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搞成等级制，必然就把历史上剥削阶级特有的宫廷政治或资产阶级的“纸牌屋”搬进革命党的政治生活中，这样的党必然沦落为黑帮党。今天大家看到的统治中国的这个政党，已经用他们的行为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海东方饭店事件及6大前后
来源：微信群，罗章龙回忆录。
米夫后来多次找我谈话。他说反对王明的症结就在我的身上。我反驳他这不是我个人、而是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米夫提出，希望给他一个解释四中全会问题的机会，我们就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一所房子（中央一个重要机关的所在地）的花园里召开了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通称为“花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米夫杀气腾腾地作了一通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和党的状况，我们只能采用“非常”的方式、紧急的措施，超越六届中央的组织系统。他还说，由于六届中央系机会主义的领导，并因此造成中国革命失败，所以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宜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他又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是多数，但你们错了，这样也不能算多数，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我们反对米夫以“老子党”自居的独断专横作风，认为米夫一笔勾销中国革命的成绩是错误的。我们一致反驳米夫污蔑毛泽东领导的苏区“一贯右倾”、“富农路线”、“军阀倾向”……等等的不实之词。我们认为党在白区的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我们尖锐地指出，王明根本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不懂马列主义，他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搞工人运动，他们要老老实实地到基层锻炼，不能平步青云直上中央。我们郑重声明：米夫要把我们统统开除是不合法的。辩论在激烈地进行，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结果破裂了，米夫蛮横地宣布将我们统统开除出党。这次会议是在四中全会之后、上海东方饭店会议之前召开的。鉴于米夫—王明集团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我们便起草了一个文件，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一百余人，其中有我和何孟雄、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陈郁等同志以及各省的省委书记、工会负责人、各组织系统的代表。毛主席派来的一个苏区代表团、方志敏派来的一个赣东北根据地代表团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几个代表也在文件上签了名。这份文件是由我亲手交给米夫的，并要求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我们起草这份文件并有那么多人签名的意图，是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的态度，说明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求第三国际召回米夫，收回六届四中全会的成命，解决米夫给中国的党造成的严重困难，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意图，还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不是居于少数而是多数。当时我们还出版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国际路线》，由李求实等同志负责主编。刊物的宗旨和内容是反对米夫—王明集团的。我们在请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的文件中，有特别注明这是绝密文件、不得公开的字样，但是，米夫把这份文件给了王明，并在他们一伙中公开了。
