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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者按：四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当年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的那些无产阶级斗士们毛主席、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于会泳、谢富治、康生等等无名者们渐渐远去了。无论支持文革，或者反对文革，文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段历史篇章。后人们不苛求先辈们的历史局限性，而是继承、捍卫、发展先辈们成功正确的一面，总结先辈们失败错误的一面。历史就是这样的，曲折地不断地向前发展着。文章中可以使后人更加清晰地认清楚现在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前世今生。


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四十八周年，特发《文革中的三分错误是怎样造成的》以做纪念。

作者：杨道远 2014年5月16日

作者杨道远是当年湖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领袖之一，湖北省革委会付主任，经历了文革全过程和武汉7.20事件……。
七六年反革命军事政变后，被捕入狱判刑，出獄后著有文革真相的书藉，其中有文革中武汉7.20事件真相的介绍等篇章回忆。

文革中的三分错误是怎样造成的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其错误之表现是武斗，打倒一切。武斗，打倒一切是谁干的呢？前段时间刮了一阵道歉风，揭露出一些事实真相，是文革反对派蓄意破坏文革制造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弄清楚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湖北省委就给武汉大、中学校，各大厂矿派了工作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路线遭到痛批，但是，文革反对派不甘心失败，在工作组被迫撤离时，组织了他们的队伍，这就是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专兵）和中学红卫兵（三字兵），厂矿企业成立了职工联合会，工作组形式上撤走了，实际通过操控他们建立的这些组织操控运动。
武汉的第一次武斗就是职工联合会搞的。1967年1月19日夜晚，职工联合会出动大批车辆、人员，包围红楼，砸了设在红楼里的五个造反派组织（工总、二司、大学红教工、中学红教工、红工兵）的总部，毁坏桌椅板橙，抢走印章、电话、及一切办公用品、交通工具和被服，打伤、抓走造反派总部工作人员，制造了武汉市文化大革命中的笫一次武斗事件。职工联合会由于执行资反路线，丧失民心，支撑不久就垮台了。文化革命高歌猛进，文革反对派心急如焚，指挥人武部抓民兵，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组成新的御用队伍，定名红武兵。红武兵队伍远沒有造反派队伍大，不足以消灭造反派。走资派就以红武兵为骨干，网落一切能网落的人员和组织，组成“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提出口号：“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设立据点，训練武斗队伍，制定踏平计划。1967年6、7月份他们到处进行踏平行动，屠杀、血洗造反派，犯下了累累罪行，欠下了累累血债！更为猖狂的是他们丧心病狂，发动了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的“7.20”暴乱！走资派反文革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请参阅《奉献》、《六渡桥的黄昏》）
全国各地的武斗、镇压，血洗、屠杀，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以镇压阶级敌人，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实施的；实施镇压的，搞大屠杀的一方都是“人武部”组织操控的。武斗的性质、责任都是非常清楚的。
为着让大家明白，下面我发几个附件。

