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学习《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便针对苏联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做认真的总结。
1956年八大说，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理由是，按照苏联教科书说的实践，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的存在的基础基本已经消灭。这样剥削阶级也就消灭了。
很不幸，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阶级和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即新生的资产阶级（当时的官僚者阶级）和无产阶级（当时的广大的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私有制并未消灭，我们依然在阶级社会中轮回。
为什么在商品生产方式下无法消灭私有制及阶级差异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有大量的论述：
马克思说：“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而当时的革命者把消灭私有制简单地理解为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了私有制了。他们完全忽略了（或遗忘了）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产生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当时所建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也会产生私有制，其私有制形式表现为：从纵的方向上看，形成了国家、集体（工厂）及个人三者之间因商品生产、交换或劳动力交换的形成利益对立关系，也是形成官僚者阶级（本质是资产阶级）与劳动者阶级（本质是无产阶级）之间矛盾。从横的方向看，各生产单位之间因为其商品生产和交换形成了利益相互对立关系，由于各生产单位统一服从于国家计划（即官僚者阶级的统一管理），各生产单位利益的对立关系无法通过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进行调节，愈发加大和固化了各生产单位的利益对立的鸿沟，当时的中国社会，大致形成了中央直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城市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城市地方集体所有制及农村合作社集体企业之间因商品生产及交换建立起来的私有制关系。劳动者的思想和行为也必然受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的制约，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在社会的意识，社会中人们的私有观念无法消除。
在商品生产方式下，存在各生产单位生产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二重性，各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要通过交换，才能使私人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
马克思说：“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既保留着商品生产，但又只强调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即强调有用物的生产。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劳动产品以商品形式出现，必然是有用物和价值物的统一，价值物作用是不可能消除的。同时，在商品生产方式下，价值物发生的作用是让个体（或生产单位）的特殊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的必要手段，苏联中国的官僚计划者们限制价值物的作用，就出现了当时各个生产单位因利益固化形成了条块分割的格局，也固化了工农、城乡和脑体的差别。这种条块分割格局，事实上已经使工农联盟瓦解了，使工人在不同生产单位的工人因条块分割而彼此对立。
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加上计划约束，与共产主义生产毫无任何共同之处，这种生产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及资本的剩余价值规律依然发生着作用。用国家计划去限制着市场竞争，只会扭曲商品生产的规律，最终必然遭到商品生产规律的惩罚，国家计划控制的商品生产必然被自由市场经济做替代。
恩格斯说：”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要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所需要的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满足，而总的说来生产的毕竟也是需要的东西。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怎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
恩格斯这段清晰说明，只要你是生产出的是商品，就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才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才能发现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社会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得到满足，商品生产的分工与协作也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得到调节。而既保留商品生产，又要限制市场竞争，必然阻断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必然扭曲商品的价值，最终，市场经济规律必然冲破这种限制。
恩格斯说：“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的价值多少有些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国在大多数场合下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力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在商品生产方式下，“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却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道路，并且标榜这种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并且使之“理论化”，这种大胆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做法，其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
马克思说：“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导师的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商品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必然关系，是商品生产的必然规律。商品的价格背离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缺点，相反，这种必然关系是商品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这是因为，没有“规则”的价格变动会为寻找“平均数”的价值开辟道路。对照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保留商品生产的同时，又在商品流通中固定商品的价格，必然扭曲商品价值。但是，商品生产自身规律依然发生作用，人们会自发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市场定价取代国家定价成为必然。
恩格斯说：“竞争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从而也就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社会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贝尔图斯等人代表着的那种空想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调节者。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裤子钮扣滚滚而来，——那末，洛贝尔图斯就会得意洋洋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账指给我们看，按照这本账，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钮扣，都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Ｘ，他审核过账目，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
苏联和中国的官僚者阶级也会得意洋洋对大家说，我们官僚者阶级日理万机做的商品生产计划完全能够满足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但老百姓体会的是物质短缺，或消费品品种样式单一，满大街上人们的着装只有一个颜色---蓝色。
恩格斯接着说：“现在，我们再看看洛贝尔图斯的又一个天真的表现——用他的空想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注：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还是这样。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参加世界贸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在起作用。危机前的普遍繁荣时期一直没有到来。如果它永远不再出现，则经常的停滞加一些轻微的波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价格的起落把世界市场情况告诉单个生产者，那他们就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为之生产的市场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甚至艾曾巴尔特医生也会因此羡慕洛贝尔图斯呢。”
只要存在商品生产方式，必然存在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调节商品生产的杠杆，苏联和中国在商品生产前加上“计划”也同样如此，中国60-62年困难时期就是一场大的经济危机，77-78年中国有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是商品生产盲目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趋于同步。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每个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开始表现为特殊的产品，生产劳动表现为私人的和特殊的劳动，只有通过货币交换成功后，才能使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品转变为社会的产品，生产劳动也才能转变为社会的劳动。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共产主义的生产，生产者（们）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
马克思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事后确立下来。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个人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媒介的“。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属于第一种情况。由于实行的也是商品生产方式，各生产单位的生产的社会性同样也是通过劳动产品变成商品，进行商品交换来实现的。与纯粹的市场经济不同在于：商品的价格由国家（物价局）来制定，商品交换必须通过国家指定交换部门（经委、商业局及供销社）来完成，各单位产品计划由国家（计委）来统一制定。这种经济其本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有的左派人士会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辨称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物资的流通依然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 但由于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生产计划，由国家制定的价格，严禁黑市交换，生产出的产品最终是为整个社会的劳动者服务的，所以每个生产单位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社会生产。这里要问，既然各生产单位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社会的生产，人们的生产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一般劳动，那么各生产单位之间以及生产单位与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的冲突。毛主席怎么会说当时社会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利益矛盾？为什么会产生三者之间矛盾冲突？
原来，各生产单位及单位和个之间，是建立在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为基础的，也就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础的。并且由于国家定价，三者之间利益冲突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加剧了三者之间的利益及冲突的固化，如不进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革命，那么必然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所以说，商品生产加上计划的限定就辨称“一开始就是社会生产”的说法，显然荒谬的。
马克思接着说：“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就是说，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这种要求不再能够提出来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
导师的这段分析已经说的够直白了，只有消灭了商品生产，每个人的劳动一开始才能是社会的一般劳动。保留商品生产，生产劳动刚开始表现为私人的和特殊的劳动（这也是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基础），只有通过货币交换成功后，才能使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品转变为社会的产品，每个人的生产劳动也才能转变为社会的劳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