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一、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
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
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分组情况如下：
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80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
交流彼此经验，总经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共六个大组。
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共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三部分。
这个报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一百七十六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毛泽东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
第一、 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也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 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63军政治部付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么！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象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 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拨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三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日，毛泽东召见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1923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26年，27年，28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1927年12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1929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底到28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1930年6月到8月。三次是王明路线，31年到35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50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AB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AB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28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28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28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一千多人，他们自称28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28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
（总理：毛选一卷37.5.3和37.5.7两篇文章。）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1927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1938年。
（总理：可学主席1937年11.12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1942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挎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捉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400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屎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1968年7月27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22万万元，每年给5%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
的讲话
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
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开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六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干，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由，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能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末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象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翻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屎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函、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九大全体大会上
的讲话
康老建议学习《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
还有一个文件，在延安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报告，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讲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那时候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过去几十年翻来复去犯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河南李维汉只讲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那时候一种倾向，既然同国民党联合，就不同他们进行斗争。同国民党斗争是不行的。如武汉那时候，我离开武汉去长沙，当时刘少奇、项英，只要联合，否认斗争。所以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就是蒋介石。汪精卫倒向反动阶级，也是倒下来的。党内也有被群众运动吓坏了，就是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后城市呆不住，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的一个矛盾。国共合作时掩盖的矛盾就突出来了。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国共合作。但这股风也有另外一风，就是不要独立自主，发动群众,掩盖阶级斗争。现在反苏修不要掩盖苏联的广大工人、农民，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好坏都反了，经过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了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是坏人，一种是劳动人民，是好人。南昌暴动，召开“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主要是“左”的错误。有些中间流派，可以联合也不联合。城市的小作坊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瞿秋白、李立三没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是不成事的。最大三次，一次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一次是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
彭德怀、高、饶也都是局部的，他不以党中央的正确不正确，而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罗章龙就是湖南人。我对此人相当熟悉。也搞中央，不晓得为什么另立中央。不管当时中央有什么不好，有话可讲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吗？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张国焘我认识他比较早，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前在长辛店搞过工人运动。搞职工夜校，他当校长。1918年我就与他发生关系。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搞国共合作，他坚决反对，他不到会。
土地革命时，犯右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主观打倒资本家，平分土地，可以过得去。六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搞人口平分地。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是犯错误的，经过中央苏区斗争的，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时帮过忙的。有个时候红卫兵贴他们的大字报，现在选他们进中央委员困难，其实和朱德、陈毅差不多。有人说朱德、陈毅反了……几十年其实也有时不反的。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是想夺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上海中央请示。中央批评是极端民主化。后来请我回军队了，我又不是复辟了吗？项英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来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我们这些人是右派。
一个时期项英没有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吸取了教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情，不能不利用他，不能不限制他，不能不改造他。他们要反限制。有的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有的就反对，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机放毒，大闹一切。我看这样都无关大局。是指武斗。有的武斗几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象军队稳不住了，其实不然。军队有两派，野战军、地方军各支一派。如保定、浙江、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如此。这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了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过去搞武斗，现在应该联合，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那末记仇。
看有些干部，叫他犯错误检查了没有事。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抓住不放，譬如杨勇。当然他有错误。是哪个下的命令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是个老帅下的命令，他们大闹一场，还强加于中央文革。）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
