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四、抓叛徒（下）
2，中央重新审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康生讲话
江青说：“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讲话
“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
战斗在全国各地的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抓叛徒”战斗队：
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一起，一路血战，冲破了刘邓们设下的道道防线，击退了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封锁障碍，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大叛徒集团，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除了一大害。这是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今年三月十六日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关于六十一个叛徒的文件，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刘记叛徒集团的威风；她庄严地宣判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死刑！是向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发起全面总攻击的动员令。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掀起了一个彻底砸烂批判刘、邓、陶的新高潮。亿万革命人民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埋葬刘邓王朝！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
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叛徒集团及其徒子徒孙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耍阴谋，放暗箭，煽阴风，点鬼火，挥舞起他们主子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大棒，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操纵和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组织和群众，捕风捉影地一会儿说这个是叛徒，一会儿又说那个是叛徒，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颠倒历史事实，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另一方面企图搅乱阶级阵线，把水搅混，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将这一罪名强加在我们革命小将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对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必须彻底揭穿，给以迎头痛击！为此，总部命令你们：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奋勇向前，穷追猛打，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把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网打尽，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深、揭透、批倒、斗臭，制服。一定要把抓叛徒工作同当前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2.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混进党内的变节自首分子仅仅只是一小撮。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中华民族、忠于世界革命人民的。我们必须粉碎在新形势下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要大破大立，破中有立。对于一小撮民族败类，无耻的无产阶级叛徒，要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打倒。要充分揭露他们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奴颜婢膝、卖身投敌的丑恶灵魂，彻底批判他们形形色色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同时对于那些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的伟大无产阶革命战士和他们英勇顽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要大学特学，大树特树。
4.在“敢”字当头的同时，要加强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抓叛徒工作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每个同志既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必须提高阶级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继续发扬踏踏实实，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加强保密安全工作。
5.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我们要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当地革命造反派，坚决地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干部。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以上各项，必须认真执行。
打倒刘少奇！
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编印：《彻底粉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九六七年十月，青岛。青岛市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校《红革司》《红联》联合翻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打倒叛徒哲学》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是叛徒哲学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修养》就炮制、宣扬了叛徒哲学。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是为了党的利益，还是为了保命？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下了罪恶的勾当。1936年，他出卖党和民族的利益，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需要，先后几次给被拘禁在伪"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他明目张胆地指使被捕的共产党人发表《反共启事》、《反共声明》，叛党投敌。
这个黑指示，遭到"反省院"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抵制。但是，有一伙怕死鬼，接到这个黑指示，正中下怀。他们对敌人屈膝求降，写了《反共启事》、"自白书"、反共文章，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了出来，成为狗屎不如的叛徒。他们出狱以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相互包庇提携，形成了一个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下了罪恶滔天的勾当，心里有鬼，千方百计为叛卖变节进行辩护。他抛出的《修养》就宣扬、鼓吹了叛徒哲学。他恬不知耻地写道：党"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他还胡说："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指共产党员──引者）中间的某些动摇和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就是说，"活着就是一切"；至于党的工作，是可以"牺牲"或者"放弃"的；而且，一些人在斗争的严重关头动摇变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是十足的包庇叛徒、美化叛徒的反革命谬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辩护说，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呀；那些现在已被揪出来的叛徒们也叫嚷，"我们是假自首，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我们打着黑旗保红旗"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这是他们的"灵活性"。
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决不允许抛弃共产主义理想，丢掉无产阶级立场，叛变投敌，来保存"同志"。对我们来说，革命就是一切，一个人既然叛变了革命，他的狗命也就一钱不值。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灵活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灵活性是为了保证原则性的实现才有必要，借口"灵活性"而丢掉原则，向敌人乞求活命，是地道的叛徒逻辑。
我们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党的荣誉，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保护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部分的暂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只有坚贞不屈的斗争，才能保存革命实力。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
