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一号：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复制链接]

其次，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大方向。单干后个体农民买不起较大型的农业机械，原来社队已经有的农机，大部分也因无人维护管理而弃置。因为农业机械化并不单单是一个机器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配套的农机修造维护体系。因此，在文革期间，我国农村大量地区，根据公社的三级体制，形成了三级农机修造网，以保证农业机械化能够稳步推进。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主要农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六至十一倍，为保证我国农业连年丰收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各地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的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排灌机械、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等主要农机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了六倍至十一倍。一九七五年的化肥产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化肥产量的总和；农药、农业用电量、水泥、塑料薄膜、机引农具等，也大幅度地增长。各种专业农机制造厂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可以生产包括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大型农用水泵等一千三百多种产品。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二十七个建立了大中型的化肥厂。小钢铁厂、小机械厂、小煤矿、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水电站等，遍及全国各地，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支援农业网。1975 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郊区、河南新乡地区、山东烟台地区、河北遵化县、江苏常州市、湖北新洲县、黑龙江双城县农机修造厂等地大办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再次重申了 1980 年即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而公社的解体则造成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倒退。以西部地区的甘肃省为例，文革期间在国家的扶持下，大中型耕作机械大量增殖，同时，小型多样化的农机数量快速增长，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作业范围扩大，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用灌溉机械进一步发展。1978 年底，甘肃省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31.61 亿瓦、机耕面积 93.51 万，机播面积 15.99 万 hm，机收面积3.22 万 hm。1979 年后随着甘肃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生产队合作化解体，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变小，因农机作业成本较高，加之国家取消了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使得原有的农机具失去了使用价值，农田作业又变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见《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全书甘肃卷》）

第三，毛泽东有多年农村生活的经验，他深知个体农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和破坏，无论是水灾、旱灾、蝗灾、风灾，以及各种传染病很多时候发生一次就足以让农村一个中等之家破产，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够战胜中国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以及动员广大群众开展防治消灭各种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的运动。在农闲时，社队又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中国至今绝大多数起作用的农村水利设施，都是在大跃进至文革期间修建的，依靠的就是农民集体的力量，如果全部由国家来投资修建，耗资是不可想象的。兴修农田水利，可以扩大灌溉面积，可以控制水患，最终做到结束看天吃饭，旱涝保收，好处无穷。在公社解体，分田单干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的大量农田水利设施荒废，一些流行疾病重新抬头，水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又开始造成巨大破坏。

第四，建国后我国在工业领域发展了大量的装备制造业，如果因为单干，失去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市场，也将导致我国的工业化和重工业技术积累的进程受到严重影响。本身由于商品经济的作用，国有企业仍然需要通过出售产品获取利润，就已经导致很大一部分工厂的经营方针出现与国家计划的不协调，忘记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倾向于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更愿意什么来钱去生产什么。同时在工厂内也搞金钱挂帅，实行物质刺激，如果我国工农业之间有计划的经济循环被打破，那么工业领域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然会迅速发展起来。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严重动摇。

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对上述问题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包产到户就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吃饱饭，先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就行，至于其他问题，以后还可以再调整，就像邓小平说的，以后还可以再改回来嘛。由于 60-62 年我国出现严重困难，在整个中央的巨大压力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和默许在安徽搞了一场包产到户的实验。这一实验的结果是，全面实行责任田的安徽省，在实验的两年内，粮食产量增长率都不如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而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责任田不如人民公社有利于农业增产。安徽省实行责任田实验的 1961年责任田制度覆盖其秋收和秋种，影响当年秋粮产量，安徽省农业产量下降，而全国下降 5.1%。实行责任田实验的 1962 年这年的夏粮、秋粮全部生产周期都覆盖在责任田实验期间，安徽省粮食产量增加 6.6%，而全国粮食产量增长 13.1%，增长率是安徽省的两倍。年责任田影响这年夏粮的播种和一大半生长周期，安徽省粮食产量增加 4.0%，而全国粮食产量增长 10.1%，全国的增长率是安徽的 2.5 倍。这三年的数据足以表明，责任田对农业增产的作用比不上其他地区实行的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

在安徽省停止了责任田实验之后，安徽省的粮食产量增长率反而迅速提高，甚至高于全国的增长率。1964 年和 1965年，安徽省已经完全停止了责任田的实验，这两年安徽省粮食产量增长率分别为和 19.0%，远远高于全国的和 3.7%，1970 年和 1965 年相比，安徽粮食产量增加 30.7%，也高于全国 23.4%的水平。（见江宇：《一场失败的实验安徽 1962 年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

