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8日《人民网》一则〈留美女生只因讲中文遭白人女子攻击致鼻骨骨折〉的新闻写道：
“本月20日晚10时30分到11时间，就读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本科的中国女学生石晓琳，在坦培市的列车上，遭22岁白人妇女凯莉.拉特莱奇谩骂和殴打。石女在车上和朋友说中文时，拉特莱奇走过来，嘴里骂骂咧咧，叫嚷‘你们滚回中国去’。石下车后，拉特莱奇也跟着下车，紧随不舍继续对她喊叫，并挥拳击向她的脸部。……她一度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倒在地上，满脸是血。她的朋友也遭攻击，幸伤势不重。石的鼻骨被打断，眼睛被打肿，尽管伤势稳定，但医生说可能需要手术。”
白种女人对中国女学生动口又动手的欺侮，让人想起出身台湾移民第二代，曾任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院长目前为该校杰出教授的吴华扬，2017年5月接受《美国之音》访谈华人在美地位变迁时的表白：
“在美好和礼貌的表面下，其实暗流涌动，亚裔仍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我们越成功，就会越有反作用，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占领。”
“亚裔不仅仅在工作的地方感受到歧视，在生活中也存在歧视。有时候我走在旧金山街头，有人开车路过，突然摇下车窗，叫我‘中国佬’，或‘滚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这样的事情虽不是每天或每星期都碰到，但可以説每个月都会遇到。”
比起某些挟洋自重的黄皮白心们，肯为真相发出不平之鸣的吴华扬是值得赞许的，他的坦白揭穿了所谓的高等华人在白人眼中恐连普通仆人都不如。《纽约时报》都市版华裔副主编罗明瀚的遭际就是一典型案例，借职业之便他以公开信诉说委屈——那是2016年10月的一个阴雨天，他和家人朋友从曼哈顿上东区一座教堂推著婴儿车出来，正赶著要去不远处的韩国餐厅用膳，可能因人多挡到后边一位白人妇女：
“当你对着我们咆哮‘滚回中国！（Go back to China！）’时，我完全呆住了。犹豫了几秒钟后，觉得应该过去安抚你一下。不过你好像被我吓到了，掏出手机威胁表示要报警。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那个场面很滑稽。你可能会被起诉，尤其当我跑开后，你还在背后大叫‘滚回你们XX的国家！(Go back your F**king country)。’‘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吼了回去，我觉得这真有点傻，但也想不到其它方法证明我属于哪儿。这当然是种族侮辱，而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如果去问问那些亚裔美国人，你会发现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记忆从未间断。有的发生在校园里，有的在街头或者杂货店里。”
“你对我家人的侮辱，伴随我们经历的种种不堪的回忆，像一把利剑插进亚裔美国人心里。这种持久的外来人感觉，却是我们很多人每天都要与之对抗的。不管我们做什么，多么成功，交什么样的朋友，但是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是外来的，我们不是美国人。”
“我的父母为了逃离共产党的统治，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他们后来到美国读研究生，生了两个孩子，并把他们培养到了哈佛大学。而我现在在《纽约时报》工作。然而，我有时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外来人。我怀疑这种感觉会有消失的一天？或许，更重要的是，我的两个女儿长大后，也会被同样的疑惑困扰吗？是的，从网上支持的声音中我找到肯定的答案。但是，我7岁的女儿当时目睹了那一切，并不停的问我太太：‘为什么她让我们回中国呢？我们不是从中国来的呀。’‘对，我们不是。’我妻子这样回答她，‘我们是美国人，只是有时候人们不理解。’我希望你现在理解了。”
这番低调的痛楚心酸激起了广泛的回响——
“我是第四代华裔美国人。我的父亲和祖父均出生于美国，我在皇后区长大，于上东区一座合作公寓住了16年。在我们的双胞胎出生后，我妻子——也是华裔美国人——有一次和孩子们在电梯里，一个女人问她，‘噢，这楼里有人生了双胞胎？’此人以为我这位藤校律师妻子是保姆。有几次我去拿外卖，公寓楼里的人训斥我应搭货梯而不是客梯——他们假定我是送餐员，而不是住户。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七岁的时候，父亲跟我解释‘chink’（支那佬）是什么意思，因为邻居在我们门前用喷漆写了这个词。（而我是韩国人）”
“叔叔的车停在他达拉斯家门口车道上，被人涂上‘滚回中国去’几个字。当时我八岁，经常哭。”
“我正走向自己的座车，一名白人女子跑到我跟前说，‘我讨厌看到你们这种人从真正的美国人手里抢工作。滚回属于你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二流老师在美国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你们这种人必须滚回去，否则就要挨枪子儿。’是的。我身上也发生过这种事。我是一名美国公民，是一名经过认证的老师。这一切令人心痛，但却是事实。”
“我也遇过这种事，就在上东区我住的公寓楼外面。一个女的径直走到我面前，让我滚回自己的国家，但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国家。我甚至都无法相信。至于那些说‘他们就是说说而已’的人，猜猜怎么着：话也能伤人，那天回到家后我哭了，尽管我不应该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伤心。”
“作为一名亚洲人，就意味着你得忍受美国社会中‘尚可以接受的’种族主义。我每周都会碰到一次这样的事情。”
“这种事每天都发生在亚裔身上，我们通常保持缄默，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经常被忽视。”
这些不忍卒读的心声会让人对那些以脱离本生乡土为得计、甚至以移民优越骄人的亲友打一百个问号。显然无论自由女神或美国宪法如何妆扮摆设，都无助于解缓华人处境的艰辛；以“神爱世人”招徕的基督教文明既心口不一，“民族熔炉”的口禅又岂能轻信！以上华裔所遭遇的悲惨恶劣显示的是，始于1882年的〈排华法案〉虽已于1943年废止，甚至加州议会于2009年、美国参议院于2011年、众议院于2012年还曾就此向华人作迟来的道歉，然而看似前进的历史却依然在原地踏步；1877年爱尔兰工人凯尔尼(Dennis Kearney)在三藩市大沙地(Sand lot)工人大会高喊：“华人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蛮横至今仍是崇洋媚外者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特朗普不就煽动：“如果你让‘那些人’各归其位，那么一切都会又好起来。”
洋基佬从上到下“滚回中国去”的排华不禁使人联想起要“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使中国重归“一统”的义和团，现今动辄以人权、自由责人的伪善者真的比百年前满腔爱乡热血——“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者文明吗？从拳民领袖于栋成的布告吾人可以深味，本质是纯朴农人的团民为何拿起刀矛以肉躯捍卫中华：
“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可中国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却说：“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这句话难道没有为八国联军的烧杀掳掠开脱之嫌吗？陈独秀说得好：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的确，“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者的爱国主义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任何只见拳民之病而无视联军之恶者，纵不是汉奸，也难脱贱种，正如孙中山所挑明:
“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就直言:
“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长久以来一直为中国人仗义挺身的马克．吐温更曾以〈我是一名义和团员〉(I am a Boxer)为题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出公论：
“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会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谢天谢地了。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任何时候我都是与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他真不愧是世界的道义督察人，美国人可以排华，义和团又焉不能驱洋！既然华裔每个月被斥“中国佬”、“滚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或者“每周都会碰到一次这样的事情”，甚或“这种事每天都发生在亚裔身上”，更严重者“只因讲中文遭白人女子攻击致鼻骨骨折”、“你们这种人必须滚回去，否则就要挨枪子儿”，则“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自是直道相待之正理；且按八国联军东征的逻辑，美国既有那么多马克．吐温以降的狂热排华义和团员，中国不也可以派兵杀将美国以维护侨民权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