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七、批判极左思潮（上）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1，“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会上大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
会议作出的决议说：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后，他们的反周活动日益猖獗，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
他们的组织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他们还拥有一些交通工具，抛撒传单时还动用汽车。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
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随后，这些传单大量出现在北京大街上、农口各局和各院校。
2，七二0事件后五一六兵团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首都516红卫兵团散发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传单说：
“武汉事件”已经引起“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要人们思索：从“武汉事件”联系到“全国大规模武斗”，“是否向我们证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
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另一个司令部”是什麽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五·一六四名成员被群众抓捕
唐亦安、郭海燕等４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２０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２４小时内把被抓的４人放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被抓的４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４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
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５·１６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
3，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王琪、黄金琪的谈话
如果象“五·一六”兵团恶意地采取这样的态度，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批判。批判少数坏头头和他的后台。对于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我们不要去指责。
“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精，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谢富治说：
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星之火战斗队《揪出"五 ·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
“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袭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碍目不见泰山！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９月２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
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戚本禹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後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运动方向要把矛头指正，要集中力量展开大批判，批党内走资派，要发表一些评论。对“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进行批判。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８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有关五·一六的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说：
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还向总理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四个“五·一六”分子的情况和农口老保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五·一六”的谣言，总理笑着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
总理后来还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就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扭送秦化龙给北京卫戍区的信
〖秦化龙：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傅崇碧、黄作珍同志：
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五时
（来源：1967年9月19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53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谈到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时，周总理说：“‘五·一六’问题，‘九·一’讲话谈到了，三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更清楚了。‘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象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四十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总理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四十八小时就放了。”
周总理继续说：“‘五·一六’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五·一六’另一方面军揪军内一小撮，影响我国威信，动摇军委领导，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许可的！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四）通过批判‘五·一六’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央通知中关于警惕极左的一段话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Ｐ派”与“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
防止坏人，提高警惕。九·一、九·五、九·一六至九·一七，总理、中央文革同志们的讲话精神，特别是江青同志九·五的讲话，指出“五·一六”的危害性……为什么中央很重视它呢？因为这个组织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这样一个支柱……对毛主席司令部，现在有一种来自极“左”的，或者来自右的。“五·一六”就是来自极“左”的，它是反革命组织，是秘密的，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接见毛里塔尼亚大使前后对外交部工作人员谈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来源：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今天传达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最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内容极其恶毒。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
军委办事组首先指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然的中心任务，要全力以赴，用这些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挖出这些反革命，为人民立新功、破案立大功，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也能立新功！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根据以上精神，一定要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彻底地把这伙反革命挖出来。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十月上旬在天桥、王府井、外交部驻地发现这类反革命传单，是油印的，刻写的，用的天津光林纸，通过邮局寄的，几个城市都寄了，都收到了，这部分复制品，不能再复制翻印，可以在群众中研究，到破案后再收回。这部分传单通过分析有以下的特点：一、对外事部门、统战部门、公检法部门、文教部门很熟悉，因为传单中有很多×话。二、会刻写钢板，刻写和寄出封面是同一个人写的。看来这个人有油印机。三、这个人懂古文，用了不少旧词成语。四、这个人毛笔字很有功夫，看样子这个人练过柳体字，所以估计象混进党内的旧知识分子或“五一六”兵团的后台，但他比五一六分子还坏。五、这人对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对群众运动不满，对文化革命很不满，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人想为右派翻案，看来对反右是不满的。六、是自己用面粉和的浆糊。七、是用四月十三日和四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糊的信封。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五·一六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五·一六分子把五·一六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来源：《红旗周刊》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12月4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讲话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
