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四）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们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那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么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管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等等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龙言。（音；上下结构字，上为“龙”字，下为“言”字。──编者。）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蜇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 ，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也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是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 ；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章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 ！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 。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
（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 。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 。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 ，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 “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一次话。我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都没有实践经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既然要我讲话，要我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月廿三日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五条指出，必须“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林副主席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觉得，军队支左正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林副主席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支左就是要在运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的路线，这是划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我对于毛主席著作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学习是不够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系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一）
过去有一种说法，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譬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如何正确，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刘少奇到底是不是一个“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范”呢？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来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刘少奇是不是“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一个模范”呢？那么就看看他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的主张是什么？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 ，“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在城市工会工作中实行经济主义。一九二六年，他就说过：“工会为工人之经济组织” ，“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斗争。
再来看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反对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企图。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又是背道而驰的。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他不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装交给蒋介石去统一领导。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区工作时，就用陶尚行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宣扬投降主义，主张把华北的人民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因此，王明对陶尚行的那篇文章大加赞赏，这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说：“党的组织，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实行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能够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掌握统一战线的党。毛主席又说：“在过去发展的党组织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要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的组织路线恰恰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的、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志们看到的那份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几个人自首反共叛党的材料，就是刘少奇实行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语上指出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自首投降出狱以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重要职位”，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这个叛徒集团揭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叛徒集团，只是一个具体例子。在座的刘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狱以后，刘少奇又派他到阎锡山那里去，贯彻刘少奇的叛党路线，把太原第一监狱的一些人同样按照这个办法去自首叛变投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就是一个。过去杨尚昆那个办公厅的副主任龚子荣也是一个。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尖锐斗争、长期对立的。这是在基本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是在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地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二）
上面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看一看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怎样表现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九三九年，正是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逆流猖狂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全党全民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逆流。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革命青年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消灭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准备打倒反动的卖国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主席告诉全国青年说：“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在这篇讲演中又说：“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毛主席告诉青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号召青年，必须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毛主席说，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是不算数的，要判断“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们觉得，毛主席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去支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支左，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真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个重要标准，就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要看对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的态度和关系怎么样。
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小册子。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说，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报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陈伯达同志也讲过，我不详细说了。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谈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本名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毛主席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中听到刘少奇的一些谬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本书，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是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面前来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是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会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这些话是有深远意义的，是针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是有些糊涂，不是象林总所讲的那样，带着问题去学，对林总这句话体会不深。现在把刘少奇那些文件、讲话拿出来，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个问题上讲的一对比，事情就非常清楚，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确是明显地对立着的。
毛主席在这一篇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们党正准备同蒋介石进行战争的过程中，象昨天总理所讲的，有一个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这个谈判的原因昨天总理已经讲了。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重庆谈判，方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要揭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争取备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主席又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文件，昨天伯达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复。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员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个取消党的组织，整编，各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要作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同志们！毛主席说：“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刘少奇不仅是交一支枪，一粒子弹，而是把整个军队，整个党都出卖掉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翻身，永远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破产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的大道阔步前进，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政权问题上，哪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哪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
