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执政
那些日子不论在国家的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是不平凡的日子。社会激情的应力和个人力量一样达到了极限。群众创造了时代，领导者们感到他们的步伐与历史的步伐交融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所做出的决策、所颁布的命令都关系着整个历史时代中的人民的命运。这些决策几乎都不曾经过讨论。我不敢说它们是经过仔细斟酌和周密考虑的，它们都是即兴之作。但它们并未因此而变糟。事件的压力是这样强，而任务又是如此明确。最重要的决定轻而易举地迅速做出，好像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也是这样被领会的。道路是事先决定的，需要的只是叫出任务的名称，不需要论证，几乎也用不着号召。群众毫不犹豫、毫不怀疑地响应局势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事件的重压下，“领袖们”说出的全是符合群众需要和历史要求的话。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但无意识——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过程只有在其最高峰上，即群众的自发反抗打破了社会陈规陋习的大门，使历史发展的深层要求胜利地表现出来时，才能与其自觉的表现合拍。此时，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其最深远的根源——根本不懂理论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是那通常被称为灵感的东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
每一位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中有这样的时刻，似乎另外一个更有力的人在驱动着他手中的笔。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那时他的嘴里讲出比他在平时讲的更强有力的语言。这就是“灵感”。它在充分发挥全部创造力量时产生。无意识从其深深的洞穴中升起，使自觉的思维工作服从自己，在一个高度的统一体中把后者和自己融为一体。
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时刻，在一定的瞬间囊括了与群众运动相关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十月革命的日日夜夜对“领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机体内潜藏的力量，它的深刻的本能，从其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积极地活动起来，拆毁了心理陈规的大门，与最高的历史—哲学的概括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的和群众的，都是以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构成意志动力的本能和最高的概括思维的结合为基础的。
【又是英雄史观的充分流露。托洛茨基根据他在十月革命中的经验，把革命看成写诗作文搞演讲那样凭自己的灵感就可以完成它，而不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既阶级斗争规律进行的。在托洛茨基看来，革命不需要做长期的宣传发动和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只要几个懂得革命理论的革命者在一定的时期登高一呼——做几次演讲，“根本不懂理论的革命群众”就会群集而响应！这更反映出托洛茨基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关于凭“灵感”干革命，托洛茨基在该书第三十三章还这样赞扬曾经一度成为他得力助手的前沙皇上校军官瓦采季斯（十月革命后历任东方面军司令、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等职——引者注）：“冒险之徒穆拉维约夫（左派社会和革命党，前沙皇中校军官，1917年临时政府和克拉斯诺夫判乱时期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十月革命胜利后任东线部队部司令——引者注）在东线叛变后，瓦采季斯接替了他的位置，与别的出身于军事院校的军官不同，他没有在革命的漩涡中惊惶失措，即使身处困境，他也朝气蓬勃地努力奋斗。他不断地鼓励、号召、下命令，甚至在没有完成命令的希望时也仍下命令。那里，其他“专家”最怕逾越自己权限，而瓦采季斯则相反，他在心血来潮时发布命令，忘记了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的人，因此他也喜欢这样凭“灵感”做事的的人。】
表面上看来，情况并不是太振奋人心的；人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无暇洗澡刮脸，两眼布满血丝。事后，关于最危急的日夜和时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讲不出多少来。
这里是我妻子在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所写的记述中的一个片断：“在策划十月革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住在塔夫利达街。列．达．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我仍在细木工工会工作，那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单位，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上班时间都在进行有关起义的辩论。工会主席坚持列宁—托洛茨基的观点（那时是这样称呼的）。我曾和他一起搞过宣传工作。到处都在谈论起义：在街头、在食堂、在斯莫尔尼宫楼梯上相遇时也谈。吃不好、睡得少，一昼夜差不多要工作24小时。我们已经与孩子们隔绝了。10月初的日子，对我来说，也是为他们的命运担惊受怕的日子。在他们学习的学校里，一共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廖瓦和谢辽沙，还有第三个，照他们的说法是‘同情派’。当权派——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弟紧紧地抱成团对付这3个人。每逢有严重分歧时，批评往往以武力的‘论据’来补充。校长不只一次地把我的儿子们从压在他们身上的‘民主派’人堆下面拖出来。实质上，孩子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父辈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校长是立宪民主党人，因此他总是惩罚我的孩子。‘拿着你们的帽子，回家吧！’革命后继续留在这所学校里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孩子们转到一所平民学校就读。那里的各方面都较为简陋粗糙，但心情却舒畅多了。