这样的结果，包括全国范围内从 1963年开始，农业生产的全面好转和持续十余年的丰收，一方面导致毛泽东更加坚信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他对中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人的严重怀疑和不信任，认为他们在困难面前，顶不住压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继而与各个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他们是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力量。即他所说的，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

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从国际上来讲，虽然在二战以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并有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流通，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仍然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只要在国家层面与外国做生意并产生经贸往来，其实质上就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公司参与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中，遵循着商品经济的逻辑。而这些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向，使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逻辑从各个层面渗入到社会主义的生产肌体中，并从而渗入到社会主义国家决策者的大脑中。而这同样是无法避免的。（待续）

第二部分 文革究竟要革在何处？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1、打倒走资派、群众政治与直接民主的实践

文革的历史过程是极端复杂的，由于本文不是历史文章，也就不再去详述文革发动与开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走资派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移花接木，大搞真假美猴王，将他们反文革的事迹转嫁到文革头上的，这里只需要直接从结果出发。从结果上看，可以不客气地说，如果把造反派当作在文革中兴起的对抗并试图推翻走资派统治的群众性政治力量，仅从掌握政权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完全失败了。造反派一开始拥有巨大的能量，洗刷和冲击了一批党内走资派，但是，赞同并维护前 17年体制的保守性群众组织依然在全国各地占据绝对优势，只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下，才让不少地区的造反派免予被保守派彻底扼杀，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不少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但是，造反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分裂，使得群众组织的整合和稳定掌权成为不可能，最后不得不引入军队势力，并向旧有的已经全面罢工的官僚力量妥协，只要他们能够表态支持文革，且被一派群众组织所接受，原则上就允许作为革命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样就形成了所谓三结合的权力体制。

毛泽东曾表示过，他何尝不想让群众组织全部取代旧有的官僚体系，但是行不通啊，这些人不成熟，不但掌不了权，而且自己就首先斗的你死我活，各地到九大召开前后，能够在形式上形成三结合已经实属不易了，所以很多人说三结合其实是三凑合。很快，军队力量和旧的官僚就开始联手排挤造反派，通过各种手段把他们打压下去，或使他们逐渐边缘化。所以，全国除了上海、辽宁等少数几个地方，其他地区造反派最终均不占什么优势。甚至可以说，九大是文革派的顶点，九大以后，军政官僚们就一直在向文革派反攻倒算中，支持文革的力量就已经开始处于守势了。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由于中央总的路线和毛泽东的坚持，即便在三结合政权中群众组织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相比于文革前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在很多单位的实权，但是作为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使得文革期间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彰显。也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群众政治的大规模实践，这是这一变革最为宝贵的历史财富。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直接管理国家从管理整个经济基础到管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能力，不再将命运交到代理人阶层手里，继续孙中山所说的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直接参与治权，并建立起这种成熟的政治能力，不再被任何眼前的一时的利益所蒙蔽，才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铲除资产阶级复辟的土壤。

知名的激进造反派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里，有这样的描绘：一月革命后，没有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样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样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走资派的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 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年七千人大会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五年的时间，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

在各地第一次出现了不是由上面内定委派，而是由参加斗争的群众自己推举出来的人组成的革命政权。虽然并没有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普遍选举，而是以群众组织推举代表的形式参与政权，但这已经是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了。各地革委会在成立之初，不但重视革命干部、解放军和群众组织的三结合，同时也重视老中青干部的三结合，重视在政权发挥青年人的革命朝气。以当时公布的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为例：

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

主 任： 张国华，54 岁，江西永新人，成都军区政委，省革筹组长，下中农出身

副主任：（按四川省革筹小组上报中央批准的名次排序）——

李大章，68 岁，四川合江人，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地主出身

梁兴初，56 岁，江西吉安人，成都军区司令员，省革筹副组长，工人出身

刘结挺，48 岁，山东平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省革筹副组长，中农出身

天宝，51 岁，藏族，四川马尔康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张西挺，女，41 岁，河南淮滨人，省革筹成员，下中农出身

徐驰，54 岁，山东人，原冶金部副部长、中共渡口市委第一书记，地主出身

邓兴国，35 岁，四川绵竹人，成都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江海云，女，22 岁，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

王恒霖，29 岁，辽宁东沟人，719 厂技术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红卫兵成都部队新总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彭家治，35 岁，成都人，四川石油管理局 32111 钻井队副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张泗洲，47 岁，四川简阳人，原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副书记，劳动模范，贫农出身，八二六派

冯玉德，34 岁，山西岚县人，南光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蔡文彬，26 岁，河南许昌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贫农出身，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

杨至诚，29 岁，陕西西安人，970 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共青团员，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红成派

