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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与左右（二） [复制链接]

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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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7-19 16:02 |只看楼主
【编者按：在第二部分中，心左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性，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是到位的。但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的认识有些欠缺，突出体现在对苏联政权的认识上。】



阶级与左右（二）


作者：心在左边跳；来源：qq群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虽然重建了中华革命党，可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你想，铁路、工厂、矿山、银行这些工业命脉，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里，它没法不软弱，反帝和反封建的任务一件也扛不动。革命党空有革命之心，却无革命之力，只能依赖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成鸟名副其实的“孙大炮”。护法失败后，老孙才明白，南北军阀都是一路货色。
对帝国主义和西南军阀的幻想碎了，老孙开始向苏联寻求援助，以图改组国民党，并建立革命武装。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中共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中共的加入，给日薄西山的国民党重新注入了革命的生力。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民族资产阶级不仅软弱，还有两面性。他们在受列强和军阀压迫时，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要；但是随着革命向前发展，无产阶级的迅猛参加，外加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又开始恐慌自己阶级地位的动摇。“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就是他们欲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所以，国民党新右派的形成并走向反革命，那是必须滴。
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又混进一批买办代表，阻碍孙中山及少数革命派领袖进行革命。这才促使老孙决定面向工农阶级扩招，并容纳共产派入党。结果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资深党员张继、冯自由、茅祖权等人的阻挠。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就日益加剧。
老孙去世后，留下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遗嘱，写在每个人脸上、挂在每个人嘴上，解释在每个人的屁股上。夺权已经进入图穷匕见环节。
国民党新老右派开始集结：冯自由、马素等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率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公开进行分裂活动；邓泽如、张继、谢持等组织“西山会议派”，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开除共产党员，掀起反共反苏逆流；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开始集中攻击支持工农革命的左派领袖廖仲恺。接着，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形成了一整套反共理论体系，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主义”新鲜出笼，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泛出水面。在“戴季陶主义”影响下，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纷纷成立。……
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和汪精卫、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则奋起反击：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请处分列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等十二人提出警告，命令叶楚伧的《民国日报》交出改组，责令戴季陶反省，大会给“西山会议派”以沉重打击。
不偏不倚的的中立派也抓紧时间向左向右看齐。
此时的蒋介石仍勉强支持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总理信徒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反对西山会议派，一则由于羽毛未丰，还需要苏联的卢布枪弹以及中共领导的工农力量，打败北洋军阀；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尚做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国梦；老蒋的“文胆”戴季陶是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的面目出现，提出的是要清除共产主义的“纯正三民主义”。
代表买办和地主的西山会议派老右逼，利令智昏，一把扯掉“三民主义”内裤裸奔：不承认帝国主义是美英日，共产党宣传打到帝国主义是“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在西山会议派那里，打倒帝国主义是指打倒苏联；不承认军阀是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宣传打倒军阀是“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之合作”。因此，本来准备参加西山会议的修正主义分子戴季陶，但看到这帮“猪队友”的脱衣舞表演，又随即脚底抹油了。
西山会议派“冒进”，结果碰了一脑袋青红包。老蒋于是表态“联俄容共未动摇”，“唯革命是从。”
对于修正主义分子来说，欲修正领袖的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翻出他的旧观点。正如左逼革命一派，把《毛选》翻到了新民主主义那一页：你看，毛主席说要统战民资小资；而左逼保皇一派一下子就翻到了抗日战争那一页，直接统战老蒋了。两派为此咬得不可开交，而在工人无产看来，不过是“两小儿辩日”。土共“三大法宝”，“群众路线”是前提，没有群众谁来“武装斗争”？左逼一屁股坐到了资本的立场上，成为无产群众的敌人。没有群众武装，丫有神马资本统战？卖身投靠HR还得掰开嘴看看牙口呢，工贼也不是想当就能当上滴。所以左逼先是“逼蒋抗日”，后来在一次撒尿的时候发现了自己不是张学良，就改称“联蒋抗日”。肿么“联”呢？就是一边自比屈原岳飞悲叹“谗谄蔽明”、“忠而获咎”，一边无怨无悔地狂草“紧紧团结”的效忠信。
戴季陶也不例外，裁一块孙中山旧民主主义中的消极面料（如：“中国只有大贫小贫分别；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用孔儒思想做里子，用民族主义染料，涂盖阶级革命色彩，再钉上“和谐”、“仁爱”、“人性”钮扣，得，儒家三民主义大衣完活；然后再把老孙从棺材里扶起来穿上，一个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形象就闪亮登场了。孔老二真不愧是新老剥削阶级的“万精油”，左派天师孔二东韩德强们，也整天拿着往老毛身上涂抹。
顺便谈谈“戴季陶主义”及其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
1、反对共产主义思想。老戴认为是共产是“空想世界主义”，三民主义高于共产主义，孙文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老戴的当代传人孔二东们举一反三，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左反右”、“不左不右”的儒学传统文化中庸之道。
2、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老戴认为“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和不觉悟者的对立”，“革命的行动不单是被压迫的阶级才有。”主张用“仁爱性”来代替阶级斗争理论。“抛弃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