“我和列．达．根本不着家，孩子们放学回家，见不到我们，认为也没有必要关在家里。在示威、冲突、经常不断的枪击的日子里，我们真为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他们的情绪是最革命的……在匆匆的团聚中，他们高兴地对我讲：今天在电车上看见几个哥萨克在读爸爸写的《告哥萨克同胞书》。‘还有呢？’我问。他们读了一遍，还彼此传阅，不错吧……？‘很好！’列．达．的熟人，工程师Κ某有一个大家庭：各个年龄的孩子都有，还雇了保姆等等。他建议暂时让两个孩子住到他家去，这样他们可以得到照顾。看来必须抓住这个救命的机会。受列．达．的种种委托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斯莫尔尼宫去4、5次。深夜我们回到塔夫利达街，第二天清晨又各自东西，列．达．去斯莫尔尼宫，我去工会。随着局势的紧张，列．达．几乎不能离开斯莫尔尼宫，一连几天不能回家睡觉。我也时常留在斯莫尔尼宫过夜，和衣睡在长沙发或靠椅上。当时正值秋季，天气虽不暖和，但却干爽、阴沉，还刮着阵阵寒风。市中心的大街上空旷寂静，但在这寂静中却令人产生高度的警惕。可是，斯莫尔尼宫内却在沸腾。在大礼堂里，华丽的吊灯的千百只灯把大厅照得通明。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挤得水泄不通。各工厂里的生活也同样紧张沸腾。但是街道却静了下来，停止了喧哗，好像整个城市恐惧地把头缩进双肩……
“记得革命后的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早晨，我走进斯莫尔尼宫的房间，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夫·达维多维奇，还有好像是捷尔任斯基、越飞和其他许多人。由于睡眠不足每个人的脸容都是青灰色的，两眼通红，衣领肮脏。屋子里烟气迷漫……有个人坐在桌旁，围着桌子旁边站了一群人在等待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被人们团团围住。我感觉到他们好像在睡梦中下达命令。在他们的动作和言谈中带着梦游症的味道。在一瞬间，我觉得我眼见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还感到：如果‘他们’不睡足觉，不换上干净衬领的话，革命就会失败，因为梦与这些脏衣领紧密地联在一起。记得第二天我遇见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时，匆匆地提醒她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该换衬领了。她笑着回答我说：‘对，对，’但在我的眼中，干净衬衣领的问题已经失去了它的可怕的意义了。”【事实也许是这样。在十月革命中，许多人很可能都是这样渡过的。这有什么好炫耀的呢？不过，从托洛茨基受到的遭遇来看，也没有什么可以谴责的。也许正是因为人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时忘记了他的功劳，才让现在的“托派”分子们对批判托洛茨基的人耿耿于怀。】
政权已经夺到手，至少彼得格勒的政权已经到手。但列宁还是没能换上衬领。在列宁那张疲惫的脸上那双眼睛仍炯炯有神。他带着拙朴的腼腆神情，表达他发自内心的亲切，他犹豫地说，“您知道吗，从受迫害、从地下状态一下子夺取了政权……”，他停顿了一下，在寻找恰当的词，“es schwindelt（真叫人头晕目眩）”他突然改用德语说，用手在头上绕了一圈。我们彼此相视而笑。
所有这些持续了没有一、两分钟，随后就转入日常工作。
应当组成政府。我们几个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房间的一角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怎么称呼他们呢？”列宁边思索边问，“就是不能叫部长。这个名称令人恶心、陈腐不堪。”
“可以叫委员，”我提议说“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委员太多了，可以用最高委员？……不好，最高这个词不太顺耳。用‘人民’行不行？”
“人民委员？好，我看不错，”列宁表示同意，“整个政府怎么称呼呢？”
“委员会，当然是委员会啦……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列宁接着说，“好极了，这个名称的革命气息特别浓！……”
列宁不大喜欢研究革命美学或欣赏它的“浪漫色彩”，但他越深刻地感受到整个革命，就越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它的“味道”。
就是在革命后的最初那几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问我：“假如白卫军把你我都打死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把这副担子担起来吗？”
“也许打不死吧。”我笑着说。
“鬼才知道他们，”列宁说着，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以上这段情节我在1924年撰写的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初次提到。后来才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了我提供的资料恼羞成怒，但他们不敢争辩内容的正确性。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当时的确只提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名字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列宁随便提出几个人的名字，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但是托洛茨基则认为，这是列宁“看不起斯大林”等人的具体表现，这实在让人觉得可笑！】
列宁两次侨居国外，前后共15年，其中只有很短的间断。他对国内党的主要干部的了解只是靠通信或在国外很少几次会晤。直到革命胜利之后，他才能在近处于工作中观察他们，从而重新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修正由别人的介绍而形成的见解。【既然这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正说明国内那些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吗？这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十几年如一日在国内默默无闻的工作，就是有一千个托洛茨基那样的人，十月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侥幸取得胜利，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也不可能保得住。托洛茨基对此不只是视而不见，而是拿着列宁的旗号来突出自己的功绩。这种鄙视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思想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特性。列宁从来不这样，这从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这才是伟大导师的胸襟，既坚持原则，又心胸豁达；既求贤若渴，又尊重普通群众的创造性和革命精神。斯大林也是这样，但他与列宁又有所不同。