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召开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数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
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四十位，补选十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勋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中央委员原来是九十七人，现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能出席的还有九位候补中央委员。
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文革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参加碰头会成员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出席这次的一共十二人。
再次，军委办事组的六位同志：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出席这次会议。
这次出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现在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与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共五十二人。
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一个人。有的大军区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别的任务，也就没再来人。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只出席九位同志。
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轶欧同志、郭玉峰同志。
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共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
一、毛泽东在全会第一天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
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
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
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3”、“7．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21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
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
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
（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1．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二、全会上审查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1968.10.18； 中发［68］155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三、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
（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翮）。“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文元同志：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富治同志：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同志：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十月五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同志：十月一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连“西纠”的九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文元同志：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富治同志：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同志：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富治同志：“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
〖时间：下旬。此为传达周恩来讲话，夹有传达者的话。〗
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
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3、“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4、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5、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刘少奇、陶铸也支持肖望东。
6、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7、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
8、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9、许立群（总政付主任、干部部付部长－抄者注：似误。许为原中宣部副部长）的问题已经揭开，但叶剑英不报告中央，许立群说生病了，叶就想办法让他住进医院，保护起来。
10、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力量不足，和地方上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冲。以后发展到全国冲军区（8月7日冲沈阳军区，占领了军区大楼，8月8日冲广州、福州、成都、济南等十多个军区）。他们倒打一把，说中央文革搞的。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说中央文革不出来讲话。
11、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12、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13、67年1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14、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15、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当时总理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16、“上方宝剑”问题，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
17、不听毛主席的告诫，毛主席在二月十四日亲自找他们讲过：中央文革是正确的。但他们在二月十六日还大闹怀仁堂。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又批评了他们，严肃地指出：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但是他们还是不听，六六年十月高干会议上就打招呼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但是执行又是一回事。”是给他们打招呼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是世界观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18、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一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浙江军区张学伦的儿子领着省军区、省委、人委的高干子女组成一个连，到处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儿子送来，他不送来，给粟裕要电话，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没理他。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徐鲁滨已经结婚，结果男人是大资本家的儿子，要她离婚，她和另一个要好的一齐要逃往香港，从广州把他们捉回来了。
19、四川捉人问题。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20、2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地指出他们的严重错误后，又开生活会，他们毫无无产阶级感情，只有一个人说：看样子要检查，元帅、副总理都是如此。
21、赵永夫事件。赵永夫是付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二十三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付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22、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23、军以上干部会不对头。林付主席于三月二十日作了报告，就是制止他们，指出：“不要提带枪的刘邓路线”，以后怕坏人钻空子，就把这段去掉了。不是林付主席指出，还有许多军以上干部借对“八条”的错误理解，犯镇压群众的错误。是谁在保护老干部？
24、叶群同志有一次听叶剑英说：“从来没有见过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诅咒战争的。”他把群众当成敌人，自己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
25、他们镇压群众后，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坐几昼夜，要找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了。”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同志去作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事，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是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
26、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
27、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28、“多中心论”是聂荣臻搞的，开“学代会”（抄者注：应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选代表，硬要有一条拥护聂的方能当代表。“9·16”是反聂的，因此都不能当代表。总理发现了这件事，认为不对，要他们纠正，又补选了四十个，其中只有“9·16”的两个，而且这两个也是“9·16”中的“9·15”。以后两派打得没办法，总理为此事专门开会解决，又选了一些进去。但聂仍旧压“9·16”，聂说选举不知道，聂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党委发出的通知他怎么不知道。
研究体制，他弄个×委，十八个院，160多个研究所，300多万人，还要把过去合并的研究院、所拿回来。他还把南昌的两个五万人的轻机厂，不经总理批准，也不报告总理，自作主张地改做了试验工厂，还假造是林付主席批准的。这两个工厂一个开了庆祝会，一个工厂把生产改为试验线了。他还派人到处挖墙脚，青年人就是愿意归科委，因为这样就成了解放军。老工人有家口，就不愿意动，闹得思想混乱。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9、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30、总理讲，小组会大家对他们的检查很不满意，他们无所表示。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四、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及通过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
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
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在别的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
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荣国、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物？］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20元，多的40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52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