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
“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作幌子。
“五·一六”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五·一六”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五·一六”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驻外使馆代表的谈话
比如对“五·一六”的处理，北京就搞得比外地好，按主席思想，除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抓起来外，如张建旗，扣留起来，对群众要做工作，以便孤立少数。刘令凯这个人，我们保过他多少次，还是这样，他反我最早，而且是因为我保陈毅同志，这我很难理解。只要是善意的，贴大字报，提意见，甚至打倒都没有关系。是善意的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北外红旗大队把他扭送公安局、是我命令把他放的，他倒反过来说是我派人搞的。他到现在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许多学校批他，我和文革小组同志给他解了围。我听他批判陈毅同志好几次，就在这里，不到天亮是不散的。我把他的意见转告了陈毅同志。
“五·一六”的头头不行，他们动摇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背后有坏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先念在财政部座谈会上谈五·一六
“五·一六”问题，出了个刘振玉，刘振玉并不是“五·一六”组织里的，是和陈大伦联起来了，通过操纵，出了点主意，这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甚至再出一个二个三个刘振玉，都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大联筹和使领馆等代表时的谈话
外事系统是有坏人破坏的，你们年轻，不要以为“非常委员会”反革命案件的线索破获了，就完事了。还要发动群，继续追下去。外交部总是有些嫌疑的。外事系统要擦亮眼睛，王焕德搞出来后，机要局就搞出几个人的小集团嘛！
“五·一六”也不只是炮轰总理，他们随时都可以转移目标，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
“五·一六”分子仅指“五·一六”的头头，不要把—般受蒙蔽的人都叫做“五·一六”分子，不要搞群众。“六·一六”也是几个头头坏，下面的群众总还是革命的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董枫同志谈“五·一六”等问题
〖董枫同志：周总理联络员。地点：北京商学院85兵团总部。〗
“五·一六”中央已经宣布是个反革命组织了，“五·一六”不仅是反总理一个人，总理是主席身边的，毛主席说的话，通过总理来贯彻，反总理不光是反总理，是反中央，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理很多讲话是毛主席讲的，但是总理不能说那句话是主席讲的，针对总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财贸口（5.16）直接对总理，实际不仅是总理一人，实际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反中央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
总理上边是毛主席，很多地方，单位总理都要管，外事口总理也要管，总理的担子是很重的。外事口总理为什么管？因为夺权夺出了漏子。
“五·一六”是坏组织，不仅北京有，外地也有活动，还散发，寄一些反革命传单。中央已经表态了，大家（指商学院）抓“五·一六”是对的，因为中央已经说话了，这是反动组织，要把它揭出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五·一六”也不是那么多，现在抓了多少人，都是群众扭送的，几个人么！张建旗、程镇华、郭海燕等七、八个头头。这些头头主要是学生，真正是“五·一六”的重要成员是大头头，小头头。外国几个参加活动的发现不多。最坏的还是在后头。我看坏头头不只是在后边，青年学生知道的事情少，好多材料都是干部提的，学生一看问题多了，敢“造反”么！“五·一六”人不多，问题更严重的是在后头。出谋划策，提供材料的幕后。
一个思潮的问题。极“左”思潮，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坏人就利用这些极“左”思潮，利用这些东西鼓动起来，前面是青年学生，没有青年学生可利用的，就自己出面干。当然学生也有坏的，中央已表态了还想干，中央已表态说“五·一六”是什么东西了，有的还想干，有的送了卫戍区还坚持反动立场，当然这是极少数。
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坏人不多，最坏的是后台，不能把有这种反动思潮的人都当“五·一六”打，你们学校是根据地，的确历史比较悠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
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来源：1967年12月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63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关于抓5.16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5.16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5.16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5.16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轻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5.16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5.16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二、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说错活批评是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纪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5.16，5.16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
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
（有人说：3.10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么联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
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讲话
北京市抓“五·一六”比较健康。不要因为“五·一六”就老保翻天，反“五·一六”就是二月逆流的发原地。
一九六八年某月，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
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
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
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
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
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
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
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
陈伟回答：“没有证据。”
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林立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７·２０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
(《王力回忆录》)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群众大会
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早上4 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
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文章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文章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中央会议
他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日，毛泽东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
余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文章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文章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文章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文章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文章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文章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主席，我讲不合适，还是由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