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四、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九七0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党全国亿万军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为害很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不多了，但还有反革命，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会乘机兴风作浪的，所以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奇怪。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的表现。当前国内外阶级搏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玻坏和捣乱，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为此：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原则，对不同的犯罪，予以不同的处理。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立功赎罪。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批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群众专政的目的。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重要案犯需作紧急处理的，可用电报宣报中央请批。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特别要严防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混淆敌我，在那些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本派里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
要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建设一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公安队伍。
望各地接此指示后，认真讨论，切实执行。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一九七0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
1970.02.05；中发 ［1970］ 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军管会、军代表：
现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发给你们。
当前全国军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正在积极进行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战争挑衅。可是，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前的战备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央认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
中央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和财务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财务监督。必须切实实行群众性监督。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伟大教导，结合当前的斗、批、改，开展革命大批判，厉行增产节约，坚决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
各级领导接到本通知，应立即进行传达，认真检查处理。
一九七0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 照办。
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产；有的利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撤消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动，牟取暴利。 他们千方百计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于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已经引起重视，正在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并取得了成绩。但是，还有不少地方认识不足，打击不力。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要发动广大群众去进行。一样要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才能解决问题。
一、各地要根据斗、批、改的发展情况，全面规划，具体部署，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要选择一批典型案例，交给群众，广泛讨论，召开群众大会，大造声势，发挥无产阶级的政策威力，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号召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的人，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立功赎罪。
二、要自始至终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及时地识破他们，抵制他们，揭露他们。使阶级敌人无处藏身，没有活动的市场，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三、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着重打击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对中小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批敌人。贪污盗窃必须一律退赔，私分公家财产必须一律追赔，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不许例外。
四、要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对混进来的坏人，要坚决清洗；一贯表现很坏、不适合做财贸工作的，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要选调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分子，充实财贸队伍。
五、为了杜绝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隙，中央重申：
（一）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二）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三）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
（四）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