斯大林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这一性格特点在工人阶级和他的敌人、二战时的盟友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美国历史上连任时间最长的总统罗斯福曾跟他的儿子这样评价斯大林：“这个人善于行动。他始终有目标。和他共事是一种满足。从来不拐弯抹角，他陈述的问题就是他想讨论的问题，决不回避。”尽管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没有多深的文化，甚至还深受剥削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斯大林依然尊敬他们并喜欢与他们交朋友，正是因为这些人中的多数天真直率、朴实善良；而对那些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人，斯大林则嗤之以鼻甚至可以说疾恶如仇；托洛茨基正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瞧不起平凡普通群众的人。在本章的下面，我们还将看到托洛茨基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是、高傲自大甚至目空一切的事实。
一般来说，比较正直的人一旦发怒，往往性情粗暴，而自命不凡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比较任性，更不会谦恭或成人之美，即使谦恭推让时也会不由主地暴露出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的小资产阶级尾巴。例如托洛茨基在下面就这说：“到11月7日有了结局。我那时的心情正像作完一个艰难而危险的手术之后的医生一样：洗净双手，脱下白大褂，好好地休息一下。列宁则不同。他刚从他的避难所回来，在那里的三个半月中他为不能直接参加实际领导工作而苦闷不堪。二者正好吻合。这更使我强烈地要求转入幕后，即使短期也好。”在这里，我们没有必须怀疑托洛茨基“退隐”的诚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言外之意：除了托洛茨基这样聪明能干的革命家，“十月革命”这个“艰难而危险的手术”是做不下来的。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二人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们二人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所谓的“列宁遗嘱”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在当时来说，只有列宁能够统辖住托洛茨基，因为在长期的理论斗争中托洛茨不仅早就领略过列宁的斗争艺术，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和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地位和分量。除了列宁之外，苏共中央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驾驭得了托洛茨基并使他心悦诚服地继续为革命服务。从个人的性格特点上来说，在失去能够平衡二者冲突的列宁逝世之后，自命不凡又喜欢搞派别斗争的托洛茨基与喜欢直来直去、性情豪爽的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要暴发出来。
如果我们撇开斗争的阶级性不谈，仅就事论事来说的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谁能胜出，取决于如下几个条件：一是谁能捍卫列宁的学说，二是谁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纲领符合俄国革命当时的实际。三是谁的战略策略灵活，既不违背唯物辩证法，也不因个人得失或意见分歧而拉帮结派。四是谁最接近普通干部和工农群众。
这四个条件托洛茨基一个都不具备。
1、捍卫列宁的学说，这是关系到整个布尔什维克党能否团结统一的大问题，因为在当时来说列宁在全党中的威望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他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全国各族劳动者公认的革命领袖。斯大林在列宁追悼会上的讲话《悼列宁》代表全党向列宁宣誓，一定遵照列宁的教导，维护党的统一、巩固工农联盟、扩大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就赢得了全党和刚刚获得解放的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人民的信赖。在这之前，斯大林的确是默默无闻的，在布尔什维克大多数知名的领导人看来，总书记这个职务既没有权也没有威望，季诺维叶夫、加米涅夫以及许多人都对这个职务不屑一顾。在他们眼里，总书记只不过是党的“管家”或者是“打杂”的，是为他们服务的。斯大林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列宁思想的继承、捍卫和发展，因为列宁生前就已经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孕育出了这一理论的雏形。凡是读过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论粮食税》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他在病床上口授的《论合作制》都会感受到这一理论的实质内容。而托洛茨基则不然，他不仅有自己的理论和学说，而且还把它作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肆宣传。1924年1月21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1924年9月，十月革命前三个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就急急忙打着总结十月革命经验，指导世界革命的旗号撰写了《十月的教训》，一方面宣传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另一方面举着列宁的旗号大肆抬高自己在十月革命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免让那些了解托洛茨基历史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刚刚获得解放的工农群众感觉托洛茨基有背离列宁学说迹象；所以就有了“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主义”的论战。