为了商讨党的领导突然被米夫、王明一伙撤换及我们的党籍被开除，我们对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为了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停留于内部辩论的阶段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便由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共同筹备、召开了上海东方饭店的党内会议，会议由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上海、江苏及苏区等各方面的代表。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来问我：是否请柔石等人来参加，我同意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党的会议，它讨论全国的工作，坚持党的六大路线，反对王明集团。所以这次会议不是“左联”的会议，“左联”五烈士是后人的提法。当时在文化工作方面，我们曾建立了一个叫“文化革命联合会”（简称“文革联”）的组织，它的纲领是李求实写的，其内容是如何发动文化战线的工作者对内反对王明集团及其错误路线、对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文革联”的负责人系李求实和谭寿林。李求实翻译过杜斯退亦夫斯基的传，二十余万字。谭寿林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全总的秘书长，他写过一部小说，由泰东书局印行，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反映广西农村状况的，解放后重印了，董老有题词。在全总搞文艺工作的还有一个叫童长荣的同志，他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去组织抗日联军，后在盘山战役中阵亡了。马尚德（杨靖宇）也是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去的。
我本来要去东方饭店会上作报告，但其时因有一个外省同志来找我谈话，我去迟了。当时还有许多人因有各种原因未及时到会。史文彬也去出席了会议，但因事提前离开了会场。当会议开到一半时，工部局就突然包围会场把所有与会者逮捕了。除了在东方饭店一地外，搜捕还在其他几个地方同时进行。当时被捕的有党、团、工会、文化小组系统、外省市、苏区……等七、八个组织系统的三十五位同志，后来有的获释了，有的被判处死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龙华秘密枪杀的有其中的二十三位同志。
显然，国民党的这次大逮捕是有叛徒告密的。我个人认为叛徒的告密档案是有的，问题还是不难搞清楚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判案也是有档可查的。
王明一伙曾谣传，说出卖何孟雄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孟雄自己的干儿子。据我知道，何孟雄很年轻，他根本没有什么干儿子。
那么，究竟是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的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他是与潘闻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潘又名文玉，是向忠发的秘书，与唐虞是连像。唐虞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过贪污行为，是他通情报给蒋介石的特务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审讯何孟雄、李求实等人时，有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女生隐蔽在法官的后面，一一指认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必须着重指出：王明一伙干这种罪恶勾当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为了镇压他们的反对派，维护其一小撮人在党内的独裁统治，他们以两种卑鄙的手段杀害我们的许多同志。一种手段是如派夏曦到洪湖、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派另外一些打手到其他苏区，以抓所谓“AB团”、“改组派”及“审干”为名，残杀了许多无辜的革命战士，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杀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亦同样进行。另一种手段是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指认党的负责同志，借敌人之手来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东方饭店党内会议的遭到破坏和龙华惨案的发生决非孤立的、偶然的，它是王明一伙破坏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之一。
对于在东方饭店和其他几个地方被捕的同志，王明一伙并没有设法营救，也不作任何表态。事件发生后，上海沪东区的一个负责人（王明系统）在路上遇到全总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你们不要反王明，你们不听，今天不是吃了亏吗！”此时，王明还派顾顺章搜查我们同志的住地，顾顺章对被搜查的同志说：“你们快离开上海罢！否则，我们对你也不客气了！”凡此都是有关同志亲口对我说的。