当代左逼认为，共产主义的成败在于“有大公无私觉悟者和不觉悟者的对立”，必须用改造国民自私人性的信仰教育取代阶级斗争，否则穷比无产一掌权就变质，而且“恶狼比饱狗的吃相更难看”。还有，包括无产在内的各阶级都有左中右，必须是各阶级的左派联合起来，反对各阶级的右派。结果，彭湃不幸躺枪，被左逼抬出来戴上大红花，奉为“地主阶级革命左派”的代表。
3、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老戴极力宣扬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即像他们那些有“完美知识”的人创造的。他强调，革命是由先知先觉的人发明，后知后觉的人宣传，大多数不知不觉的人实行，才能成功。
当代左逼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毛泽东一人发动的；群盲只是奉旨造反。工人阶级必须接受有知识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撂下了“马恩列斯毛没有一个是工人”之铁证。——邓演达“第三党”向左逼发来入党邀请函。
国民党“二大”的278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蒋介石新右派却未能触动。
陈独秀和季山嘉因为害怕分裂，准备用向新右派妥协让步的方式，换取国共的苟合。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决定“只应有2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7名，24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6名。老蒋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从一个军的军长，升为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老毛后来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陈独秀的退让没有使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缓和。二大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就抛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张国焘按照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表决时也没有举手。连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但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老蒋则一步一步地夺得了政治、军事实权，进而掌握国民党中央的实权。
在国共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中共内部一直存在分歧。
陈独秀把当时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自己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的观点，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诞生早了，“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即“二次革命”论：先在国民党领导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再由共产党独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整个普列汉诺夫及孟什维克主张俄国重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翻版。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反帝反封运动的总司令，和鲁迅不同，他很快又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属于鲁迅所说的“突变”。还有戴季陶，“五四”期间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还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一边起草一边吸凉气，还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 。后来丫终于明白，共产思想与他心目中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压根不懂马克思主义，而是抱着救亡图存的目的找到了老马，尤其是苏联的胜利，让他们受到了鼓舞，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救国的良方。起初国民党里也有许多人到苏联取过经。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里说——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他们一旦明白了马克思是肿么回事，阶级本能促使他们很快又“突变”回去。陈独秀看到斯大林整肃托派和清洗党内阶级异己分子时，就屁股一哆嗦，对苏联的恐怖专政嚎叫起来——“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老陈叛党后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反思，声明“不拥国、不阿共”。先晒几条老陈的观点：
1.民主主义是……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官民矛盾；一切公民的民主。左逼右逼快快参拜祖师爷。）
2.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不论姓资姓社。工业党全体肃立。）
3. （二战）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二战后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老陈看来是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滴。民猪逗士一旁默默无语两眼泪。）
3. 正当的游击队有两种：一是属于正规军队指挥供给的别动队，一是民众自携武器、粮食的武装队，这两种游击队，也都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第三种便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在战争中，在战后，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在此次抗战中，被人骂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的，正指此辈。（大批“果粉”正在前往艹左逼的途中……。）
晒观点是过程，目地是要给陈独秀们扣上右派的帽子，即共产党内早期的右派分子。老陈不服，把他与彭述之、尹宽等人组织的“托派”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像今天的民族主义左逼，明明和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分子观点无二，却挂了文革左派的羊头，兼营 “联动”、“西纠”之“爹英雄儿好汉”反动血统论，都属于恶意抢注。老陈两脚踏进新民主主义时代，屁股还牢牢坐在旧民主主义时代，所以，从右倾投降主义，到托派反革命，一点都不意外。后期还当了苏拉密的老师，攻击中共为小资党，其实艹的正是他自己：丫拥护列宁的苏联，反对斯大林的苏联。而结束“多种经济并存”的新经济，全面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恰恰是斯大林。斯大林对布哈林一派的清洗，就是集体合作社与包产到户两条路线的斗争。老陈对“多种经济并存”之“一切阶级的民主”情有独钟，对“一大二公”之“唯无独革”仇入骨髓，完全是小资屁股催使。
与之相反，“宁汉合流”前夕，毛泽东因为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要离开城市去乡下结交“绿林朋友”。蔡和森便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有人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 此前，瞿秋白、肖楚女发表文章批判“戴季陶主义”时，陈独秀连忙在党刊上声明“兹查有肖抽玉所著之《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纯系肖之个人意见，本党概不负责”；还拒绝刊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也从此对陈独秀不抱幻想：“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可见，在革命领导权、农村政策等问题上，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革命和投降之左右两派，——无产阶级和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两派的斗争。随着革命的向前发展，分裂也就必然发生。