2、托洛茨基所谓的“不断革命论”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刚则结束，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和平，希望休养生息，但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虽然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并在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白卫军叛乱的斗争中保住了政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如果不把革命推向全世界，如果没有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俄国革命的胜利果实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这种脱离实际并且还多少有点危言耸听的理论，势必会让渴望和平与休养生息的工农群众大失所望。用哲学的语言说，这种观点仅仅强调外部条件的制约作用，忽视或者忘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来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仅仅强调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忽视或者说否定事物相对静止的存在。斯大林更确切地说是列宁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也给渴望摆脱艰难困苦、享受安定生活的广大工农群众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一方面因为千百年来遭受剥削阶级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的普通工农群众毕竟没有革命理论家那样开阔的眼界和政治家那样博大的胸襟，这需要党长期教育和培养千千万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引导。另一方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着重解决事物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同时，还注意了外部条件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影响，也就是没有放弃国际主义精神和指导世界革命的义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战胜了英法等帝国主义的联合剿杀，而且还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武装侵略，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
3、托洛茨基不懂斗争策略。列宁刚逝世不久，他就借总结俄国十月革命教训，指导世界革命的机会批评加米涅夫、季诺给叶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在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而对自己在讨论和决定武装夺取政权问题上的拖延。在布勒斯特各约问题上的固执己见导致最后不得不签订更屈辱的合约则只字不提。这种做法虽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这种直出直入甚至为了“突出”自己的作用而有选择地使用历史事实的方式，不仅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同时也使自己在政治局中失去了可靠的盟友；理论和学说的正确性还需要正确的方法和策略来保证，否则任何斗争势必会走弯路，这有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更何况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学说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完美无缺，而且在许多问题上还充满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呢？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再加上方法和策略上的失当或错误，即使自己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再高尚，既没有列宁那样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那么失败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
4、自命不凡、自以为、目中无人，脱离群众。托洛茨基不屑与他认为的“糊涂人”和“傻瓜”为伍不只一次在本书中表现出来，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伟大的、有巨大的道德激情的人，列宁从不以漠然的态度对待人。对人抱有强烈的兴趣是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固有的品质。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谈到过这点。列宁从来不能一眼就对一个人形成仔细斟酌的适中的概念，他的眼睛好像一架显微镜，能把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落入他视野中的特征放大许多倍。列宁经常爱（在这个词的本义上）上某个人。这时我就打趣他说：“我知道，知道你又有了新的浪漫史。”列宁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一特点，对此报以一笑，略带几分窘态，略带着几分恼火。
在1917年里，列宁对我的态度发生过几次变化：起初他对我持谨慎和观望的态度，7月事件一下子使我们接近了起来。当我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预备国会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存在于1917年10月3日至11月7日。预备国会是立宪会议召开前俄国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由民主会议产生，只拥有咨议职能。——译注）的口号时，列宁在他的避难所里写道：“好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后来由于某一些偶然和错误的迹象，他认为我在武装起义问题上执行了过于观望的路线，这种顾虑反映在列宁10月间写的几封信里。因此在革命那天，当我们俩在阴暗的空房间里躺在地板上休息时，他流露出对我的态度就更加鲜明、更热烈、更诚恳。第二天，他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我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从座位上跳起来抗议，因为我觉得这条建议太突然、太不合适了。“为什么不行？”列宁坚持着说，“您是彼得堡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我提议不经辩论否决这项建议。这项建议就这样被否决了。11月1日在彼得格勒党委员的激烈辩论中，列宁赞叹说：“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句话出自列宁之口，意味极其深长。难怪记载着这句话的这次会议的记录至今仍没有公布。