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斗争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们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最近毛主席还讲到，说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个报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根本没有实行，也根本不想实行。今天必须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读一下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提出要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这个报告，已经形成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当时，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教导我们全党警惕这些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危险，要求我们学会同资产阶级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来学习毛主席十八年前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又是生产队。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解放军，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依靠我们的解放军。今天又给了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样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就要象林总所讲的，要勇敢的去实现这个任务，同时又要谦虚谨慎地来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许多任务都是新的。没有经验。某一个时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区，犯一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总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军委的领导下，这些错误是会立即得到改正的。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大家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外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天津的那个亲戚王光英家里去，就是刘少奇称王光英为二哥，称王光英的老婆为二嫂的那个家里去。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大资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资本家讲话。在此期间，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厂职工、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工商业资本家、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作了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同年三月十九日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 ；“不是资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 ”；“不是私人资本家工厂太多，而是太少了”。
第二，说什么工人阶级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如果不剥削他们，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得很。”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要“多剥削” ，“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们造他的谣言。
刘少奇为了让资本家多剥削，宣扬应降低工人的工资。他说，“工资太高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如果“工资提的过高，……就要发生错误”。
第三，宣扬共产党员和工人要和资产阶级、资本家搞好关系，要向资本家投降。他说：“和资本家要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胡说：“关系搞好，又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这一套投降纲领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就是刘少奇自己说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是中国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开始。他还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性”，应该让它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建立“功绩”。他猖狂地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不断重复上述论调，并且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上说：“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同年十一月，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再一次鼓吹“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会上，又反复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步作用，剥削得好”，“工人要你们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等等。在那几年，他是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
刘少奇不仅反对对城市、工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反对农村合作化，反对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幻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咒骂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文件已经印发给同志们了。
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刘少奇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在一九五○年一月，刘少奇在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马一车一犁的农民，“不是富农，是中农”，应该“大力发展”，“在数年以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应是富农”。他胡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他反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的。一九五○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土改报告中公然宣称，保护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他所讲的发展资本主义，保护富农经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刘少奇这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所以毛主席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特别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个讲话中。这个讲话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彻底的批驳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是针对刘少奇的，文件没有印发，我不妨念几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的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的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永远‘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大的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老是不‘走到’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现在把这个文件看一看，就会懂得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是针锋相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这种斗争，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各个时期，都顽强的表现出来。
大家记得，一九五五年，当农村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子恢根据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错误思想，大砍农业合作社。全国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为此，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子恢的错误，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的发展，并且引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在有些问题上同苏共的“二十大”的修正主义思潮相呼应，在相当的程度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同刘少奇的反动主张相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批驳和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往后，同志们就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今天正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在斗争中彻底破产。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动的退出舞台。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利用每一个时机进行反扑。
所有这些，都说明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象一条黑线一样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止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和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它做“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还很分散落后，那么他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产力如果还没有高度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那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理论”存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种“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是没有资格，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者们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就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样的思想。一九○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滥调。特别是一九三○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诬蔑说，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犯了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俄国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都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虽然语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刘少奇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象昨天伯达同志所讲的，从中国来讲，他是同陈独秀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国际方面来讲，他是同老机会主义、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一脉相传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
为了反对这种“理论”，列宁曾作过有力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论战，彻底粉碎了这种反动滥调。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什么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是恰恰相反，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阵线中最薄弱环节，首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的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俄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对于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帮助。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从列宁的文章中，我们就更看到刚才引证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是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方面，从夺取政权方面，从夺取政权后走什么道路方面，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讲过，延安的整风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继承、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五）
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同样的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
（1）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那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顾不住。”很明显，这是反对毛主席的。同时也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
