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子扯文革（六）三支两军与王关受挫 [复制链接]

【编者按：引用作者一段话做为编者按."我们处于斗争低潮期，更应该坚持斗争。因为，只有坚决斗争，才能召唤到同类，才能鼓舞起工友。当然，这只是指斗争意志上的坚定，而不是斗争方式上的盲目。斗争要坚决，但不能蛮干。还是要细心做政工，拉关系，团工友，通过打击小工头积攒经验，壮大力量，再打击大工头，直至整个工厂。直接拉人冲击暴力机器，那是左倾冒险；只发微博求关注搞跪舔，那是右倾保守。"】

棍子扯文革（六）三支两军与王关受挫
2015-10-31 22:24:00
作者：红卒要过河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9ed6bac0102w3q8.html

前面说到工人早饭派起来之后，党政资分子撂了挑子。上海早饭派顺势接手管理工作。但其它省市早饭派并没有及时顶上。于是就发生了所谓的全国党政机关大瘫痪，大混乱的情况。老毛觉得军队还是可靠的，于是派军队支持左派，并对早饭派们进行训练，培养战斗能力。仲尼趁机搅屎，把支左变成三支，又加上军管变成两军，于是支左军训便成了三支两军。军内无论是林妹妹一派，还是林妹妹敌对一派，实际上大多为走资分子，因此实施军队支左，实际上就是支右压左。早饭派面临空前危机。关锋发文攻击军内走资派，王力讲话抨击仲尼外交路线。俩人触到仲尼们痛处，正好老毛退守，林妹妹集团闪人，于是仲尼们顺势拿下王关。老毛暂停进攻，文革派陷入低谷，但江张依然坚持战斗。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毛泽东传》）

（老毛这时还觉得军队是可靠的，于是考虑派军队支持左派，以便帮助左派尽快成长起来。）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毛泽东传》）

（竹叶青们表示：我们就是秩序，反对我们就是反对秩序。）

1 月21 日，毛作出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2 月19 日，毛要求军队分期分批对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军训。周发出“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决定（《河蟹党屎》）

（仲尼确实是资先锋队的神级搅屎棍！针锋相对！你支一个，我改成三个，分散你力量；你军训，我就加个军管，限制你行动！）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毛泽东传》）

（老毛依然信任老军头们。）

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毛泽东传》）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毛泽东传》）

（神搅屎周仲尼很清楚要害所在：重要生产部门、专政机构。因此仲尼立即派军队接受这些部门，实施军管。可以看到，两军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变成了军管。各路军头掌权、占坑，早饭群众没占到什么位子。因此，所谓的早饭派全面夺权根本上就是无稽之谈。）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回忆江青同志》）

（哈哈，支左实际是支右。搞特权，只是走资的表现之一。作为斗争手段，当然可以指出谁谁搞特权。但阶级斗争不应该限于此，还应上纲上线，明确其所推行的政策，如何表现了资的立场。如此一来，斗争才能不停留于斗人，而是深入到斗路线。）

周恩来说：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毛泽东传》）

（哈哈，仲尼搅得一手好屎，三结合还是军队为主，军队来推，革命群众滚一边。仲尼干什么都不忘打老毛的旗号。这就是仲尼高明的地方。）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毛泽东传》）

（进一步把军管会变成最高领导机构。请问，还要革命群众干神马？这就是对老毛最高指示的执行？碰上这样的神搅屎，老毛要哭晕在厕所。）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传》）

（“有的同志”明显是无的人。仲尼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什么立场难道不是很清楚么？所谓的“群众”支持，是神马群众呢？是哪一派的群众呢？）

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毛泽东传》）

（核心部门依然牢牢掌握在资手里，无只在教育部和文化部占据上风。这么说，文革还真的就是文革咧。）

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毛泽东传》）

（哈哈，到底要支持哪一派，军头们心里门儿清。）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毛泽东传》）

（文件总首先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能对群众组织开枪，表明之前干过对群众组织开枪的事。不准随意捕人，表明之前随意捕过人。不准大批捕人，表明之前大批捕过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表明之前就是这么干的。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表明之前是锱铢必较的。“军委十条”的出现本身，表明之前的三支两军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丫们干的完全是支右压无的勾当。）

1967年工人总部等12 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55）以后，造反派分裂成了“香花”派和“毒草”派。支持的一派说“二八声明是大香花，香飘云天外”，被称为“香花派”；反对“二·八声明”的说它是大毒草，被称为“毒草派”。（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