（五）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展开坚决的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年二月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着生产建设的新高涨。今年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铁路货运量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建设重点工程进展很快，农业战线上夺取丰收的斗争热火朝天展开。全国范围内，一个加强战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在新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抓增产，狠抓节约，更好地适应各方面需要的不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当前，生产建设上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不少企业劳动效率和设备能力还可以大大发挥，生产消耗和产品成本还可以大大降低，库存积压物资还可以充分利用。只要我们坚决克服“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保守思想，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一定能够把生产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还是因循守旧，铺张浪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必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和军代表，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加强对增产节约工作的领导。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二、各地贯彻执行和情况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一九七○年七月十六日，刘建勋关于整党建党的讲话
正当我省整党，建党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三个文件”，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大家可高兴了，这个运动真是好得很。我们紧密结合“一打三反”进行整党建党，使整党建党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在当前，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抓好整党建党，抓好“一打三反”。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盖子和它在党内的反映，要搞好斗私批修。抓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纲。大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都提高了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千万不要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像大红旗。“纪要”中写的三件事，头两件都是讲的要抓阶级斗争，要把整党建党和现实阶级斗争相结合，和“一打三反”运动相结合。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
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刘建勋同志讲话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一九七0年，上海市革委会把六七、六八年间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徐景贤亲自审查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印了二十万册。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２３９页；《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第３２８页。）
一九七O年春无锡又开展了一阵在十年浩劫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无锡市为“全面领导运动”成立了一个“运动办公室”。这个“运动办”下又按各类职司分设了“一办”“二办”“三办”……。其中“二办”负责处理清查最核心的“暗藏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和“要案中的要案”，是由当时任无锡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无锡军分区政委的原xx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和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治等直接掌握。这个“运动办”成了无锡市民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二办”又成了“剑上之剑”。据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专案调查组对已停职审查的王晏和张文治等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运动办”尤其是“二办”的建立，竟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王晏等人用非组织手段搞的“黑办”。可是这个“黑办”竟然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又是抓人，又是发文件，又是召开大会小会布置运动或听取汇报。“二办”成了无锡最大的阎罗殿。其下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小组）”一律改称“运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群众专政队”也改称“运动小分队”。当然其成员也从新调整充实。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又搜罗整理了一整套“无锡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后，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无锡市揭开大幕了。
于是在无锡市，一张比“红色台风”覆盖面更大的网张开了。首先是动员各单位根据运动的精神来个“大揭大批”。在各级“运