夺取了政权之后，发生了我在政府中任职的问题。真奇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问题，尽管我有1905年的经验，却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前途问题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在相当早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在童年时代我就想当一名作家。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使写作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服从于革命目标。我念念不忘党的夺取政权问题。我在文章和演讲中数十次乃至数百次地阐述过革命政府的纲领，但我从未想过在取得政权之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因此它使我感到极其意外。革命后，我打算留在政府之外，建议担任党的出版事业的领导工作。在这个要求里，胜利后的神经反应可能也有一席之地。在过去几个月我直接参与了革命的准备工作，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卢那察尔斯基在某一个刊物上说过：托洛茨基简直是个莱顿蓄电瓶，一碰他，就会放电。到11月7日有了结局。我那时的心情正像作完一个艰难而危险的手术之后的医生一样：洗净双手，脱下白大褂，好好地休息一下。列宁则不同。他刚从他的避难所回来，在那里的三个半月中他为不能直接参加实际领导工作而苦闷不堪。二者正好吻合。这更使我强烈地要求转入幕后，即使短期也好。【这些话，我们应该相信托洛茨基出自真诚和坦率，在走向人生光辉的顶点时，回头想想自己走过的道路和自己的的理想，都会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但是列宁却连听也不想听。他要求我主管内政：与反革命的斗争是当前主要的任务。我提出一系列理由反驳他，甚至还提到了我的民族问题。我说：“值得把我那犹太血统作为附加武器交到敌人手里吗？”列宁几乎是怒不可遏地说：“我们进行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革命，这种小事能有什么意义？”就在这问题上我们之间发生了半戏谑性的争执。“革命是伟大的，”我回答说，“但糊涂人还是不少。”“莫非要我们向傻瓜看齐？”“看齐，我们倒用不着向他们看齐，但有时我们也不得不对愚蠢做些小小的让步。何必在一开始就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麻烦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说过，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所以即使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按劳动分配，但是因为人的能力存在着差别，这种分配制度也依然是不平等的。然而托洛茨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自己能力强，脑袋比别人聪明，又非常能干，就不屑于与“糊涂人”和“傻瓜”为伍，除了列宁之外，还有谁能与他一起工作呢？历史的发展难道就是几个脑袋聪明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吗？从这段简单的对话中，突出暴露出托洛茨基的英雄史观。尽管我们不应该怀疑托洛茨基在革命胜利后准备退隐出于真诚，但是抱着英雄史观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不脱离群众那才是拙拙怪事。列宁的回答既是虚怀若谷的表现，也比托洛茨更符合客观实际和工作需要。如果托洛茨有列宁这样平凡的思想，既不会有他以前与列宁的论战，也不会有他后来这样的结局。由此看来，某个人的禀性决定了他生命的运动轨迹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
托洛茨基流露出的自命不凡、自以为是、高傲自大甚至目空一切的事实在他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例如他在本书第十四章最后这样对自己评价说：“我于1905年2月回到俄国，而流亡中的其他领导人则是在10月和11月才回国的。俄国国内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做我的老师。相反，我本人倒处于老师的位置上。”（石翁、施用勤等译《My life》第158页）“没有直觉即无意识的嗅觉，任何重大的工作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嗅觉是天生的，但它通过理论和实践可以得到发展。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验都不能取代政治眼力，它使人能够辨别方向、审时度势并预测局势的发展。在发生急剧变化和转折时期，即革命的条件下，这种天赋获得了决定的意义。我认为，1905年事件表明我具有这种革命的直觉，并使我在今天可以满怀信心地依赖它。我在这里指出，我犯的错误无论多么重大，甚至极其重大，但都只是涉及如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枝节问题，我从没有犯过根本的、战略性的错误。在估价整个政治局势及其革命前景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同上第159－160页）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起义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谴责其他人思想保守，在起义条件成熟时又拖延武装起义；更有甚者，托洛茨基为了用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德奥帝国是否还有能力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毁灭性的打击——“使欧洲工人得到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与德国统治阶级是死对头”（同上第332页）这种滑稽可笑的所谓“世界革命”理论的无比正确，居然置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非常幼弱的生命于不顾，在德奥帝国下了最后通牒时执拗地违背列宁关于无论如何都要签订和约的叮咛和嘱咐，发表“不战不和，退出战争，复员军队”的声明并拒绝签订和约，导致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最后被迫签订比原来更加“屈辱”十倍的和约，这种酷似赌徒式的行为难道都是“枝节问题”？都不是“在估价整个政治局势及其革命前景时”犯下“根本的、战略性的错误”？
托洛茨基不是对斯大林式的“工人官僚国家”恨之入骨吗？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不就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瞧不起基层干部和群众，把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当成“笨蛋”、“傻瓜”吗？我们可否这样设想：如果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胜利，官僚主义作风是不是没有或者会更少呢？1920年12月30日，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中这样论述道：“如果不算我列举过的分歧之点，那么现有的真正的意见分歧，完全是与一般原则的问题无关的。我所以要把我上面所列举的我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分歧’指出来，是因为照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就应当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呢（我们是非常需要齐心协力地工作的）？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406页）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