陈独秀由于屁股不稳导致忽左忽右，先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后又主张一切服从国民党，搞得共产党内部大乱。毛泽东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洞若观火，所以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后来又总结说：“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北伐）；及至无产阶级（共产党）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季山嘉也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
在国共合作之初，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毛泽东则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他在“八七”会议上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毛泽东回到长沙，一个多月就建立起国民党长沙支部，进而在长沙、宁乡、安源建立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湖南从国民党基本空白，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员“把持党务”，便指示段锡朋组织AB团，争夺领导权，打压、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次年被土共领导的“四·二”群众暴动打垮。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国民党基层左派反而比共产党更多，就是上述原因。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
清党之前，老蒋说：“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西山会议派也提出：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为共鸣。
国共合作后，共产党还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到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17个省200多个县，会员达915万多。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阿Q们把赵太爷打得落花流水，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根基。利益受损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于是咒骂“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叫嚷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糟的很”；资产阶级和中间派也大叫 “过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也逐步主导中央，跟着指责 “过火”、“过左”、“左倾幼稚病”，力图通过限制工农运动来消除国民党右派的“误解”，拉住资产阶级。这才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老毛用“好的狠” 回敬，“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陈独秀后期脱离中共，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革命的游民无产。他在《论所谓“红军”》中与中共论战——
〖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是遵守昂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叛徒……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企图扩大凭藉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来“影响到大城市”。他们公然的说：
『红军是推动革命高潮到来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且促进革命局势的开展。
至于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为红军的。我们更相信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尚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障碍这一伟大的且有强有力的社会基拙的红军力量之发展的前途。（以上见第七十二期《红旗》）』
这就是叛徒们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们自己对于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之分析。他们更公然很得意的说：
『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申报》载：“如皋境内土匪与共产党结合，聚众三千余人，抗纳捐税，民间自卫枪弹，悉被缴劫、势焰甚张，……”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大本营附近，又发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装行动，反对派真要气死了！（以见第六十七期《红旗》）』
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所可异者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竟以与土匪结合自豪向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夸耀，我们多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被叛徒们使之堕落至如此地步，我们反对派安得不“真要气死!”
这种无业游民之来源，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官僚后裔、小地主、小商人堕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谓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 ……这班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在他们有利的条件之下，今天戴起红帽子便是袁文才与王佐，明天换上白帽子便是樊憧秀与孙殿英。〗
当代左逼得到陈师祖的增援，火力更加威猛，干脆把受雇从事“黑心棉”“地沟油”等假冒伪劣商品生产，以及有嫖娼赌博说脏话随地大小便等劣迹的工屁，直接开除工人阶级队伍。他们的工人阶级必须符合孔二“温良恭俭让”、程朱“存天理灭人欲”、常公“新生活运动”、河蟹“五讲四美三热爱”之规范。
与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矫枉过正”之“好得狠”革命态度相反，刘修养则在呈给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们的报告中，要纠工人运动的“左”，提出“国民革命的利益高于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等等，也崭露其右倾的头角。请看老刘之《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多少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我们。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
我开始工作就在一个历史长久而规模最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内的琐事。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群众中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份，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
老陈批评农民运动“过火”，“左稚”，“妨碍统一战线。
老刘报怨工人运动“左倾”，“没有法律神圣观念”，“不顾及联合战线”，“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关系”。
八平方理性右逼被“两放”人员暴力袭击军警所拖累。
理性左逼之“伟光正”爱国大游行被混进队伍里的流氓暴力打砸“腥了一锅汤”。
……
结束湖南考察回到武汉的毛泽东，致信中央，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
（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国民党政府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
