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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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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8-27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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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人阶级的资本权利（5）
五 “能力”——制度下的产物
很多资本家把自己的暴富归结为自己的能力。能力？一切所谓能力皆来源于制度的安排。制度承认，是能力。制度不承认，就是犯罪。能力的体现是制度下的结果，而不是你的什么天赋。
资本家口口声声说自己的财产是自己的能力使然，而拒绝承认这些财富是社会制度赐予所得，试问：倘若将你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给你尽情的能力施展空间，你能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吗？没有，因为你没有了制度保障下他人——工人为你积累财富的贡献，这时候，你的本事哪里去了？事实上，没有了制度赐予你的对他人的剥削，你什么都不是。财富的制度性来源，特别是邪恶的制度性来源决定了私权神圣的荒诞，更标志着为社会整体利益——总福利对制度予以重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可能会说：“在资本雇佣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资本成为资本家。只要有资本，工人也可以，没有人妨碍工人也成为资本家。在允许拥有资本的权利方面，人与人之间是机会均等的。因此资本家的富有是他们的能力使然。”
首先我要说的是，资产阶级总是诱导每个工人都有当资本家的奢望，灌输受得万年苦方为人上人的压迫剥削阶级意识和寻求自己的改善而非阶级的解放的利己思想。企图以此使工人认可这一制度也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如此工人就丧失了平等意识、阶级意识以及通过砸碎旧制度解放阶级最终解放自己的愿望和动力。这样他们在窃笑中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其次我要说的是，如果一个“工人”有资本，那他还是工人吗？这就如同狼说：“我（狼）给了你（羊）吃肉的机会，你不吃，怪不得我，你与我在吃肉这个问题上机会是均等的。”很显然，这种所谓的机会均等是毫无道理的，更是荒谬的。因为，羊本身不是食肉动物，羊与狼就像工人与资本家分属劳动谋生与资本谋生的两个不同阶级一样也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草食“阶级”与肉食“阶级”，你给它这个所谓机会没有任何意义。吃肉？如此，羊还是羊吗？再说，若草原上所有羊都变成狼，它们又去吃谁呢？
制度“没有”妨碍工人拥有资本，但制度妨碍了已经确认为工人的那些人不被欺凌奴役，妨碍了那些人当得利益的取得——工者有其股，即他们的利益被那些称为资本家的人所剥夺。换句话说，那些资本家的“能力”就体现在对工人的剥削上。就像倘若所有奴隶都当上奴隶主，谁又给他们当奴隶一样，倘若所有工人都当上资本家，谁又给他们当工人？他们又去剥削谁呢？
如果辩护者的这套辩护逻辑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得以确立的合理性依据的话，那么，我们也可引申一下：“在奴隶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奴隶成为奴隶主。只要赎身并购买奴隶，奴隶也可以，没有人妨碍奴隶也成为奴隶主。在允许购买奴隶的权利方面，人与人之间是机会均等的。因此奴隶主的富有是他们的能力使然。”如此，岂不是奴隶制也是合理的了？废除奴隶制反倒成了不合理的了。
如果我们再推向极端引申一下：“在保护抢劫的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刀枪成为劫掠家。只要有刀枪，被劫者也可以，没有人妨碍被劫者也成为劫掠家。在允许拥有刀枪的权利方面，人与人之间是机会均等的。因此劫掠家的富有是他们的能力使然。”如此，抢劫是否也可以冠冕堂皇的合法了？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很显然，推向极端，逻辑的荒诞性就看出来了。被劫者之所以贫穷，只能怪自己不齿于劫掠而自我约束成为道德的高尚者。工人们之所以贫穷，活该你们不去剥削别人。一个正直的人，你之所以受欺凌，活该你不去做流氓。社会给了你们抢劫、剥削他人、做流氓的均等机会。这，就是资产阶级卫道士的流氓逻辑。
他们从不敢对制度本身进行解构以暴露它败絮其内的龌龊，从不敢把制度放在道德的放大镜下审视，以是非正义的标准对制度进行深度考察，而只一味的强调在制度下的所谓自由。吃人的资本最怕人们剖析它封闭的内核，因为它知道，当它用金子包装的华丽外表被剥掉后，奴役下的罪恶将会暴露天下。为此它竭力阻挠由公平正义支撑的真理传扬，因为它还知道，这种传扬就是剥下它伪善画皮的开始。它视真理为魔鬼并会千方百计的把真理禁锢在潘多拉盒中，因为它更知道，一旦真理这个“魔鬼”获得阳光，任何人休想再把它坠入黑暗。