但坤蓉，女，26 岁，重庆长寿人，青川县乔庄公社城郊大队社员，下乡知青代表，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常委——

谢家祥，54 岁，江西瑞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农出身

郑志士，49 岁，山东莱芜人，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中农出身

蓝亦农，49 岁，湖南茶陵人，五十四军政委，中农出身

孙洪道，48 岁，四川南江人，五十军副军长，贫农出身

王际康，49 岁，山西忻县人，原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地主出身，八二六派

李均，50 岁，山东昌邑人，原成都市副市长，中农出身

明朗，51 岁，陕西南郑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自由职业者出身

蒋崇璟，52 岁，河北高阳人，原西南国防工办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富农出身

鲁大东，51 岁，山东馆陶人，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富农出身

王茂聚，52 岁，山东莒县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贫农出身

李林枝，58 岁，四川苍溪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侯振东，35 岁，辽宁宽甸人，132 厂工人，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张锦福，26 岁，四川彭县人，906 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邓长春，23 岁，四川宜宾人，重庆望江机器厂车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重庆军工井冈山及工总司负责人

陈万明，27 岁，重庆长寿人，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八一五派重庆九八战斗团及八一五革联会负责人

孙尔惠，33 岁，浙江宁波人，永川天然气研究所仪表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永川红旗派负责人

吴纪昌，27 岁，四川人，自贡汽车修理厂电焊工，工人出身，自贡市工代会负责人，八二六派

熊道生，25 岁，四川万县人，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龙呈祥，32 岁，四川新都人，雅安运输公司十四队驾驶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健修，43 岁，四川犍为人，永荣矿务局一矿井采煤工人，工人出身，八二六派

徐开华，女，32 岁，四川广安人，川棉一厂工人，工人出身，川棉红旗战斗团负责人，红成派

周桂林，42 岁，四川郫县人，郫县红光公社副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贫农出身

张成女，女，22 岁，藏族，四川雅江人，雅江县团结乡社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俄什木呷，26 岁，彝族，四川冕宁人，冕宁县森云乡包子二社社员，白彝贫苦劳动者出身，共青团员

修玉兰，女，36 岁，山东人，仁寿县明兴大队妇女大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阴均（又改名王英军），女，岁，四川泸县人，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八二六派

游寿星，28 岁，重庆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八二六负责人

石福全，26 岁，四川夹江人，成都工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红成负责人

袁正蓉，女，24 岁，四川江津人，四川医学院学生，工人出身，红成新总部负责人

王兴国，23 岁，四川人，重庆交通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交院九一五及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

周家瑜，23 岁，湖南长沙人，重庆大学学生，工人出身，共青团员，重大八一五及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

以上 47 人中，来自于群众组织的共 25人，均为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从年龄上看，30 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竟然就有18 人。试想一下如此多 30 岁以下的，过去毫无背景的草根群众领袖在当时能当上省级领导干部，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想象的。（待续）

再以 1968 年成立的辽宁省革委会为例：

主任——

陈锡联，54 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雇农，沈阳军区司令员

副主任——

李伯秋，51 岁，辽宁辽阳人，旧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杨春甫，55 岁，河北任丘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王良，52 岁，山东郓城人，富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迪，45 岁，湖南湘潭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杨弃，50 岁，陕西汉阴人，小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第二政委

毛远新，27 岁，湖南湘潭人，革干出身，本人成份学生

尉凤英，女，34 岁，辽宁抚顺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724 厂工人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任宝成，30 岁，山东宁津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汽压机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王凤恩，45 岁，辽宁本溪人，城市贫民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刘忠礼，34 岁，辽宁宽甸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410 厂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于桂兰，女，33 岁，山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毛织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张治国，23 岁，辽宁寿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大学学生，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魏礼玲，22 岁，安徽和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农学院学生，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郝义田，26 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工学院学生，辽联派，共青团员

刘盛田，41 岁，辽宁营口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营口市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常委——

王从周，50 岁，河北唐县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

张海棠，56 岁，江西清江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徒工，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常仲连，54 岁，河南孟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空军高射炮司令员

麻继斌，49 岁，河南郾城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刘采芹，57 岁，山东莱莱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白潜，50 岁，河南南乐人，破落地主出身，本人成份教员，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药子明，50 岁，山西榆次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原省人委副秘书长

毕文廷，43 岁，山东文登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杜湛，50 岁，山西河津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店员，原辽宁省银行行长

阎存林，49 岁，河北平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贫民，原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

李锦章，34 岁，山东诸城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112 厂工人，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徐广林，31 岁，辽宁沈阳人，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李培元，26 岁，辽宁抚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 410 厂工人，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林柏松，29 岁，山东栖霞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人