从上所述，究竟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以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三十五位同志被捕后，我们曾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设法营救他们。参加营救委员会的有我、史文彬及其爱人、陈虞卿（原名罗章凤，中央军委、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后来牺牲）和济难会的同志。李求实、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的亲属也参加了营救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派家属给被捕的同志送东西，在送去的食品中夹有给他们的信，信上详述了我们的营救计划。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很快就联名用代号回信给我们，信中说他们彼此之间相处极好，他们已经感到他们之所以被捕系由于叛徒的出卖，因此他们叮瞩我们要当心那些“伙友”（指王明一伙）。当时.我们还募捐了一笔营救的款项。林育南的父亲得到我们的通知，很快就派人前来，并领了一些钱。但是，在何孟雄等同志被叛徒在敌人面前指认为重要人物之后，营救便成为不可能了。我们每每忆及此事，内心就对王明一伙叛卖革命的罪恶行径无比憎恨，悼念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二十三位烈士的悲痛心情不能自已。
曾经有人把何孟雄反对王明的斗争说成是个人之争，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斗争的实质。斗争的实质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以何孟雄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反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中央决定按照南方、北方、湖南、广东等地区兼产业系统，选定党组织的出席代表，并确定全体代表人数为一百五十人，分三十个小组出发，平均每组五人。
“六大”代表有工农运动前列的群众领袖，五届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各省掌握情况的负责人，全总、铁总、海总、上总都有代表参加。大约一百多人。北方代表团团长王仲一，湖南代表团团长文虎，广东代表团团长苏兆征、袁炳辉，湖北代表团团长项英，上海代表团团长余飞。文虎作为湖南代表去参加“六大”，是让他把湖南秋收起义的情况，向“六大”作专题发言。湖南代表团是个大代表团，有二十人，浏阳、平江、醴陵都有代表，是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毋庸讳言，“六大”代表来自各省，以工会为中坚，铁路、海员、矿山，各大城市总工会所占代表名额占绝大优势。
向离开长沙后转展到沪，上海方面无人知道他逃走的经过。“六大会”通知到沪，乃把向忠发塞入代表名册，派向赴苏，[3]以增高身价。他到会场后，乃逢人卑词取悦，伪装左倾，拥护国际路线，检讨自己对革命无贡献，请求帮助改正错误。大家不识其底蕴，平淡然置之。有人虽知其罪恶，爰本与人为善的态度。向遂与李立三晋谒米夫，百般献媚勾结，王明建议米夫身边无人，可以收容向为己助，米夫亦以为然。
一九二八年六月，代表人数已经到齐，会议在六月十八日举行，会议时间定四至五星期。大会于六月十八日开幕，在大客厅举行，出席、列席二三百人。首先由布哈林作报告，一星期始完，讨论一星期。在讨论时特立[4]第一个登坛发言，布坐在旁边作笔记。聆毕，细语批评特立云：“你不是小孩，为何对瞿的错误不早指出？”特立无言以对。继特立发言者为瞿秋白。文虎第三发言，与瞿针锋相对，使瞿大感伤神。（在“六大”上，文虎作工运报告四小时，文又作湖南秋收暴动报告六小时。）在讨论时，众代表间发生激烈争辩，多数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目前无革命高潮，瞿却坚持己见，当时辩论的焦点为盲动路线与革命高潮的问题。布报告称革命高潮目前不存在，不要主观臆断，众以为然。瞿内心不服，怕承认错误后名誉地位将一扫而空！还有瞿集团的人在旁打气哄抬，因此瞿总不肯服输。瞿发言时吞吞吐吐说：“中国革命高潮忽高忽低。”某代表忍俊不禁，直率质问瞿：“你简单回答一句，到底目前有没有高潮？”瞿勉强答：“没有高潮。”那代表再逼问一句：“有没有象征？”瞿大窘，不知所措，忽大声道：“确实连影子也没有！”众人笑说：“这样以后不准再说谎了！”瞿报以苦笑，下台而去！
大会在政治报告讨论结束后，进入起草各项决议的过程中，在这方面由主席团（主席团由文虎、特立、项英、苏兆征、史文彬等十二人组成）决定大会成立了几个决议案小组委员会，南北各地代表负责人分别参加组成，计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五个起草委员会。政治问题决议案委员会的成员是文虎、仲一、特立，职工运动决议案委员会是文虎、项英等，农民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毛简青等。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来自苏区的几个代表。会外各国兄弟党负责人台尔曼、季米特洛夫、白劳德等分别参加小组委员会。台尔曼为工人，朴实诚毅，乃日尔曼典型人物。白劳德，美国大学生，温文而雅，有教授风度。
