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政權失控 “邪教”氾濫成災 [复制链接]

附
张角：革命种子

        在我国古代，农民与地主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冲突，如果从经济斗争的角度看，这叫租佃冲突。从占地，年限，租率分成，歉收时的处置办法，地主家族内部的继承，以及由此而造成需要政府司法予以介入的种种明争暗斗。这些冲突此起彼伏。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历史的话，历史上成规模的阶级斗争的起因，往往并不是这类冲突。由于考虑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绳索之一“夫权”，所以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在举例时，将尽可能多地举一些我国古代阶级斗争的女性角色来佐证我们的观点。

        西汉末年王莽搞修正主义，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改革，结果导致民怨沸腾。山东日照有个单身母亲吕母，和儿子相依为命。儿子长大也很争气在公安局里做事。县长派她儿子去缉拿那些不交税的老百姓，她儿子抗命，结果被县长杀死。吕母的家境是不错的，为了复仇，就把家产拿出来，开酒馆，买刀剑，救济贫苦百姓。有些青年来买酒，手头没钱，吕母便经常赊给他们，如果有困难，吕母就借衣服、粮食给他们。

        没有几年吕母的家产用尽了。受惠的贫苦百姓，凑起钱财衣物要偿还吕母。吕母不收，哭诉说：“多次救助你们，并非为了求利发财。只为县长不公道，枉杀我儿性命。我想报仇雪恨！诸位壮士，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吗？”本来就被修正主义残暴统治所激怒的农民一致答应，坚决跟官府拼个死活，为她的儿子报仇雪恨。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吕母很快拉起一支起义队伍，神出鬼没地打击官兵，抗捐抗税。敌人来了，他们就避入海岛，敌人走了，他们就四处招兵，扩大实力。吕母的队伍后来成为赤眉革命军的一支劲旅。

        吕母例子是个很明显的政治斗争的例子。其矛头主要是对准了官府，而并非出自租佃关系。同时期在山东德州还有个奇女子迟昭平，赌艺精湛，很有群众基础，也拉了一支队伍，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开仓赈粮，声威大震。

        唐高宗时期（653年），浙东一带遭遇了洪灾，官府不开仓赈粮，反而加重赋税，陈硕贞打开了一家地主的粮仓救济百姓。地主当然不满意私有财产被侵犯，告到官府，而官府为了严肃法治，当然就把陈硕贞抓了起来，严加拷打。老百姓夜里劫狱把陈硕贞救了出来，大家一起逃到了覆船山，此山乃是三县交界之处。在山上养伤期间，陈硕贞把道教改造为革命信仰，一传十，十传百，队伍越拉越大，最后宣布起义。陈硕贞称“文佳皇帝”，她比武则天早当皇帝，所以她才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

        有些人声称我国农民起义有皇权思想，所以任意贬低我国古代的人民革命。我们认为农民起义的称帝和封建王朝的称帝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的。我们恰恰认为“称帝”才是革命彻底的表现，因为这体现了我们古代农民起义很早就具备了“人民专政”的思想萌芽。由于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以就不加以展开了。

        金朝末年，蒙古兵攻势甚猛，金军招架不住，被迫迁都，由于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被统治阶级也不能忍受被统治，各路豪杰纷纷举起反抗义旗。山东人李全本是农家子弟做点小生意，但是因为社会治安太差，做生意血本无归。李全的母亲和大哥都被杀害，为了复仇，他和二哥开始了武装反抗，加入了杨安儿的红袄军。后来杨安儿牺牲，李全和杨的妹妹杨妙真结为夫妻。这个杨妙真武艺超群，善使梨花枪，连几百年后的戚继光都对她佩服得不得了。她和李全的武装后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李全、杨妙真起义说明了好几个问题：经济只是一个很小的诱因，还有各种国仇家恨都可以成为革命的种子，归根到底是一种政治斗争。同时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百试不爽的真理。