王秋风，女，31 岁，辽宁沈阳人，小商贩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红星区银行储蓄员，中共党员

于文忠，33 岁，辽宁丹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建筑第三公司保卫干事，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贺铁民，37 岁，河北扬宁人，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郑希久，38 岁，吉林辉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人委民政厅副科长，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于海涛，34 岁，内蒙喀佐后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林业厅

技术员，辽联派，中共党员

刘玉儒，50 岁，辽宁锦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祥，31 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昌图宝力公社公社红樱大队民兵连长，中共党员

以上 38 人中，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占了近半数，30 岁以下的常委虽不及四川，但也有 7 人之多。

当然，文革期间主要的群众政治还表现为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民主形式。虽然各种五花八门的自发性群众组织看起来都是使用着差不多的理论话语，但其实是在这些话语的背后，表达着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阶层和群体的极端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不是任何人在代替他们表达和发声，而是他们自己在发声，自己在表达，他们要自己去学习组织、动员、宣传，还要学会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尽量争取舆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便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同时参与到本组织、本单位和各级政权的管理中，学会行政，学会参政议政，学会博弈，学会谈判，学会妥协，这其实就是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最广泛的废除精英包办代替的群众性政治实践。固然在这种空前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免不了太多的缺陷和错误，乃至荒唐，但是，不成熟不能成为反对群众迈出第一步的理由，如果不让群众拥有这种实践的机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直接管理自己政权的能力就永远也不会成熟和建立起来。不管现在很多人如何地给他们扣上民粹的帽子，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举个例子，文革初期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大企业的体制内工人，虽然也被走资派压迫，但相对而言，政治经济福利待遇均较高，因此大部分在观点上偏向保守，但是临时工、下级机关干部则基本上都是造反派。以刚才提到的辽宁和四川两地为例，在辽宁，群众组织分成三派，其中被认为是温和造反派的辽联的基础是机关干部，保守派辽革站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激进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员以服务业居多。大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四川的兵团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体，因为八二六主要集中于四川大学一个学校。这个兵团成份庞杂，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属于什么群体。还有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时说，只有卖汤元粉子醪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他们所说大致不错。兵团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用以反击红成，说红成要把卖汤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有渔回忆成都八二六和红成两派街头辩论的情况：

“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则回忆说：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像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在贵州，最激进的造反组织是由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红卫军和由建筑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而迁到三线的军工厂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较保守的支红派。（杜钧福《文革造反派的背景》）

文革初期，工人阶级很快取代了学生成为革命造反运动的主体，到 1968 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发动工人阶级进入各种单位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进一步提高。大量的一线普通工人进入到各级领导岗位。以上海市为例，1967 年上海夺权风暴之后，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19 名委员中，工人代表就占了 4 名。1970 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05 名委员，工人代表达到 43名。1971 年成立第四届上海市委，7 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 名市委常委工人占4 名。工人造反派分别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还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总工会从 1970 年起，派出 100 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据1974 年统计，上海市工宣队总人数即达10713 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就有 4142 人，其中进党委者 189 人。

为了从法律层面上承认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权利，1975 年修订宪法时，专门将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形式作为合法的民主权利写入宪法。在文革期间，各种类别的单位中普遍都设置了大字报专栏，专门用来给群众抒发自己的意见。张贴、围观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如果写的好的大字报，还会被传抄转载到其他单位，一定意义上超前地起到了网络时代贴吧、微博的作用，官僚主义的领导最怕的就是这种大字报。除此之外，群众之间就某一问题产生争议时，可以在公开场合组织公开的大辩论，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都可以广泛地参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宪法还首次写入了工人的罢工自由，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这里要提及的是，文革在以下层劳动者及其群众组织取代原来走资派旧体制的权力时，注意到了如何防止新的领导干部又再次沦为特权阶级，陷入历史周期论怪圈的问题。它采取的办法就是，除了原先不是一线劳动者的干部需要下放和参加劳动以外，一线劳动者中的优秀代表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后，并不脱离原来的岗位和生产，其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并且仍然需要回到原岗位参加劳动。比如官至国家级领导人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纺织工人副总理吴桂贤，担任卫生部副部级领导的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均是如此。陈永贵仍然不拿国家工资，而是只拿农民工分，并遵循三三制的办法，即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一跑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劳动。毛泽东曾对此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三三制的办法好。王桂珍也是这样的三三制干部，她仍然是大沟大队计工分的赤脚医生。大队每年给她计 2000 个工分，按每个工分分值 7 分计算，王桂珍一年的收入 140 元。在北京工作时，卫生部每天给王桂珍的补贴为 5 角。在卫生部食堂，王桂珍总是拣豆腐、菠菜等最便宜的菜吃，中午常以两个窝头对付。由于经常要接待外宾和外出视察，总不能显得过于寒酸、寒碜，致各种开销见涨，使王桂珍常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时不时要让远在甘肃支内、其实收入也不高的丈夫接济、支援。在当时全国上下，这样的一线劳动者干部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看出，如果劳动者完全脱产担任领导干部，那他也就不再是劳动者了，这样的劳动者身份就仅仅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而在旧的体制下，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完成了自己阶级地位的跃升。而如果无论担任多大的领导干部，仍然是不脱产的劳动者的身份，仍然是原生产单位的一员，接受原单位、原属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监督，他们的阶级身份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一举措，对于实践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有着重大的探索意义。

