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讲清楚文革 [复制链接]

文革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各国各派都在说，但说法不一。下面，我谈谈我对文革的认识。

第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

毛泽东原本希望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然而，建国后十七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没能实现这样的愿望。简单说，国家主仆关系严重颠倒。具体讲，产生了一个与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如毛泽东所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非常不满意，一心想着要改变，并想了许多办法，实践证明都不行。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反思录》里提到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 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第二、与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产生原因及其他

建国后，我们的体制设计师承前苏联，误把民主集中制搞成了官主集中制。这是产生与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

一、我们没有意识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按理说，该权必须归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根子，也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命根子。一旦没有了这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存在了，相应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也就大打了折扣。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让政府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或者叫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权)。后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说明时说:“依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在依法就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而具体执行机关是国务院。因此，具体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是政府，而不是人大。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也是现行的管理体制。”殊不知，正是这个错误的规定，让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没了。

二，宪法序言里面提到“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由于前面丢掉了民主这个根基。于是，这种建立在脱离了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就转变成为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当这种坚持党的领导再与前面的官主结合，使得毛泽东原本设想的民主集中制悄然变成了官主集中制。在不知不觉中，新中国的社会性质被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由于上两条的原因，党在带领人民前进的过程中，违背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论述，违背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提到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这一正确思想，在我们生产力水平尚未足够发达时，就着急地把资本主义成分当尾巴割掉(尽管毛泽东是不赞同过早割尾巴的，说“那还不割出血来”见王震回忆录)，带着官主集中制强行跑步跨入了夹生的社会主义。

以上是我们在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时所犯的两个严重错误。

第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构想

关于体制建设，文革前，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曾经有过一番对话。他说：“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当场有的同志就提出：“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回答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继续说：“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怎样防止特权阶层，要有一整套好的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摘自（马社香老师撰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晚年，在社会主义体制建设上，毛泽东又有过更深刻的反思。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搞成苏联那样的极权统治，或成为德国法西斯，与其那样，还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据戚本禹回忆，此话几年后毛又跟他和田家英两人讲过一次(戚多年前曾在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的采访中披露此事。水利史专家兼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先生四五年前告诉我，他刚刚找戚本人核实过。不过去年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对此却无提及)。又据浸淫于中国革命浩瀚史料的友人周军(网名“成都双石”)讲，其实邓小平1980年代也转述过毛的这个观点。摘自《黄纪苏：十月革命与现代中国》

第四、文革的正确思路

首先，必须要打掉官主，切实落实民主。具体讲，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以及用于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比如公安必须归人大系统，坚决破除官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新体制，以此根除官僚主义者阶级，让包括整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内的所有受旧体制侵害或者束缚的人获得解放。

其次，微调路线，在确保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而存在和适度发展，直到将它们的先进性发挥到底。

只要实现了这两个转变，从制度上来说，文革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

第五、文革实践与反思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效仿巴黎公社原则，踢开党委，砸烂公检法，推翻了从前苏联搬来的官主集中制体制，批准各地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认真践行了他当初在井冈山上的构想。

诚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三结合革委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前十七年的新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当时生产力尚且没有发展到可以取消国家机器取消党的领导这个地步。要切实落实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需要坚持党的领导，还需要公检法等国家机器。一个三结合的革委会，不可能包揽一切，更不可能依靠它有效地巩固文革成果。文革实践和文革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这是其一。

其二、文革的重点本应该是破除从前苏联搬来的官主集中制的旧体制，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新秩序，而不该是搞人斗。可是，文革实践背离这个斗争的重点，提出要“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这就丢掉了事物的根本。

其三、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认识不清。官僚主义者阶级产生于官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官主和专制是它的两个显著特性。它和资产阶级是属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级。毛泽东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个判断无疑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不恰当了。他们吸工人血不假，但不属于资产阶级。

其四，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派的斗争，原本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继续新民主主义由于官主集中制体制的原因未完成好的革命。可是，文革时期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派说成是资产阶级，把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派的斗争说成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搞错了革命的性质。至于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过是这种错误认识的直接反应，实际是严重扩大了文革的斗争目标，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其五、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其实，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本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披着马甲的封建地主阶级。台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他们上台掌权之前，属于无产阶级。在他们通过夺权斗争上台之后，由于体制的原因，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刻就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只不过是走社派。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也都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所谓夺权斗争，不过是走社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如果不破除官主集中制的旧体制，不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新体制，无论如何斗争，都跳不出官主的怪圈，因而难逃兴亡周期率。其情形，和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差不多。

总之，文革的初衷是好的，文革的继续革命的精神也是好的。但是，文革理论是不成熟的。文革实践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文革的结果是失败了的。正如黄纪苏老师所说：“毛是党国体制（我称其为官主集中制）的最大造反派，也是最大当权派；是这个体制的异数，也是这个体制的常数。他矛盾的价值、冲突的身份和悲剧的收场，体现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探索和曲折经历。”摘自《黄纪苏：十月革命与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