这些叛徒为了能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他们出卖了灵魂，写了《反共启事》、反共文章。他们照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腔调恶毒地咒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行不通"；"将马克思主义抛到茅厕去，对共产党毫无留恋"等等。有的叛徒更向国民党反动派摇尾气怜："若有他用，当效犬马之力。"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的反革命叫嚣，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使我们党在政治上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围攻的马前卒。
一些叛徒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同志，甚至出卖了党的负责同志。他们得到"自由"后，还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保持联系，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力量的鹰犬。这些叛徒使多少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使多少党的优秀儿女惨遭敌人的杀害！
有这样的"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有这样的"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吗？！
有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不仅在解放前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服务，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长期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这是"打着黑旗保红旗"吗？！
叛卖变节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莫大损害，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大大小小的叛徒们无耻的反革命谰言！
抚爱的是革命战士，还是叛徒？
如何对待叛徒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对毛主席，竭力推行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路线。他在1936年就指示叛徒们："这个事不要向外说"，"填表时填个组织营救就行了，不要具体地填"。他干了这样罪恶的勾当，见不得人，千方百计地掩掩盖盖。他在《修养》中为叛徒们辩护道："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坚决地和反革命斗争，他把自己的党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是应该受到鼓励，安慰与抚爱的，而不应该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
好一个"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原来，这些"同志"确确实实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进行斗争，他就从来没有离开组织，始终与党血肉相连，根本不存在什么"回到"、"不回到"党的怀抱的问题。
真的"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的"很好的同志"，难道会"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反常的问题呢？
原因在于：他害怕这些叛徒出狱后，受到党的怀疑和审查；他害怕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被革命人民彻底揭露；他害怕自己的叛党罪行受到党和人民的惩罚。
他为了使这些叛徒们能长期隐蔽，不致因一时沉不住气，自己跳出来，在《修养》中告诫他们："应该受得起打击、批评，以至冤枉、误会。尤其不要为别人一些不负责任的、甚至不正确的批评与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想得多么周到！他还费尽心机地包庇叛徒，为他们争党籍，争权势，争地位。与此相反，他对那些拒绝写"反共启事"、宁肯坐穿牢底的优秀共产党员，不仅没有丝毫的"鼓励、安慰与抚爱"，反而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排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爱的是叛徒，恨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正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本来想用《修养》来掩盖他的罪恶勾当，结果《修养》却成了包庇叛徒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李富春接见国家计委同志谈斗争薄一波
自首叛变61个人，是刘少奇批的，没有报告主席，没有报告中央，是同张闻天勾结起来搞的，主席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抔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3，邓小平等人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
“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华国锋的批示
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华主席并党中央：
遵照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组织部从今年七月开始，对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申诉材料（已收到二十三件），查阅了我部保存的二十五人的干部档案，调阅了敌伪档案和天津市、陕西、吉林省档案馆有关档案，并向部分有关人员作了查证。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因为一九三六年登“反共启示”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这个案件，不仅涉及到担任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的一大批老干部，而且关系到一些在革命战争中已经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文化大革命前三十年中，也就是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对这批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搞调查。当时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以及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一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叫嚷：“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由于他们的煽动，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薄一波同志等对这个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健在，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等及其家属子女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再次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问题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副主席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华主席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指示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
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
六十一人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据我部档案材料，其中三十二人入党入团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十六人，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入党入团的十六人（包括在反省院入党和重新入党的二人，由团转党的五人）。这批党员被捕以前，有许多同志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二十二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的十三人，他们是：吴云甫、刘聚奎、刘慎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担任一般职务的五人，他们是：张振声、王玉堂、刘昭、杨彩、丁子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十人，他们是：董天知、冼维勋、殷明道、张友清、张曼萍、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王墉、夏富海、马玉堂、王振林；解放前去世的五人，他们是：殷鉴、邱少山、高廷凯、杜伯阳、郝景波；自杀一人（韩钧）；出狱工作以后，投敌叛变，被我处决一人（刘克让），管制一人（扶平）；下落不明三人（周庠、阎导黎、乔健双）。
在这六十一人中，现在在世的二十六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傅雨田、王鹤峰、王玉堂、吴云甫、李楚离、刘聚奎、王德、彭德、刘子久、刘尚之、冯乐进、刘有光、刘昭、唐方雷、朱则民、杨彩、赵林、张振声、贺致平、丁子珍。