直接民主的实践还更广泛地体现在各种生产单位中。文革期间，工人起来造企业领导的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企业的大权。而直到九大以前，很多地方，尤其是生产单位中，党组织并未恢复，这就为实现工人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创造了条件。再加上中央随后也大力提倡工人阶级要参加企业的管理，要彻底砸碎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呢，文革对这方面的变革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这一部分的详细内容我们将以工业组织为主题在下一节进行介绍。（待续）

第三部分：工业组织与生产发展模式 1 

向东前言：

第三部分侧重讲述理论，很多人读起来会感到枯燥。如果对理论研究没有兴趣的朋友，粗读个大概就可以了。这个部分的主要意思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生产实体）的根本区别是：劳动者在经济组织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经济实体的主人是每一个劳动者，就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工作，也是为这个家庭工作，做事既有主动性也有责任感，能够建立起有事大家一起做，合理分工，有问题大家商量解决，群策群力，同心合力的企业文化。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事大家商量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凝聚力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具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和追求无穷无尽的完美的可能。以前有很多缺点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多改进空间的，不要轻言放弃，朝秦暮楚必定一事无成。资本主义的最佳发展机会在十九世纪，日本和德国是抓住了最后机会的囯家。俄罗斯和中国在廿世纪后半叶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都遭遇群欧（封锁和围攻），原因是因为中、俄的个头太大，有潜力成为世界规则制定者，这对美国是一个绝对不充许发生的大忌。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掏光养晦只能自己骗自己，绝对骗不了美国。

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实体的主人是资本家，其他人都是被雇佣的劳动者（被分成很多等级，从高级经理到合同工，都有随时被解雇的可能，因此他们没有内生的主人翁主动精神和责任感）。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十分复杂的管理程序进行管理，但还是漏洞和矛盾百出，并经常引起各种冲突。讲资本主义效率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本章有一段话写得很具体，没有耐心读完第三部分全文的朋友不妨先读一读这段：  “而什么是资本主义积极性呢？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有两个前提：（1）不是勇夫自己赏自己，而是有一个事主赏他；（2）勇夫要干的并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帮别人干事情。因此，这种物质刺激、奖金刺激，隐含的前提，就是工人并不是生产和企业的主人。而且，即使是这种物质刺激，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收买政策。”

这种勇夫既不是人人能当，也不是当上了就能当一辈子，当你不足够勇（能干的代名词）随时会被一脚踢开，换上更勇的人。而且资本主义企业在恶性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随时会倒闭，或遇上产能过剩造成的经济不景气，企业大批倒闭，你更勇也没有用武之地。

概括来讲，资本主义对大多数人，对社会稳定发展都不是福音。在中国卖力鼓吹市场化资本主义的人，绝大部分是一直吃财政饭（吃档的饭）的人，这也是邓三科梦时代的一种特色社会现象。鼓吹的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资本主义，更谈不上身受其害。他们是受档中央之命而鼓吹，仅此而己。前言到这里应该结束了，还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不嫌枯燥，可看下面第三章的全文。

3 2、工业组织与生产发展模式 1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叫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修正主义者通过这句话机械地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只要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定新的生产关系，反之，如果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就不应当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应当先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自然会到来。

