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五）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关锋：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
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退江青。
可以，照办。〔２〕
毛 泽 东
四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看过，删了一点。〔３〕
三
主席说，这篇文章〔４〕，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本篇一是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２〕 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七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
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九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３〕 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有以下几处：将第四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删去第六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九个字。在第七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在第九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第十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在第十三页，江青讲到：“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第十四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４〕 指《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四月十四日，你们开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你们这个会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会议也有些缺点，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会议上，他们来冲你们的会，特别是打你们的人，砸了你们的东西，这一些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还把政治部的章子，保险柜砸开把一些公章抢走了，这些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找《红联》的负责人，要他们把抢走你们的东西归还你们。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关于生产问题，本来是总理要讲话的。因为总理还没有回来，要我来讲讲。我没有很多准备，想到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主席指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支农、支工、支交通，搞军管，搞军事训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系列的措施，一系列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的一项很重要的决策，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对于工农业生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将起着深远而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解放军到工厂、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把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工厂、农村中去，将使每一个工矿企业，每一个农村，每一个商店，更加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过去，在经济战线上，一般地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的，就是不突出政治，经过这次解放军去宣传，会在工矿企业、农村，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也就会搞得更快、更好。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必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快、更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我十个月来的体会是，决不能搞“二元论”，不能把革命和生产平列，更不能拿生产压革命。革命是统帅，一定要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推动生产。去年十二月以前，拿生产压革命，这是刘、邓和陶铸的作法。我们如果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复辟，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大事。因此，必须首先把文化革命搞好，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来带动生产，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然，生产发展了，也可以为革命提供物质基础，更加推进革命。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从重要性来说，从主导性来说，革命应摆在首位，是第一位的问题，从时间的安排来说，生产的时间要占多些。中央去年十二月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就规定保障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完全相信，解放军一定会首先用政治来支左、支工、支农，首先用毛泽东思想来支左、支工、支农，一定能使革命和生产取得双胜利。
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交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陈云、薄一波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长期反对、抵制毛主席的思想，推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解放军对工农业的支援，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刘、邓、陈、薄在经济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肃清他们的流毒。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让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战线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统帅一切，把解放军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经济战线上去。这是很重要、很重大、很深刻的问题，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战线上需要斗批改的中心问题。
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想就经济战线上十几年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简单地给同志们作一点介绍，提供一点线索。我自己还没有系统化，没有认真地研究，只是粗略地想了想，仅供同志们参考。
在经济战线上，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就是说，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加上陈云、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是回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长期以来是很尖锐的进行着的，是针锋相对。
首先讲一讲毛主席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著作和指示是很多的。还有一些会议中的谈话，一些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来。现在，仅我所记得的，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关键性的文章以及一些重要指示，简单地介绍如下：
一、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还要搞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同时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拿过来作新的解释。要“节制资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是有条件的，私人资本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国家计划领导下的。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分配土地，并发展互助合作经济，使农业经济逐步集体化。
实际上，这种革命阶段论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这篇文章里就讲过。这篇文章中讲：“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见，主席从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相衔接，提出了个人经济，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不妨害国计民生的条件下，才能适当地发展。
二、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了人民战争，明确地提出了当时经济工作中和财政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当时的单纯财政观点，“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陈云长期以来的观点。批判了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这是当时谢觉哉的观点。还批判了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的错误。即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当时贺龙、高岗的思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就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关系辩证地提出来了。但是，单纯财政观点，陈云却一直保持到一九六二年。当时，他是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
三、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这是纲领性的文件。《论联合政府》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思想，深刻地、马列主义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外的形势，论述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战场、两上地区的斗争，因而也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前途。据此，提出了我们党的纲领和政策。又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分田地，节制资本，私人资本的发展不能妨害国民生计的原则。提出将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说明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为建立新国家而斗争，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社、近代化而斗争。这篇有纲领、有政策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党外国民党的错误，批驳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一九四五年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篇文章强调了自力更生，互相合作，组织起来；组织工农兵和机关搞生产，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五、一九四八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老实说，当时我是没有体会的。
