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心左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无产阶级砸烂旧世界的战斗精神。但如何建设一个属于无产者的新世界，他的思考少了一些。】
阶级与左右
作者：心在左边跳；来源：qq群
序言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序言
左翼和右翼的称呼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的各种立法议会里，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翼”、“右翼”。
当时右翼的保王党并不是封建主义的代表，而是带有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一派，支持君主立宪。左翼则反对君主制支持议会制。他们只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在经济政策上都是属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左右，是一个阶级内部的概念，如鸟之双翼，具体含义因时代和地域不同也有所差异。大体上，左表激进，右表保守。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右翼是大资产阶级代表，左翼是小资产阶级代表山岳党。可见激进与保守，完全取决于其经济地位。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国民党也有左、右两个派别。下面咱就说说国民党这两派是从哪来、上哪去滴。
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同盟会又是由三个资产阶级团体组成，即：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同盟会没有严格的组织，更像是一个松散的协会。三派主要是在种族革命的基础上结盟，这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华兴会的主张主要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光复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左逼一听立马爆血管。
在这三个组织当中，只有兴中会明确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而华兴会领导人黄兴主张“誓驱鞑虏出关”种族革命，“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只有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的言论显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而光复会就完全是在“排满”立场上和兴中会取得一致的，其入会誓言整个一汉族地主阶级的口号，“壮志饥餐胡虏肉”的翻版，这“还我河山”大旗就是从岳元帅手里接过来滴。陶成章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章太炎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清兵入关后，曾对江南地区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满意识的文人士子进行残酷打击。所以，许多人誓死要为浙江父老报仇雪耻。徐锡麟说：“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
只要细看，这民族大衣下面，罩着的还是对现实利益的不满。你看，饱读孔孟的大地主阶级曾国藩，就不管你神马满汉，自建湘勇挽大清于太平军刀下；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就不顾华夷圣训，成鸟死不悔改的大清保皇党。人家就不扯你华夏民族的的淡。
果然，在辛亥革命尚未发生，合作基础——“排满”尚存的时候，主张恢复汉室的光复会，很快就因为与同盟会的政纲对立，又以光复会的名义独自活动了。分裂的借口还有一些，但落实到屁股上，就是光复会里的小地主阶级忍受不了“平均地权”，革命革到老子自己头上那哪行？因此，黄兴发文指责章太炎背叛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光复会的“功成身退”口号。一个曾经与我们论战的左逼，为表白自己干革命不是为鸟当官的高尚情操，也纯属巧合地喊出了雷同的“功成身退”。可不是嘛，造反既已成功，那还革尼玛的命啊？朝里有本阶级人马维持秩序，自己去过陶渊明式的幸福生活，岂不悠哉快哉。
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现左翼民族主义的观点，就能发现，光复会从岳飞那儿接手的大旗，又传递到了左逼的手中。当然，在交接过程中，还经过中国青年党和中华民族复兴社的“二传”、“三传”。
武昌起义胜利，汉人统治既已光复，“排满”的同盟基础丧失，分裂就提上日程了。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实施“功成身退”高大上目标）；在《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发射“反官僚”洲际导弹，跨越时空，增援隔代弟子“托派”、左逼等）；力推黎元洪为全国领袖，抗击孙中山任总统。
1912年，黎元洪勾结袁世凯，在武昌大杀革命党人，大裁革命军，被革命党视为“屠夫”。但章太炎却极力为老黎洗地，还联合一批大地主组建统一党，拥护袁世凯。从假革命到真反革命，丫一天也也没反对过地主阶级。
同时，陶成章也回国开展和同盟会的夺权活动。浙江光复后，被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一脚踩在浙江，另一脚却伸到了上海同盟会家里，在上海募兵练兵，钳制同盟会上海都督陈其美；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李燮和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陈其美寸步不让，先派人刺杀李燮和未遂，迫使其离开上海；接着又派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以绝后患。