附件一：《为道歉者叫好》

为道歉者叫好

最近一个时期，媒体刮起了道歉风，沸沸扬扬，热闹得很。我也想凑凑热闹，为道歉者叫声好。
为能表达本意，先来回顾一段历史。1965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揭榜，由他们组织领导这项工作。1966年6月，中央广播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热烈响应，大字报遮天盖地。刘、邓害怕火燒到自己头上，派出工作组掌控运动，鼓动干部子弟，高举着“红五类”的旗子，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抡着血统论的大棒，大打出手，揪黑帮、抓右派、打反革命，整“黑五类”，横扫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历史反革命，统统横扫！以破四旧为名，砸牌子、改名字、毁字号，剃光头、剪裤脚，抄家、打砸抢烧，大搞白色恐怖，文革初期的50多天里，北京大中学校师生被打成右派的10211人，打成反革命的2591人，他们拉着被他们打成“黑帮”分子的人游街示众，赶黑五类出城，对四类分子扫地出门，要其“滚回乡下去”；勒令民主党派解散，陈小魯说这“勒令”就是他写的，他们占领了“九三学社”总部办公地，“西纠”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陈小魯特别为逼死校长、书记道歉；宋彬彬、刘进（工作组搞的师生代表会主席）为打死卞校长道歉；“联动”分子王冀予在接受凤凰台记者陈晓楠釆访时对他打死人表示道歉；道歉的名人还有：济南的刘伯勤、河北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宋彬彬说：“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我们都成了保守派”（宋彬彬在王任重的指挥下，窜到湖北武汉，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湖北省委推行资反路线，镇压造反学生，大抓“一小撮”，是铁杆的保皇派）；陈小魯说：“工作组进校后要我给老师们开会作报告，我在会上说：从前说有个“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陈小魯说自己是八中文革委员会主任，他自称是“学生领袖”，他到六中、四中串联成立西城红卫兵纠察队，“与他们一拍即合”（秦晓在《走出乌托帮一一秦晓口述》中承认他“在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西城纠察队”）；揪打老舍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就属于“西纠”。在《联动覆灭记》中这样记述……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恃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椐批斗老舍的主力军一一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她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颁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浩然在《我的人生一一浩然口述自传》中回忆，“1966年8月23日，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的盖子，……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侯文正在讲活，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那些“纠们”常使用皮带，用军用铜头皮带打人）。1966年8月25日，老舍投湖自尽；当时清华大学的文革委员会主任是贺鹏飞，他也是工作组弄出来的，他们把清华的校长、付校长都打成了黑帮，把全校500多名干部的百分之七十打入“黑帮劳改队”。贺鹏飞、刘涛能夠组织十二校联军，是何种力量在支持？宋彬彬、刘进都说在有人殴打卞仲耘时，她们曾制止过，但到底凶手是谁？真凶为何不道歉！卞仲耘的女儿说：殴打时第一个冲进来的是邓榕，女中学生王友勤回顾说，“打人者之一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她也是学校红卫兵的負责人之一”，宋彬彬、刘进说“我们把卞校长送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邓榕要求医务人员出具“卞心赃病死亡”证明（用心何其毒也！）遭医院拒绝”；林荠写《目击並身历其境者言》证明：“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清华大学当时正在抓反革命，万人大会斗争蒯大富，正是工作组指挥贺鹏飞他们干的，这里的工作组是王光美直接指挥的；……这一切一切的乱象后边都有一条黑线，所有这些黑线都通向一个地方，毛主席明察秋毫，炮打司令部，全国革命人民异常振奋，集中火力对准走资派，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受压的少数派在与资反路践的斗争中，翻过身来成了造反派，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並逐步壮大，一度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导力量，但这是在1966年10月以后的形势，在这以前造反派是受打压的弱势群体，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都不是造反派造成的，有人把这笔账加到造反派头上，是别有用心的。
文化革命中及文化革命后的这几十年，清算文革的人，都有意无意（说他无意是指不了解历史的人）的都把这笔账算到造反派头上，陈小魯、宋彬彬们的道歉，揭露了事实真相，他们为什么道歉？他们说那些事是他们干的，他们觉悟了，感到愧疚，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他们的这个举动，事实上掀掉了别有用心的人扣在造反派红卫兵头上的一个屎盆子（这可能不是陈小魯们的本意），为造反派洗了污！所以，我要为陈小魯们的道歉行动叫好。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着反修防修，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是要解决党内问题，路线问题，所以，中央文件上明文写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揭露我们党的阴暗面，这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资派们，特别是党内那些高级走资派们，心知肚明，为保自己，转移斗争大方向，拼命把水搅浑，为着阻止、破坏社会主义革命，顽固坚持他们的民主革命立场，按照民主主革命时期的老标准确定敌我，斗地主、富农，抓右派、打反革命，横扫牛鬼蛇神，把矛头对准群众，打击一大遍，保护他们一小撮，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小魯、宋彬彬、王冀予、贺鹏飞他们所犯罪恶，正是执行刘、邓路线的结果。资反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着干的，是一条反文革的路线。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就是推行这条路线的。陈小魯、秦晓、王冀予、宋彬彬、刘进、邓榕、刘亭亭、贺鹏飞、刘涛……他们都是推行这条路线的急先锋，马前卒，他们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反文革的，是破坏文革进程的，他们所犯错误或罪行，都不是搞文化革命犯下的，而是在他们进行反文革的活动中犯下的，他们的行为同毛主席的文革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陈小魯等人不能以文革名义道歉，他们自称造反派，他们只能以“反文革的造反派”名义道歉。他们不但应该向受害人道歉，他们更应该向文革道歉，为他们破坏文革道歉！