六、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出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了党的各项经济方针、经济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限制私营资本，引导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主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一九四九年而刘少奇却在大肆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富农经济。这就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公开地抵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点，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了。
七、一九五三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合作社经济，限制、利用、改造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刘少奇、陈云的主张下，还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倡在加工订货中，要多给资本家原材料，要资本家多得利润，只讲利用而不讲限制和改造。这和毛主席主张的限制、利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相违背的。
八、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当时，我没有全面地体会，而刘、邓、陈、薄口头赞成，实际反对，大叫反冒进。
九、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十、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以前，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还提出了十五年或者稍多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
十一、一九五九年对“鞍钢宪法”的批示，强调了党的领导，反对一长制，强调了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技术革命，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十二、一九六二年在十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继而又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二年是关键时刻。刘、邓、陈、薄对三面红旗大刮冷风，不抓阶级斗争，提倡单干，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正是这个时候，主席重新提出了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十三、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十四、一九六四年又提出了打破洋框框，甩掉洋拐仗，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当时针对我们的错误来讲的。
十五、一九六四年还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问题，也就是大小三线建设的问题。这个布局，关系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决定性的战略问题。但是我们只注意到沿海，没有人注意到内地。
十六、也是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十七、一九六五年，提出了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十八、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解放军、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的伟大号召。其实，主席的这个思想早在一九四一年《组织起来》一文，和一九四五年《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就有了。
此外，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从下至上地全面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南，是马列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拿我个人来说，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的。不懂得这个从下至上的群众路线：不懂得、不理解从下至上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懂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冲刷我们的黑暗面，不懂得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发动，才能够真正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真正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不懂得，我们每个同志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特别是对于是革命的对象这样一个问题，很不理解。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个人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体会、逐步提高，现在开始才懂得了一点，认识到这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对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以上讲的，仅仅是从一九四○年起到现在二十七年中，我所知道的，不是主席的全部有关文章和指示，还有一些过去重要的讲话没有整理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的指示，大大地丰富、发展和超过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马列主义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毛主席都大大的发展和丰富了，并且超过了他们。这样，也就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党、篡军、篡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很好地、认真地、反复地学习这重要指示。我自己就是系统地学得不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是讲的一个方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个方面，就是以刘、邓、陈、薄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完全采取了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清理。现在，仅仅举出几点重要的，我所认识到的问题，用我的水平来讲一讲，供同志们参考。
一、刘、邓、陈、薄长期以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来讲。只讲社会主义建设，不讲社会主义革命，只讲生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建设搞生产，抽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根本问题，来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搞，名义上是叫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建设随时都可以为修正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不讲远了，就讲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什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用经济主义来进行反扑呢？那不就是利用我们长期不讲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就是因为经济工作中有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作怪吗？就是说，刘、邓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影响和破坏经济基础。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十二月，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巩固或破坏经济基础。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恰恰不谈上层建筑，只谈经济基础；恰恰不谈社会主义革命，只搞经济建设。
二、抛开生产关系，单纯谈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毛主席所提倡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刘、邓等人就认为生产关系问题没有问题了，于是就提倡康有为的《大同书》，破九界。在八大决议中，他不是根据主席教导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提出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经济没有问题了，只是发展生产力了，生产力落后了。
三、根本不讲政治挂帅，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四个第一，不是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看不到精神可以变物质，而是见物不见人。不论在计划工作方面、财政工作方面、市场工作方面，都是机械的物的平衡论，短线平衡论。陈云总是以三大平衡作为他财政经济的一条杠杠，就是物资、信贷、财政这三个平衡。这三大平衡搞好了以后，就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即干多少扩大再生产的事，以确保这三个平衡。这里必须说明，陈云这里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同主席所说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同。主席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指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就整个经济安排来说的，而陈云是先生活后生产，先财政后经济，先市场后建设的思想，是与毛主席的思想格格不入的，无论是他当财经委员主任的时候，或者是一九六一、六二年当财经小组长的时候，他是在刘、邓支持下，搞这个机械的物的平衡，短线平衡。他的这种思想，就是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就批评过的单纯财政观点。这样，就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总路线的精神，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四、关于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强调条条的集中管理，强调搞托拉斯，实际上是强调一长制。违背了主席所指示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原理，和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因此，我们的工矿企业管理，除了象大庆和少数的一些企业，象主席所说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很多企业在管理办法上，至今仍然是不同程度地实行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