如此在他们看来，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也是合理的，因为奴隶主的行为符合当时政权所构建的奴隶制度。一个人，你不与龌龊的制度同流合污，你的贫穷就只能怪自己。制度允许贩毒、开赌场、妓院甚至劫掠，你若出污泥而不染而致清贫就怨不得别人。在资本雇佣制下你不去剥削工人而自律自己没人把你看成道德楷模。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纳粹德国就曾以法律形式制定了一个针对犹太人的劫掠制度为对犹太人的劫掠扫清道路。还有，在某些国家，国家通过制度给出一个近乎于劫掠的补偿价格纵容开发商对百姓房产、土地的强拆、强征。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变相抢劫制度。
另外，还有些国家制度允许贩卖毒品（如荷兰大麻交易合法）、开设赌场、妓院等都属于把不义行为合法化。
他们所依据的逻辑是所谓的机会均等，而不是对制度性质本身予以是非评判。用机会均等掩盖制度的卑劣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的一贯手法。既然带有讹诈性质的制度可以存在，那么按他们的逻辑，占有烈度稍高些的带有劫掠性质的制度貌似也是可以存在了。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坚守这一原则——机会均等，似乎能够彰显强人“能力”的劫掠制度也是可以存在。制度给了任何人均等的成为流氓的机会。当这一制度是一压迫制度——压迫弱者的制度时，那么构建这一制度的压迫者就会说：“我们给了任何人均等的成为压迫者机会。活该你们是弱者，被我们压迫在下面。”如此，机会均等论给人形成这样一个假象，只要机会均等，一切行为都具有的了正当性。
很显然，从给予某一行为的机会均等中我们无法鉴别出这一行为本身的是非性质，行为的是非性判断来源于基于自然法标准对行为内在所蕴育的道德成色的评估而不是机会均等本身。
事实上，机会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均等。没有，从来没有。在资本家通过资本雇佣制安排下的讹诈，剥夺了工人劳动资料成为资本的机会的今天，你们有什么资格谈所谓的机会均等。只有废除资本雇佣制，才能实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在资本层面上的机会均等。由于狗主人没有被讹诈的条件，他就获得了使狗成为资本的机会，即获得了迫使对方与其的关系是合作而非雇佣的机会。而工人就没有这样的不被讹诈的条件。
当一个大出血的产妇急需上医院要打车时，的士司机见状将原来3元/公里的正常价格飙升至3000元/公里的天价，产妇为了活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讹诈事实。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活命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制度讹诈——资本雇佣制的讹诈。只不过工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不是天价而是仅够活命的价格，即司机与资本家的区别仅在于，司机给出的是天价，资本家给出的是地价。资产阶级总是试图用契约掩盖一切，在这里我用罗伯斯庇尔的一句话回答他们：“靠损害我同类的生命的投机，不是交易，这是一种抢劫和一种对兄弟姐妹的杀害。”[1]
一战后的德国哥廷根，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马克急剧贬值，以致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仅需一美元，在德国留学的朱德他们仅花五美元买了一栋小洋楼作为学生会办公处，过了段时间房主毁约要求赎回洋楼，起诉至法院，中国留学生议论纷纷，朱德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将洋楼归还房主，他对党小组的同志说：“共产党人不能欺负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帝国主义用战胜国贬值马克的办法掠夺战败国人民的财产，这是剥削掠夺行径。我们共产党人既然不拥护帝国主义的那套制度，就不能站在帝国主义那一边。要坚决的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在法庭上，朱德高声说道：“我们中国留学生完全同情德国人民的生活困难，抗议帝国主义以‘道威斯’计划巧取豪夺德国人民的财产。所以我代表中国留学生宣布，我们将无代价的无条件的撤出这栋楼，并将房子完璧归赵。”[2]
难道朱德不晓得契约的“神圣”？难道朱德不懂得金钱的作用？不，知道，但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的高尚信仰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共产党人不能欺负人。一句并不华丽的质朴语言诠释了共产党人理念的核心。共产党人当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3]朱德正是这样的一个为他人幸福而存在的人。良知和正义能够压制私欲和邪念，这是那些崇尚“契约”精神的所谓理性人所永远无法理喻的。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品劣不可以语德。低境界者永远无法理解高境界者的胸怀，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良善感天，仁义不败。由朱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统领的中国共产党焉有不胜之理，不胜才没了天理。
