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有人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天堂，这个“天堂”到底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天堂还是无产阶级的“天堂”？看看美国社会高犯罪率就知道了。河蟹国的河蟹盛世下，每年发生几十万起群体事件，也就能知道这是那个阶级的“盛世”了！】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分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the tramp〔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tramper〔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有人说我党某人上台是向“左转”了，可是现在一个老太婆摆一个气枪摊都要抓进监狱。无产阶级自己组织工会那岂不是要了统治的资产阶级的老命？统治的资产阶级所谓“道路自信”看来一点也赶不上一百多年前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自信”！】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业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 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