五、既然不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调群众路线，就必然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工资、奖励、地区津贴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有关分配问题，就有很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劳动制度方面，有些临时工、合同工很不合理。有些临时工是需要的，但有些临时工则长期是临时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还是临时工。在半工半读方面，有些地方不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变成了顶班劳动，有些走上了资本主义超经济剥削的道路。这方面的斗批改任务很多，要做很大的工作。
六、主席提倡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技术革命。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培养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人才，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可是，刘、邓、陈、薄对技术革命，对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感兴趣。过分地迷信外国进口设备，提倡爬行主义，提倡贾桂思想。而不是象主席所提倡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自力更生，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道路。这就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为了争取时间，更有利于自力更生，进口必要的新技术和设备还是应该的。
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五七年这三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比较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比较能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实现了合作社高级化的时候，刘、邓、陈、薄他们就起来反“冒进”。反“冒进”不简单的是反对工作、生产建设中问的“冒进”，而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所谓冒进。当时反“冒进”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自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由总理担当了责任，总理做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当三年大跃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出了一些偏差，犯了高指标的错误。他们就起来反对三面红旗，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吹冷风。刘少奇在大会上的报告实际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和主席、林副主席的报告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少奇反对三面红旗，只强调集中。而主席讲话，即讲民主集中制。就是已经退到山坡下了，现在要爬山了。林副主席讲话，指出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付了代价，是值得的，不后悔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干扰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只是向后看，只看支流、抹煞主流。我们看到，在七千人大会后，刘、邓、陈、薄继续吹冷风，一直到北戴河会议，还是在吹冷风。在工业上，砍项目，压速度。降低攀枝花的项目。在农业上，提倡单干，提倡分田到户，提倡自由市场。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主席纠正了这种错误。
以后，经过主席的批准，订出了经济方面“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刘少奇和陈云把它改成“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薄一波把它改成“恢复时期”。当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在我们执行八字方针有成效的时候，在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大小三线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大纲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反对“高指标”，又起来吹冷风。主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强国防，建设大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刘、邓、薄主张解决吃、穿、用，与主席唱对台戏。
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去年十二月九日提出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以前，以陶铸为代表，还是拿生产压革命。七月压一气，九月压一气，十一月还在压。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经济战线上，我认为是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一九五五年至五七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彻底地、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这个斗批改，牵涉到经济战线上的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是很艰苦的工作，很艰苦的任务，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必须做好。
几年前主席就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最近主席又指示解放军要支左、支工、支农。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最需要支援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相信，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在经济战线上，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会出现一个新面貌，一定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新的大跃进的新局面。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可以建成一个真正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永不变色。
另外关于支工、支农、和支左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我有一个书面的材料可以印出来给同志们讨论，我就不必讲了。
最后只讲讲支左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不一定对。从整个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来看，从去年到现在十一个多月来看，开始起来造反的。敢闯敢干的青年在工厂来说，这些青年有的是徒工，有的是学校刚刚毕业的技术干部，技术员，这些人敢想敢干敢闯，有的甚至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比如现在我在计划委员会支持的那个左派，他们那个头头就是资本家出身。那种党、团员多，干部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甚至干部多的，是不是左派？这些人恰恰是比较保守的，开始不是敢想敢说敢闯的，所以是不是左派，不是单纯看成分，而是看大方向，看敢不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敢不敢和当权派斗争，敢不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从大方向上看他是不是左派。这一条，仅凭我个人的经验提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我的看法如不对，将来事实再证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高等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彪对肖华同志口述的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
电话指示的电话记录
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次发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以后， 请主席和同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曼村与海军文工团军乐队代表的谈话
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清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撮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聂荣臻：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叶剑英：
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一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
二、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
六、军管是过渡。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
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至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的讲话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权限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谈谭震林问题
问：现在外面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人不是要打倒谭震林？他今天还参加会来了！毛主席真这样说过吗？
谢：没有这么回事，我参加会议没有听见主席这么说过，这是有人造谣！
问：今后农林口的问题怎么搞？谭震林的问题怎么搞？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发生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是继刘、邓、陶事件之后，在一月革命高潮中发生的，又一个反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迄今官方未公布过正式文件。这里采取的资料是从民间著述中摘取的。它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参考：一是，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版的《叶剑英传》、《聂荣臻传》、《徐向前传》的有关论述；二是，二0一一年七月，王广宇的文章《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中指出：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
这些材料都收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对这个事件作了淡化处理，意在团结一批老同志共同做好工作。
实践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但历史证明：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并不是仅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作法提出强烈批评，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对他们的批评，称之为“二月逆流”是完全正确的。
所谓“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指“大闹怀仁堂”这一件事，而是包括从一月下旬开始至三月，叶剑英等人利用手中权力，支持、指挥一些军区，把一些军内外的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大规模地捕人，甚至开枪屠杀群众。
2007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8月20日修改
2013年9月2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