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五、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上）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重点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你们不要把矛头不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也不指向反党集团。比如现在斗争的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而不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同彭真一样。有反党罪行。斗争的矛头一定要对准。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深刻地批判主要人物。肃清他们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在一九四○年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说成是什么“圣人”，一直用反动的孔子思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孔子思想成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解放以后，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他们在革命阵营里的代理人，为了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千方百计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维护和散布封建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他们还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毒害劳动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伙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公开地鼓吹“尊孔复古”，便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大罪行。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能有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孔子思想以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立身之地。不把它们连根拔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建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铲除反动透顶的孔子思想，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一批红卫兵小将们当了大破孔子思想的急先锋，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密切配合下，在这方面已经敢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倒斗垮斗臭，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一、狂热地歌颂、美化孔老二，恶毒地污蔑、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大肆宣扬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
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辱骂党的领导。
四、妄图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打扮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五、鼓吹人与人“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妄图模糊阶级界限，抹煞阶级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
〖按：早在1950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大搏斗！由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使《清宫秘史》至今没有得到批判。刘少奇、胡乔木等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下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检查中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部分。〗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重点批判刘少奇包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１０）］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贯串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在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三）一九六七年四月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提出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不会分散力量、妨碍夺权斗争呢？不会！恰恰相反，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把他的罪行充分暴露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开火，从而在共同的斗争中，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更好地奠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彻底批判了这一小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划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界限，划清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执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的界限，从而促使更多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大推动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的文章：《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
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社论：《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都要坚持的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我军在执行支左、支工、支农等项光荣任务中，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所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的反扑，打垮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权，掌好权，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如果我们把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那就会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减弱和分散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批判的火力。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干部问题是当前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绝不是什么“转移目标”，而是正中目标；这个批判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毫不相干”，而是关系大得很。
有人大嚷什么“革命派是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家”；又有人在胡说什么“我们执行了压制群众的反动路线，你们执行了打击干部的反动路线；我们保护了一小撮，你们打击了一大片，大家彼此彼此”。 对于这些谬论，必须痛加驳斥！
有少数人，却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作任何阶级分析，不区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而笼统地区分什么“群众”和“当权派”，认为“凡是当权派拥护的自己就要反对”，“干部起来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就不去积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极端错误的。
（四）一九六七年五月着重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大批判的谈话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加写的二段话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彻底革命的批判精神，大破大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象一根光彩夺目的红线，贯彻始终。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破旧戏舞台上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那种否定工农兵、颠倒历史的反动现象，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狠抓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作舆论的准备。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时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破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大破奴隶主义的《武训传》，大破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大破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大破大立。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大批判、大斗争的目标，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拿起笔杆握紧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反击。