州写的。当邓知道毛主席亲自领导重写时，他还打电话问彭真：用杭州的稿子，还是用北京的稿子。他是不赞成用杭州的稿子的，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毛主席最后决定用杭州的稿子。这就是公开公布的《二十五条》，这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写的，他吹牛《二十五条》是他写的。
邓小平当红军政委时犯的错误，肖主任讲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容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串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阶级社会的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一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但是，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好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都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来，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一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个问题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通通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通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通通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通通都是好的。其实，在现在还有阶级的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的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间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广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革命，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一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总有顺的地方，有逆的地方，有正的方面，有反的方面，不会只是一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都不会是半斤八两的，它总是有重有轻，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一下这个轻那个重，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机械经过过细观察的时候，它也是在变动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会一样，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的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今后抓下去，还会大高涨，会出现新的高潮，新的兴旺的高潮，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出现，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推翻他们，那样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坏人固然揭露了，斗倒了，斗臭了，斗垮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是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了，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的是，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这一面，站在反毛主席这一面，反社会主义这一面，那就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是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够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个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沦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面貌来欺骗群众。
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个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们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他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但有的时候还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的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志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他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来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得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开来打的，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时间应该占得多。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保证，毛主席的路线能推行。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