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五、 武汉“七·二0事件”（三）
（七）北京及全国各地支持武汉革命派，声讨“七·二0”事件的制造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参加天安门大会
下午3 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4 点多钟，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
周恩来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
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
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8201战士横枪低头 “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3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 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
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拚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
周总理、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康生同志、谢副总理及其它同志以铁一股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焘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北京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与“百万雄师”
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的谈话和决定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指44、45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岭、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8201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40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
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8201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4个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
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
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
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
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
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玩火者必自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红司新华工代表聂年生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钢二司代表杨道远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一项检查错误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指示：
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上午9时，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
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的考验》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张贴武汉军区1967.07.26公告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 刘丰：《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谈话
八月四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主席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这时，他高兴地问：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主席对独立师只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就顺利地开拔出去，甚是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驻得太久了。
毛主席说：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
还有今年2 月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
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
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
毛主席说，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
他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
（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解放军各单位批斗陈再道
三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
一、“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件？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二、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蔡答：我是凶手。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三、“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伟大教导。应当加强同人民解放军的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应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支持军队的同志，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在处理军民关系中，也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不要不许革命。
“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军委各单位斗争陈再道
钟汉华供认不讳：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要他们释放被抓的工总战士等四点指示，是他违反周总理不准向下面传达的规定，擅自叫蔡炳臣传达的。
蔡炳臣也交待了：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了。他们向下传达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下面的不满，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在传达时他们还进行了恶毒的煽动，说：当陈再道汇报“百万雄师”的情况时，周总理听不进去，当汇报新华工、新湖大等情况时，王力很反感。说中央代表不愿听他们汇报等等。这就是他们煽动“七．二零”反革命叛乱的一种舆论准备，是他们打出的反革命叛乱的一个信号枪。
这次战斗从八月七日晚七点半开始，到八日晨七点半结束，历时十二小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高呼口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大会胜利结束。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
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
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
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
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四）好人斗好人。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 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 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 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
七、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朱鸿霞夏邦银等《永远忠于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武汉是反革命暴乱。
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
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
独立师（即8201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
“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
“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
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武汉警备区的命令
为了解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持社会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现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警备区机构由七二五○部队兼任。任命方铭同志兼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同志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张绪同志兼任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同志兼任警备区副政治委员，并从八月十八日正式办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8201部队干部揭发《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8201部队干部揭发：《“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七、毛泽东、周恩来视察武汉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晚6 时至8 时，毛泽东在他的武汉住地，接见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和武汉市的方铭发及警备区的领导人，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均在座。
毛主席听了两位军区新头头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毛主席首先谈形势，他说：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主席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主席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主席说：你们按中央9 月5 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主席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怎么地不得了。他对曾、刘两位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一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好。”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主席还说，干部不要多，要精干，三七开，一百个干部中三十个精干的能办事的就了不得啦。十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并指示：以后一年训练一次。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主席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德）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主席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地方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
毛主席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红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明年春季以后，至迟后年一月，要开九次党代表大会。
党团员多数是好的，有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好，团员比党员好。
工、农、兵、学、党，选代表，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当代表不行。
主席讲：邓小平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黑修养，打过仗，邓要保……公不离婆，夏曦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李维汉他们是接我的手的，接后就反对我了。
主席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彪）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
他说：刘不是辨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年我退居二线，1959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查研究过时了，1966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一。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彪）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十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三个师只二万五千人，报四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主席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８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
曾司令员：
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二○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布暑，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赶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
十月八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曾、刘首长，警备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革命派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二十个组织参加。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周恩来谢胡在武汉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康生在武汉东湖长天大楼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的关键。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谈话
你们要作斗批改的模范，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外同学都要回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你们要复课闹革命，也要结合大批判。
现在主要是在本单位斗批改，可以说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都没有很好的搞。你们要搞好本单位的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主席说，现在是大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七个省，包括青海。六、七、八月一下子就解决了八个省，有湖北、河南、四川、江西、浙江、内蒙、甘肃，这说明速度快了。过去一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成立了革委会，但还有些反复，如黑龙江。
我们正在解决十一个省的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算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在十月、十一月解决的话，就共解决了廿六个，剩下来的就只有新疆和西藏、云南了。估计十二月份可能解决。
还剩一个年头，明年六月份到后年，就是扫尾，准备三年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刘丰接见湖北三司革联代表谈话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钢新之间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陈再道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玉华关于湖北形势问题的报告
北京“五·一六”是个反动组织，对武汉肯定有影响，武汉肯定有几个人，但不能夸大大。扩大化不行，要犯错误。运动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关于武汉红代会问题的电话指示
13日晨4：50，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给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打来电话，由曾司令的沈秘书接，并传达此电话：
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
综上抽述：
1，一九六七年湖北“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
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但它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
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散。
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
陈再道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2，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提出的中央关于处理湖北文革问题的四点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说明中央对湖北问题的关心和重视。
3，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思想始终没有转过弯来，表面检讨，实际放弃领导，消极对抗；
独立师政委蔡某某、师长牛某某对抗中央指示，在官兵中煽风点火，实际上起到了幕后操纵的作用。
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中央代表团驻地及武汉军区大院，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实属叛逆行为。
4，中央对“武汉七二0”事件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5，正确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其它省市问题的解决树立了样板，推动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右派认为：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是坚持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立场；独立师政委蔡某某、师长牛某某在对抗中央文革的错误指示中，起了带头人的作用；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带领群众，围攻中央代表团驻地及武汉军区大院，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属于正当行为。
一部分造反派认为：中央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的，是在军方严重进攻面前，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造成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从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另外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当时中央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大分裂、中国革命的大失败。才能避免类似太平天国的“天京之乱”。
还有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当时国内的形势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就是仍然隐藏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很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的斗争方式就是暴力革命、武装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这种右倾的、中间的、极左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它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布署。
实践证明，武汉七二0事件正确解决以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央的既定方针，迅速向前发展了。
2011年9月24日修改
2013年10月1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