对于这段历史公案，资产阶级左右公知，一边倒站在了陶成章一方。他们手捧的不是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标尺，而是孔儒“君子小人”、常公“礼义廉耻”、邓氏“五讲四美”道德杀器，外加“法治人权”民主制度。这绝活真是屡试不爽，比如，他们曾经用拼“老婆数量”的规则，使“克己复礼”的周圣人秒杀了“继续革命”的毛润之。
我们先看一下孙中山兴中会的阶级构成。孙中山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是领导农村游民向清朝贵族和地主阶级进行农民革命的洪秀全，兴中会的组织，主要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
为了更好地团结各种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陈少白按照孙中山的意思，加入广东的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即军师），后再加人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即首领）。旋即会同三合会、哥老会两股势力与兴中会联合，该组织把江湖习气的会党势力，集结到革命旗帜下，成为民族民主革命早期的武装力量。
徐锡麟、秋瑾遇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从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多有党羽”；并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此为基础，吸收江浙资本加入同盟会，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从空言到实行，“党势为之一振。”
可以说，正是游民无产给同盟会注入了革命实干精神。然而，青帮头子的身份，吃喝嫖赌的作风，也成为代表小地主阶级的光复会领袖们攻击的目标：我是君子，丫是流氓，“近君子远小人也”，实为反革命借口。于是，陶成章与“上赌场、逛妓院”的陈其美成为敌人，章太炎则与“清廉、忠厚”、“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用支薪二十元”的黎元洪结为同盟。可见，卫道士不过是假道德之名，卫阶级利益之实。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在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随即组织江浙镇沪联军，攻克南京。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只有陈其美沪军都督府全力支持他，成为孙中山一派的骨干。所以孙中山称他“革命首功之臣”，“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忠于革命主义，......百折不回。”
后来，陈其美因为数次起兵讨袁，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先派人给陈其美送去70万元，让他出洋游历，否则就用这笔钱买刺客干掉他。陈其美听说后哈哈大笑，予以拒绝，后被袁世凯刺杀。
再看看武昌起义后，光复会会长章太炎都干了些神马？
1912年，应孙中山请赴南京，但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意见，不同意孙中山定都南京的意见。
1913年，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软禁入狱三年；
1917年，脱离国民党，专心讲学，作出脱离革命的人生选择。
1922年，因诋毁孔子言论而遇批评，公开道歉。
1923年，发表言论不赞成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元帅大本营。
1924年，发表公开言论反对国共合作。
1926年，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通电声明反对赤化。后通电反对组织北伐。
无需废话。只有1913年那件事似乎是个亮点，咱们就来看个究竟。
章太炎看出袁世凯有称帝野心，就用大勋章作扇坠，天天到新华门骂街。袁世凯受不了就把他软禁起来。哇塞，这可是自古以来最为仕子文人津津乐道的最牛逼节操啊：铁骨铮铮，刚直不阿，蔑视权贵，直言犯上，……老章仅凭这一壮举就可以盖住以上所有反动勾当，万世不朽了。可在俺们看来，老袁称帝还是称总统，关穷比屁事？阿Q还不是一样给赵太爷打工。老章与老袁不过是“挂羊头”与”挂狗头”之争，贩卖的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狗肉”。即：老章是护旗左逼，老袁是砍旗右逼。
再看看袁世凯对待章太炎和对待陈其美的区别，就知道神马叫做人民内部矛盾、神马叫做阶级敌我矛盾了。
老袁每月提供给老章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老章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学者公知从这里看出了“气节”“不屈”。我们则看出了：丫如果早死于反满革命中，肯定要被“厨子” 和“听差”这哥俩醮了人血馒头。
根据以上分析，俺们对于这段历史公案的结论，与资产阶级公知的正好相反。这不是神马内斗，这是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抢摘胜利果实的敌我斗争。对于陈其美干掉陶成章这事儿，俺们只有一句话：干得漂亮！！！
总结一下，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资和华工，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 (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中、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后，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阶级的一派因为反对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纲领，使同盟会四分五裂。后来，宋教仁为组阁，以放弃“平均地权”纲领为代价，团结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把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处于绝对多数的支配地位，至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被小地主阶级窃取。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议会中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只有形式上的对抗，但革命性木了——不搞“平均地权”革命嘛。议会斗争从来只是阶级内部的狗咬狗。法国二月革命胜利后，革命群众大联欢立马变成大火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本、中产、小资产、军队、别动队流氓、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结果无产阶级被屠杀三千多人，被放逐一万五千人。清除了无产异己，资产阶级各派才能坐在议会左右两侧理性非暴力地互艹，——狮子豺狗们的分肉会议，若让羚羊掺合进来，一分钟都开不下去。