但事实上，这种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特色是见物不见人。把人这种最重要的因素排除到生产力的因素之外。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则并不是把生产力作为与“人”无关乃至对立的“物”来看待的。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也说过，“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在一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已经诞生了推动历史往前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就取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始终是把实践，把革命阶级的实践摆在第一位的，而决不是庸俗的唯生产力论、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人类的实践包括了三大方面：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以上三种斗争都可以称作革命。因为并不是只有真刀真枪的革命战争才叫革命，只要是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并在矛盾和斗争中逐渐扬弃旧事物，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都可以称作革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种子破土而生变为树苗，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一种革命。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一种革命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当然就是非商品性质的生产逐渐取代商品生产，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法权逐渐消亡，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逐渐取代旧事物，一句话，也就是无产阶级逐渐战胜资产阶级，并迈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因此，三大实践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过程服务的，也就是为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服务的。因此，文革才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发展生产力也只是手段，是以革命阶级为主体的实践中的一种，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而服务的，而决不能与这个方向相背离，为了发展而发展，更不能不择手段，把作为实践的主体的无产阶级重新变为生产工具，把人变成物，通过剥削和压榨来发展生产。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当时生产力水平固然还很低，但是无产阶级一旦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来发展不发达的生产力，使其逐渐发达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而决不能按照唯生产力论的做法，因为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就要倒退回过去的生产关系，把工人重新变成雇佣奴隶和工具来发展生产。

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惯用的一种偷换概念手法，是说搞文革就是不要发展经济，不要发展生产，只有按照他们的办法才能发展生产。文革时期的理论文章在批判这种观点时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不要发展生产呢？当然要！我们的方针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伟大方针，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唯生产力论一直是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理论”。按照唯生产力论的说法，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主要是生产工具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新的社会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的发展，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社会革命。按照唯生产力论的说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了，不需要继续革命了。这些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割裂、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在新老修正主义者的眼里，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上层建筑的变革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统统消失了。正是这样，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他们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阿尔都塞在《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一文中，也曾对上述这种修正主义观点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我们在这里还发现这样一种目的论，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斯大林重复了它）将从这种目的论中获得其莫大乐趣：生产方式“循序渐进的”直线演替，会导致阶级社会走向终结。既然一切都似乎已经通过内容（生产力）与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先“相适合”然后又相矛盾的游戏得到了解决，那么，全然不提阶级斗争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除了历史所造成的迷乱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停地向他们灌输（甚至强加）虚假的显而易见性，即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取决于我们将要见证的“奇迹般的突变”

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考察对如下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究竟应该给哪个要素以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性？

有些人（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力以优先性。他们大多数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首，后来则有斯大林。另一些人则（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关系以优先性。他们是列宁和毛泽东。列宁和毛泽东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不是由于偶然。

阿尔都塞还对照当时苏联的情况说，当今的苏联，一旦不再有斯大林政策中对警察的滥用，难道就不会沿着同样的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的政治走下去吗？一切来自苏联的可读材料，一切我们可与苏联人进行的交谈，还有赫鲁晓夫提出的未必确实（此后没有遭到否认）的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被超越了，苏联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另一个论点是与美国进行经济竞赛，因为这必然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著名的“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只要“他们”看见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他们”就会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所有这一切都发人深思，我们禁不住要问：苏联要往哪里去？它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

受到这种线性历史观的影响的人，甚至还提出这样的观点，包括当代不少学者也都提过，既然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使是复辟，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根本没有过资本主义社会，谈何复辟？因此文革所谓的为了防止复辟是错误的，是无的放矢。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能说什么呢，他们首先把社会性质与生产方式混为一谈，难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难道帝国主义的，半殖民的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吗？在革命消灭了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后，在赶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后，新社会中还暂时无法消灭的难道不就是这种商品生产方式吗？而且，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来不可能是线性前进和线性倒退的，难道倒退就只能完全倒退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吗？这种倒退难道不是指的是旧的关系和逻辑在新的条件下给自己创造新的外在形式和内容吗？阿尔都塞对此指出：一旦进化主义迫不得已承认“倒退”，它也会认为倒退就是退回旧形式本身，毫无变化地回到过去本身。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进化主义，它的历史辩证法观念承认滞后(décalages)、曲折、非重复的倒退、跳越等等。正因为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某些国家能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向某种在原则上已经被跨越的生产方式倒退(如南斯拉夫)。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倒退并不是完全简单地向后回到原原本本的过去，回到旧的形式，相反，倒退通过一个不一样的过程而实现，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中插入一些新的形式(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外表”下产生一种新颖的(originale)资本主义形式。（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走资派利用唯生产力论作为武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还体现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他们再次把科学技术作为“物”来与“人”相对立，贬低和否定革命阶级的主体地位，公开违背马克思关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乃至于复辟成功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是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生产工具、科学技术固然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要人去应用，生产工具本身也要人去制造。人的思想不同，劳动的结果也就不同。否定人的因素，也就否定了最强大的生产力。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沙特政府军手中的武器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科技含量不高，但是在跟胡塞武装的战争中结果如何呢？这虽然并不是生产性活动，但是也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运用能力的延伸，如果把其中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抛开，那么任何的科技进步，都将成为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异化世界的力量而存在，成为统治无产阶级的东西。除了是以人为主人，还是以物为主人这一根本的问题而外，就算是技术本身，也还有一个技术路线的问题。发展什么样的技术，点什么样的科技树，为什么人服务，当技术掌握在不同的阶级手里时，可以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当时关于应当以“政治挂帅”还是“技术挂帅”的讨论，以及联想到现在甚嚣尘上的所谓“专业人做专业事”，其他人不要干涉专家、专业人士的论调，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予以思考和澄清。