（二八声明的主要内容是对军队支左表示拥护，对武汉军队工作表示支持。香花派认为这个声明很好，是香花；毒草派认为这个声明很糟，是毒草。武汉地区工人阶级的分裂只是全国各地普遍情况的一个例示。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普遍分裂为保守派和早饭派。保守派自然成为走资派的群众基础，要么是周仲尼一系的群众，要么是林妹妹一系的群众，而早饭派则成为文革派的群众基础。但早饭组织也并非一开始就明辨时局，有不少跟错队的，在受到打压之后才醒悟过来，比如武汉不少香花派，遭受了军队镇压，才明白过来，加入反对走资军头的队伍。）

当武汉军区3月17 日逮捕朱鸿霞等几百名工总头头，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并要九一三去请罪时，支左的153 部队进入一冶，虽未抓我和其他一冶的主要头头，但同样视毒草派的造反派为非法组织。他们要我们解散组织。他们从造反派手中夺回了权力，并一手扶植保守派组织。（《悲欣交集话文革》）

（打击早饭头头，定性反革命；扶植保守派，奠定基础力量。）

4 月28日，我和曾繁运与武汉地区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等造反派头头彭勋、刘传福、王彩珠等人一道，与陈再道在京西宾馆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实际上是头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批评了他，他在北京跟造反派代表见面完全是做个样子给中央文革看,他根本没有转变态度的意思。（《悲欣交集话文革》）

（反革命老将敷衍革命小将。）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揪陈抗暴”的斗争。总指挥部及时将百万雄师“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规模围攻、屠杀工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情况通过三新、二司驻京联络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六·二六”来电。总指挥部还决定在6月底将孤立无援的汉口民众乐园、汉阳轧钢厂、汉阳商场等宣传站撤离到湖大、华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伤亡。（《悲欣交集话文革》）

（坚持斗争，积极联络。不斗争，光转发是没有用的。中央文革立场坚定，支持早饭派。）

1967 年6 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所有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悲欣交集话文革》）

（走资深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正是因为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率先实施武力攻击，才有江青“文攻武卫”的喊话。保守派不武攻，何来早饭派的武卫？）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7.20事件发生以后，历史虽然宣判了这一伙人的彻底失败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台的那个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凶手竟然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1969年文革中“两清一批”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将我判刑，真是人间奇冤。（《悲欣交集话文革》）

（走资掌了权，当然不会称颂早饭派嘛。污蔑、辱骂、诅咒，我们都视为赞美。对待他们，我们当然不会搞神马埋怨、指责、诅咒之类的攻击，而是要给以现实的武器的批判。）

20 日凌晨，小曹来到我和张维荣，彭勋住的房间，紧张而又小声说：“出事了！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王力抓到武汉军区去，还打了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现在他们有很多人冲进了武汉军区。”我们立即起床，通知在新湖大立即召开全市造反派头头会议，商量对策。
天亮以后，我在湖北大学门前亲眼看到，大批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车辆快速冲过新湖大校门口，驶向武汉军区方向。许多军车上穿军装的8201士兵拿着枪支站在车顶和两边车门上示威游行。有些军人还不停地向天上放枪。百万雄师的车上也是全副武装，举着铁矛，戴着安全帽，疯狂地叫喊着“打到王力，打倒谢富治！”“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叫喊着他们编造的谎言：“毛主席最新指示：百万雄师大、好、纯”等。1976年10月事变以后，官方编造历史，说是王力、谢富治到红水院的讲话表态支持造反派，激怒了百万雄师和8210部队的指战员。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7月19日下午，谢富冶、王力召开了武汉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军区个别领导人、党内走资派和公检法、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蒙蔽不明真相的广大战士和基层群众，公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悲欣交集话文革》）

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传》）

（嘿嘿，两种立场，两种叙述。仲尼是大大地狡猾，叫谢王不要公开露面；不露面怎么接触早饭派组织，怎么最大程度给予鼓励支持？都像仲尼一样搞特务工作？至于老毛的最高指示、苦口婆心之类的不过是徒劳的努力罢了。再多“最高指示”也化解不了阶级矛盾，再多苦口婆心也改变不了走资立场。斗争越激烈，分化越清楚。）

7 月22 日，文革小组组织数万人欢迎谢、王回京。25 日，北京举行了欢迎谢、王归来，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河蟹党屎》）

7月23日清晨，我在新华工校园里听到高音喇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王力、谢富治同志胜利回到北京，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武汉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悲欣交集话文革》）

（文革小组力挺谢王，革命群众倍受鼓舞。）

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〇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毛泽东传》）

（江林坚决斗争，老毛心慈手软。）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毛泽东传》）

（敌人已经举起屠刀，你要放下武器？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了。文攻武卫也是革命群众自己的创见嘛，江青只是明确站队，大力宣扬而已。）

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毛泽东传》）

（林妹妹固然意在铲除异己力量，但他说带枪的刘邓路线却丝毫没错，揪军内走资派也是有的放矢。这是一个好时机。）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传》）

