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运动二十八周年
沙海之舟
沉默，沉默，--不该沉默，也不会永久沉默！鲁迅先生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去。然而，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六月四日，是个敏感的日子。二十八年了，每到这一天，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都如临大敌，动用一切手段维稳，生怕再一次发生那样的运动，恨不得将这一天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然而，流血的记忆是抹不掉的，法西斯的罪行也是抹不掉的。因为，人们不会忘记，――那天，武装直升机、坦克、装甲车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轰鸣，无数冲锋枪和机关枪则对准无辜的学生疯狂地扫射，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骇人听闻的六．四惨案。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依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说法，说学生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充当了“自由资产阶级”的炮灰。将这笔帐算到无辜的学生头上，学生造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反，――何罪之有？――有罪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他们罪恶滔天。为了纪念这个流血的日子，有必要纪念那些为反抗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而流血牺牲的学生，有必要为英勇的学生们洗去身上的污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六．四运动的性质
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开放”的十年。十年间：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然而，“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继续欺骗广大人民群众，以达到“打左灯、向右转”的目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依然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行事。事实上，毛主席早已经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打得粉碎了。农村经过“改革开放”，解散了人民公社，小生产得到“解放”，“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城市经过“改革开放”，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员实行“属地化管理”，广大党员的作用被边缘化了。鼓励干部“下海”，社会上“官倒”横行，官商勾结，“皮包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尤其是昔日达官贵人的子弟（所谓“太子党”），利用老子的权力，倒买倒卖，大肆敛财。当年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中也不得不承认：“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这样的“改革开放”，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正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六.四运动。
有的同志认为六.四运动的性质“是自由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根据建国前毛主席的手稿，“自由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建国后，由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改革开放截止到1989年，始终是官僚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上即使出现了一些“企业家”，也并未形成一个所谓的“自由资产阶级”。 一些“企业家”恰恰是借助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才“富”起来的。也可以说，这些“企业家”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一手扶植的。当时，这些“企业家”对党和国家感激还来不及，何来矛盾一说？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内部的个别人物说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将赵紫阳说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赵是忠实执行邓的改革路线的，始终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始终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干将。赵在六.四运动期间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是一句大实话而已。赵之所以这样说，并表示同情学生，无非是怕日后遭到人民的清算，为了洗刷自己的历史罪责，所以在关键时刻把邓推到“风口浪尖”。正因如此，当年《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
说“主导成分是当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民运”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虽然不是六.四运动的“主导”，所谓“民运”分子也并不是六.四运动的“主导”。六.四运动的“主导”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
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边远地区的小城市，运动的主体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一些教师和市民也参与了那场运动，但毕竟不是主体。所谓“民运”分子不过是极少数宣扬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陆续跑到国外去了，在他们看来国外毕竟比国内“民主”。将这些人说成是运动的“主导成分”，实际上夸大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及边远小城，不可能每个城市都有所谓“民运”分子坐镇指挥，所谓“民运”分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六.四期间，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包括部分教师也到大街游行，打出“反对腐败”、“惩治官倒”、“反对物价上涨”、“我们拥护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甚至还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横幅。沿途，许许多多的市民都为他们鼓掌并与他们共同高呼口号。由此可见，六.四运动代表了民众的呼声并得到民众的拥护。六.四运动被“平息”之后，修正主义叛徒当局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从此，人民群众便彻底失去了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力。
二、六.四运动的革命性、进步性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相互联接，构成社会的总体。
说“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仅仅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没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消灭地主阶级之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依然面临着反对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尤其是霸权主义的斗争。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反对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尤其是霸权主义，就是应当解决的主要矛盾。前苏联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矛盾。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对于前苏联来说，推翻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就是应当解决的主要矛盾。研究任何事物，都应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把解决矛盾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另外一个中心环节，由一个过程推向另一个过程。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原则，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六.四运动斗争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虽然最终被“平息”，却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凶狠、残暴的真实面目，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政治体验”，对于今后反对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斗争是不可或缺的。
三、六．四运动的意义及教训
六．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自发地与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
六．四运动的矛头指向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使他们不得不撕去“革命”的伪装，动用专政工具，对青年学生进行血腥镇压。不承认基本事实，将六.四运动说成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是站在貌似“公允”的立场，否定那场斗争的革命性、进步性，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为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镇压人民洗刷罪名，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辩护士的角色。
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然而，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改革开放”，从反面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开始意识到“改革开放”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使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代表人民的意愿，自发地组织起来与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进行斗争。斗争开始是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的形式进行。而在斗争后期，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民众则设置路障、对镇压进行反抗，最后喊出打倒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代表人物的口号。
至于几个跑到国外的参加六．四运动的学生代表，不过是北京一些高校学生游行示威、静坐、绝食活动的串联者、组织者。从全国来看，这些人并不是运动的领导者，也称不上“学运领袖”。六．四运动的主力军是广大青年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并投入到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从全国来看，全国各个高校的青年学生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没有学生们公认的“领袖人物”，更没有统一的“纲领”。所以，说“自发”运动是符合实际的。
六．四运动标志是在修正主义法西斯统治下，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觉醒。
这一点可以在当时的横幅和口号中体现出来。许多地方的学生，纷纷打出“我们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拥护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坚持社会主义”。同时，还有游行的民众手持毛主席画像，高呼“毛主席万岁”。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当年的广大学生（包括部分民众）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党在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之后，性质便发生根本改变），也并不是要搞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希望“社会主义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与部分民众只是要求对社会进行“改良”。这种“改良”的愿望与诉求，显然要触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遇到殊死反抗。之所以“平息”六.四，就是“大官们”要保护既得利益，是出于阶级本性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对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寄予任何“改良”的愿望，都只能是幻想。
毛主席指出：“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六．四运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六．四运动标志着民众的觉醒，并开始走上反抗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反动统治的道路。
尽管六．四运动被“平息”，然终究动摇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多行不义必自毙”，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倒行逆施，罪恶滔天，必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速灭亡。
六．四运动告诉我们：在中国，“街头革命”的道路走不通。六．四运动中，学生们手无寸铁，斗争形式也只是请愿、静坐、游行示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不成功的 “街头革命”。然而，即使是那样的“街头革命”也为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所不容。在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机关枪面前，这样的“革命”不堪一击。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在反对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斗争中，也只能遵循这一规律。推翻修正主义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必然是天下大乱伴随着流血的斗争。重建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天下大乱并伴随着流血的斗争。阶级的大搏斗必然极其惨烈。
在工人阶级没有成为自为阶级的情况下，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六．四运动之前，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法西斯面目并没有全部暴露，还没有出现诸如：城市工人下岗，农村土地流转，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出现两亿倍受剥削与压迫的农民工等等。同时，由于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欺骗，广大民众包括工人阶级暂时看不清修正主义上台的本质，还没有觉悟起来。六．四运动由于是青年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可谓先天不足），广大民众并没有积极地投身其中，并不是运动的主力军，且没有工人阶级的引导，尤其是没有革命党的正确领导，所以失败在所难免。
如今，历史的进程正在加快，无产阶级的觉悟正在逐步提高，并逐步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广大民众也逐步看清了“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自身的“政治体验”更加深刻。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还是用毛主席的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人民大众觉醒之日，就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