我已经提到过，在俄国生活里是那么重要的民族因素，但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却没起任何作用。还是在少年时代，民族间的倾辄和成见引起了我纯理性的迷惘，它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厌恶，甚至变为道义上的反感。马克思主义教育加深了这种情绪，并把它们变为积极的国际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生活、对他们的语言、政治和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国际主义渗入到我的躯体和血液中。如果说在1917年以及此后，我有时以自己的犹太血统为理由拒绝某项任命，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什么托洛茨总在乎自己的犹太血统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不也是犹太人吗？托洛茨基忌讳的是什么呢？】
我争取斯维尔德洛夫，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站到我一边来，列宁成了少数。他耸了耸双肩，叹息着，责备地摇了摇头，只好以此自慰：不管在哪个部门，反正都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至于我去报刊部门工作一事，连斯维尔德洛夫也坚决反对。他说：“应该让布哈林干这个工作。列夫·达维多维奇应该去对付欧洲，让他从事外交工作吧。”“我们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外交？”列宁反问，但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我也勉强地同意了。就这样，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建议，我当了3个月的苏维埃外交首脑。
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我来说，实质上是解除了我的机关事务工作。对那些愿意协助我工作的同志，我总是劝他们还是去另找一个更有利于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领域。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相当生动地叙述了在刚刚组成苏维埃政府之后，他与我之间的一段谈话：“我们有什么外交工作啊！’照他的说法，我当时是这么对他讲的，“我们对世界各国发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我的对话人为我如此缺乏外交自觉性而由衷地感到痛心。我显然是故意夸大了我的观点，借以强调当前工作重心决不在于外交。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使十月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把它扩展到全国；打退克伦斯基和彼得格勒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克拉斯诺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69—1947）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17年10月与克伦斯基一起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后任顿河军统领。——译注）对彼得格勒的进攻；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我们是在机关部门之外解决这类问题的，我和列宁始终紧密合作。
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分别在斯莫尔尼宫这幢建筑物的两端。一条走廊把我们的办公室连接起来，更正确点说，是把我们分开。这条走廊如此之长，列宁甚至开玩笑地提议在两个办公室之间建立自行车联络。我们经常用电话联系。我在一天中要好几次走过这条像蚂蚁窝一样没有尽头的长廊到列宁办公室去与他商量问题。一个被称为列宁的秘书的年轻水兵在我们之间穿梭似地来回跑动，把列宁的便条传递给我。条子上重要的词下打着两三根杠杠；这样关键的问题就格外醒目。便条经常还附有法令草案，要求马上对它们提出意见。在人民委员会的档案里保存着那时期的大量文件，其中部分是列宁写的，部分是我写的。有经我修正的列宁文本，或是由列宁作了补充的我写的建议。
在第一阶段，约在1918年8月以前，我积极地参加了人民委员会总的工作。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阶段，列宁迫不及待地用法令来处理经济、政治、行政、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主导他的绝不是对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热情，而是力求用权威的语言来详尽阐述党的纲领。他明知暂时只有很小一部分革命的法令能被执行。要保证法令的执行和检验，必须要有正常运转的机构、经验和时间。然而没有人能断定有多少时间供我们使用。第一阶段里法令的宣传意义多于行政意义。列宁急于告诉人民，新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它要干些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的目的。他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问题，孜孜不倦地召集小型会议，向专家咨询，亲自翻阅大量书籍。我则协助他工作。
列宁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的继承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懂得历史传统的意义。我们能否保住政权，目前尚无法预料。无论如何应该尽可能地使人类的革命经验变得更明确。使后来的人能依据我们所开创的工作再向前跨出新的一步。这就是第一阶段立法工作的意义。列宁在这个思想的推动下急不可待地要求尽快出版有关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俄文版。他争取在所有的城市里，如有可能，还要在村镇中尽可能多地建立革命纪念碑（即使是最简单的也好）,半身像或是纪念牌，以便使所发生的一切能长久地留在人们脑海中，铭刻在他们记忆中，留下尽可能深的痕迹。