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把政策落实，一年左右，自己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所有工宣队、军队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工人阶级压倒一切。你反军代表，就说人家反解放军。其实是几个学生说几句话。反工宣队就说人家反工人阶级。这些话不要这样提，反一下不要紧，要作工作。大多数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街上贴几条标语就倒了，风一吹就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张春桥，有人要打倒张国华。打了半天，今年还在这里来开会。现在打的那一派比拥护的那一派还好一些。
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是形“左”实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关、卡、扣、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不是全部没有解决，是相当一部分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
今天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风英、孙玉国、纪登奎九个同志报名要发言。
还有谁要发言？谁发言就报名（等了一会，没人报名）先周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先通过，后发言）不发言谁晓得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同志们：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表示决心，并且坚决相信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一定能够实现。
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扼要地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斗任务，他在报告中，恰当地给予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应有的评价。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公认，林彪同志这一报告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会议以后，在他的指导下，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形成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它的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1966年5月16日《通知》，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1966年8月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2月的工业会议，1967年3月军以上干部会议，1968年3月24日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年10月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主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地批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这些讲话，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战斗号令。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斗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大有利于人民的，而不利于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伯达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康生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1967年11月毛主席提出由党的基层组织参加修改起草党章。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30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讨论和修改，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教育运动。
1967年，毛主席把起草修改党章的光荣任务，首先交给上海党组的同志们，196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修改党章的经验，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开展了。全国各地综合整理上报的修改草案就有126份。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又在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广泛深入的讨论，集中整理上报的讨论情况和建议就有172件。还有大批人民来信。中央、中央文革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进行了修改。经过四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根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将新党章草案提交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党章草案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首先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深、用得最好、执行最坚决。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遵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第三，新党章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新党章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第五，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单扼要。
毛泽东在康生发言后说“怎么办？你们都是分秒必争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黄永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对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特别要做好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准备敌人大打。既要准备敌人打常规战争，又要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必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近，苏修入侵我珍宝岛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世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王洪文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永贵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孙玉国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的一个边防站的付站长，65年入伍。三月十五日他在付营长负伤后，代理付营长指挥，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他一上台，朝毛主席敬礼。毛主席站了起来，招手致意，孙玉国发言中间，毛主席数次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成员都鼓掌，微笑。
毛主席问旁边的人：他今年多大了？
然后又问孙玉国：你今年多大了？三十？（答：29岁）
哪里人啊？（答：辽宁的）
噢东北人。老家在哪里？（答：河北）
打过仗没有？（答：没有）
毛主席开始向大家：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王字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不用飞机、不用坦克、不用指挥车。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付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付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苏联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三月十五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五百米我们不打，三百米不打，一百米还不打。五十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不管用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回头看，没有。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黄站起来）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说还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准备打仗，要做准备，各省都要能生产武器。主要是精神准备，新疆那里也可能要出点事。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
毛主席说：下面请尉风英同志发言，还是辽宁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尉凤英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毛主席说：还有一个纪登奎同志发言。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是山西的，在河南受了点灾难。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纪登奎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林彪在九大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
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他对毛主席的这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现在这样的地位，那中国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那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红色的中国。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这样强盛的国家，而能影响全世界，诸种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的英明的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前前后后我比来比去，我那时候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肯定地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二十八年开到鄂豫皖去的……）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那种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发言完后）
毛主席说：还有谁发言？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了。这还是少数。下面先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赞成的举手。
（毛主席也举手，看一看。）
有希望噢，大概是多数，通过。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毛主席举手，看看）
也有希望噢，多数，通过。
（然后毛主席宣布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二、代表大会的第二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
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
这次会议把候选人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
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三、九届一中全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
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有十二人继续当选。