        朱元璋靠明教夺取了天下，但这个人不许他人革命，他上台后马上禁绝了各种民间的宗教。待到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朱棣要从自己侄子手里夺权，发动靖难之役，山东成了主要战场。朱棣要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大修宫殿。为了供养官员及军队，又组织南粮北调，修浚运河，大量征调民夫，山东人民首当其冲，加之连续发生水旱灾害。 “徭役不休，征敛不息”，广大人民陷入绝境。唐赛儿的父亲被抓，送去服劳役，她和丈夫林三冲进官府讨粮，林三被杀害。她父亲悲愤而死，母亲也重病身亡。她忍无可忍，率众起义。

        山东青州，滨州人民到现在还纪念唐赛儿，她用白莲教来组织人民，人民称她为“佛母”。她的起义一度声势很大，即便后来暂时挫折，官府也始终没有捉到她，我们相信她隐匿在民间，是人民保护了她。这个例子还说明统治阶级的内斗，会加剧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利于革命之爆发。

        白莲教散布的革命种子代代相传，唐赛儿之后三百多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又出了女英雄王聪儿。由于土地流转，农民无法谋生，她早年和母亲颠沛流离，走南闯北，舞枪弄棒靠表演杂技谋生。后来加入了白莲教的一个地方支部。大贪官和珅当道，底下个个都是贪官污吏。白莲教的声势惊动了乾隆。乾隆要求查办“教众”，底下的贪官突然发觉这是个敛财机会，于是就在湖北一带挨家挨户查，不管是不是“教众”，不给钱就抓，给钱就没事儿。入教的，没入教的都被搞得家破人亡。于是白莲教索性就用“官逼民反”作为口号来发动群众。王聪儿的丈夫是白莲教地方支部的领导人，起义前夕和其他一百多个同志被捕杀害。王聪儿就被推举为首领。1796年起义爆发，四川与湖北的革命军加起来有十五万人左右。

        王聪儿的例子说明，像白莲教这样的革命信仰，并不会因为朱元璋这样的人搞点修正，乃至于官方的强力弹压而遭到禁绝。当朱元璋还是一个革命者的时候，他的革命军是有活力的，是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而一旦他把屠刀对准人民，或者让儒家做些合法性论证，甚至于把明教“供”起来（指“明”可以是国号，但以后不准人民信仰明教），这点伎俩在人民面前完全无用。明教没有了，还可以有白莲教；白莲教没有了，还可以有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没有了，还可以有同盟会；同盟会没有了，还可以有共产党；共产党没有了，还可以有……从唐赛儿到王聪儿，白莲教从来没有禁绝过，明朝都灭亡了，白莲教还在。到底是封建王朝长寿呀？还是革命信仰长寿呢？

        毛主席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我国人民几千年来都是这么办的。各路的孙悟空都会起来，杨硕真，唐赛儿，王聪儿个个都是这样的孙猴子，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人民一起来，反动派摧枯拉朽般很快完蛋。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招远事件是个案。仔细观察河蟹装裱匠们其媒介喉舌在此事件的前后不一致的表现，就说明河蟹的牧师们在有意误导群众。较早是媒体报道出张某是个富人，而且是矿主。这个信息刚开始在民间民众的发酵（逻辑）就是：现在中国社会是为富不仁，富人草菅人命。这个很适合普通民众仇富心理。
但姜还是老的毒辣，河蟹马上意识到这样宣传并发酵，势必使更多底层民众更加意识自身就是被富人们随意待宰的羔羊，这与和谐梦时代背道而驰。所以河蟹开始为富人公关危机了，什么“邪教”了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民众的传统意识里就是：为富不仁，官富一家，欺行霸市，草菅人命。
想想之前河蟹媒介宣传郭美美等人炫富，以及媒介举证现在的人４０％多想来世当富二代．．．．．．再回想下历史东晋时有石崇斗富．．．．．．这是什么？
这就是阶级斗争。
还是毛主席的话：“卑贱者最智慧，高贵者最愚蠢。
中国不有一句老话么。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