各项决议案通过后，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首由米夫提出一个比较复杂的记名投票初选与复选的选举方式，经过选举委员会通过，继就主席团提出的执监委员名单印发，各代表加以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事实上米夫控制选举。米夫提出选举方案颇为复杂，大致从欧洲各国政党选举办法脱胎而出。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交给主席团研究，主席团召集各代表团负责人交换意见，按一定人数决定名额，再酝酿全部候选人名单，印成选票，召集全体代表大会，每人发给选票一张，各人就全部名单圈选所欲选的人，选毕，将票送给主席团，经过整理当众宣布中委名单。这个方案是为照顾那些在没有群众基础而又没有革命经历旧中央人员（瞿、李、向集团）。因为如果按直接选举方法，他们就无法获得选票，工会代表为了顾全大局起见，也就勉强同意了这个做法，上了米夫的当！
选举名单中初无润之[5]，唯北方与湖南代表团提出增加始列入名单。选举揭晓计中央委员为文虎、苏兆征、特立、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向忠发、唐宏锦、张金保、吴汝铭、王仲一、毛简青、罗迈等。监察委员为史文彬等。在选中委时各代表团均无向名，米夫乃暗地里将向列入中委候选名单，并逢人便说向的才干，百般包庇，这样向遂蒙混过关，获选中委，大得宠用。
大会对本届中委人选会内会外酝酿多时，由各代表团一致联名提出就史文彬与苏兆征二人选出书记一名，并解说史资历长，苏在南方海员中有威信。大家认为史品质最优，而苏则有才干，而史、苏二人均工人出身，最后大家同意建议选史文彬为书记，米夫亦首肯。
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等认为史文彬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史为人正直无私，如史领导中央，对他们不利，乃连夜纠集一部分旧中央人员往见米夫。史为人傲，不如向忠发驯顺听话，瞿李请求以向代史，此种说法深中米夫私衷。米佯称到时再说。
大会后三日，一届中委会，在Klin宫（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出席指导。斯大林坐左端主位，文虎坐其右，苏、史坐其左，灯光之下，斯眼际有鱼尾纹。他双目平视，说话声音低沉。讲话内容：中国革命形势目前没有革命高潮，处于两大高潮之间，以食指比划一个马鞍形式。最后鼓励代表们回国后好好工作，争取革命高潮早日来临。语毕退席。米夫就位，宣布国际决定任命向忠发为中共书记。
米夫推向为书记，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米夫等人见状，带头鼓掌，鼓掌者寥寥无几。米夫即起立提议史文彬为本届监察委员会书记，散会。由于国际方面认为向奴性充分，可以利用；史、苏为全总系统，不好指挥，所以坚持以向忠发为书记。项英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自作主张，一不敢揭发向忠发平时的恶劣品性和错误，还可能因为向是湖北汉川人，是项同乡，其次怕人怀疑自己想当书记等。
书记产生后，按程序应选举政治局委员，米夫站起来说今天没时间，以后再说罢。但是以后并没有召开全会，中央分工均由米夫暗中布置，外间无由知悉。由向忠发、李立三几个先回国的中委，抢先凑了一个政治局，造成事实。有人质问向忠发，他拍胸膛说，这事由我负责，以后再也没有改动了。这种偷窃行为都是米夫一手造成的。
向忠发穷途末路，已届绝望，忽登书记宝座，大出本人意料之外，情不自禁，逢人便诉：“时来运来，讨个老婆带财来！”从此他对瞿、李等感恩图报，言听计从。事后瞿得意忘形对人说：“我们导演的是‘指鹿为马’的喜剧，党内可以太平几年了。”向利用职权包庇左右一群小丑，死心踏地结成一个死党，乱说乱动，违法乱纪，任意横行。向忠发曾对米夫吹拍带骗，发誓赌咒表示忠心诚意。他自己说，对上司就是要象哄孩子一样，哄过去就算了，事过境迁，就成一笔烂帐，谁还会理落呢！把好好一个党弄得七零八落，毫无生气。为祸于党，永无宁日。
“六大会”竣事，向忠发回上海后，伙同李立三组织新中央。一朝大权在握，越发趾高气扬起来。
向为人既无理论修养，又无斗争经验，品质、道德更是恶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称其职。但是他也懂得一套流氓帮会组织生活。（上海就职会上）向忠发忸怩说话—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笆斗，党龄也短，对当家事有些尴尬，实在办不下来。×首先起立，大声说：“今天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喜日子，你在中国是当代东方马列大师，能文能武，又红又专，我们对你拥护到底……。”××立响应，一个箭步走向前去与向拥抱起来，连呼：“大喜事，大喜事。”
第二天常委开始工作，向旨：昨天就职典礼，不够隆重，有些为难。×：目前大家心里有些嘀咕，理应振肃一番，左右开弓，来个下马威，每人给上套笼头嚼子，以后才能办得开。立三乃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单，主张先进退一批干部，以树立威信。李说：“我们先把这些破铜烂铁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软硬兼施，组成一个新班子，局面自然会开展起来。锣鼓调子由我们决定，你只挥棒吆喝扬鞭就行了。反正不让你烦恼就是了。”向旨：“这还使得，一切听你们摆弄！”由此开端，一台封神大轴，连环大轴戏就开锣了。
