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出生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2005年4月30日回到母校西安后宰门小学，几位学生以“来自童心的问候”，朗诵连爷爷的归来，作为对老学长的欢迎。
5月13日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发表〈走过的路〉论评此事：
“西安的学童为欢迎连战表演朗诵剧‘连爷爷您回来了’，夸张的手势、做作的音调、不属于天真儿童的戏剧化的台词，在台湾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消遣大宗，茶余饭后揶揄讽刺的笑柄。也有许多人，批评这些有‘政治立场’的成人们对无辜的西安孩子们尖酸刻薄，不厚道。
我相信，不赞成对西安孩子嘲笑的人，不见得就欣赏那极尽夸张、充满成人意志的表演风格，而可能，他们和我一样，还深深记得台湾人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于是，回想过往，细说当年：
“一九七二年，我二十岁，大学二年级。蒋介石又要连任总统了。为了营造‘全国拥戴、万众一心’的气氛，政府举行大学生朗诵比赛。于是有文采的学生写诗，懂音乐的学生配乐，国语标准、声音优美的学生朗诵⋯⋯用最大的热情，集体创作⋯⋯歌颂领袖的伟大、民族的伟大⋯⋯‘你是那渊远流长的长江，带着我们航行远方；你是那茫茫河汉的星座，照亮我们迷蒙的岐路⋯⋯’”
并延伸述及下一代：
“我问一九七零年代出生的人，是否也做过这样的朗诵演出。答案让我吓一跳。有的。一样夸张的手势、做作的音调、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动情演出。只不过，内容不再是对‘领袖’的歌颂，而换成了，譬如说，余光中的‘鹅銮鼻’：
我站在巍巍的灯塔尖顶，
俯临着一片蓝色的苍茫。
在我的面前无尽地翻滚，
整个太平洋汹涌的波浪。
⋯⋯
蓦然，看，一片光从我的脚下，
旋向四方，水面轰地照亮；
一声欢呼，所有的海客与舟子，
所有鱼龙，都欣然向台湾仰望。”
最后笔锋一转，标贴“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出场压轴：
“印象更深刻的是，一九七二年我的柏克莱教授从铁栏杆外看着二十岁的我们在操场上穿着军训制服踢正步、操步枪、立正唱国歌、喊爱国口号时，他眼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怜悯。我看出了他的眼神，惊讶于他的表达，但是那怜悯究竟代表了什么，好端端的我们为什么激起他的怜悯，要到数年后我离开了那个踢正步的操场、那个夸张朗诵的舞台、那个宣扬‘爱国’和‘伟大’的语境之后，我，才明白了他怜悯的含意。对于在成人意志下起舞的孩子，他流露的是哀矜，是怜悯，不是自觉高尚的轻视，不是轻浮傲慢的讪笑。”
活脱刻画出可怜的黄种顺民与慈悲的白皮独知。文题〈走过的路〉，亲忆当年蒋记小王朝愚民路数，对观现今西安学童诵迎连爷爷归来，党指挥一切者其专政体制之落后性意在言外。由爱国主义氾滥的洋基佬来对“穿着军训制服踢正步、操步枪、立正唱国歌、喊爱国口号”者施舍哀矜与怜悯，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洗脑后的自贱与媚外。被龙作家拱上道义制高点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无论对错，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Our Country，right or wrong!)马克.吐温曾析论此言：“每一家报纸喊出它，各个讲坛喊出它，教育当局把它张贴于每一间学校，军事单位把它写在旗帜上。每一位未喊出它的人，或是保持沉默的人，将会被称为叛徒。”
可见美国人的精神集体效忠把戏较之今日朝鲜不遑多让。居山巅之城者嘴呼爱国理直气壮，何以龙应台心虚情怯？按她的逻辑，如果诵迎连爷爷的西安学童沦为“笑柄”，则歌迎邓爷爷的华盛顿稚子是属“无辜”吗？
那是1979年1月底，甘迺迪艺术中心一场盛大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200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试问让自由女神庇护下的小朋友来“我爱北京天安门”、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作否？不违儿童之天真吗？不也是一种充满成人意志的表演风格！让人起鸡皮疙瘩！黄皮白心者哀矜哉？挟洋自重者怜悯乎？
真相是，口喊连爷爷的西安学子并不世故，华盛顿那群“在成人意志下起舞的孩子”凸显作家笔下美国教授的哀矜与怜悯未免虚矫，卡特总统的日记心声则真实多了：
“一群美国小孩唱了一首中国歌曲，歌声深深地打动邓小平。于是，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卓琳、我和夫人罗斯琳以及女儿艾米一同上台，他们夫妇热情地拥抱并亲吻参加演出的孩童，这一幕让好多观众泪光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