一九三一年前后，这批党员大部分是因河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从一九三一年反省院建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这个反省院先后关进政治犯约四百人。这些人中，除一九三二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二十多人外，有三百多人已经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四五年中，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据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记忆，当时狱中党支部党员不是六十一人，实为五十来人），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敌人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其中周仲英、赵林、马辉之、刘慎之、彭德等同志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一直坐到一九三六年。王玉堂、张玺、赵明新、王鹤峰、刘聚奎等团员和群众，由于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坚决，拒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而被狱中党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转党。有的党员不听劝阻，自愿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狱中党支部当即宣布开除其党籍。他们在反省院期间，还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书籍，在生活上团结互助，家属送来的钱，由党支部指定专人管理，给有病的同志和生活真正困难的同志买些必要的东西。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底的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据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记载：“案据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略称查本院押犯内有周斌（即周仲英）等三十余名均系因共党案被判处罪刑并受反省处分均早满期依照条例皆应具悔过书保释出院乃该犯等仍执迷不悟坚不履行反共手续……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文的具体时间，在敌档中没有查到，因此，出现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的训令时间比周仲英同志等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一批登“反共启事”日期晚十一天。）说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同志。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柯庆施同志通过徐冰同志让孔详祯同志写信秘密通知反省院中党支部的。柯庆施同志还让李葆华同志转告徐冰同志抓紧办这件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徐冰同志给李富春、康生、周总理并报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三十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来了。一九三六年我在北京，我的组织关系在柯庆施手里。有一天（大概是三六年七月间），他告诉我，在陆军监狱囚着一些同志，可以通知他们，叫他们写一个声明书（当然是有反共的话）可以出狱，为党工作，……你手下有一个关系（指孔祥祯同志）同他们熟悉，可以叫（他）写信到狱中去。……柯老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执行中央指示嘛，……随后，他（指孔祥祯同志）写了一封信给狱里的同志，说明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们应当执行中央指示。……这件事情的结论只能请中央决定。”据李葆华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四月，我调到北平市委任书记。六月份，柯庆施同志代表北方局到北平领导市委。当时听柯庆施同志说过：何、梅协定后，北平很可能被日本占领，要想办法把监狱的同志救出来，否则将来会被日本人杀害”，“八九月份，柯庆施同志与我在吴德同志住处碰头。碰头后，我说：我要到北海与徐冰碰头去。柯庆施同志说：你见到徐冰时转告他，中央已批准叫监狱同志办一个简单手续出来。还可能说过叫徐冰抓紧办。我见到徐冰后，将柯老讲的话转告了徐。”孔祥祯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七月间，徐冰同志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好，到处需要干部，北平军人反省院还有几十个党员，“现在中央有指示，叫他们可以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政治上由中央负责”。孔祥祯同志按照徐冰同志的口述，先后给反省院党支部写过两封信，由王伯平（魏文伯的侄）送给了殷鉴同志。反省院党支部接到第一封来信时，支部书记是薄一波，支部委员是殷鉴、刘澜涛，他们对来信有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因而未作正式传达，没有执行。过了一段时间，接到孔祥祯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中说，是中央指示要你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时支部已改选，支部书记是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支委是张友清、杨献珍，他们认定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全体党员作了传达并组织执行。有的党员虽仍有疑虑，但也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如刘锡五同志听到传达后表示同意执行，但又要先出反省院的同志进一步核实情况，相约如确实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给他送一只鸡。后来，北方局派人给送去一只鸡，他就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了反省院。北方局为了组织这批党员出狱，还通过统战关系，向反省院安插了一位管理员，暗中帮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反共启事”是敌人事先拟好的，内容相同。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柯庆施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事实证明，这批党员同意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非他们的本意，不是他们屈服敌人，而是服从组织决定。
四、六十一人出狱的情况
这批党员出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当时，亲自接待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以及徐冰等同志。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王鹤峰、韩钧等到山西作统一战线工作；安子文到北平市委任组织部长；刘澜涛到绥东开辟工作，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张友清到山西任工委书记，后任北方局统战部长；张玺到冀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长，后任特委书记；刘锡五到中央组织部任地方科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批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同志表现是好的。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十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同志于一九四一年在鲁南被敌活埋，党和人民为纪念他，曾将其就义的地方苍山县改名为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县；冼维勋、夏福海、马玉堂、殷明道、王振林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董天知同志任决死三纵队政委时牺牲于“百团大战”；张友清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反扫荡斗争中被俘，坚贞不屈，牺牲于狱中；王墉同志（临汾旅旅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于临汾战役；张曼萍同志一九四七年夏在安徽宿县地区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一九六四年追认为烈士。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变节行为或有政治错误。如刘子久同志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北平被捕后有叛变性的行为，对党隐瞒了十八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向中央报告。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子久同志的候补中央委员职务，保留其党籍。出反省院后，投敌叛变的有刘克让和扶平二人。
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对于他们出反省院前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交代。据查阅的档案材料证明，赵林等十位同志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写的自传中，都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和经中央、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出狱的情况。赵林等十六位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填写干部履历时，多数同志填：党允许、北方局决定登“反共启事”出狱或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登报出狱；有的同志填北方局营救出狱。薄一波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陕西省委写材料证明同狱人刘聚奎这段历史时，说：“刘一九三六年出狱，系根据党的（北方局）命令，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所谓出狱手续，即是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个手印，这件事是经党组织（北方局并中央）指示办理。”这些情况说明，薄一波同志等对他们的出狱情况已作过交代，不存在“长期欺瞒组织”，“串通一气，互相包庇”的问题。