好在我命大，活过来了，但头顶被打凹下去的一块骨动办”、“运动领导小组”的布置下，用大字报或检举揭发的“群众揭批”形式，把矛头重点对准他们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在这基础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这各种“学习班”的打击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在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王晏就义正辞严的痛斥过“……有个做散工倒马桶外加捡垃圾的老太婆，靠着拾来的砖头居然把茅草棚翻建成了砖瓦房……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运动的主要对象当然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在这期间，几乎是“公判大会三六九，暴死自杀天天有” 。公判大会主要是刑事罪和孤立的现行反革命罪，一律从严再从严，以至留下不少冤假错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那时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司法部门难以善后的头痛事。笔者最近见到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司机，当年他出车途中，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醉汉。醉汉摇摇晃晃撞到他汽车的后挡泥板上，他急忙下车抢救，但那个农民还是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证人，警方现场戡察，甚致法院的判决书上对此情节认定都明确无误，死者家属对此也无疑义。但因为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又参加了“红总主力军”一派，该单位“运动办”出於运动的需要和个人嫌隙，经过种种以组织名义的活动后，硬把此事定为“阶级报复”，把他判了刑。如此情况在无锡不在少数。迄今还留下许多难以善后的尾巴。直接死於这个阶段的人，按官方（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公布为一百四十余人。
特别令人骇然的是在医务界居然挖出了以卫生局原副局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朱庆云大夫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反革命组织。其中多数都是各科专家骨干，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朱庆云等一些名医“畏罪自杀”，其他“地下军”也备受折磨。笔者认识的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因市里某要人及一些皇亲国戚身患贵恙，离不开他那一把手术刀，这才从生死关口逃得一条性命。像这样的“地下军”、“反共组织”之类，在无锡煞有介事地“揪出”出了一批又一批。“畏罪自杀”了不少。这些“自杀”者的死亡情节有些都留下明显的漏洞，过了三十多年成了被深埋在积尘下的悬案。当然，什么“地下军”之类都是凭空捏造的间谍故事。
“一打三反”是从七O年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当时，无锡市出动了数万名脱产或半脱产的专案工作人员（包括“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和当时实际行使专政行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纠察队”以及各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群众专政组”……），被触及、被用各种形式（诸如“学习班”或拘留、隔离审查等等）审查者起码达两万余人。这短短半年中，在当时仅六十五万人口的无锡市，直接死於运动中就达一百四十余人（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一九七四年统计数）。其间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机构也抽出很大力量配合运动。消耗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摘录）
一九七0年“五至八月，河南西平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
（《西平县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３０８页）
一九七0年，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１７３人，处份８４人，三人自缢身亡。（《沂水县志》（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第３５页。）
一九七0年，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泰兴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３１页）
一九七0，陕西省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６６２起，“定案”处理４８３人。（《户县志》（一九八七年版）。）
一九七0，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２３９２人。（《安阳市郊区志》（１９９０）第４０页）
一九七0，河北邢台县“挖出”１２２名反革命分子。（《邢台县志》第３６页。）
各地出现的个别案例
有的地区，借“打击反革命”之名，打击革命造反派的成员：
《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摘录
黑牢里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外面的阳光特别吝啬，总不肯照进这个阴暗的角落，潮湿腐烂的气味，笼罩着这几平方米的石砌牢房。外面关的小偷扒手不是吹嘘“手艺”，就是讲如何享受吃和色，没得吹了就逮虱子混光阴。我一个人在里面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恶心事。而且，我自关进去后就无人过问了，好象是人间消失了样。三十来天独守“空房”呀，无聊至极。他们真的把我遗忘了？不可能！别人处心积虑地找我的岔，能轻易放过我么？
经过月余的精心策划（不知他们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八方收集，编造、罗织罪名，一台精彩绝伦的好戏开场了：
一九七0年十月底的一天早晨，天气晴朗，早早地公安就给我送饭来了，与往常不同，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外加几片咸菜。我正想今天怎么对我这样好？送饭的公安就发话了，叫我赶紧吃，吃完后将我私人的东西收拾好。我边吃饭边想，既然叫收拾东西，说明这个黑牢我不坐了，但不会放我回家的，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来对付我（从北京学习班开始），决不只是关我个把月了事了的，唯一只有抱定逆来顺受的思想准备，看他们到底要搞啥子名堂。
吃过饭不到十分钟，一队解放军全副武装地进到公安局的坝子里，门外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大。在一个军官（军管会的）的命令下，公安才将两重门锁打开，叫我只身徒手出来。我走出来一看是“市中队”的解放军，领队的是原市中队的司务长李某某（是在我进京学习期间被提升为中队长的）。我问他是带手铐还是要捆？他露出很难为情的样子，叫我上车坐下就是。公安局大门外停着一部大货车，我向货车走去。
突然听到我最熟悉的声音在喊我，我急忙打量四周，寻找分别近年的妻子，我朋友的妻子李淑芬接着喊：
“谢英富，你爱人和娃儿都来看你来了。”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泪流满面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差点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但我不能哭，硬着心肠叫她们回去，带好我们的儿女，不要管我。
上街一看，到处都牵有横幅——“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贴着标语。看来他们太抬举我了，为我一个人兴师动众，召开万人大会来公捕我。捕就捕吗，有什么了不起。趁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到晴朗的天空，兰兰的，真美呀，心中在想，要能自由地飞翔该有多好啊！
“将反革命分子谢英富揪出来！”随着这声吆喝，一个兵抓我一支手，我被弄来站在台下后，听到台子上宣布：由城区公社系统的工农兵医院的徐文都上台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滔天罪行。隔了好一会（冷场），才听到徐文都发言。原来他是上台后竟当众在向当时宜宾的当权者作严正声明：稿纸是你们事先写好硬要我上来念的，我是党员，只有组织服从，但不是我对谢英富的揭发控诉，今后概不负责。这可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奇闻吧？！哪有揭发控诉罪犯的人不仅不愤怒，反而当众声明他是被逼上台扮演揭发控诉人的，也许这场闹剧的编撰和导演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负面效果吧？！
