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八、杨余傅事件
一、毛泽东要杨成武随从南巡
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说东道西。
在对待老干部、老帅问题上，林彪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杨成武当时也在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受命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了。
一九六七年 “八一”建军节过后，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的问题，综合整理后，于8 月3 日上午，又一次飞往上海。
3 日下午5 时45分至8 时50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8 月4 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１点，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杨成武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深夜和杨成武等人谈话。
那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杨成武，晚上开会。
杨成武问：“什么议题？”
秘书说，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讨论以后几个月的任务。
晚上10点25分，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会议室时，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已经到了。
会议从10时30分开始，杨成武没有想到会开到次日凌晨1 时10分，花了近3 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湖北等地视察。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他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
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杨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967年7月，根据林彪的指示，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1967年9 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１０１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１０１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 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1967年11月3日，“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湖南请示报告的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毛泽东在该件做了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36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举行审查样板戏晚会，由刘锦平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出席。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出席，杨成武事先没有通知，临时请林彪到会。
一九六八年某月，黄永胜把一份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政变的情况简报批给叶群。
1967年6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这个请示报告所附的第一号调查方案即是调查叶剑英1934年在江西筠门岭战斗中被俘问题。
军管会负责人给黄永胜、刘兴元的密信
刘兴元密报给黄永胜的关于叶剑英被俘问题材料的密信
黄永胜的亲笔批件
1968年某月，文年生专案得到线索：叶剑英和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开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黄永胜与江燮元（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在1968年4月6日的谈话记录
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情况简报
黄永胜把这份简报批给叶群的文件
林彪办公室秘书李春生、保密员李根清的证言
（1980年12月3日下午3时，第二特别审判庭开庭审判黄永胜，伍修权主持审判活动。）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对吴法宪说：赵子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二、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关于杨、余、傅问题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在住处主持会议，讨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
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会议
接着，周恩来与许世友谈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晨一时，周恩来与叶群、吴法宪谈话。
接着，周恩来到江青处开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会议中途通知吴法宪参加会议。
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
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林彪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或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
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
经过四次讨论，会议通过了两项决定。
经林彪提议，会议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林彪退席后，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
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
第二，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
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
第五，决定在３月２３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彪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为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二日，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来到杨成武家里，当时工作人员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12点半左右，林彪的两个秘书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他们执意要见杨，张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一个秘书说：“101 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杨成武说：“谢谢101 ，不要紧的。”
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吴法宪通知余立金到他家商量事，余立金到吴家后，由杨德中率领的警卫部队带走。
不久，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电话到杨成武家，声音很是急促：“张秘书，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张秘书立即拨通了杨成武卧室的电话。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杨成武的家里，带走杨成武。
赵志珍刚推开门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全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被推搡着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年近8旬的老太太和只有10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但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恶狠狠地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闯进杨成武的卧室。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杨成武有点睁不开眼睛，他穿着睡衣，站了起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大的墨镜。他身后是手持短枪的士兵。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道走出房门。几个士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着进厕所。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早上五点左右，周恩来等人与郑维山谈话。
周恩来对郑维山说：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撤销代总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限，揭发杨成武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彪、周恩来等人与傅崇碧谈话。
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在小会议室里。
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都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天。
这时候，总理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
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
一会儿，林彪来了，总理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去。
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命令一宣布，总理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总理进来时天快明了，傅崇碧正和陈锡联吃水果，聊天。总理说赶快弄饭吃。傅崇碧吃了一点。总理问为什么不吃了？傅崇碧说不吃了。总理说什么也搞好了，是不是走？傅崇碧说我回去取东西。总理说，还回不回去？干巴脆吧，要什么东西，你写个条，让陈锡联办。傅崇碧说不写。这么急，又不是打仗。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
走出小会议室，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
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
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
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
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
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十余人都坐在里面。
林彪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民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走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江青说：“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吴法宪说：“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伯达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说：“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带头呼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杨成武说：“我说几句——”
江青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一一与杨成武握手告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的讲话
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
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
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
会议决定：
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
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
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
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治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楚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
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
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
第二点，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大家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象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
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本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作坏了的事情。
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
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
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
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表面上他对无产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他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引了一句俗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就反对这句话。可是杨成武对于这种反对这句话的人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
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的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 ，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
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语言，那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
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
杨成武等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在进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
前年，自从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们在党内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等等陆续的揭发出来，也把各地方党政机关、中央政府机关里头一些走资派揭发出来了。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按照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中央文革是作了极其伟大的工作，她带领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要想继续执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想要保护有一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发动的“二月逆流”，是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打击、继续打击红卫兵小将。甚至于提到历史，要为王明路线复辟，直接把矛头指到我们最伟大的、四十年代的我们的整风运动。就是说，二十多年以后，他们要搞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维护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到了去年七、八、九月，出现了形左实右思潮，如“5．16”。还有其它的活动，特别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事情，又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了以后，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藏在内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
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查清楚的。
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分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2013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