他侥幸做了地下王国的头目，他也就安之若素，以大革命家自居，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老子！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他作偶像，上欺下压。这样一来，他就过着不折不扣的木脑壳生涯。是该集团的木脑壳，天字第一号，一张王牌。他们日常工作就是召集会议当主席，吹吹拍拍，必要时就骂小同志，会议开完万事皆忘。某些人利用他签名盖章，发布文告，他也是糊里糊涂，唯命是听。他们天天哄抬他，照顾他，使他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
过去向的生活，对待手下人们就是一手拿号筒，一手拿鞭子，习惯久了，要改也改不过来，所以下级同志们见了他就敬而远之走开去，怕拢边。向对下级同志如对徒弟一般，吓唬，吆喝，谩骂，装腔作势，大言壮语，恬不知羞。向认为他们是一群打不知痛，骂不知羞的家伙，只有这样才能立威。他们居高临下，抢占“左方”高地，捧上压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专整新旧干部，骂倒一切，不容分辩！
向说：“我当这书记也不简单，是前世修积得来的，你们给我跑龙套，总算瞧得起我，我决不会亏待你们。”“你们识相些，一切都好办，如果要顶牛……”他尝说，×××是老实坨子，我的话他不敢违拗，不敢哼一声，不顺我不行。
向忠发以码头流氓出身，一步登天，骤登“大室”，起初还有些不自安，后来散漫逍遥，渐渐志得意满，作了一个地下朝廷的富贵闲人，他当时把正常事务交给左丞右相们去办，自己梦想第一发财，其次享乐。他纠合亲信，把贪污的钱偷偷开设一所出租汽车行，每天只关心汽车房生意，其它的事无所用心了。
向未进过正式学校，自称斗大的字认不到几箩筐。升任书记后，除聘黄为秘书，黄去后，改为潘闻宥为秘书。遇到必要时，左右叫他出来讲话压台，由于他不识字，所以不能念，讲稿只好先给他讲一番大意，要他照讲。他不耐烦，说你们的讲词我记不清楚，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去了，还是我讲我的，你们记录，这样两便些。因此他讲了些什么内容事后便忘得干净。秘书问时，他说这有甚么问的，你们看怎么写就怎么写下来吧，只朝好里说去。登刊后我也不必问，更不必知道内容。第二天，报上发表了讲话，潘闻宥还推崇向忠发是“东方革命理论大师”！
向在中央开会时，总是精神不振，春盹。遇表决时，旁人叫醒他，他不耐，说：“你们表决就算了，何必闹醒我瞌睡。”中央文件由潘闻宥以向名写文章很多，起初念给向听，有一次向不愿听，说反正不过是那些话，念不念都没关系。
向虽不通文词，却秘书之助，大做报告，滥写文章，所写文似通非通，装腔作势，连篇累纸，大部抄袭，又长又臭，不堪卒读。潘代向操刀作文，登在党报上，每期或数期一篇，都是用向的名字登在首位，提高他的威信。这些文章大半是抄袭国内外报刊而成。有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恭维他是优秀的理论专家。有一次，上海闸北某工人同志要同他讨论他所写文章的内容，他竟然说：“我也找不到。”（意我也不知道。）这些文章有的还翻译成外文，登在“康民”（《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久而久之，向就以“东方理论大师”自命。
向忠发生活堕落，思想混乱，语无伦次，文不成章。他最大的本领就是吹牛说海话，自封为一贯正确，从来不认错。向时常说，时运来了，连门板也挡不住呢！公然说：“老子是正确的老子，你们莫敢批评。”
由于向长期过着偶像生活，而且自高自大起来，目中无人，瞧不起群众，也瞧不起知识分子，而且自己觉得中央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就养成一种个人的优越感，认为一切工作都在顺利发展，就是遭到失败，他也说是胜利。在一次会议上，同志们向他提意见，批评中央的政策，他听不进耳，大发脾气说：“中国革命归老子负责，用不着你们多嘴。”后王仲一说：“老向近来越搞越不象话了，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向说：“工人由工头管，庄稼汉由保甲长管，一行服一行管是正道理。你们调皮捣蛋，敢同老子作对！野杂种，没好样！”说时拍着胸膛自指鼻梁，高声道：“你们睁开狗眼看看，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老子是正确的老子，硬帮帮的，响当当的，你们不服我管，就是不守纪律，老子决不饶你们，入你祖宗八代！……”同志互相告语：“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相诫勿与他打交道！向忠发闻此说，不以为忤，反自傲说：“大家怕我，正好，老子就无人敢惹了！
一次他在沪东区训话，一板一眼地宣讲道：“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山上有山神，海里有龙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响当当的正确，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他妈的祖宗八代！”以下胡说八道，拍桌助快，大家纷纷退席，一哄而散。