徐文都发言后，就宣布对我的“逮捕”。解放军给我带上手铐，押到台子底下坐着。我刚被押进台子底下，外面就开始念“逮捕通告”，即给我编造的“十大罪状”，并发至全川张贴公示。此时，天色突变，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将参加万人大会的人群淋得铺山的跑，我在台子底下差点大哭狂呼“老天有眼啊”！心想，连老天爷都知道我冤枉啊，真是应了“天怒人怨”的老话了。原来听说过《窦娥冤》，老天爷为抱不平发怒，夏日六月竟飞大雪示愤。难道今天能是“巧合”？深秋近冬的天气下雪没什么惊奇，可瓢泼大雨的景象则不多见了，而且，早不落，迟不落，叫把我押下去，进入淋不到雨的台子底下就大雨倾盆，人世间的事就有那么怪，不然为啥这泼大雨把会场冲散后，一会就雨过天晴了呢？过了若干若干年，至今我都没想通“公捕”我时出现的天象（也许冥冥中……）。万人公捕大会“胜利”结束了，在押我进宜宾市看守所的途中，看到满街被雨淋得稀烂的横幅和标语，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天爷也太不给人家的面子了。
一进看守所就见到我的老对头，红色派“政法兵团”的头头王明（对立派的一个头目，看守所所长）。他一见我就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地说：
“谢司令，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啊，可惜在这种地方见面，真是难为你了。”
我深知此人仗势有点文化，做事说话都很刻薄，人到矮檐下了，你能把他怎样？要依我以前的脾气，我肯定会回他一句“龙游浅水”什么的来反唇相讥他的，现在，则只有忍气吞声算了，不搭理他是最好的无声抗议。他见我不理睬他，一下子他的幽默感也没了。
我被关进了“东三仓”。里面先就有七、八个人，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屎尿味，我没理睬原来关的人些，对直就走到最里面的角落，倒头就睡。听到有人发音了：这人（指我）咋个不懂规矩，一进来就跑到里面去睡了，喊他出来挨着甑子（即便桶的俗称）睡。另有两人（可能其中一人是仓头）叫发音那人少屁话，叫其他的人不要惹我，说我是造反派的大头头，原来还管过“群专”，对进闷子（这是黑话，泛指关押人的地方）的人比较讲理，不乱打人的。我仍闭眼憨睡，根本不理睬他们。人就是这样，没被定性前心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加之恶劣环境，再困也睡不着，一旦被定性了，心里反倒平静不少，毕竟知道人家要用什么罪名来整你了，既来之则安之，干脆好好睡一觉再说。
不知睡了多久，正在云里雾里酣睡，突然有人在推我，说叫我出去。我翻身起来，看见牢门大开，任某某（也是红色派的公安人员）横眉恨眼地吼到：“30号出来！”（那时进了监牢的人，不仅失去自由，就连姓氏名谁都失去了，又号码来代替）
一时我还没弄清楚他在喊谁，坐着望着他。他用手指着我吼到：“喊你出来，听不到呀！”
这下我明白了，“30号”就是我，他在喊我出去。于是我穿好鞋，几步就往外跨，突然牢门迎面向我砸来，好在我反应得快，两步避开，不然脸部或脚就要被砸伤或夹住，这可比以前传说中的“杀威棒”还厉害，根本就不把人当人对待，我也没好气地吼到：“做得那么凶干啥子！”
“进出仓门要喊报告你都记不到啊？这是什么地方？不是茶房酒店，你给我弄清楚点，哼，你还那么嚣张，我看你还嚣张得到好久。”他边说边又把门打开，叫我出去。
在看守所办公室对面的一间提讯室里，又遇到一个对头罗由海（也是对立派的）。他一副严酷的面孔怒视着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性别，年龄，民族？”
“谢英富，男，30岁，汉族。”我一一作答，他也逐项在记。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他又问。
“我就是还没搞清楚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逮捕通告上指的那么多罪，你还敢说没搞清楚到底犯了什么罪，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从前那些派头给我坷倒（收拾的意思），你的罪行严重得很，为啥子要开那么大的会来公捕你？你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你只有老实交代，低头认罪，可能还保得住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是专门办你案子的，是受军管会指派来办案的，你要搞清楚。进了看守所，就得好好反省自己的罪行，办案人员来提讯你，就得如实交代，不能像你刚才那种态度，连犯什么罪都说搞不清楚，你确实嚣张（可能任启富把刚才我与他对吼的情况告诉了他），还以为你是司令、常委？老实告诉你，你是罪犯。你不要认为不交代就定不了你的罪，我明确告诉你，你不交代，没有口供我们照样要重判你，我们可以认定，懂不懂？就是不一定要你承认，我们认为有就是有。今天看来你的态度还没端正，先要把你的态度整端正再说。下去好好想想，过了此店无好酒，过了此渡无好舟哟。”（看来他的诗性发了）审讯序幕就此拉开。
回到“仓”里不少人问我挨打没有？我说他们敢吗！（其实他们有什么不敢，好戏还在后面呢）有人给我说，刚才来提我那个叫任干事（其实我连他的名字都早知道）恶得很，千万别惹他，其实他是个监内管伙食的，他来提人要特别注意，谨防手脚被铁门夹伤。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都表现出一种关心我的样子，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说他们的，听不听由我，反正不伤害别人就是了。
第二天就弄我回城区公社系统去批斗，这次押送我的兵动真格的了，用绳子捆得我像五月间的粽子，痛得我钻心透骨，不一会手就肿起很高。事情到了这一步有啥办法呢？只有咬紧牙关硬撑着。至于批判斗争我些什么，一概不知道，随便人家说去好喽。一声“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嚣张气焰！”把我从恍惚中唤醒，啊！原来是在打我的嚣张气焰，看来他们配合得还可以吗。
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宜宾市川剧院开的，由于捆得太紧（前次捆破皮的地方再经绳子一勒，就伤上加伤了），痛得我尿都快流出来了，到了川剧院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向押我的兵哥讲，我的尿憋不住了。有个战士向另一个战士说让我去解手好了。可另那位战士都不准我小便，我硬是憋不住了，再向他们说明，再不让我解手，尿就要流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先同意我解手的战士才带我到厕所门外，将两手交叉处的绳子解开让我去小便。由于手被捆得麻木了，行动很是不方便，差点尿就真的洒在裤子上了。解完小便那个战士又用绳子捆我，另外那个战士嫌他捆得不紧，他就来捆。他真下得了手，绳子在我手上勒了又勒，交叉好后还用肩顶着我两手往上抬（紧绳子），直将我手提到后颈窝下为止，痛得我钻筋透骨极难忍受，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让我钻进去。特别是绳子解开后又捆，血液刚流通又阻断是最难受的，那个痛比死还凶，要不考虑到“不明不白”，我真想一头碰死了事，免得受这些活罪。更可恼的是他边捆边骂“老子看你有多嚣张”。解放后从我当儿童团长起，看到的镇反、肃毒杀人不少，就是对执行死刑的犯人，也没有这么狠心对待的，这肯定又是罗某某造的孽，我和这个军人无冤无仇，他真会那样恨我？天才晓得。
所谓批斗，都是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甚至有人将社会上江湖艺人编唱的“百子歌”拿到批斗会上批斗我。该人是我原公社革委的一个办事员，为表示他与我划清了界限，竟搜肠刮肚，无中生有地编造“百子歌”来批判我，尽管他搞笑了会场，由于“反戈”有功，他竟从一个不学无术之人提升为某单位的领导（不少饱学医务工作者骂此人是靠假文凭当官的）。他编的歌词大意是：头戴瓜皮帽子，身穿绸马褂子，架副墨眼镜子，杵根文明棍子，腰上插支盒子（枪）……惹得全场大笑，连我听了都差点笑出声来。这哪是在揭发批判，明摆着是在折磨我的肉体。凡后，只要审讯我我不承认或顶撞了他们，第二天肯定挨捆出去批斗或游街。而且每次游街我总是被捆来站在第一辆车的车头方，简直成了游街的领衔人物。