赞同楼上的分析，的确是这样。一帖上邪教的标签，那就不一样了，就像对待法轮功一样，法轮功其实是代表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下遭到或者即将遭受三产命运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市民和农民等阶层利益的民间组织，只不过像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借助宗教形式反抗统治当局的压迫和奴役一样，法轮功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我经常从电话中收听到他们关于民主、自由、博爱之类的广播宣传。不过，一听到这样的宣传，就挂掉了。
2007年，当我还在为了自己被失业而长年上访时，曾经写过一篇类似政论文的上文信，《组织原则＜游戏规则
——从被组织遗弃想到“法轮功”邪教组织的产生与基层组织建设》,那时，我还没有真正对自己如何被他们踢出门外做深刻的分析，也没有对这个执政党的性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他们还存在着更多的幻想，所以我在这封信中对法办功的产生做了如下分析：

　　学者李向民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转型时期无疑是一个“乱世”。如果没有严厉的监管和制裁、没有强有力的威慑，市井屑小将无所不用其极（《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3年2月8日）。现实比李先生说的更无奈。农耕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相混杂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当然也是多极的。特别是经济领域里假冒伪劣产品、偷税逃税、金融犯罪与政府职员滥用职权、营私舞弊、道德沦丧融合在一起，谁能说这不是个喧嚣、吵杂甚至浮躁的时代？
　　在这个喧嚣、吵杂与浮躁的时代，生产、文化、教育、卫生乃至就业和生存等社会各个方面，无所不在的竞争使社会逐步形成一个群英会萃、神魔并生的“竞技”大擂台。当各种形式——正当的和不正当——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倍受全体国民尊崇、信赖和景仰的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党的各级组织，就首当其冲地被拥戴为竞技场上的“监督”和“裁判”。无庸置疑，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党委和政府才代表公平、公正和无私。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监督员”和“裁判员”的职责和义务常常被一种深不可测的“恶念”蒙蔽或吞噬。“监督员”成了向“裁判员”行贿的掮客，“裁判员”与违规作弊者串通一气，共同欺蒙、哄骗甚至刁难或残害遵守竞技规则的搏击者，不可避免地造就一幕幕人生的苦辣与辛酸。事实无庸赘言，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衡量或者评判是非的尺码。不闻羔羊泣血的呻吟，也就看不到暴施淫猥的豺狼得意忘形的奸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中残存的一点微薄的期盼与渴望，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对“青天”一类人物的寻踪和感念上。
　　“青天大老爷”原本是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特有的产物，是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美好的幻想与期盼。社会主义制度下，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执政的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封建时代的青天吗？
　　社会财富的急遽增长并没有使心存善良的“弱势群体”——权且随大家如此称呼这类无助的人群——获得更充裕的轻松和幸福感。物资生活的相对贫困以及各个层面的“丑”与“恶”者的肆虐与张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精神信仰的贫乏和危机。基督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流行与蔓延，正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心性萎缩、低迷和沉没；“法抡功”邪教组织屡经劝化，甚至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其进行严厉的弹压与打击，至今依然活动猖獗，其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执迷不悟”的信徒们愚昧无知、顽劣不化，关键是他们对那些充当“监督员”和“裁判员”的某些党组织负责人和政府官员失去了信任，对各层面的“丑”与“恶”者们的肆虐与张扬感到困惑和无奈。正如开天辟地之初，人们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恐惧和无奈而寻求寄托一样，对“神”的鼎礼膜拜，就成了那些无助的人群填充心理空缺再好不过的精神需求和最有效的手段。
　　按说，政府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党的各级机关，应当是引领社会新风尚的表率，然而目前，我们耳闻目睹的诸多事实却适得其反，其根源就在于政府和许多号称“公仆”的官僚党棍的行为完全扭曲了广大民众判断是非的价值尺度和标准。