王洪喆在反思目前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时就表示，在一种非剥削的经济体或共同体中，其实更有效率的技术路线反而是人机结合的，不是排斥人的机能，而是通过机器把人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出来的路线，用诺伯特·维纳的话说“像人一样去使用人（human use of human being）” 恰恰是因为选择了一条把劳动者排除出去的路线，所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获得大量投入。然而维纳早在五十年代就设想的控制论最能让人类社会受益的领域，即不同通讯系统之间的沟通，在机器系统和生物系统之间的接口技术，并未获得大的进展。维纳曾经致力于研发让工伤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的“波士顿手臂”，还有将触觉信号转换成听觉信号、让聋哑人重新获得语言能力的“听力手套”，这些项目因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纷纷搁浅。钱学森也曾经提出，通过技术增强人的能力和共产主义设想是相通的，

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嘛。吴子枫更是指出，讨论人工智能，不能从纯技术的角度，而更应该从技术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展开。……要反对唯科学技术论、唯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工业党的观点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自动地带来一个好世界。……相反，我们需要在欢迎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就包括强调技术路线对技术本身的优先性。（王洪喆等：《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

文革时期的复旦大学大批判组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一文中指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硬把科学技术说成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而且把这个论点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的。据他们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的力量，最后才是……’。”

果真如此吗？查一查，不对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了这样一段论述：“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家靠什么办法来增殖资本，扩充生产力呢？当然谈不上去调动受他剥削的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只能主要地依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怎么能把资本家增殖资本的具体办法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呢？这就暴露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恰恰是想把资本家的办法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

还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所谓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马克思又称作“死的生产力”或“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当然就不包括人的因素，不包括活的

生产力。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句话一刀砍去，造成一种似乎马克思是在给整个生产力下定义的假象，似乎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者的力量同科学技术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目张胆的歪曲吗？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实践是科学研究的唯一源泉。“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三页）先有生产，先有生产的迫切需要，然后才有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如此。

在古代，由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的需要，才产生了天文学；由于丈量土地、测量容积、计算时间的需要，才产生了数学；由于农业的提水灌溉，特别是城市建筑、航海和战争的需要，才有了力学。到了现代，如果不是工业的发展带来了 X 射线和天然放射性的发现，人类认识就不可能深入核物理学领域。至于半导体、激光、仿生学等等，也无不是生产实践推动下的产物。

科学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五页）“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四页）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革命导师的这些重要论点只字不提，却大谈起科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足见他们对生产实践轻视到何种地步。

对于生产力中什么是首要因素的不同回答，关系着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按照“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论点，必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成首先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谓“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头”的谬论，就是由这个论点引伸出来的。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并不是在讲我国科学技术要有高水平，应当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是在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抓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可以决定一切，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什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岂不是统统都要一笔勾销了吗？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列宁曾明确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果不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生产的物质财富即使再多，也不能始终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弄得不好还会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怎么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

在现今西方的世界上，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力鼓吹“技术救世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宣扬“实验室是将来的后庙，是一切财富之源，也是人类幸福之源。”苏修御用文人也拚命鼓吹什么“社会力量的最好的源泉在于科学”，“现在决定人类命运的”正是“掌握我们时代最高度发展的技术的人”。他们兜售这种“技术救世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弹资产阶级的老调，究竟反映了什么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复旦大学大批判组：《“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

由于走资派站在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上，把工人阶级当成生产工具、统治对象，他们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想办法压制、榨取工人阶级。因此，在生产目的上，他们提倡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管理上对工人阶级使用对待牛马和奴隶的统治技术，一方面是胡萝卜，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一方面是大棒，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建立起管理、压制工人的一套庞大繁琐的规章制度和惩罚机制，在企业中依靠专家治厂，一切唯专家的意见是从，工人只有卖命劳动的权利，绝无在企业经营管理、技术革新等问题上的发言权。体现在生产的目的上，就表现为究竟是为利润而生产，还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功能而生产。这两种目的的差别，其实正好是商品的二重性之间的差别，也是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别。使用价值，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一种表现。那么价值和财富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价值，或者交换价值，是建立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的商品的社会属性，但它并不是产品的必要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不需要交换，就不会有交换价值这个商品特有的概念。只是为了不同性质之间的商品能够等同，能够交换，才需要以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衡量和通约商品的价值，因而才说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使用价值，或者财富呢？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相反，马克思强调，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提高，正是集中表现在生产中固定资本所占比例的不断增长，而所需要的直接劳动越来越少，创造的财富却越来越大。而这种情况本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对背离）就是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矛盾。最终商品经济的解体，也正是由于商品身上的这种二重性的矛盾的辩证发展。