“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展，罗由海更加紧了对我的审讯，内容几乎概括了社会谣传的一切，什么盗卖军筏呀，枪杀人命呀，贪污浪费呀，强奸杀胎呀等等等等，“通告”上十大罪状罗织的“罪名”翻来覆去的逼我承认，目的就是要把我造成一个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杀人不眨眼的十恶不赦的魔王，进而需株之的反革命。我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会被某些蛀虫们毁灭掉。
“盗卖军筏”，这本是我在追查的事件，怎么会反扣到我头上了呢？1968年底（或69年初），我城区公社水运队承接了涪陵某军工厂木材的水运业务，即将原木扎成筏子从水道放运，由刘某某负责承运。在运途中由于晚上停航打扑克消闲，刘某某与组员李某某结了怨，当木筏快到涪陵时，被“红贸军”（涪陵一派群众组织）劫持，说木筏由他们接收了（因当地武斗，他们都带有枪来劫持）。工人们找他们讲理，说明我方要将木材运交到厂方返回单位才能结算工资，否则脱不了手。结果“红贸军”打了张收条（盖有大红印），发了点路费叫工人返回宜宾。这些交涉均由刘某某出面办理的，对方有枪有炮，又是武斗非常时期，刘当时也只好同意。回宜后，李某某为报复刘某，就造谣说是刘某某盗卖军筏。我知道后即到水运队调查，为慎重起见，我还亲自找李某某调查了解，包括全组放筏到涪陵的工人。调查证实确系李某某因输了钱（打扑克牌）还遭刘的奚落，为报复编造的“故事”。我只说了李某，私人恩怨不能乱造谣言报复。为此，又得罪了李某。在别有用心人的唆使下，他就到市里到处告状，进而说我是刘某某的后台，袒护了刘某某。此时正值市革委人保组有人要找我的岔，竟以人保组的名义直接插手此事，名义是办“学习班”审查此事，实际就是隔离逼供。当时革委就有人提醒我，这中间有阴谋，有人想加害我。心中没鬼，我很本不怕，有红贸军的收缴证据，事实胜于雄辩，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挖空心思好了。故我根本不理睬，把人些交给人保组审查了事。没想到现在要变成我的罪行，真是岂有此理。
“枪杀人命”，在《蹉跎》章节已详述，这里不再重复。
“强奸杀胎”更为离奇。重庆有一大学女生，因参加“反到底”（重庆最大的一派群众组织），被对立派抓去关时，遭看守强奸怀孕，眼看要毕业分配了，若校方发现不仅不予分配，还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为此，她在重庆引产不成（因那时引产得单位开介绍信证明原由方可引产），到内江医院同样因无证明遭拒。正在她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时，护她同行的妹妹找到重庆反到底的头黄廉求救，老黄了解情况就叫她姐妹俩同他一起到宜宾想办法。因为我与老黄关系很好，听了他的介绍我也同情那个女生，于是我找我下属医院革委设法解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医院革委听我讲明情况后，决定免费为其引产，为某某同学解了大危。哪有我做好事反成罪过之理？咄咄怪事。
“贪污”更为可怕。那时候的人对贪污二字是讳莫如深的，哪怕是贪污几十元都不得了。我在八八团时，曾到市委工人接待站领有六百元钱的活动经费，用来买纸墨笔等文革用品开销，实际开支超出过大，一时没地方报帐，故票据全保存在我家里（因我垫了几百元进去），叫罗干事到我家去取来对质他又不干，这就是贪污罪行？
总之，他们是尽量在搜旮旯角角里对他们有利的东西，置我于死地是他们的宗旨。特别是要借助死刑权力下放到地方（不再经中央部门批准）的有利时机除掉我。后据政法部门内部田某某曾某某等人对我透露，宜宾曾两次向省报批我的死刑，即一九七一年借“一打三反”之势，一九七二年借镇压“五一六”分子之机，皆因省党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解放西藏的名将领、十八军军长）不同意而未遂。
那时的犯人被判死刑事先不得告知，要到判处（执行）那天在会场上宣布才知道确切生死命运。不过事先也有迹象，那就是先被叫出去，捆得最凶、大扎加小扎绊锁喉绳的，甚至打倒在地上捆的，基本都是死刑。故到开公判大会那天，全监狱的气氛特别紧张。有两次公判大会前晚才抓进监的人就议论过：明天要枪毙谢某某了(这是因为全城头天晚上都会嘈动，连我家里听到消息都作好了收尸准备)。
我也深知，他们下那么大的工夫来整我，不外乎是想要我的命（即杀鸡吓猴罢了）。就连罗干事都左一个罪不容诛，右一个想保命都难喔。不是明摆着要把我往死里整吗？特别是自贡市杀王某某的布告在监狱中学习，就是一种开杀戒的讯号。事以至此，怕是怕不了的。古人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抱定了“成仁”思想，虽不说要慷慨激昂那样视死如归，但也不能死得窝曩，所以我常准备了一套干净衣服放在枕边，一旦喊到我赴刑场，我就要穿着整洁、精神而干净地上路。
好不容易捱过了七一、二年的镇压高峰，我算逃过了一劫。可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啊。一天吃过夜饭我在监房内踱步，值勤的武装兵突然叫我到仓口，问我在监房里闹啥子？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我腔都没开在静静走动，怎么说我是在闹呢？但我还是好言回答，我没开腔，更没有闹。武装兵一反常态，大声吼到：
“你还狡辩，明明我亲自听到你在闹，你不敢承认？”
“我真的连一句话都没说，怎么会闹呢？不信你问仓里的其他人”我说。
“我亲耳听到的，要问哪个，你真嚣张，你等着，看我不收拾你才怪”，武装兵边说边向外走（真是欲加之罪喽）。我以为他要去喊公安来体罚我，心想公安来了会有理说得清。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一会儿这个武装兵又跑了进来，把冲锋枪（可能是个班长）往背上一背，用手中提的（一串）钥匙把门打开，恶狠狠地叫我出去。我想我没做错什么事，出去就出去怕什么。走到提讯室外的坝子里，没见到一个公安，只有两个空手的武装兵在坝子里站着。我刚走进坝子不远，背后就是一拳打来，伴随着“老子就不信你有多嚣张”的叫骂声。我仍忍气吞声地说我真的没有闹，连话都没说一句。他又从后踢我一脚后，将冲锋枪取下来拿给站着的一个武装，并叫另一个把绳子拿来，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捆我，我就大声责问他们：
“我犯了什么？你们讲不讲理？你们凭什么捆我？”
“就凭你这个嚣张劲就要捆你，还要好好收拾你一下，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嚣张。”主罚我的那个武装兵说。
真没想到两个武装兵不分青红皂白，边打边扭我手杆，把我五花大绑起来不说，还把我吊在房檐横担上，拖到我脚尖着地的程度，再将他们练武用的石锁（好几十斤重）穿上绳子吊在我脖子上，最后用从我身上脱下来的棉衣蒙到我头上，再用冲锋枪托把打我头部，边打还边骂“看你给老子还敢不敢打人家的脑震荡了。”
开始我还吼叫抗议，与他们论理，后来竟然话都没气力说出来了，这种上拖下拉的刑罚怕是旷古一绝喽，三魂七魄都跑到天堂去了。
天多两天后我醒了转来，只知头昏痛得要爆了样，满脑袋像浆糊、昏昏然然又恶心，全监室没有一人开腔，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可能是仓头（即牢头，每间仓房都由狱方指定有一个）写条子出去报告我醒转来了。看守所头王明，提着一串钥匙，面带让人捉摸不定的特殊微笑，打开监房门叫我出去，我不知所措地昏昏然然跟他走进了办公室。他叫我坐下，然后假猩猩地给我倒了杯水，递给我后坐回藤椅才开腔：
“你是咋个的吗？你谢英富都是顶聪明的人，你咋个要去惹武装啊？那天碰巧我们不在，你何苦吃这种眼前亏呢？我已给狱医说了，拿点跌打损伤的药给你吃。”……
他这一番挖苦带讽刺的拙劣表演，猛然引发了我的深思。王明一定是这场恶毒剧的总导演。其一，我与武装兵无冤无仇（只有对立派政法兵团才视我为死对头），他为什么无缘无故找岔（造岔）来狠毒收拾我，还开口一个嚣张闭口一个嚣张地叫骂，这不摆明了是派性的仇深似海么？！其二，看守所是严禁看守武装拿钥匙提关押之人的，武装兵的钥匙从何而来？其三，看守所是严禁公安善离职守的，必须二十四小时值班监控，何来王明说的“碰巧我们不在”？按规定任何时候都有公安值班，能碰巧吗？其四，即最露骨的武装兵怎么会知道罗由海提讯我时，曾张冠李戴指责我打对立派的“脑震荡”（可能什么叫脑震荡这个武装兵都不知道）？