鲁迅在《论FAIRPLAY应当缓行》中记录了辛亥革命后的这段历史——
【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
为毛不打落水狗？满清既灭，排满的革命家功成身退，朝庭里地主绅士们的代理人坐庄了嘛。赵太爷赵秀才们也就来“咸与维新”了，“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
顺便说一下，鲁迅当时还不能用阶级观点解释这眼前一幕，也就不能从“国民性”观里自拔，进而一度对革命悲观失望。他再次出山后写了两部小说《阿Q正传》和《药》，算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阿》揭示了辛亥革命丝毫未能动摇封建社会阶级基础的事实，从侧面指出了以阿Q为代表的游民无产阶级具有革命要求，而革命党却未能发动群众而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清楚他的光复会同志陶成章、章炳麟等人在革命问题上的重大缺陷：“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这仅仅是群众的误解么？丫本来就是要恢复汉室、建立汉人政权嘛，章炳麟、马群武们没有在长崎举办崇桢皇帝逝世纪念会么？丫不就是要“反清复明”么？鲁迅看不到这些地主阶级出身的文人学者和阿Q之间的阶级对立，一味把革命失败的帐算在“没有发动群众”头上，显然也是有问题的。阿Q本来就在汉人地主的剥削压迫之下，你跟他扯国家、扯民族、 扯“排满”，就像大资统战工屁反对环保局长、小贩统战工屁反对城管一样，这关他鸟事？你跟他扯分赵太爷的地，搬“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才会两眼放光。最令人兴奋的革命场面不正是“分田分地真忙”么？可若这么干，那不是革自己的命么？这些小地主出身，本来是因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满，而闹革命以复兴“犯强汉虽远必诛”之牛逼秦汉唐的。带领农民革自己的命？这淡扯得没一点心理准备。既然不能使农民在革命中翻身，靠办信仰学习班教育农民“存天理，灭人欲”，为国家民族“无私”献身，农民又不是傻逼。既然统战农民不可行，最终也只能自己当大侠，玩恐怖主义暗杀满族权贵了。
《药》以揭露“国民性”为主。把辛亥革命失败的帐又记了一笔在群众麻木的头上，这当然也有指摘革命党脱离群众的责任。结果还是表达了鲁迅从文化上医治“国民性”的一贯主张。
烈士的血被群众醮了馒头，这一说起来多么令人寒心。可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又是为谁的国？为什么民？
国是阶级的国家，民是政治的范畴，封建地主的国家人民关贫雇农、流民无产鸟事？你反清复明前俺被汉族地主压迫，反清复明后还被汉族地主压迫，这有毛区别？你复兴成功，功成身退，挤身大地主阶级过幸福田园生活，还不得靠俺们当牛做马、披星戴月给你种田？别扯神马当外族奴不如当本族奴，明朝汉人治下肿么也逼得破产农民造反了呢？
在鲁迅转变成阶级论之前，他一直在所谓“历史周期律”里打转，所以文字里总是浸润着悲观情绪。鲁迅痛心童年比自己优秀的闺土成年后却奴性十足。其实所谓人性即阶级性，他本来就是奴嘛，奴的人性不正是奴性么？同时阿Q要当老爷压迫王胡和小D的革命目标（从奴性到主子性）又困扰着他，——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文化改变国民性完全是空想徒劳。只有在鲁迅转变成阶级论之后，才能洞悉王朝更替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阶级分化对立。洞悉了这个根源之后，鲁迅才坚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黄兴、宋教仁一派小地主阶级主导的“国民党”，在国民议会中相对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顽固派），属于激进左派（改良派），发言；但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又形成了与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左派相对立的右派。这也必然导致黄兴们继章太炎、陶成章们之后，随着革命的继续发展而陆续与孙中山一派分裂。
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孙中山为给“国民党” 重新注入革命精神，决心组织中华革命党。陈其美极力支持老孙毁党造党的主张，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
不出意料，不革命的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死活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理由和陶成章们一样散发着道德的光芒：“不满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国民党”又一次分裂，只剩下了少数左派还主张革命，老右派基本脱离革命，或者加入反革命队伍里同孙中山作对。黄兴们脱离了孙中山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又吸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里面清一色的地主阶级，——这才是分裂的屁股所在，后来，又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组成了联治派，拥护军阀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完全站入反革命队伍。
这里没有所谓权力的蜕变，只有阶级的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