1975 年上海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表述：

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过程也提供使用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这里。资本家开工厂，是为了通过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工人，攫取利润。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

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人民成为生产的主人，社会生产必须为保证满足全体劳动人民你的需要服务。劳动人民的需要，不论是他们的共同的需要或个人的需要，长远的需要或当前的需要，都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计划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各种需要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社会劳动过程，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决不能以产值大小和赢利多少为转移，而应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据。凡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哪怕是暂时亏本的也要生产。相反，凡是劳动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即使产值大、赢利高，也不应任意扩大生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5年版）

既然社会主义阶段是商品经济逐渐消亡，并为产品经济取代的阶段，那么我们不妨从真正的产品经济上来看看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产品经济，其实就是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在你这个人手里，你需要什么，你就去生产什么，你并不是为了赚钱才去生产这些东西。所以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走资派鼓吹为利润而生产，实际上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这些利润，当然不是为了给工人阶级，而是给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准备的。既然要无限度的追求价值增殖和扩大利润，那么自然要在创造利润的工人阶级身上想办法，这个跟如何使奶牛能够在单位时间内挤更多奶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邓要主张不择手段的猫论的真正原因。他所谓的不管白猫黑猫，要抓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大利润的目的。文革时期有批判猫论的文章指出：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使人想起那个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从帝国主义哲学家杜威那里，贩运了一套反动的唯心论哲学，其中著名的一条是：“对我有用的都是真理”。这个“我”就是资产阶级。这同不管白猫、黑猫，只要对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有用的，统统都是好猫的谬论，何其相似乃尔。如果按照他的不分白猫、黑猫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

企业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继续腐蚀人们的心灵，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扩大和强化；社会主义企业性质逐步蜕化变质等等，其结果是大大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上面说到，为了把工人作为生产工具尽量榨取剩余价值，走资派使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其中的胡萝卜就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据说这是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但是积极性与积极性之间是不同的，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也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帮别人干活，还是给自己干活。如果你是一个军迷，你买了一个舰船或者坦克模型来拼，你唯一想的就是把它拼好，因为这是在给自己拼模型，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这给你作为拼装工人，拼好给老板拿去卖是不一样的。正如你在唱吧上面发自己唱的歌，和在歌厅卖唱是不一样的。人最大的积极性，恰恰是来自于你并不是为了钱做一件事，而是你自己想做这件事情，谁也拦不住你。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工人阶级是生产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它能够明确知道它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劳动。这种积极性，就是红军战士不发工资还能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那种积极性，也是最高的一种积极性。

而什么是资本主义积极性呢？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有两个前提：（1）不是勇夫自己赏自己，而是有一个事主赏他；（2）勇夫要干的并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帮别人干事情。因此，这种物质刺激、奖金刺激，隐含的前提，就是工人并不是生产和企业的主人。而且，即使是这种物质刺激，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收买政策。一旦工人上了他们的当，等到他们相继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完成复辟后，最终就会对工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利益下手。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成了改开最大的牺牲品。即使到今天，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不如十几年前那样廉价，但中国依然可以说是全球资本家的真正天堂。中国的劳工权益保障甚至不如东南亚：没有任何组建自己工会的权利，也没有罢工和游行的自由，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极低。这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中可以说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物价水平却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比如和德国的物价比起来，就只是不同商品价格互有高下，决没有拉开档位上的差距。然而德国工人的一般工资，早在 2005 年就达到了时薪 12、13 欧，从 2015 年起，德国联邦议院又决定了税前每小时 8.5 欧（约合人民币 72.6 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通工薪收入基本都在时薪 30 欧以上。一份 2012 年的汽车装配工的平均小时收入显示，美国是 45.34 刀，加拿大 39.04刀，墨西哥 7.8 刀，巴西 18.78 刀，英国 38.28 刀，法国 45.77 刀，德国 58.82 刀，日本 41.85 刀，韩国 25.74 刀，中国 4.1 刀。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剥削率已经高到了什么地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了。

当时对于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特点有过如下总结：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主张实行“一长制”、“专家治厂”，鼓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奉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搞“管、卡、压”，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条路线是“马钢宪法”的翻版。它的要害是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企业的领导权，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鞍钢宪法永放光芒》）（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