他们真狠毒，明的判不了我死刑来整死我，就用这种假手武装兵来整死我。要是我命不大死亡了，就连伤形都勘验不出来，他们就可用正常（病）死亡四字结论通知家属，灭了他们心腹之大患。
头至今仍在，那是法西斯专政的罪证，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消除不掉的铁证。难怪一九七四年（大约）周恩来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示：废除一切法西斯专政手段；要把关押的人当人对待。说明了党中央还是能洞察秋毫的。（阎）罗王所造之孽虽然狠毒，但只能说明他们无能，故才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方法整人，也是他们在道义上的灭亡！我在看守所关押长达九年多，看到听到的都不少，但他们对真正的反革命也从未像对我这样残忍，这是为什么？？？至今难解！就此，我也落下了经常头昏痛和晚上做恶梦的后遗症（这种刑罚也可能是“空前绝后”吧？！）
王明管看守所确有一套，尽用那些刑事犯罪人员来监督我们这样的人，而且挖空心思来整治人。一会开展监室挖“妨碍改造的绊脚石”；一会发动监室“找大小鬼”（每间监室都要找出一两个人出来批判），反正要弄得被监押的人心神不安，睡卧不宁他才心满意足。当然，他最终的整治目标始终是我们这号人。“9.13”事件在外面传达都公开了，他还在监狱里大搞追“谣言”大学习，明确追查谁在监内造谣说林副主席叛党、叛国投敌？这是严重扰乱监狱秩序的、最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必须严肃追究。其矛头同样指向我们这号人。
到一九七四年，他们在看守所大搞法西斯专政，不仅给被监管人员的饭菜质量低劣，而且经常克扣。看守所经常养着些猪，杀后好的猪肉全由他们三、四个公安管监员分走了，剩点头和脚爪子及烂心肝五脏，才杂烩来给囚徒们吃，而且有时还要抵“牙祭”。他们美其名曰：猪本是他们凑钱来买的。那么，人工和喂食又从何而来？那时，我们也无法同他们计较这些，我们要的是人之待遇，要的是看病就医、废除体罚、学习政治等权利。当时看守所有病很难找医生看，大不了给点小伤风感冒的贱品药了事。报纸是想给就给，而且是过期的，凡有重大时事的报纸就休想看到。查仓更是霸道，毛主席语录、诗词乃至毛选，均属没收之列，整个监舍被造（抄）得乱七八糟，比鸡窝不如，他们的皮鞋可在被盖上乱踏一气，加之环境恶劣等等，在周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出要把犯了罪的人当人看待，严禁采用法西斯手段虐待犯了罪的人之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宜宾的所谓“闹监”。
开始是由罗太安等人要求看病就医，将文革人员与刑事犯罪的分别关押，实际是反对用刑事罪犯监督我们（我是一直被监督的重点，甚至王明专门培训伪县太爷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反对体罚等非人道待遇。看守所老工人王某某（厨工，三八式的革命者，新四军转业）人尊称为王伯伯，是专门给我们送饭送水的。由于他在社会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很多，也对看守所一些做法不满，于是他常去买些报刊杂志，趁中午休息拿到监内训话室大声朗读给我们听，使与世隔绝多年的我们这些人，了解了党的新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和时事政治，加之个别武装兵看报学习和听辩论，了解了党内路线斗争和宜宾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也将一些带政策性的或时事政治的报刊摔进我们监舍来给我看和学习。这时王明早已溜之大吉，让周会祥所长来收拾这个摊子。周是个比较本分，只知执行职责，不懂整人害人的老实公安员。其实，所谓“闹监”我们也从未乱闹，大部分问题都是有理有节地向看守所、公安局反映。后周所长将我们十多人集中到两个监室，允许学习书报和家属送来食品药物及唱革命歌曲，就是不让到医院检查治病。主要是怕我们与外界接触，据说那时外面的战友与当权者斗争非常激烈，主要是为我们长期羁押得不到公正解决的问题，要求当局严格执行党的英明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于是，罗太安和一些人商量用绝食来力争。可能出于尊重或原职务关系，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病重（近四年的残酷斗争整得我死去活来，非人待遇将我关pa了的），认为只要不影响监所正常秩序，要求合理（因为大部分人都被关了多年，肯定病痛不少、不轻，不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后患无穷），大家都认为有必要，我随大流好了。
所方为稳定我们的情绪，特意弄很多肉出来（不是对全监，只是对我们），大家就是不吃。后来公安局任逢畅局长出面，说我们要求正当、合理。人们才恢复进食。白天放我们到外面大坝子学习或适量劳动，爬房检漏，帮武装中队整墙添瓦，定时看病或会见家属。这个结果与外面的“战友”同张敏、冯振武、张玉清等地市书记的谈判有一定的关系。但看守所仍在正常运作，秩序井然（提审犯人照样在进行，从未受我们的干扰）。久押不决，本身就不合法不合理。我爱人曾找到地委冯书记反映我的问题，他当众公开表态：我了解谢英富，就凭那个“逮捕通告”就该给他平反。
由于地市委的介入，宜宾市由公安局卢德铭局长担任组长，再由宜宾两派干警参加成立复查组，全面调查因文革问题关押的人员，并陆续放人。我的问题经过认真仔细复查，到毛主席治丧期间，才由公安局领导深夜到看守所释放我，当时对我讲我的问题已查清，没事了，因为操办毛主席丧事太忙，来不及办正式通知，让我先回家养病，等候正式通知平反。
因被长时间羁押，身体极度虚弱，回家中后就卧床不起，医生到家里来看病，我自己是四门不出并谢绝来访，算是静养了个把月。可能是我劫数未尽，打倒所谓“四人帮”，又由公安局秦秀中局长带队，半夜三更来家将我从床上又抓进了看守所关押（既不说理由，也不出示任何手续）。
这一关又是三年多（合计九年多了）。奇怪的是我的罪名在九年多的时间里，随着政治气候在变化，开初是“反革命”变成“五一六分子”，又变成“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再变成“四人帮爪牙”。到一九七九年底，所谓涉嫌“四人帮”的人都判完了，眼看新刑法要实施了，罗由海跑到看守所过问了我一下，就急急忙忙以“打砸抢”罪名内判我有期徒刑十五年。罗称他是代表宜宾市法院宣读判决书的。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个判决三不像：新刑法要一九八0年才实施，按新刑法就得公开开庭审理，庭辩质证，何以能内判？为何罪名竟是新刑法新增罪项？当时不懂什么叫法律溯及力规定，只晓得原来打虎无罪，总不能等十年后保护野生动物法颁布了才将以前打虎的人弄来判罪的道理。更主要的是定罪事实莫须有。所谓的三条人命（前面“蹉跎”章节已详叙述，此不重复），仅就判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冤。什么“下令张志荣看守，致田明贵被张枪杀”，叫看守与叫枪杀有天渊之别，况且田根本不是被张杀死的；什么“下令孔庆银非法抓捕……付万全……致使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纯属欲加之罪。事发时我远在几百公里远的成都出差，从何下令？既然判决词都载明了“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那罪责也在他人而不该罪我；什么“指使钱某某刑讯逼供宜宾市小五金厂董永昌……活活将董逼死”，完全是不实之词。钱某某（实际叫钱兴华，公社革委委员，不管“清阶”事）根本就没审讯过董永昌，何来受我指使？如此等等，通篇判词都在玩文字游戏，何来事实依据？
我是无罪之人，只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了个造反派头头，这是党的路线斗争使然，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大的冤屈和摧残？我当然不服，我要据理上诉。
可是，那个年代，哪里有真理？谁还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那两大阶级大搏斗的阴影笼罩之年代，有权就是真理。个月左右，罗由海摇身一变又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代表，宣布“维持原判”。看守所立即将我解送劳改队。