这里还是要回顾一点文革史。文革一开始，那些有内部消息的人，教唆其子女抢先造反，成立组织，就是最早出现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组织往往被高干子弟所把持，执行资反路线，他们的斗争矛头始终是对准广大低层群众的，他们的組织名称就三个字“红卫兵”，所以又被称为“三字兵”，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组织，一般都成为“保守派”、“保皇派”、“保爹派”；而在相对后边出現的红卫兵，都是资反路线打压下造反出来的，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资反路线、批斗走资派，就是他们的主要作为。造反派红卫兵的名称都不只是三个字，而都有特别的名称，比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等等。两种紅卫兵执行的路线不同，任务不同，所干的事各不相同，其命运也完全不同。保守派红卫兵运动初期是宠儿，横行霸道，肆行无忌，运动中后期改头换面钻进要害部门，76年以后粉墨登场，或为权贵、或为富豪，总之，都入了社会上流；造反派红卫兵运动初期受打压，运动中后期不断遭整肃，特别是76年以后被批、被斗，被关、被判，坐牢、杀头，造反派被纳入“另册”，连基本的公民权都没有。讲红卫兵就要讲清楚，两种红卫兵不能混为一谈。《环球时报》有个记者叫什么单仁平的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要红卫兵都出来道歉，我不知道单记者是无知还是故意混淆黑白？看看走资派们三十多年的疯狂表现，造反派红卫兵当年批斗他们难道不应该吗？！那些走资派们正是侵吞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崇洋媚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坏蛋，当初批斗了他们，还要向他们道歉吗！不但不能道歉，还应该继续揭露他们，打倒他们。走资派们的行为证明当年整走资派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单仁平之流要想做个像样的记者，就要好好学习，先学会做人，再学说话、写文章。
两种红卫兵的命运为何差別那么大？原来当初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和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本就是同一伙人。文革初期他们都是党内的当权派，是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伙人，炮打司令部时他们都被批过、斗过、打倒过，毛主席离世以后，他们发动政变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利用他们篡到手的权力，迫不及待的做了个反文革的“决议”，把文革说的一无是处，而他们列举的罪行事实，却正是他们当初为破坏文革、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们移花接木，颠倒黑白，喊捉贼，嫁祸于人，把他们为把文革引入歧途所干的勾当，栽脏到文革头上，拿他们自已的罪恶反过来做为给文革定罪的依据；当初为着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成立“516”组织，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身边的人，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败露后一度蜇伏起来，到了整肃造反派的时候，他们故意陷害造反派，把全国的文革派都诬为“516”，制造出旷古大冤案，“516”本是他们用来反文革派的，最后反过来文革派被打成了“516”，成了他们给文革派定罪的“依据”，正如有个大画家所画的那幅名画《黄鼠狼审判偷鸡案》（这位大画家因作此画遭冷遇）。弄清了这段历史，一切困惑都解决了。
这里附带说一句，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的一些人，文革中受了点苦，难道是谁整了你、打了你，你不清楚？当初你们挨整时造反派们也同样在挨整，你们被打成黑帮与造反派没什么干系，有不少还是造反派给解放出来的。可是这些人也不分青红皂白跟着别人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造反派被整肃时落井下石，在造反派背上又踏上一脚，武汉军区的一个作家叫白桦，文革中红卫兵保护了他，整造反派时他写文章大骂红卫兵，一副墻头草嘴脸。是时候了，要凭着良心，该把真相说清楚了。人家都道歉了，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我的这篇文字写好后要不要发表，我犹豫了，我怕因为我的喝彩，道歉风被挡回去了，因为策划道歉风原本是抹黑文化大革命的，不曾想说出了隐瞒已久的真相，反而为文革洗了污，从而暴露了反文革派的丑恶嘴臉，真是偷鸡不成，反蝕一把米，这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策划者肯定是要刹车了，从此道歉风怕是刮不起来了，如果道歉风继续刮下去，青海枪杀青年学生案、北京大兴县打死人案、湖南道县屠杀贫下中农案、武汉的多起血案、福建泉州屠杀共产党人案……都道歉了，凶手都自首了，文革中的是非就都搞清楚了，反文革的戏可怎么唱下去呢！还是收场的好。道歉风果真不刮了，这对搞清文革真相是个损失，不是很可惜吗！这正是我发此文所顾虑的。
走资派那么仇恨文革是因为他们害怕文革，因为文革是走资派的克星，有文革他们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他们就活不下去，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丑化文革，拼其老命阻止文革的再次发生；可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是不会依走资派的意愿为转移的，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要为全人类实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是不会罢休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必须採用的手段，换句话说，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要想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必定发生，必然发生，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现在只要实現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3页）。在这里我可以明白的告诉走资派们：不管你们多么反对、多么害怕，文化大革命隨时隨地都会发生，你们是躲不过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移民，最好移到外星球上去，去的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快做打算吧！
杨道远.2014年2月2日.