肮脏之人对纯洁的最高理解力是灰色，他们永远无法想象世上还会有完美无暇的白色。当神圣的白色真的呈现在他们面前时，惊恐下的不适会引导他们以阴暗的心理揣摩白色存在的背后动机，刻意把浊垢涂抹其上，为白色装裱上灰色的污秽外表以适应自己对颜色的认知能力。[4]
还有的资本家可能会说，我们仅是最最普通的资本拥有者，资本雇佣制度并不是由我们制定的，我们只是在遵守（阶级）法律享受着这一制度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仅此而已。对此，我们要说，资本雇佣制是由以金字塔形式存在的资产阶级中位居塔尖并控制上层建筑而成为统治者的那些人或其代理人来构建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以阶级的名义构建的剥削制度。虽然这一制度的具体构建出自资产阶级金字塔的塔尖，然而你们作为资产阶级中塔基的一员，不仅仅是整个制度构建的坚定支持者和帮助者，更是阶级剥削的受益者。故而，不要说对你们这些塔尖的帮凶实行工者有其股，就是没收你们的犯罪工具——生产资料也绝不为过。
几百年来人们从交换的角度看待资本雇用制已形成传统共识，而平合主义者则是从公平的角度看待资本雇用制，并得出了此种所谓的交换是失去公平的讹诈下交换这一结论。平等合作制度正是基于公平理念构建的政治经济制度。
有些资本家还会狡辩称，我们与工人之间是通过平等契约构建的交易关系，我们付钱购买他们的劳动力，就这么简单。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你资本家可以对工人说我“购买”你的劳动力并能完成这一“购买”，你能对有主人的牛马也说我支付草料费“购买”你们——牛马的劳动力吗？牛马的主人能答应吗？牛马的主人会说：“我的好处在哪里？”你能到商店对着机器也说我支付电费“购买”你们——机器的劳动力吗？机器的主人能答应吗？机器的主人会说：“你这无异于抢劫。”资本家对工人就是这样，“购买”劳动资料——劳动力，但却不向劳动资料的主人——工人支付任何费用。你们之所以对工人劳动力的所谓购买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工人的主体与劳动资料不可分离浑然一体，使得你们的以生命为对象的讹诈得以成功。契约真的那么平等吗？你们的契约是一种怎样的契约，是一种在资本雇佣制保护下的对工人的讹诈性契约，工人们如果不屈从于你们的契约，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饿死而你们还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制度——资本雇佣制度决定了资本家是不会为工人的被饿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这就如同若社会构建一种保护抢劫的制度，那么路人与劫匪之间任何刺刀下的“交易”都必然是在合法的掩盖下完成，如果路人拒绝“交易”而受到伤害，法律也不会制裁劫匪，因为制度规定了这种“交易”方式的合法化。工人阶级正是如此，不得不屈从于制度而接受资本家的压迫。
你们的所谓聪明仅应体现在你们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比较上，而绝不能与工人比较。因为工人与资本家两者的财富占有方式不同。前者凭借劳动占有财富，后者凭借资本占有财富。掌握相同财富占有方式的两个人之间的利益争夺我们称为博弈，掌握不相同财富占有方式的两个人之间的利益争夺我们称为奴役和反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的财富差异是由制度带来的，与聪明无关。就如同劫匪们的聪明也仅应在劫匪群内比较一样，一个可能埋伏一天满载而归，另一个埋伏一天可能空手而归，但绝不能与路人比较。因为劫匪与路人两者的财富占有方式不同。也就是说，聪明的比较必须建立在相同的财富占有规则的基础上才能成立。正常打牌与抽老千之间不能比聪明，因为两者使用了不同的财富占有规则。只有当两人都按正常规则打牌，或两人都允许抽老千且都有能力抽老千（如双方都有抽老千工具及帮手）时，他们之间的聪明才可比。同样道理，机会均等也仅是在两个人的财富占有方式相同情况下比较才有意义。
公平，普遍下的平等；正义，伦理下的理念。从以上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程序公平与否仅在不考虑事物本身是非性的相同财富占有方式之间才有意义，而不能在不同财富占有方式之间产生任何道德正义，即在机会均等的语境下相同财富占有方式的两个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仅能表达出程序是否公平，但无法体现出事件本身性质的道德正义。拥有相同财富占有方式的食肉动物狮子与狼争夺一只羊，它们之间仅能考察程序是否公平的而无所谓是非正义，但这一对羊生存权侵犯的事物本身却是对道德正义的背叛。狼无权以给羊吃狼的平等机会来确立其吃羊的正义性。劫匪与劫匪之间的竞争讲程序公平，但对路人却是实体非正义的，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讲程序公平，但对工人却是实体非正义。因为劫匪与路人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拥有不同的财富占有方式。