（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
（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哈哈，老毛一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瞬间扒掉了老陈、老刘和左逼所谓“统一战线”的皇帝新装。然而这封信对中央没起一毛作用，老陈依然在决议中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事实证明，老陈的这步大棋，只是单方面牺牲了工农群众的利益。
“以斗争（维护已方利益,壮大已方力量，夺取领导权）求（压迫对方）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放弃已方利益，削弱已方力量，丧失领导权）求（乞求对方）团结，则团结亡。”结果，老陈用妥协投降，换来了蒋、汪的“四·一二”和“七·一五”。
在陈独秀及其左右徒子徒孙的唯心英雄观里：只有将军元帅，不见工农群众。所以老陈把蒋介石、汪精卫的大腿挨个抱，就像张宏良紧抱N代的大腿一样。老陈和后代公知都把其右倾投降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共产国际身上。可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丫不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么？看到老蒋丢城失地退守山城，就言之凿凿地宣布中国抗战完蛋鸟。即：离了蒋屠夫，就得吃浑毛猪。
中共四大以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五卅运动的狂飙更是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25个省区，约1700万人参加了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准备了群众基础，也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领导作用。
“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法国二月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举行“宴会”讨论关于选举等改革问题，唤起各阶级民众。当“宴会”被基佐政府禁止时，资产阶级害怕退却了，走上街头的只有工人和学生。后来，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的权力又被波拿巴篡夺，复辟了帝制。于是，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者起来战斗。被吓坏了波拿巴连夜张贴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只剩下无产先锋队一个人在战斗。
同样，五卅运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刚维持不到一个月，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夺权斗争就随之展开。
帝国主义武力镇压、内部分化两手抓。一手驱使奉系军阀屠戮革命群众，一手以增加税率为诱饵，以停止借款、通汇、航运和电力供应相威胁，迫使整个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于是，资产阶级急速倒向帝国主义，通过夺取革命领导权以停止反帝革命，换取自己的阶级利益。前面说过：“旧中国的工业命脉，都捏在帝国主义手里，民族资本没法不软弱。”
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首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将原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改为13条，删去了几项核心条款；然后召集76个团体开会。民族资本动摇，单独宣布停止罢市；接着，总商会又以停发罢工救济费的办法挟迫工人复工（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由总商会经管）。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也宣布单“单独对英”，希望日本“回东方来”。研究系的梁启超、丁文江等主张妥协和平，反对抵制外货。小资产阶级在军阀和资产阶级的胁迫下，畏怯妥协，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退出统一战线。然后，资产阶级各派从四方八面以强迫恐吓欺诈等各种手段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
瞿秋白在《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中说：
『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谓国家主义者……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别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
五卅运动……，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没有神马权力蜕变，也没有神马个人独裁。蒋、汪都是立足屁股选择队伍，考量胸肌决定进退。随着北伐革命的向前推进，国民党新老右派与共产党代表的工农群众在阶级利益的对抗也随之加剧。老蒋也清楚戴季陶的“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只能是一个令母牛四散奔逃的主张。基于阶级力量和阶级利益，老蒋只能倒向前者，艹翻后者，因为从来就没有过神马全民的“民族利益”。
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蒋介石向日方表示：“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外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通过王正廷通知美国：“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领事詹金斯建立联系，詹金斯向国务院报告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帝反资的暴力活动”；派张静江去上海，从江浙资产阶级取得一笔笔巨款；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与虞洽卿达成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
取得了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老蒋才下定清党反共的决心。国民党老右派也齐聚老蒋麾下。孔祥熙又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们再奔走宁、汉之间，促使蒋汪合流，国共联盟彻底破裂。
毛泽东后来谈这一时期的国民党：“那时候他们对革命的道理不懂得，什么力量也没有，是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搞起来的。搞起来以后，就一脚把我们踢开了。”
1928年初，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共的人士及一些知识分子，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由谭平山、章伯钧、邓初民等发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复兴已被中断的国民革命；既反对国民党右派，又不赞成中共武装起义，被称为“第三党”，认为中国革命只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平民革命，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后来该党领袖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抓捕，和其他大批国民党左派一起秘密处死。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党随即瓦解。
在1927至1931年间，大批左倾知识分子包括前共产党员，投入了第三党和之与政纲类似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怀抱。
至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最后编辑学生工 最后编辑于 2020-07-19 20: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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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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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7-20 10:50 |只看该用户