开始时人民委员会的局部更动十分频繁，它的每一次会议都是一幅它即兴立法的最宏伟的画面。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历史上没有“先例”，我们找不到借鉴。列宁连续5、6个小时不知疲倦地主持会议。而那时人民委员会每天都有会。讨论的问题，一般都没有经过预先酝酿，几乎每件都是紧急问题，常常是事情的实质在会议开始前无论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还是主席事先都不知道。辩论一般是很紧凑的。开场报告只给10分钟左右。尽管如此，列宁总能摸索到事情发展的轨道。为了节约时间，他通过向与会的人递便条，以此得到某方面的资料。这些便条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立法技术中的书信成分，它们涉及面广泛，非常有趣。可惜的是，大部分便条都没有保存下来。因为答复经常写在便条背面，并且往往当即被主席销毁。列宁选准适当的时机，故意生硬地宣布自己的决议要点。以后，讨论或是停止，或是转入实际建议的具体轨道。列宁的“要点”总是法令的基础。
为了能够领导这项工作，除了其他品质外，还需要有强大的创造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中最宝贵之处就是善于想象人、事物以及现象的真实状况，甚至在从未见过它们的情况下，也能想象；利用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和理论观点，把在一瞬间抓住的个别细枝末节统一起来，根据尚未发现的协调和逼真的规律对它们加以补充，并通过这种途径具体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某一领域。这就是立法者、行政首脑、领袖应该具备的想象力，在革命时期尤其是这样。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想象力。【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真实的。开创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步，尤其在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更是这样。但革命前的发动和准备工作以及革命战争，则不能单纯地依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还必须结合当时的现实形势和某个阶段的斗争任务来制定方针政策和策略。】
在紧张狂热的立法创造中有不少失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毋庸讳言的。总的说来，在斯莫尔尼宫时期，即最动荡、最混乱的革命阶段，列宁制定的法令将作为新世界的宣言永远载入史册。不仅是未来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连未来的立法家也将从这一源泉中汲取养料。
当时，实际任务占据了首位并越来越突出。最主要的是国内战争、粮食供应和交通运输任务。为解决这些问题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它们首先必须了解新任务，把那些软弱无力、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主管部门搬开。我在那几个月里领导了几个这样的委员会：食品供应委员会（那时刚参加工作的秋鲁帕加入了这个委员会）、运输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
至于外交部门，除了布列斯特谈判之外，没有占用我多少时间，但任务还是比我预计的要复杂得多。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意外地与……艾菲尔铁塔（艾菲尔铁塔系巴黎最高的铁塔。法国官方广播台设在其上。——译注）进行谈判。
在起义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顾不上注意外国广播。但是现在，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有责任注意资本主义世界是如何看待革命的。那时不曾从任何地方听到对革命的欢迎，这是毋庸赘言的。无论柏林政府多么愿意和布尔什维克调情，但是当我们皇村电台转播我们电台宣布的战胜克伦斯基军队的消息时，德国政府竟从纳恩电台发出了敌意的电波。如果说，柏林和维也纳仍然在敌视革命和希望得到有利可图的和平之间徘徊，那么，其余的国家，不仅是参战国，甚至连中立国也纷纷用各种语言播放被我们推翻了的旧俄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这场大合唱中艾菲尔铁塔格外卖力，在那些日子里它竟用俄语播音。显然是想直接对俄国人民进行煽动。在听巴黎的广播时，我有时觉得是克列孟梭亲自坐在塔顶上。我对作为新闻记者的克列孟梭相当熟悉，所以能听出这即便不是他的风格，至少也是他的精神。在这些广播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极端仇恨，并由于仇恨过于强烈而显得气急败坏，有时使人觉得这家广播台就像一只蝎子在艾菲尔铁塔上拼命用尾巴蛰自己的头。
我们手里有皇村电台，没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连续几天我口授了对克列孟梭的谩骂的答复。我对法国的政治历史有足够的知识，可以对他们那些主要的人物作出一些不太光采的鉴定，并且从巴拿马丑闻（巴拿马丑闻系19世纪90年代法国的大贿赂案。1878年法国一家公司从哥伦比亚政府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1881年开工，因贪污舞弊等原因，造成了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贿赂政府和有关人员，进行公司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持有公司股票的受害人达五十万人。1892年贿赂事件被揭发，受贿者有部长、议员、官吏多人，引起一场法国政治风潮——译注）开始，提请他们注意传记中的遗漏之处。在几天之内巴黎和皇村电台之间展开了一场紧张的决斗。太空作为中介物认真负责地传达了双方的论点。结果怎样呢？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能这么快地收到效果，巴黎急剧地改变了腔调，后来，它所表达的思想仍是敌对的，但却是彬彬有礼了。后来，我常常满意地回忆起我的外交活动是从教导艾菲尔铁塔学会良好的风度开始的。
11月18日美国使团团长贾德森将军突然到斯莫尔尼宫拜会我。他事先声明说目前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希望今后一切顺利。他问我苏维埃政府是否准备和同盟国共同结束战争？我回答说，由于将举行的谈判的公开性，同盟国可以观察谈判的发展，并在任何阶段可以参加谈判。这位酷爱和平的将军在会见结束时声称：“如果存在过抗议和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时期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众所周知，孤燕不成春，即使这只燕子有将军的头衔也无济于事。
12月初，我会晤了法国大使努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位前激进党的议员受命来与二月革命建立密切关系，他接替露骨的保皇党分子巴列奥略格，后者不仅从姓名上看是一位拜占庭人，共和国利用他保持与沙皇的友谊。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努兰，而不是别人呢，我不清楚。但他没能提高我对人类命运的主宰者的看法。谈话在努兰的倡议下进行的，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于是克列孟梭经过短暂的摇摆之后，决心采取封锁政策。