　　不知不觉中被“掮客”出卖，又被“裁判”罚下场的人群中，敝人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庸材！虽然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然而，对为官之道却一窍不通。因而，我在不遗余力地追随组织工作了十几年后，终于被淘汰出局了。遭遣遗弃的原因，正是由于自己虔诚地信守组织原则，那真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一句话，就是过分地拘泥与原则与责任，惟恐有损组织的声誉和形象。正如一位“裁判”所言——“自食其果”。我想，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只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人经常遭受批判，现在，脚踏实地地工作的人依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代，而那些眼观六路，左右逢源，处于劣势时点头哈腰，一旦得势就颐指气使地“称王称霸”，欺压民众的人反倒成了社会的中坚！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看手段和过程的时代，假如当初自己也“入乡随俗”，把原则看淡点，把自己的前途看重点。不客气地说，多点私心，多点杂念，也许不至于会沦落到今天丧家犬的地步。
　　当然，申辩和上访都是可以的。自千喜以来，在长达七年有余的时间内，我曾千百次地向自己忠诚和信赖的组织奔走呼号，要求归队工作，直至声嘶力竭，乃至心力憔悴，一场战争恐怕也早就该结束了，然而至今依然游离于组织之外。没有岗位、没有职业，连自己的组织名号也不知道归属何处，为了生存和那点难以割舍的信念，只得沿街流浪，或者蛰居于社会某个角落苟延残喘。其实，申辩和上访对民众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最明显的道理就是，竞技“规则”是“监督”和“裁判”机构制定的，毫无疑问，其内涵与外延只能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地注解和诠释。说来让人禁不往心酸落泪，在我要求归队工作的六七年时间里，先后经过了大张旗鼓地进行“三讲教育”、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一丝不苟的“讲正气，树新风”活动，然而，对眼皮子底下的官僚作风、腐败现象就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岂不有点滑稽可笑！
　　老实说，一个小小的基层党委书记，被遗弃于与市井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多一个少一个无关大局。关键是，我们党有近七千万成员，并且有近百年的光荣传统与辉煌历史，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程序、坚强的党性原则、铁打的组织纪律还能称其为先进吗？乡俚小儿斗草嬉戏尚且有个游戏规则，而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居然糜烂到远不如江湖道义或游戏规则更能约束人的程度，难道不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悲哀吗？“监督员”和“裁判员”打着改革的漂亮旗号，连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都可以革除屏弃，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背叛和抛弃的？
　　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也可革除甚至参杂使假的时候，组织的质量和竞争优势必然会一天天弱化和丧失，别说攻克坚强的堡垒、战胜强悍的敌人了，恐怕稍有风吹草动，队伍不就有垮塌的危险吗？还奢谈什么执政能力！如果不彻底清除“监督员”与“裁判员”同违规作弊者勾结串通的恶习，纯洁组织，整顿队伍，净化竞技和搏击环境，重塑组织形象，唤醒广大民众沉睡甚至泯灭的良知，使多数国民树立起高尚的道德和信仰，即使把“法轮功”组织铲除或戬灭，还会滋生其他邪教、党派或反动组织，他们还会继续制造新的骚乱和恐慌，甚至颠覆我们的组织和共和国。
　　这决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安史之乱”正发生在李唐王朝鼎盛时期，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必然性，其党内思想腐化蜕变、纪律松弛、队伍涣散也是发生在经济强大、科技发达的鼎盛时期。这才是它的本质。现在东南一隅尚未统一，西藏、台湾“独立”或“自治”的叫嚣之声不绝于耳，更何况“法轮功”邪教组织仍在蠢蠢欲动，虎视眈眈地等待或者渴望着我们组织肌体腐烂、僵化，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呢？想想那些撇家弃子，不惜牺牲宝贵生命缔造共和国的无数先烈门，想想那些为了获得一丁点生存的物质在风雨中奔波劳碌的无数民众，那些为了自己的私利耗费心机、投机钻营、哄骗和欺瞒民众，对自己的同志进行火并和内讧的的官僚党棍，还有什么脸面立于皇天厚土之间称自己为人呢？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当时，为了继续挤进这个合法的反动组织，不得不在揭露基层政权的腐败和罪恶时，对其上层歌功颂德，现在想起来，的确有点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