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聯合報》趁着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推出相關的專輯，以香港變得「大陸化」為基調將題目展開，由此衍生了一場關於大陸與港台關係的辯論，先有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講師鄧健苓以一篇《香港回歸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作回應，指責港台兩地的「本土思潮」是殖民地買辦心態的反映，後經台灣左翼網站「苦勞網」轉載，再有台裔學者丘琦欣的批判性文章《苦勞網的惡性親中與左統在政治上的破產》，並在港台兩地的社運圈子當中廣泛傳播。
在我們的角度上，鄧健苓對形勢以偏概全的判斷導致立場發生了根本錯誤，而丘琦欣的文章雖然作出了必要的批判並捍衛了一些事實，然而當中的分析還嫌未夠深刻。無論如何，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加之當前香港的本土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以及台灣經濟在綠營當政毫無起色，社運陷於停滯的悶局下有人注入一些新元素總是好事，以下我們將對雙方的策略傾向稍作整理，然後作出關鍵的補充並表達有關大陸與港、台地區關係的見解。
徹底的民族主義有別於國家主義
要展開辯論當然要把握對方的主要觀點，鄧健苓的《香港回歸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整篇的核心思想就是香港回歸以後仍未「解殖」，香港最需要的就是「解殖」；至於丘琦欣就在《苦勞網的惡性親中與左統在政治上的破產》當中批判了「許多左統成員根本是徹底的民族主義者與國家主義世界觀。世上其他國家都必須服從中國，只因為中國是勞動人民的堡壘，甚至實際上只有中國才有工人階級」，顯然在她的心目中，「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是差不多的思想意識，而她所指望的就是內地的官僚集團和「左統」有朝一日「被真正的全世界工人階級清除掉」。
然而我們要問一句，鄧健苓果真是個徹底的民族主義者嗎？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鄧健苓想必十分擔心帝國主義在軍事和意識形態上圍堵中國，可是她根本沒有關注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剝削工人，中國間接地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費開支作出了不少「貢獻」的情況；其次，正如丘琦欣所提及到的，中國的政要本身或其子女大多都有外國國籍。因此，徹底的民族主義者倒不會相信這個政權能夠「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反而會得到社會主義者同樣的結論──主要的敵人在國內！可見，鄧健苓以為國家凌架於階級之上繼而滾到了國家主義泥潭那裡去正正因為她的民族主義不徹底。當然，民族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都會視中國的統一為不可挑戰的原則，可是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的分野不應該因此而抹殺掉，這個問題我們稍後再回頭探討。
丘琦欣指鄧健苓說「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是作出了「承認中國共產黨統治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統治」的「退讓」也是不確切的，其實鄧健苓在那句話後面用括號補充了一句「可以不如此嗎？」她的文章當中也沒有否認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裡頭也有工人階級，只不過她認為內地社會的「資本主義之惡」都是因為中國「被迫」加入「全球化」的潮流而從外面滲透進來的。而她想表達的是「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或者就算有也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準確地說，鄧健苓對「本土運動」的以偏概全的民族偏見歸根究底是階級偏見，因為她並不是以經濟地位而是以思想意識上反「共」與否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於是炮製出種種與現實不符的謬論。
鄧健苓所肯定的事情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健苓說道：「在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消費場所向來都是排斥性的，排斥低下階層」， 並將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奴役歸結為「有品味的跨國資產階級不會滿足於由機器大量生產出來的消費品，而是渴求『手工』、『有機』的精緻製品」，以至乾脆將「本土主義」與「精英買辦」的崇洋心態直接劃等號。這說明了她根本不理解什麼叫階級社會，她自以為比當前的社運青年高明，比他們客觀，可是眼界卻受到偏見所局限，實際上，目前本港充斥各種名店和高級消費場所恰恰不是「本土派」而是來自內地的富豪。
也許內地同胞慣用「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老鄉」等諸如此類親切的稱呼而令鄧健苓覺得內地社會十分包容和諧吧，可是經濟制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高昂的房價與消費水平(雖然那些商號都有中文名號)又何曾是基層和外來的服務人員所能負擔的呢？能說明鄧健苓荒謬的例子比比皆是，總之我們想告訴她，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教無產者滿足於小恩小惠，以至於廉價的關懷問候啊！當然，我們並沒有鼓吹無產者直接反對作為個人的資產者的意思，而是要他們認識到必需反對一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