我和法国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在斯莫尔尼宫内的谈话决不是友好的，这位将军在后方的行动中仍在锻炼他的进攻精神。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他习惯于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至今还不肯放弃他的恶习。开始时我不得不请他离开斯莫尔尼宫。很快我们和法国军事使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使团设有情报处，它是中伤革命的极其卑劣的谣言工厂。在所有敌对的报纸上每天都刊载的所谓“斯德哥尔摩”来电，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一个愚蠢。向报纸主编追问“斯德哥尔摩”电讯的来源。他们指出了法国军事使团。我正式质问尼塞尔将军。12月22日，他交给我一份确实很妙的文件，对此作了答复：
将军写道：“许多倾向不同记者来我军事使团采访消息。我受命为他们提供发布有关西部战场、萨洛尼卡（即塞萨洛尼卡，希腊的州首府。——译注）、亚洲的战事及有关法国局势的消息。在某一次（？）采访中，有一位（？）年轻军官不慎把在城（？）中广为流传的消息告诉记者，许说消息来源是斯德哥尔摩……”将军在结束语中闪烁其词地允诺：“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疏忽（？）今后再度发生。”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们教巴黎电台的广播塔举止端正，决不是为了让尼塞尔之流在莫斯科建立辅助的造谣电台。我当天就写信给尼塞尔：
“1，由于法国军事使团所属宣传处，即所谓的‘情报处’已成为散布谎言的中心，旨在混淆视听、制造混乱。鉴于这一事实，该处应立即关闭。2，制造假情报的‘青年军官’应立即离开俄国本土。请将该军官姓名立即通知我。3，使团的无线电接收机应予拆除。4，在内战战区内的法国军官必须立即召回彼得格勒，命令应在报上公布。5，我要求使团将因此函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通知本人。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这位“年轻军官”不再隐姓埋名，他作为替罪羊离开了俄国，无线电收报机被拆除了，情报处被关闭了，分散在各地的军官们都被召回首都。这一切都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在我转到军事部门之后，出现了短期的不稳定的停战状态。过于僵硬的尼塞尔将军由善于逢迎的拉维涅将军接替。休战状态虽继续存在。但为时并不长久。法国军事使团也像外交机构一样，很快就成了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阴谋和武装行动的中心。但这是在1918年春夏之交才公然展开，那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权已进入莫斯科阶段。
【我们毫不怀疑托洛茨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功绩，也不追问他抽象地承认自己错误以及与列宁的分歧是否属于原则性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指出，托洛茨基虽然在《1905年》第一版《序言》中说，“夺取政权绝不像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1917年10月的即兴之作”，那么为什么在“十月革命”以后包括在1924年写的《十月的教训》直至列宁逝世之前的大部分文章，甚至在1929年写的《自传》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强调也可以说是“突出”或“炫耀”自己在“十月革命”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又在这些文章中不厌其烦地把除列宁以外的整个布尔什维克从中央委员会到它最基层的干部都当成“糊涂人”和“傻瓜”呢？这与宣扬英雄史观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由于沙皇和临时政府的迫害，列宁大部时间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几乎很少公开站出来直接领导革命。尽管如此，苏维埃政府的广大工农群众依然把列宁当成自己理所当然的领袖。因为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列宁不仅始终通过报纸、通信等手段观察了解社会形势的发展，揭露沙皇后来是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本质，秘切地注意着党内思想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且还通过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等中央委员以及许多普普通通甚至是默默无闻的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状态下领导革命。但是托洛茨基对此则视而不见，因此我们从托洛茨基这些文章中，尤其是从他的《自传》中明显地看到下面四种情境：
1、托洛茨基不仅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革命方向的判断力，而且还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领导才能，是“十月革命”的不可替代的具体领导和指挥者。如果托洛茨基与列宁有分歧，那是枝节性问题，如果有错误也是非原则性的错误；具体错误是列宁的，例如“进攻波兰”等等，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例如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对武装起义的看法问题，东线和西线的失利等问题等等，没有哪一件具体错误属于托洛茨基的。
2、列宁与托洛茨基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托洛茨基的影子，要么是支持托洛茨基领导俄国革命的助手，要么是高高在上、脱离布尔什维克和工农群众的孤家寡人——这实质上是架空列宁，人为了割断了列宁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联系。
3、俄共（布）从基层到中央委员会：不是“糊涂人”就是“傻瓜”。
4、苏维埃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以及后来的红军战士的革命觉悟和冲锋陷阵的革命精神，只是有了托洛茨基登高一呼的即兴式演讲才激发出来的。
整个俄国革命过程中，尤其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只有他托洛茨基和列宁两个人，最多再加上托洛茨基的追随者领导了这些革命运动并从战争的危机把苏维埃政权拯救出来。这符合历史事实吗？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