喊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冤枉呀！青天何在？哪有申冤之门！！！
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摘录
尤太忠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有“大联委”，由执行“群众专政”的“工人纠察队”十个连队，驻守在全市的四面八方，这十个连队统一由“工纠总部”指挥，（以后改名“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由军方代表担任，“付指挥”由”九.二”的李鼎铭担任，“工纠队”在革委会建立之后，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自欺欺人]，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革委会”“专政群众”的工具，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打手，是一座人间魔窟。
市革会建立之后，曾一度担任“总指挥”“红总”实力派头头[群众称]的陆渭文，在“红总”内部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准备回到自己的原来单位去做一名普通工人。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江苏省革会的负责人向下传出了“要一派打掉一派”的指示，（根据张宁回忆录记述）无锡开始行动了。
为清洗主力军观点的造反派，首先以查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为由，重新由工纠队把原”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卜岩，江汛，周炳荣，殷虎，王明华，苏锦坤，胡阿二等，以至于后来连支持主力军观点的革命干部何泄也统统被抓了起来.并同时，集中几个单位的“九、二”突然袭击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将这个厂的主力军群众赶出厂门，有些单位的主力军实力比较强大，组织反抗，“工人纠察队”马上出面，抓主力军的人，“九、二”方面如此横行霸道，市革委会如此纵容，又激怒了将退未退的陆渭文等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陆渭文，匡建忠（市革会委员）杨锡昌（市革会委员）周志鹏（市革会委员）等人一起商议，鉴于目前的情况，各基层单位的主力军群众纷纷前来“红总”诉苦，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于是召开了“5.8”，“5.9”二次会议。
主力军七兵团下属有一个渔业大队，又一批捕鱼的小船，于是有七兵团头头金浩良去借了一条小渔船，“5.8”会议就在小船上召开，称之谓“小船会议”。
一九六八年5月8日夜，静悄悄，在荒野的郊区小河里，停靠的小渔船上，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5月9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愿“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
但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却已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其中两人腿骨受伤。
根据情况在市内已无法活动的现状，于是在5月10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再次召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对这位从感情上没有多大抵触的全市“父母官”，军队首长的通知，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陆渭文，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断然拒绝参加这个名正言顺的“学习班”，陆的决定可能是起到了干扰革委会建立后需要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是出于市革会对主力军再一次镇压的本能反抗，对“通知”产生了“反弹”。这次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又被硕放当地的民兵查问而未讨论任何内容。种种现实，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权力”已被法定，陆渭文等人企求组织力量反抗，已经是件不现实的举动，“学习班”不参加，何去何从，唯一的一条路，离开无锡。去南京？等于羊入虎口。北京上访？去告革委会的状，此路不通，最后会被送回无锡。陆渭文想到了徐州。徐州是江苏的地盘，但是有济南军区“支左”，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徐州是“踢派”掌权，陆渭文作出了逃往徐州的打算，于是陆渭文就与匡建中等人分手，对匡建中等说明，自己在未去徐州之前，先去常州，苏州等地，向他们通报一下无锡的情况，然后再到上海与匡建中，周志鹏碰头。陆、匡在5月10日硕放分手，各奔东西。
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陆渭文先去常州，与梁炳生见面，通报了无锡情况及自己的打算，再去苏州与苏州踢派头头见面，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开除金坤泉公告.然后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在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正好有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陆、匡俩人听完小陶带来的口信，也十分相信，陆渭文心中明白，此去无锡凶多吉少，但为了与基层头头见面，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大不了牺牲自己，于是答应来人与小匡两人即刻动身。陆渭文今天身穿黑色军便装，将风衣扣，扣好和匡建中等人离开周家，准备乘火车赶回无锡，三人走出周家在弄塘口的小便处“方便”一下，走上十几步路，“302”公交车正好开走，在公交车车站上不过等了三、四分钟，乘上302公交车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售票处排队，还有二、三人时，售票的窗口小门关闭，时间到，停止售票，三人买不到车票，就往火车挤，准备在火车上补票，谁知今天的列车员特别认真，不允许车上补票，硬将陆、匡等人从车厢里推将下来，陆、匡等人出于无奈，只得下车，就在车站上就餐，准备下午乘上还开往南京的快车回锡，估计时间虽赶不上开会，但到锡后，会议还不会结束，陆渭文等人在车站午餐后等车时，抓紧写好二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中。下午1点多钟三人乘火车赶奔无锡，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今天下午的会议由金坤泉主持，无锡市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尤太忠上台宣布陆等四人为反革命，这时混进会场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将原先暗藏着的“工纠”袖套套上左臂，在会场的四周围架设好机枪，这是恐怕会场发生骚乱的弹压措施，布置得十分周密，当陆渭文听完了顾×的介绍之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匡建中自持自己是学生，又是市革委会委员当然不怕，匡走了一段路，回身追上陆渭文，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古人有诗云，”一朝脱得金勾去，摇头摆尾再不来”。
强权政治，将主力军中的维护正义死硬派逼出无锡，一烙铁将无锡烫平。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这还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在陆渭文三个字上用红色打上×××。
