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如何客观地、正确地看待文革？这是历史对我们后人提出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郭松民在《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中提出的两大任务之一。下面，我简要地谈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算是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文化大革命”（以后简称“文革”）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文革之初，主席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再结合其他有关文革的资料，可以知道，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就是寄希望于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以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找到一种好形式，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我的问题是：那时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么？为什么会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发展到不得不通过发动文革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如果说过去“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所以才导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请问我们原来的形式究竟错在哪里了？我们要找的那种好形式又究竟是什么？还有，仅仅依靠“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能够解决文革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么？如何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等等，我以为，这些是需要我们今天深刻反思并必须彻底搞清楚的问题。否则，我们就走不出认识的误区，就不能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更别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我的认识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之后，再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逐步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从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也是毛主席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反复提到的观点。1951年，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刘少奇的这个讲话和毛主席此前的讲话以及中央的精神是完全相一致的，也符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仅从路线这个层面讲，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可是，毛主席误以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决意通过文革纠正刘少奇的错误路线。殊不知，毛主席主张的社会主义路线，才是脱离于当时生产力实际的错误路线。这样的路线，不仅背离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也背离了毛主席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反复提到的观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的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实际上，它是新民主主义也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根子，也是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权利的关键所在。这个权利，必须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代表大会直到国有企业的工会系统。一旦没有了这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复存在了，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就被架空了。事实是，建国后，我们将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交给了政府，在政府的上面又加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实行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正是由于这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使得党主、政府为主和官主取代了人民民主。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党国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之所以“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源，就在于此。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刘少奇，似乎都不晓得这个道理。即便是现在，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也还是寥寥无几。
话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是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刘少奇对了么？
我的回答是：倘若仅从路线这个角度讲，毫无疑问，当时的刘少奇是正确的。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还有一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问题。因为刘少奇的”巩固“二字，不仅是指巩固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还有巩固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含义。由于本人孤陋寡闻，就目前我掌握的资料来说，尚且没有看到刘少奇对于这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提出过任何质疑。试想，在巩固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当时如果执行了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其结果，必然像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预见的那样“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请大家好好看一看，距离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已经快五十年了，毛主席去世以后，邓小平上台，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不就是走了一条刘少奇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么？结果怎么样？毛主席的预言，全部应验了。正因为毛主席早就预见到了这些，所以，才不惜粉身碎骨发动文革，就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众所周知，毛主席是寄希望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主席是想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事实是，经过实践证明，当初从前苏联学来的那套体制，没能实现这样的愿望。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想着要改变。但是，这套体制的弊端究竟在哪里？如何改进？正确的体制究竟是啥样子的？这是一个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前无古人的世界性难题。面对困难，毛主席毫无退缩，知难而上，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实践、大探索。十年文革，毛主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成立革委会，创建鞍钢宪法，实行“四大自由”等等。秋石客曾经撰文，说《毛主席是新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我看不无道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主席终归没能抓住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哽嗓咽喉，终究没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形式，来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结果，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变成了不断地“割韭菜”，并以毛主席逝世，王张江姚被抓捕而宣告结束。
由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是，伟大的文革精神永存，更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思：
1、高居矛老师说“毛主席之所以具有无人可比的伟人魅力，最突出的功勋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付之实践”。高居矛老师的这个观点，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事实是，由于体制设计的错误，人民民主被架空，导致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被专政。毛主席不满意，执意解决这个问题，发动文革。所以，毛主席的文革理论，实际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最高统帅毛主席领导被专政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付之实践。
2、在那个时代，有毛主席的领导，通过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大官特权问题和贪污腐化问题。现在的情形，要比那个时代复杂得多。而现在的领导人，又远没有毛主席那样的威望和智慧。现在，倘若期望依靠党内整风的方式，解决大官特权问题和贪污腐化问题，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3、在那个时代，有毛主席的领导，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并创建了一系列制度，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主席终归没能抓住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哽嗓咽喉，没能彻底除掉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结果，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变成了不断地“割韭菜”。倘若今天整风，不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不彻底除掉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不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符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原则的新体制，其失败的结果，早已注定了。
4、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和黄炎培对话，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落实民主？这种体制的形式究竟是啥样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终其一生，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完成毛主席未尽的事业，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对文革、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