这是我国文化革命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武器，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利用“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来征服人心。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必须争夺的前哨阵地。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总要先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敌人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就要高度重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夺回他们窃取的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正如《座谈会纪要》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不仅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拿起笔杆子，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泛滥。我们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作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作勇敢坚强的突击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拿起枪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任何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将被我们彻底粉碎。
（五）一九七六年六月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陈伯达在文艺界“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上的讲话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我们这次召开的大会，是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支持包庇的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总攻击、总清算的信号。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和稀泥”，你们这是“捏合”。不对！什么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今天最大的原则，就是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这个大方向的是和违背这个大方向的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握住大方向，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斗争大批判，怎么叫“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林杰的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不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极端相反的，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上，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奴隶主义主张盲从，不要真理；无政府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无政府主义奉为绝对，同样是不承认真理，主张盲从。我们既反对奴隶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反对用打倒一切政权、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去代替奴隶主义。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指出：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文章：《痛打落水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这是当前北京市一切工作的纲，是全市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日报》社论：《革命大批判的模范》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斗争、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开辟了十几个战场，举行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一大批人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怎么劝都不肯走，还要发起绝食，就算是听劝走了一部分人，其他人又开进来了。这个事情，的确不是中央指示的，是在批判刘少奇的舆论背景之下的自发行动，包围的时间很久，在中南海安营扎寨。原先建工学院有一派学生是支持工作组的，也是拥护刘少奇的，说刘少奇去学校是他们的光荣，后来批判刘少奇的气氛一起来，他们就一百八十度转弯，表现得更左，不仅要与刘少奇划清界线，还提出不揪斗刘少奇就不收兵。
陈伯达还亲自去看了，回来说看见帐篷里头男女学生拥抱接吻，有安家的取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会上毛主席得到报告，说北京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去斗。
毛主席说：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刘少奇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毛主席说：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一九六七年七月720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内部讨论，让包围中南海的组织进来斗争不行，我们内部人自己斗，给外面拉上广播线他们听录音，听完录音之后都撤走，安排内部斗争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外面“揪刘火线”的群众撤走，大家先已经达成初步的妥协之后，中办报告我。当时汪东兴不在北京，由我兼中办主任，我不能决定这么大的事情，于是写出方案，请中央文革和总理批示，总理他们都画了圈。出乎意料，陈伯达在报告上批了“斗争刘邓陶及其夫人”，这个话大家都觉得不妥，斗争刘邓的老婆没有问题，但是，斗争陶铸的老婆曾志大家都觉得不好，曾志本人没有什么不好的言论和行动，而且她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这样不好。方案批准之后，就谢富治副总理去具体实施，他做了规划在中南海西门向大家宣布的。
（审判四人帮之后，那些专案组的人把斗争刘少奇这个事儿算在我头上，说报告上面没有总理的名字，我说据我知道当时大家都批示同意的，他们说康生报告过主席，主席不同意面对面的斗争，我说我当时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他们还说把刘少奇头上打个大包，还说是用语录本打的，我最后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完全是草包一个，这么大的事情有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决定吗？责任都推在我头上，有这个必要吗？而且你们满嘴里怎么怎么宽大，你们能够判我无期徒刑？承认不承认不都是十八年吗，反正我还蹲几个月就要出去了。）
除了对刘少奇的正式批斗会之外，还有群众组织要求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在看大字报的时候，有人质问他一些事情。还有人要求邓小平也出来看群众的大字报，他的秘书王瑞林总是娴熟地挡驾，说首长在休息，等他起床之后转告。有些群众质问王瑞林，他就很诚恳地说，我是当兵的，不懂什么，来给首长当秘书也是组织派来的，要是认为我不合适，可以把我调走。邓小平相当感激他，后来给他很大的权力，江泽民当了总书记，据说还要听他的。而群众要求王光美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的时候，王光美自己有欠账，就没有王瑞林那种硬气了，总是很快就通知刘出来。刘王对底下的工作人员不好，运动来的时候，起来造反和揭发的人很多，他的秘书姚力文也揭发不少。
主席一直讲对邓小平要有所区别，批判的时候给他个凳子坐着，刘少奇和陶铸则站着接受批判，整个批判会顶多两个小时，大家上去发言批判他们，会场做了录像和录音，时间太长了录音也没办法放给外面的群众听。（摘自戚本禹回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以后又有一些群众组织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1967年7月9日晚8时许，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召集周总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说他要离京外出一段时间，并谈了他离京后的工作问题。江青一伙不让我随主席外出，理由是我是办公厅主任，走了谁来抓这一摊工作？主席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席说办公厅主任可以找人代理嘛！又说可以叫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主席说了话，就这样定下了。
主席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当时参加会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会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办公厅工作会议，传达了“118”会议有关的重大事项，并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
1967年7月中旬，陈伯达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
当时毛主席住在上海。武健华同志得知戚本禹在组织大会批斗刘、邓、陶夫妇后，先后两次打电话报告了我，我当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让我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请周总理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总理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讲讲。”我又把主席的指示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由我来办。”说完就气哼哼地把电话挂断。
据事后了解，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他们还是阳奉阴违地组织人批斗了刘、邓、陶夫妇。
（根据汪东兴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