故而我们说，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仅对两个用相同占有方式谋取利益的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博弈而产生的利益差我们只能考察程序是否公平，从中无法提炼出任何正义的基因。而对两个不同占有方式谋取利益而产生的利益差，机会均等作为取得利益的正当性毫无意义，双方不能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审视其实体的正义性，利益占有的正当性由两个不同占有方式的是非比较而产生，在相同的占有方式中，比较不出正义，仅有程序公平性，正义是个针对是非的概念。
很显然，资本家们各个并不都是聪明绝顶的智者，他们的食利性富有是依赖于有利于他们的制度设计，就如同奴隶主依赖奴隶制的保护一样,资本家同样依赖雇佣制的保护。制度安排不允许抢劫，抢劫为业的强人变成了穷人；制度安排允许奴役，剥削为业的资本家变成了富人。我相信，当一种制度设计保护而不是消灭抢劫这一行为——废除私有制构建丛林制时，资本拥有者凭借资本获得的任何财富都会被强人“拿”走，因为资本拥有者不是处于食物链的顶端，那么世界上最富有的绝对不是资本家而是强人，即当社会允许暴力抢劫，那么资本家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当社会允许资本雇佣，那么工人的任何努力也是无效的。而在今天，资产阶级以法律的形式废止了一切资本以上烈度的占有方式，制度的安排使这些资本拥有者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使得他们成为了最富有的不义占有者。就如同狼将羊圈进出通道由大门（制度）设计成只有狼可以而狮子无法钻入的狼洞。这样在羊圈内，食物链顶端就由狮子变成了狼，狼从此成为了最富有的动物。因此我们说，他们的一切财富不是来源于他们的智慧，而是来源于有利于他们的那个制度安排。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降低财富占有方式性质烈度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逐步消灭处于食物链顶端财富占有方式的过程，从而使得处于顶端的财富占有方式的性质烈度逐步下移以体现社会的进步。在一个阶级社会里，被当下阶级法律所认可的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财富占有方式皆是准犯罪。因为随着未来人类文明的进化，这一财富占有方式就会被第一个予以淘汰废止。在资本法权时代，资本就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准犯罪阶级。任何人若想富有就必须通过该制度允许的最高烈度的财富占有方式牟取财富——跻身于准犯罪阶级行列实现既快又多的富有，同时也必在未来的财富占有烈度下移的革命中首先成为要被剥夺和消灭的对象。
任何人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打造下的产物。雇佣制能够把工人阶级由有产变成无产，合作制则更能够把工人阶级由无产变成有产。这，就是制度的威力。几百年的雇佣制度至今天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们人类已经摧毁了泯灭人性的奴隶制，难道还能让异化人剥削人的雇佣制永世长存吗？不，绝不。历史车轮浩浩荡荡，顺昌逆亡。一切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资本利益集团都终将被前进的车轮碾的粉碎。
[1] 罗伯斯庇尔于1792年12月2日发表的《论粮食立法》之内容——《法国大革命史》， 作者：王养冲，王令愉 。东方出版中心，第314页。
[2] 《胜因 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上册），白山出版社，武更斌/著，第362—363页。
朱德元帅临终前嘱咐妻子将自己全部存款2万元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没有给子女留下分文。他常教导自己的子女：“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正如他的女儿朱敏所说的那样：“在他老人家看来，无产阶级根本不存在继承遗产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继承的话，那就是革命传统、革命情怀、革命意志和革命真理!”“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朱德拒领元帅工资内幕：两万元存款遗产去向》，《和讯网》。http://book.hexun.com/2012-08-17/144859223_1.html
[3]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4] 在苏俄内战期间，托洛茨基经常深入第一线指挥作战，前线的军官常对他说：“你所站的位置，连师长都不会来。”针对托洛茨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做法，资产阶级记者总是对其动机进行私利性揣测，对此托洛茨基回应道：“这是他们在用熟悉的语言描述超出其理解范围的东西。”
《托洛茨基自传》，张俊翔/译，人民出版社。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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