（2）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他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一九五八年四月，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革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建设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国还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在党内来说，是速度问题，并非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3）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邓小平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什么“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4）反对政治挂帅。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马列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特别是去年二月间，他在薄一波召集的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落脚到科学实验”。他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政治挂帅。他要经济挂帅、业务挂帅。政治挂帅和反对政治挂帅，这不是一般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同军事，或者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的关系问题，不是一种工作安排或工作比重的问题。这是一个贯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邓是一脉相承的。列宁反托洛茨基的时候，一九二二年写过《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其中有一句有名的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说，政治同经济比较起来，政治是第一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布哈林说，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列宁驳斥说，这是典型的折衷主义。列宁还提出工会工作如果不是政治挂帅，我们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毛主席在政治挂帅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更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政治同军事的关系、政治同科学的关系、政治同业务的关系、政治同党的建设、组织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明确地阐述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这个问题上，林副主席是高度地发挥和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
在我们军队中。到底是业务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这成为军队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因为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行业、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去占领各种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正因为这样，要不要政治挂帅就成为能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对于每个同志来讲，就成为能不能永远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士的问题。
所谓政治挂帅，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挂帅的问题。我们讲的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而他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所以讲他们不政治挂帅，是指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这样。
一切修正主义者，在军事建设方面，都是反对人的因素第一，反对政治第一，都是宣传唯武器论的。考茨基曾经讲过，在现代枪炮技术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每天在宣传“唯武器论”，说什么在核武器的条件下，人的因素已失去作用了，说我们的民兵“等于一堆肉”，说原子武器可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而不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科学来为人类服务。罗瑞卿、贺龙等人也就是这种修正主义、唯武器论的代表。他们强调军事技术，搞大比武，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解放军，我们党同罗瑞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在经济工作中，大肆宣扬利润原则，“利润刺激论”，“物质刺激论”。苏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天天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样就使修正主义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理论基础。刘少奇、邓小平也是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贩卖者。刘少奇早在白区工作时，就实行一套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工业方面，希望经济部门的同志，检查一下刘少奇、邓小平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们在反对刘、邓路线中，必须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 我们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支左、支工、支农，一切工作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去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从内蒙古的工作中看到，军队的个别同志有一种误解。革命群众最近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刘、邓路线和坚持刘、邓路线的人在一月二月的新反扑。但这个问题军队有些同志不了解，以为这是攻击军队，这完全是弄错了。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应当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干部一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标准，是真夺权假夺权最重要的标准，是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注意。希望同志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月二十三号的支左五条中，最后着重讲一条，就是在全军不是一般地而是深入地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离开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所谓支左，离开这个问题，就一定要犯大错误。这一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都是讲过的。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些地方犯了错误，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还没有完全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掌握好，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是容易改正的。至于象赵永夫那种人，也会在运动中暴露出来。毛主席再三讲过，我们解放军不能因为在个别问题、个别的时间、个别的地方，犯了一些错误，就灰溜溜的。我们应当执行林副主席上次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坚决地、勇敢地、有充分信心地去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伟大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全党相信解放军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已经有，而且将来更会有这种信心，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改正个别地方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
〖被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代表〗
会议开始后，李曼村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讲话，他对四月十一日驻京部分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集会游行以后到全军文革提出的意见说：“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迅速向上面作了反映，一定研究解决，接（见）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李曼村同志讲话以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提出了许多问题，李曼村同志作了回答。
重庆后工代表（简略后工）全军文革的命令中指出后工“红总”是“右”派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谁发的命令？
李：不知道！
后工：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10多辆汽车，抓了我们40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四月十二日才撤走）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总后张池明和当地警备区有勾结。现在警备区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当时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你看怎么办？
李：这些情况不知道，现在可以表态，你们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有十条（四月六日毛主席签发）作武器，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后工：××军×付军长说：“你们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十条到现在还扣下不公布出来，造反派看不到。
李：（这时对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说：赶快打电话去追问，十条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后工：取缔我们，抓我们的指示都是叶剑英搞的，我们要你澄清。
李：我不知道，没法澄清，我可以反映。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提出：北京军区3月28日抓了我们六个人，全是造反派，现在还在隔离反省，一再交涉不放，还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你们情况。”“这六个人是敌我矛盾。”有一个同志作了绝食斗争，他们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押入监狱。负责看守的战士控告了这件事，北京军区追查控告的战士，我们要求保卫战士安全（同时拿出被抓同志在监牢里写的血书给大家看。）
李：我们要查办。
随后有许多革命组织作了汇报并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后勤学院的三个代表也作了汇报，李曼村同志很重视我们反映的意见，最后李讲了话。
李：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说）过，我们三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四月六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造反派程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一月四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月十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曲，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但总是有反复的。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曲，凡是抓了造反派的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有些要做调查，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通信兵、防化兵105等，有些问题没及时发觉，有时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曲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
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大的解决，什么命令都是有斗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有人不执行，靠同志们斗争嘛，我们是坚决执行十条的。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通知问题，如果说卫戍区司令部那样答复的（指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汇报时谈到的卫戍区关于下去“三支”的答复）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肖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左派不占优势，保守势力还很猖狂，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下去怎么办，有问题，文化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还要有新的指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下去嘛！
当外地兄弟院校和文艺团体被抓跑到北京的同志们问李曼村副组长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李副组长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同志安排食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 。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
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 ，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