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
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讲话。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四、贯彻九大精神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康生在中央召开的整党建党会议上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
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甚至强调，好象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才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五十字”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不要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路线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
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
“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
“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
“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
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一些问题，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能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
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路线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那些各式各样的所谓造反派来领导整党？我们的整党是开门的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
第二个问题，“九大”通过的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个特点，是明确了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
第五个特点，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的两次讲话的通知
1969.05.09；中发 ［69］ 21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康生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讲话
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看有主要有两个倾向：
一，扩大化。各地不同程度都有。个别地方还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正在纠正。这是一种倾向。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
二，最近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个别群众组织的头头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思想，认为他是造反派，只能清别人，不能让别人清自己。他们对造反派不加阶级分析，不以一分为二方法看问题。造反派中间也混进了坏人嘛。“七·二七”进清华（大学），有个宛长福（注：贵州“四·一一”派的）就丢了四个手榴弹。说明造反派中有坏人。……一个是抗拒在造反派中间，革命队伍中间清坏人，一个是矛头指向解放军、军管会。这情况山东正在纠正，武汉也在纠正，河南也有，四川也有。完全是干扰毛主席的大方向。实际上是干扰“九大“的传达和落实各项政策。
这两点都要注意。防止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专案干部特别要注意。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组织头头要特别进行教育。
第二个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主席指出，不但整党员，而且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里的问题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
有的地方作得好，向群众开门，不是形式上的，不是敷衍。另一种不敢让群众参加，，关门，半开半闭。所以整党问题中，四月二十八日的教导特别值得注意。整党一定要搞，但要小心谨慎，粗枝大叶就要犯错误。
陈伯达讲话（略）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解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应当怎样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当前还有一种论调，有的地方流行所谓“反复旧”，昨天简单地讲了一下。山东开始的。据我晓得的，北京一些学校、一些单位收到过十一月十七日青岛杨宝华同志的讲话，提出了“反复旧”问题。这个讲话，散布到各地方。福建、浙江、武汉、河南、兰州、重庆、成都，都散发了，错误地提出了“反复旧”问题。同中央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提的反复旧问题完全相反的。武汉说是“全面复旧”。甚至说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掌权”。因此，错误地讲“无产阶级要再夺权”，“二次革命”。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们把这种“再夺权”叫作“实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歪曲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反对林付主席的报告，反对“九大”的方针。他们打着旗号，说什么他们是“继续革命”，这样来了解继续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有的同志问：政治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怎样理解？
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的水平，农村很分散、很落后，那么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让资本主义很好地发展。按这个理论，社会发展指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新社会制度就自然产生，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然到来；生产力不发展，革命阶级自觉革命没有用。
这种“理论”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套“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七·二七”事件？
“七·二七”，即1968.7.27－7.28，毛主席接见北京红代会的五大领袖，提出了这一伟大战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问题，开展斗、批、改新阶段问题，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这是有伟大意义的事。
第四，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是不是就是最后胜利？
现在有曲解。这种曲解说：主席说不能说最后胜利，因此“反复旧”的人完全否定三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歪曲主席的话，利用主席的马列主义的语言，破坏革命，否认成绩，把红色政权还认为是“资本主义”。当然一些工厂、学校，机关还存在些问题，工宣队，军宣队工作中有缺点，斗、批、改的任务还没完，这是一方面，但如果歪曲主席的话，全盘否定三年伟大成就，那是完全错误的，形式上“左”，实际才真是复旧的……。
简短结论
一、《历史决议》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这就是说，《历史决议》也承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经过党的九大批准，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它站在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说九大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胡绳的《七十年》说：“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并不成熟”。“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九大的政治报告，“贯串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确立的特定的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第428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说：“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他们都说对了：贯串九大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九大使这个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了九大的政治路线。
二、九大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政治报告》
（一）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性质和特点
1,必然性：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
2，性质：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3，特点：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二）阐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
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三）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下个阶段的任务、方针和政策
1，“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2，党的整顿和建设
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整党建党的根本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三、九大的十分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一）中央机构中吸收了一大批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和群众代表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一些左派领导干部
在中央委员会中有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等一大批工、农、兵群众代表
（二）中央机构中也吸收了一些在文革中改正错误较好的领导干部
如陈锡联 纪登奎 李雪峰
（三）中央机构中保留了一大批从历次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干部
如叶剑英 刘伯承 朱 德 李德生 许世友 李先念 董必武等等
四、中央机构中也开始出现新的带有宗派性质的林彪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包括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 群 李作鹏 邱会作、汪东兴等。
这个小集团在其内部打出反对江青宗派主义的旗号；
（二）这个小集团（主要是林彪、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企图以发展经济的路线代替继续革命的路线,遭到其他领导人的抵制、批评；
（三）在修改的党章中，不恰当地载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四）在选举中毛泽东提出不再选陈伯达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负责选举事务的领导人不同意；
（五）这个小集团在九大选举过程中搞了不少小动作，以此打击文革左派领导人。
2008年10月15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
2013年9月2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