附件二：
1、青海枪杀青年、学生案..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付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西宁市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打死打伤340多人，逮捕一万余人。
此案，中央当时就已查证落实，並作了处理（把赵永夫撤职、关押审查）；但76年以后，当年支持赵永夫的人翻了案，並为赴永夫平了反。

2、武汉屠杀造反派血案.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于1967年2月18日在军委某领导的支持下以军区名义发表声明，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又发“三.二一公告”逮捕革命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各级头头500余人，並指示人武部门于1967年5月16日以民兵组织为骨干组成“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唯一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集训队伍，攻打、血洗造反派，尤以1967年“6.17”“6.24”“7.15”三大血案更为重大，打死、打伤几百人。在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以后，他们不接受中央意見，他们蒙蔽群众、激化矛盾，造中央的反，造毛主席的反（当时毛主席亲临武汉），扣押中央代表，策动大量人马上街，围攻中央领导驻地，围攻、踏平造反派组织，发动了震惊世界的“7.20”暴乱事件；
76年以后，当年支持搞暴乱反对中央的人，策划为“7.20”平了反。（参阅《东湖风云录》和《六渡桥的黄昏》）

3.湖南道县杀人案
湖南道县当时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是受新老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组织；另一个组织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又称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是造资反路线反、造走资派反的群众造反派组织，他们同湖南湘江风雷是一个大派。1967年春夏革联在道县夺了权，控制了道县县城；红联在道县城站不住脚，转移到乡下，搞农村包围城市，为着组织队伍控制农村，在乡里大搞镇反运动，在道县清塘区成立“红联营口前线总指挥部”，
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任总指挥；
梅花区武装部长钟长友任政委；
上关区武装部长刘厚善任付总指挥；
桥头区武装部长廖明忠任副总指挥；
仙子脚区武装部长王先志任副政委；
县委干部贺霞任副政委；
县公安局干部黄涛任参谋长.。
他们设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他们乱杀无辜，被杀对象都是因参加文化革命运动，最重要的罪证就是与“湘江凤雷有联系”，地主富农及子女参加文化革命就说是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暴动，贫下中农参加造反组织就是叛徒，先把你打成牛鬼蛇神，再把你当阶级敌人镇压，道县名义上是杀地富反坏右，实际也杀了不少贫下中农，都是先把你打成叛徒再杀的。道县杀人案实质是“红联”杀“革联”，就是保守派杀造反派，是当权派杀群众，是走资派杀文革中敢造反的群众。有个调查材料写着：何定文从道县城回到家，被说成是“从革联窝里跑回来搞串连的，定“通匪罪”，父子两人被杀。
中央、湖南省、零陵地区组织了“处遗工作组”，于1984年至1986年历时两年，赴道县工作，查清了事件来龙去脉，作了处置。道县杀害几千人，四类分子及子女居多，还有很多贫下中农。所有被杀的人都被定成阶级敌人，就是镇压牛、鬼、蛇、神。就是镇压文革造反派。（参阅谭合成的《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4、广西屠杀案.
1967年8月中、下旬，广西一派组织“联指”包围、攻打群众造反派组织“四.二二”，屠杀地富及“四.二二”。杀害几百人。
广西各地“四.二二”“反屠杀控告团”200余人到广西军区靜坐，要求制止武斗；要求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围攻；要求解除民兵“联指”武装……
1967年12月24日广西自治区革委会（筹）、广西省军区联合发出
《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制止杀人。……
广西屠杀案才得终止！

5、北京大兴县大屠杀.
1967年6月刘、邓派工作组领导运动开始，为着转移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他们宣扬血统论，鼓动“红五类”打压“黑五类”。从1967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打死“黑帮分子”卞仲耘开始，红色贵族西纠、“联动”们制造了所谓的“8月红色恐怖”（应为白色恐怖），其间北京发生栏杆市事件（一资本家刀砍抄家的红卫兵），老红卫兵就认为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要翻天，必须镇压，在他们召开的大会上西城纠察队宣布“以血偿血，以命抵命”，他们穿着褪了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于是乎，在北京及其周围大开杀戒，镇压“黑五类”，打死打伤几千人。北京大兴县8月31日一个晚上杀死“黑五类”300多人。中央得到消息，9月1日派北京市委祕书长马力向全县广播讲话，市、县派出工作组，做工作制止杀人，中央文革並下令取缔“联动”这个反动组织，当时就抓捕了一些凶手，还有一些策划、组织者和凶手尚未能法办。公安部、北京公安局都参与了调查，掌握了真实情况……但是，不仅未能惩办凶手，反过来这些知情干警被人杀掉灭了口！
这事是谁干的呢？当年清查“三种人”的时候，有人检举揭发过他们，要求清查这帮人。西纠总指挥孔丹害怕未日来临，遂给陈云写信，陈云加了按语经邓小平、胡跃邦、赵紫阳、李先念共同批示：不许查他们！说他们不属于三种人，还要提拔他们进第三梯队……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大兴县屠杀案至今还沒有水落石出的真正原因。
以上所列事件，都是清算文革时被确定为文革的典型罪状，然而，这些事件有哪一件不是文革反对派镇压文革、鎮压文革造反派犯下的？！毛主席说文革有三分错误，大家看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到底是谁搞的，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参阅《西纠覆灭记》）

附件三：.孔丹给陈云的信及陈等的指示..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二月二十八日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问，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极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报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