更为可悲的事，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这样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他们的文革口号也增加了，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陆家乡常熟市的每个角落，真个苏南地区……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柳英发：《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年11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年2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年1月15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月20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年12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67年的“12.5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年12有4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1966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22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22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22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22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12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年10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藉，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1966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1967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1966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22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2中的符军在1967年5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22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1974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1972年11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事件”，腰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1982年初，中央下发9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1987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有的地区把有政治立场思想错误的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后经查实：‘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组织，幕后并非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扬子江评论》也不是由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平反。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现后上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湖南对“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并被判处徒刑。
一九五七年，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整风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他奉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划为右派。他跑回杭州家里。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在茶淀清河农场就业，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诉黄他准备逃跑，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文选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后被引渡回国。”
一九七0年在打击现行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沈元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欲申请政治避难，马里使馆把他交给了中国政府。被北京市政法机关定为：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0年在打击现行反革命运动中判处死刑。
有的人因为攻击“伟大领袖”、攻击党的接班人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
有的人因为“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
据一九七六年以后报刊公布的材料：
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３７页。）
一九七○年，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３３０页。）
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６４９至６５０页。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
简短结论
一九七0年中央关于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战略布署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七0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明确指出：
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为害很大。
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二、一些地区在执行中央指示的过程中，由于“左”的或右的干扰，使打击反革命活动，出现了扩大化以及违法乱纪现象，造成了重大损失。
三、中央的个别领导人以及有关的领导部门难辞其咎。有关的县以上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更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2009年6月1日初稿
2011年12月27日修改
2013年10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