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
党的“七大”时，中央对薄一波同志等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有明确的结论。据现有材料，在这批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从中组部保存的“七大”有关档案材料查明，“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们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对吴云甫同志的结论是：“在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时曾写了反共启事，这是由党决定的，无问题。决定：适合代表资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赵明新同志的结论是：赵“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与王德（王得山）同志等履行手续出狱。在监狱与反省院表现尚好”，“至履行出狱手续，他本人不能负责（此事中央组织部清楚），因此，适合代表资格。”
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证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秋，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部科长。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白色区域的北京监狱坐牢的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出狱时在报纸上登了‘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他们在自传中及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件事，并且声明说：这是党通知他们这样做的，并非他们自己要这样做的，……关于这个问题，中组部作了调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以上说的那批共产党员中，有一些是党中央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选出的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任弼时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也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东西出狱，是北方局决定的，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王从吾同志证明：“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以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以后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副团长是薄一波、王从吾。薄一波、安子文等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代表，他们从监狱出来的问题，经代表团审查：一九三六年，他们从北平监狱出来是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指示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的，他们自己没有责任，他们不是自首变节。因此，代表团同意了他们的代表资格，并经中央批准参加了‘七大’。”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为劝阻一些红卫兵组织因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揪斗刘澜涛（原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原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志，中央曾发出两封电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西北局的，内容是：“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内容是：“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总理亲自给吉林师大红卫兵发电，重申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据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同志交代，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和一九五零年，他们曾分别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毛主席问到他们的经历时，他们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情况。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听了薄一波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毛主席还在薄一波同志事后整理的谈话记录上批示：个人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据薄一波同志说，此记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走）。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听了周仲英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一九五零年听了安子文同志汇报后说：任作民出狱后到延安，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就派他到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就病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人已死了，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
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三十年来，中央并未追究六十一人出反省院这件事。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初步调查说，他们是根据康生的指示进行调查的，但有人证明，康生对这件事本来也是清楚的。据于光远、曾彦修同志证明：一九四八年，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康生曾说起一九三六年平津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康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在平津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就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指登报脱党，自一九四三年审干到一九四五年‘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前后，延安一般已使用‘办理出狱手续’一语代表得到组织允许的登报脱党一事，康生用此语，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因此用不著解释）。”最近，刘英（张闻天同志爱人）同志写材料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逼张写具体材料交代，张以时间经过太长，具体情况需要仔细回忆，但为了慎重起见，曾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同志（当时文革顾问）写了封信，并请他转呈毛主席，同时还请康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证实当时情况，以便向红卫兵交代，张两次去信，但康一直不作答复，最后张以为当时中央不便表态，因此，只好决定由他个人承担责任，承认是他批准的，并写了份材料交给红卫兵，避免涉及中央。”康生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中央和北方局党组织同意的，却指使人“进行调查”，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在专案审查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妥当的作法。据刘英同志说：“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有一天张闻天从经济研究所受审回来后对我说：今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自称是康生同志派来的，说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是我（张闻天）从中把水搅混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著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麽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交代，一九六七年他们向中央写的材料写了一九三六年他们出狱的事毛主席知道。专案组的同志对薄一波同志说：“你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对刘澜涛同志说：不要写一九三六年履行敌人反共自首手续出狱中央同志知道，要刘把这一历史事实去掉重写。
中央［67］96号文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给人的印象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据了解，这段指示是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谭震林同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林口运动情况报告上的批示，并不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