心左的判断，斯大林搞肃反就是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判断还需要仔细思量：
（1）斯大林搞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再生出更为强悍的资产阶级--官僚者阶级。他们与广大劳动者阶级相互对立。只不过这个资产阶级宣称他们代表无产阶级。

（2）既然苏联的官吏们属于资产阶级，那么他们与欧美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搞的肃反运动，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清洗运动，和我们在宫斗剧中看到的封建王朝内部清洗没有本质差别。把肃反说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中了资产阶级的道。

（3）演变到后来发生的美苏冷战，不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而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争夺。两者意识形态领域里话语权的争夺，无疑给共产主义涂抹上资产阶级浓重的颜料。新时期起来革命的无产者，必须揭掉两个帝国主义涂抹的颜料，发现共产主义的真谛。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20-07-20 10: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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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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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8-11 11:10 |只看楼主

认同楼上的判断。

关于苏联出修正主义的认识，主席也经历过几个阶段。50年代判断是从赫鲁晓夫起。文革期间只提马列，不提斯大林了，到了文革晚期，只提马克思主义了。
文革举起反修大旗，其本质就是否定前17年的路线。建国十七年的路线本质是遵从苏联的模式，苏联模式是按照斯大林想法搞出来的。否定中国前17年的路线，其实就是否定斯大林搞的苏联模式，斯大林的路线，其理论基础很多是继承列宁的。看看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58年手稿，再看看《法兰西内战》。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所以文革的意义很大。
最后编辑学生工 最后编辑于 2020-08-11 11: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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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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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02-24 04:26 |只看该用户

回复楼上二位。
我认为苏联共产党从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退化为代表官僚者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结束的。在列宁时期，由于俄国依然有农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联共是可以看成无产阶级政党的。而在斯大林前期，虽然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改造和彻底消灭但苏共却需要时时刻刻担心沙皇、大小资本家复辟资本主义，依然在将党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推上断头台，个人认为当时的苏共是可以看成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至于到了斯大林后期斯大林抑制不住苏共党退化为官僚老爷的趋势，苏共党才完全沦为代表官僚者的资产阶级政党。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阶段的。只是这个阶段不应该是像列宁斯大林说的是长期的阶段，而应该是一个短期的阶段。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必然是不稳定的，是过渡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彻底消灭官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要么先锋队变质退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不稳定性是官僚者不能长期代表无产阶级决定的。
最后编辑可乐鸡翅 最后编辑于 2021-02-24 05: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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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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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02-24 13:08 |只看该用户

日月之思6的新浪博客对中苏两党关系及某重要人物有大量分析，只可惜被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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