與此同時，香港是個很獨特的地方，「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繼承了港英的政策，賦予了香港某些經濟特權，確立了港人一定的優越地位，於是引發生了「雙非」佔用產科床位和學校學位的情況，來自內地的消費力對通脹又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內地旅客也壓縮了港人的生活空間，也令街頭充斥着金舖，錶行，藥房。內地的產品質量問題又加劇了這種趨勢，最突出的就是毒奶粉案曾經引致嬰兒奶粉被內地旅客和「水貨客」買光，難道這一切都是良性融合的結果嗎？這一切其實北京都是心知肚明的，否則何必想將深圳居民「一年多次」的個人遊簽注收緊為「一周一行」，以及想到設立「邊境購物城」呢？
如今，資本能夠不受戶籍制度所限隨意引入廉價勞動力，富人有錢就可以到處「爆買」，以至獲得香港居民資格甚至外國國籍，這一切是不是應該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呢？怎麼以「左派」自居的鄧健苓不去呼籲那些富人支援窮鄉僻壤的建設，以及譴責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向錢看的政府沒有把資源投放到提高國民素質的教育方面呢？
「本土運動」實質上屬於「無政府主義」
另一邊廂，我們批評鄧健苓以偏概全也就是認同她的文章亦非全無合理成份，她指「本土主義」將香港回歸與經濟衰落「時間上的吻合與因果關係混為一談」是恰當的，而「港獨」份子的存在也是事實，他們的最大特徵就是公開揮舞「龍獅旗」，將擺脫內地影響的希望寄托到歐美的援助上面，歡迎國際資本壓垮中國經濟，使香港得以重獲回歸前的優越地位。只不過這部份人為數實在不多。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雖然外國勢力有主導「佔中」的意圖，然而若非勞動大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惡化，就算投入多麼大的資源也動員不了數以十萬計的青年人鬧事。
況且在大型的群眾運動當中，各種政治力量必然力圖施加自己的影響，由於以上提到的事態與兩地文化差異不時引起的零星衝突，「港獨」就有了題材在「本土」的名義下鼓吹「排內」，由此構成了「本土派」的右翼，有「法西斯」的味道，他們已在「佔中」、「反水貨」、旺角騷亂及衝擊中聯辦等事件當中檢閱並消耗了自己的實力；至於左翼就着重支持本土農業和小商小販對抗財團壟斷；大多數年輕人都是處於兩翼中間，由於民主派鼓吹「民主中國」多年而內地群眾卻依然麻木，所以他們抱有在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獨善其身這種不切實際的願望，他們受到兩極不同程度的影響，認為香港民生的惡化是內地官僚當局的壞心惡意造成的，寄望通過「民主」的恢復重現壟斷前機會處處的社會環境。實質上「本土運動」屬於「無政府主義」的一種表現，他們每一支都自行其是，不承認整個群眾運動必需通過某種民主決策的方式實行集中領導的必要。
由於中、左翼有時也會希望得到西方社會道義上的支持，而統治集團也深知青年人求變的趨勢根本無法逆轉，所以乾脆就把「本土主義」喚作「港獨」，刺激青年人的反叛心態把「港獨」喊得更響，好使內地群眾以為是外國勢力而不是官僚當局自己炮製出空前嚴峻的民族危機。故此，如果大家的注意力不放到經濟主張上面就很容易以為「港獨」、傳統民主派與「本土派」是一回事，這樣就無法正確認識社會矛盾是怎麼產生的。相反，反對派陣營是在不斷的分化當中，右翼就經常將關懷弱勢、鼓吹福利主義的左翼斥為「左膠」，將守護自己既得利益的傳統民主派斥為「老屎忽」。其實他們從反面將好多有意義的事實提了出來，左派要做的不是道德批判，而應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階級鬥爭的形勢並重新闡釋那些在右翼那裡被扭曲地反映的事實，促使群眾運動按照階級立場重新站隊。
列寧對「蠢見和妖言」的批判
我們認為丘琦欣還未有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好，她的文章雖然捍衛了「佔中」具有民主成份，當今中國並非社會主義而是官僚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等事實，然而她對群眾運動當中的落後性、偏見以至反民主方面的批判卻欠奉，這就是她能夠博得「本土派」掌聲的原因所在。「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但願她會在另一篇文章當中為大家闡述何謂「良性親中」吧，否則就會陷入左傾機會主義而成為了「本土派」的尾巴。無論如何，列寧教導我們，無產者的階級意識得由外面去灌輸，自發的群眾運動缺乏正確領導決不會自然而然地演變成社會主義革命，以下我們讀讀列寧對類似的意識形識曾經作出的論述吧，以下引文摘錄自《列寧全集》第二版第16卷《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
第301頁：在「地方公有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純粹封建的關係，這種實際存在的地方公有化意味着農民的等級和地區的封閉狀態，他們由於佔有土地和納稅的多少不同，由於享受中世紀俸祿制土地使用權的條件等等不同而四分五裂。「地方公有制」無助於一般民主運動，反而是促使這種運動分散，促使那種只有作為集中的力量才能獲得勝利的運動因分散而失去力量，造成各個區域互相隔絕。
地方公有化是個反動的口號，它把各個區域中世紀式的各自為政理想化，模糊農民對於進行集中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的認識。
如果我們把「地方公有化」換成「本土民主運動」，把封建的等級制換成由法權劃分各地居民所享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權利而造成的地方意識的話，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當今。