七、调查的结论的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的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麽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的另作结论。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四）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现发给你们，望即向全党传达。
一九八○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
中央书记处：
中央（1978）75号文件转发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以后，我们从接收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档案和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又发现有四份文、电，进一步证明党中央、毛主席对“六十一人”履行自首手续出敌反省院问题是早就知道的。同时，有些同志对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几件事情，要求更正，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现将新查到的四份文、电和调查报告中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新查到的四份文、电的内容。
（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书记处给胡服（注：即刘少奇同志）的电报，内称 ：“出狱同志请开始分批分期送西安。我们交通即日出发专接。”
（2）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有：毛、任、刘、康、周 、朱、彭德怀、彭真、高岗。康生在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时说到：“河南红旗政策下，假圣旨自首者（如ＸＸＸ），有真旨自首者（如少奇允许薄一波自首）。”
（3）薄一波同志一九四五年一月写给毛主席的一九三六年秋季与他同时出狱者名单。毛主席阅后批：“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
（4）刘澜涛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周总理、陶铸同志的信和周总理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批示：“照办”。
二、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
（1）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工作的时间问题。根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写的补充材料，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说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北方局工作的。
经查，据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李大章、高文华、安建平、王林、王伯华，与刘少奇同志同行的谢飞等同志证明，和刘少奇同志简历表底稿记载，刘少奇同志到达北方局工作的时间实为一九三六年春。
（2）关于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安子文同志关于毛主席对任作民同志的说法：“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写信说：看来董老办公室所写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毛主席的确向我说过任作民同志出狱的事。究竟主席听谁说的？还是有人向主席书面反映的？我无从猜测。
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3）关于刘尊祺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附件之 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的情况说，刘尊祺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复查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祺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祺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祺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此外，有关同志写信和来电话证明，杜伯阳同志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在西安病故的，不是解放前去世的；王墉同志牺牲前任临汾八纵队二十三旅旅长，不是“临汾旅旅长”。
以上补充报告妥否，请批示。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的通知
（1980.4.21）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我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业经中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
关于六十一人案件问题，争论之点在于：
一、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关键在于：“敌人规定的手续”是怎样的一种手续？刘少奇向中央究竟是怎么说的？据张闻天交待是：“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可是，实际上，“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这样一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二、从北方局后来执行的情况看，刘少奇等北方局的领导人对这个所谓的“简单手续”的涵义和内容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对出狱的人履行这样的手续并不表示异义。而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成是“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所以，这件事刘少奇负有主要责任。
张闻天虽然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这个决定，但他并不清楚所谓“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而且他也没有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张闻天负有重要责任。
事后，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此，他们都只知道这批人是：“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出狱的”，并不知道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复查报告反复强调：毛泽东早就知道这件事，想以此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查这件事，是毛泽东出尔反尔，用这件事来整人。但事实说明，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有红卫兵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仍然相信原来的说法：这些人只是履行了一个“简单手续”出狱的，中央知道这件事，说服红卫兵不要纠缠这件事了。可是，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红卫兵查出了当时这六十一个人分九批在报纸上刊登的《反共启事》，以及一些人在审查中交待的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中央在掌握了这些新情况后，才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作出批示。
出狱的六十一个人虽然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北方局的决定，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他们个人不应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同狱中，有的人如刘格平等就采取了拒绝执行的态度。这就说明，个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复查报告说：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麽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
三、复查报告说：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一个革命组织难道为了保存力量就能指示它的成员向敌人投降吗？
第二，如果一些党员根据组织的秘密指示向敌人投降，而公开地是个人的行动，既然如此，其他被捕入狱的人就有可能效法这些人的行动，引起雪崩一般的叛变潮。
第三，这批按照组织指示叛变出狱的人，由于他们共同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就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特别是与刘少奇之间的依附关系。这就成为刘少奇搞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人员基础。
第四，这个案件提供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革命组织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吸取。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以及个人的行为，是完全有理由的和必要的。
2011年9月22日修改
2013年10月1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