（社论是关锋手笔，方向明确，思路清晰。）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回忆江青同志》）

（仲尼趁机搅屎，拿下关锋。其实对仲尼来说，陈伯达和关锋都是敌人，最好是一锅端了。但陈伯达比较狡猾，于是只拿了关锋下手。这时也可看出林妹妹集团和文革派不是一路人。前面联手攻击，等到敌人反击的时候，陈伯达找借口闪了，林妹妹也是按兵不动，继而溜之大吉了。）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回忆江青同志》）

（林妹妹的居心其实已经昭然若揭，就是要趁机拿下军中大权。关锋再一吹，从理论上提出揪军内走资派。看上去林妹妹和文革派已是铁板一块，大有联合掌握军政大权的趋势。老毛对林妹妹集团还是有所警惕，于是想通过保陈再道等人来对林集团加以平衡，起一个缓冲作用。但由此就要伤及文革派，在林妹妹和陈军头们的拉锯中，软柿子就要被挤伤。林妹妹虽然底子厚，但见老毛要保军头，也明智地选择暂避锋芒；保存实力，伺机再战。毫不犹豫地把文革派推出去挡枪。文革派对林妹妹警惕不足。经此一役，就应该能看出林集团不是一路人，丫们关键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先前的合作伙伴。因此，根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林集团身上，而是要自己想办法发展军中的无方力量。文革派基本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在军中根基深浅。谢富治是无在军中的代表，但力量而言还是微弱。尤其老谢72年就去世了，是无的一大损失。老毛可能正是看到军中无方力量的微小这一点，所以选择和老军头们妥协。但这种妥协显然只能是暂时的，关键还是要发展军中的无方力量，革新军队当中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行动呢？要如何发展无方力量，革新军队关系呢？我们将在后文提出我们的看法。）

王力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外交部的运动阻力很大，不要把外交神秘化，红卫兵也能搞外交，外交部的三结合班子要“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造反派当场成立“夺权指挥部”，外交部政治部被砸，姬鹏飞、乔冠华等领导被关押。造反派以外交部监督小组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河蟹党屎》）

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回忆江青同志》）

（早饭派要输出革命，周仲尼坚持和平共处。老毛谨守组织的条条框框。）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毛泽东传》）

（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一句话，资力量不能动摇。）

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毛泽东传》）

（仲尼不是最讲究在外宾面前维持国家脸面的么？肿么就把极左们干的“丑事”抖搂给外宾了呢？）

六六年十二月主席生日那天晚上，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 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回忆江青同志》）

（仲尼搞外交一路三和一少下来，中央文革早就看不顺眼了。七二〇王力没出文，做了个八七讲话，算是对这条路线的侧面攻击。那会儿仲尼脸色就老难看了，被捅到了菊花嘛。这次还不得抓住机会把王力搞掉，把文革派整垮。）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仲尼雷厉风行，分秒必争，不愧是特高科老大出身。计划滴水不漏，凡事都先拿了老毛的尚方宝剑。）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回忆江青同志》）

（革命战士，性情中人。）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回忆江青同志》）

（还是春桥老道：越是处于弱势，越要坚决斗争。这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处于斗争低潮期，更应该坚持斗争。因为，只有坚决斗争，才能召唤到同类，才能鼓舞起工友。当然，这只是指斗争意志上的坚定，而不是斗争方式上的盲目。斗争要坚决，但不能蛮干。还是要细心做政工，拉关系，团工友，通过打击小工头积攒经验，壮大力量，再打击大工头，直至整个工厂。直接拉人冲击暴力机器，那是左倾冒险；只发微博求关注搞跪舔，那是右倾保守。）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开局是全国党政资逼大罢工，大部分地方早饭派还没来得及接手。仲尼们也不让接手。老毛觉得军队还是可靠的，于是派军队支持左派，并对早饭派们进行训练，培养战斗能力。仲尼趁机搅屎，把支左变成三支，又加上军管变成两军，于是支左军训便成了三支两军。军内无论是林妹妹一派，还是林妹妹敌对一派，实际上大多为走资分子，因此实施军队支左，实际上就是支右压左。大权被军头们接手，早饭派面临空前危机。关锋发文攻击军内走资派，王力讲话抨击仲尼外交路线。俩人触到仲尼们痛处，这时老毛选择退守，林妹妹集团暂避锋芒，于是仲尼们顺势拿下王关。文革派一时陷入低谷，但江张依然坚持战斗。从此段斗争我们可以看出军队介入之后，前期文革派领导的早饭派和党政走资指挥的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均势被打破。老毛选择退守，思考应对策略。江张坚持战斗，鼓舞士气。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越是位于弱势，处于低潮，越是要坚持斗争，如此方能斗出机会，斗出力量，伺机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