向对待向他提出批评的同志是极端粗暴的，他尝说：“×××专同我顶牛，妈的！我入他祖宗三代！看他有好下场？！”××被捕入狱，他大笑云：“现世现报！活该！”
对于向他进行忠告的全总工委同志，他怀恨在心，凭白诬他们有右倾倾向，口口声声说：“要送他们去莫斯科学习，不去不行，老子不答应。老子拼着书记不做，决不放过这些小子！”“臭知识分子，不识抬举，可恶，可恶，这种自由主义应按纪律给以制裁！”
领导是“左”，群众是右，他常常说：“我是左派，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右派，‘康民’是左派，反‘康民’的就是右派，就是这个板眼。”右派就是国民党，反对他们的集团的人都是右派。对右派分子就是要残酷斗争，不择手段，不计情面。（反右板眼从斯大林那里学来。）
（三中全会后，他们对江苏省委、全总、北方区委来了一个大反攻，并把何孟雄、林育南打成右派。）
向对女同志态度作风极其卑劣，满口下流话，有一次竟把一个女同志大骂，使她掩面大哭，出门投江。当同志严肃批评他时，向忠发大声吼道：“老子就是这样，不爱听的，快给我滚。”
他的秘书在旁解释说，骂也应该，是阶级斗争的艺术。
人称向忠发与立三是老搭档，天配地配，天生一对，一个是东方特尔曼，一个是中国拉沙尔，一唱一和，可谓无独有偶。向李飞扬跋扈统治全党的时候，向起了喇叭筒的作用。一次会上，向说话，搬指点名骂右派，忽然记不起应点哪些人，大声问旁坐的立三，还有哪些人是右派，我搞不清，还是你来说吧！立三大窘。向离席而去，哼了一声，连骂“狗杂种”不置。立三一次作报告，指名骂求实右倾，伟森（求实）起来质问，请他举事实。立三答，你不听老向的话就是反对工人阶级，这就是右倾。向云：他的报告和文章不管对与不对，我一律同意。“你们反立三就是反我，反我即反国际，李一切言论都代表我，我一切行动都依靠他，他比我还正确些。”
中央下令进攻武汉，有些同志提出疑问，李立三歇斯底里地狂呼：扩大，扩大，猛扩大！进攻，进攻，再进攻！向忠发大发雷霆，骂了一通，酒气熏人大喊：“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他吹牛说大话：“我请你们到武汉去吃月饼，到南京吃大菜去！”
忠发和立三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平日很少冲突，但遇争夺权位时，却互不相让，大事争吵起来。如一九二◇年，井冈山军队进攻长沙时，立三预先私自印了一张布告，打算军队进城时张贴。布告印有湖南省苏维埃主席立三的名字。此事向忠发知道后怒不可遏，说：这是么板眼！和他争吵：“你自封主席，老子决不与你干休！”几乎要动武起来！立三连忙低声下气解释说：“不久打下武汉，一定让你主席！”向忠发转愠为喜，笑道：“这样才是正理！有饭大家吃！”高呼说：“我请客，到武汉吃桂花鱼，到南京吃月饼板鸭，都算我的帐。”由此可见这伙家伙遇事主观武断，狂妄胡行，自矜“了不得”，其实“不得了”。
李找人给向写文章，在《红旗》刊出，让全党学习向的文章。其实向自己在会上对人说过：“我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筐。”但李捧向是“东方的活马克斯”（李自称英格司）。建立××路线，俨然革命理论大家，遗祸中共，危害革命，造成灾难，实源于此。
向忠发任书记前后三、四年间，骂大街有他（向自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出打手有他（他亲自打过工人），诬蔑陷害同志有他，投敌作引线查抄革命机关有他，逮捕出卖革命同志有他，真是无恶不作，耳闻目见，有口皆碑！
向忠发为非恶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纠合一伙（无赖），组成集团，从事集体活动。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有：向忠发、瞿、立三、孔、万，[6]所谓政治连襟“五通神”，“二十八布儿”，贺、关、胡均和、赵容等。[7]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他们结成一个宗派集团，对内互相包庇，对外攻守同盟，同进退共患难，以个人利益为重，把宗派视同高于一切，形成党中有党，外人称“政治连襟”。反映旧社会江湖帮派恶习，破坏党的纯洁组织。该集团中特别应该提出的还有最大阴谋家隐居中军，主谋划策，实行政治挂帅，他们同恶相济，罪大恶极，擢发难数，下面分别加以简介。
注释：
[1] 本文载《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9月版，644－666页）。原注说明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数份抄件录入。原文字较散乱，约成于70年代。录入整理依内容归并，段落词句作调整移动，重复文字删除，标点校订，题目另拟。全篇无新增文字。“向忠发纳妾”为原有附录。
[2] 文虎，即罗章龙，常简称文。
[3] 另据史料，向忠发于1927年秋受派前往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后又滞留欧洲，“六大”前未回国，直接成为代表参加“六大会”。
[4] 特立，即张国焘。
[5] 润之，即毛泽东。
[6] 向忠发以下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罗迈，以及王明、博古为首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