304及305頁繼而提及：地方公有派反對國有化的一個流行論據是國有化會加強資產階級的國家，會增加反無產階級政權的收入，而地方公有化卻能提供滿足人民需要的收入。列寧指出拿地方公有制當作區域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某種保證純粹是庸人的妄想，如果這可以叫作同集中的資產階級政權作鬥爭的話，那麼只能是反猶太主義者同資本主義所進行的那種鬥爭，是一些引誘愚昧無知的群眾上當的大吹大擂，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可能兌現的諾言，是反猶太主義的蠢見和妖言。
這裡再把「反猶太主義」換成「反共反華」是何等的貼切，換句話說就是附和着統治階級把責任推給外來者。「地方公有派」設想只要對地方自治機關加以改造，割斷沙皇維持統治力量的財政來源就能夠繞過打碎整個國家機器的任務的幻想，與「本土派」打算掌握資產階級議會偏安一隅的想法大同小異。
第323至326頁的描述更深刻：西歐「地方公有社會主義」的市儈英雄忘記了只有在無產階級居民佔很大百分比的城市裡才能從市政局那兒為勞動者爭得一點殘羹冷炙。他們幻想社會和平，幻想階級調和，企圖把公眾的注意力從整個經濟制度和國家制度的根本問題轉移到地方自治這些細小問題上去。在前一種問題方面，階級矛盾最為尖銳，因為觸及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本身，所以局部實現社會主義這種市儈反動空想尤其沒有希望。於是便把注意力轉移到細小的地方性問題上面，只是關係到怎樣利用資產階級丟下來供「人民需要」的那點殘羹冷炙。
這一流派的小市民機會主義就在於他們忘記了「地方公有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地方公有資本主義)的狹小范圍，只要資產階級還在實行階級統治，它就不會容許別人觸動這一統治的真正基礎，只要市政局試圖稍微超出通常的經營範圍隨時都會遭到資產階級國家中央政權的嚴厲禁止。「地方公有社會主義」是地方管理問題方面的社會主義，它以削弱在尖銳問題上的階級鬥爭為目的。
小資產階級，即使是最激進的小資產階級，預見到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不會有階級鬥爭，大家都安居樂業，太平無事，所以他們預先就為自己營造安樂窩，實行改良主義的計劃，大談各種不同的土地份額，調節地產，鞏固勞動原則和小勞動經濟等等，建立盡可能是社會和平的關係。
「本土派」裡頭的左翼也談論經濟危機，也熱衷談論公共事業公有化，卻以為身處香港搞些最容易得到群眾認可的階級鬥爭就可以獨善其身，思路大致上與「地方公有社會主義」類同，只不過他們現在不太喜歡對自己的想法冠以社會主義之名而已。
有關大陸與港、台地區關係的見解
至於《苦勞網》到底基於什麼原因轉載鄧健苓的文章我們不太清楚，也許他們的編輯當中就有國家主義者，又或者只是想供讀者參考、對香港的情況不夠了解等等，但願不會是前一種情況吧。我們也不清楚他們是怎麼看待「左統」這個說法的，而在我們的立場上，「統一」確實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提法，從前大陸的口號是「解放台灣」，雖然「統一」和「解放」形式上都是兩岸歸一，但內涵是大不一樣的。
可能有人會認為台灣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禁臠，所以理應先「反帝」再「反資」，就好像香港回歸資本主義的中國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香港是英國以暴力強佔的殖民地，而台灣早已於1945年由國民黨政權接管，所以兩地的情況畢竟是存在差別的，名義上兩岸政權應當在平等的基礎上就統一與否進行談判。這並不會導致左派喪失了批判「台獨」和「本土主義」的權利，我們有權利有責任向台灣群眾說明尋求獨立根本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兩岸人民應當聯合起來推翻維護資本主義的專制政權，從而實現沒有剝削壓迫的民主社會。
與此同時，左派也得揭露藍營的「反獨」與大陸當局的「促統」都是虛的，否則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淪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尾巴。實際上，藍營的取態是「不統不獨」，好使對岸給與台資更多的好處，而大陸方面只不過想要個廉價的面子，收買國民黨加入「民族復興」的大合唱。至於綠營當政是否意味「台獨」會變成現實呢？我們認為這並不值得左派擔心，要是那樣的話，問題自然演變成妥協成性的大陸當局是否有決心冒着泡沫經濟全面崩盤而觸發革命的危險，對「台獨」的幕後老闆進行一場民族戰爭，台灣人民也不可能不知道「台獨」導致戰爭的可能性，他們有能力自行作出判斷，用不着我們越俎代庖，有的老左派沒能跟上形勢的變化而教導台灣群眾擁護一個更專制的政權是令人遺憾的。
總而言之，局勢是複雜的，資本主義「反攻大陸」被中共執行了，「台獨」的最大利益由國民黨來捍衛了，所謂「左統」本質上不過是「右統」。至於「本土派」的冒起是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然而也是暫時性的現象，一旦兩地青年看到內地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他們當中大部份人的想法肯定會有所轉變，到時「台獨」、「港獨」就會徹底破產。左派必需打出社會主義的鮮明旗幟並靈活應變，以民族主義建立統一戰線無可厚非，不過大家要記住這並不是單純為了附和着民族主義者反「台獨」，更不能是為了拿內地工人的血肉收買台灣人民離棄「台獨」，而是要推動民族主義者反對國家主義(同時必需時刻警剔他們的沙文主義、復古主義傾向)，並把受到國家主義影響的無產階級群眾吸引過來進行社會主義的再教育，將其中比較進步的份子從民族改良主義思想爭取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