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平元：不觉得，有点瞎说八道了吗？难道还有“群主主义”？人大没有“官”吗？你对“文革”的认识差太多了！给你的“历史罪人邓小平”，烦请看一下，不同意见可以讨论。
心旷神怡：对于建国后建立的体制的定性和反思，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修变质原因的反思，这本来不该再是一个问题，是已经谈了许多次原本不想再谈的问题。三峡人家等人不承认建国后构建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不承认正是由于这个体制滋生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承认正是这个体制导致国家必然变修变质，他们坚持认为一切都是人的问题，是刘邓的问题。其实不然。
我国建国后的体制设计师承前苏联。结果，产生了令毛主席深恶痛绝的与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被专政。文革“四人”说前十七年教育、文艺是黑线专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这种现状，毛主席很不满意。在想了许多办法，发现都不能解决之后，重上井冈山，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发动二次革命。这本身就是对前十七年构建的国家体制的彻底否定。
关于国家体制设计，文革前，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井冈山上，毛主席说（见马杜香老师写的《前奏》）：
“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当场有的同志就提出：“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回答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继续说：“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怎样防止特权阶层，要有一整套好的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组建了革委会。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前十七年的新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新组建的革委会，权力过于集中，如艾跃进教授在反思文革失败的教训时提到的，没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很多弊端。
怎么办？
毛主席也在不断反思。文革后期，毛主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搞成苏联那样的极权统治，或成为德国法西斯，与其那样，还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据戚本禹回忆，此话几年后毛又跟他和田家英两人讲过一次(戚多年前曾在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的采访中披露此事。水利史专家兼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先生四五年前告诉我，他刚刚找戚本人核实过。不过去年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对此却无提及)。又据浸淫于中国革命浩瀚史料的友人周军(网名“成都双石”)讲，其实邓小平1980年代也转述过毛的这个观点。摘自《黄纪苏：十月革命与现代中国》
关于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体制究竟该如何构建？我在《主权不可归仆 枪要握在主人手里》以及《李文采：讲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都做了大致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只是强调要分清两个阶段：拨乱反正的非常时期，也就是再革命阶段，必须要一切权力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旗帜鲜明，毫不掩饰，也不用掩饰，没啥输理的。比如现在，就该这样。等到革命胜利了，政局稳定了，就要还权与民，重建民主集中制，重建人民民主专政。
现在，习中央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固然正确。但是，认识不到位。需要更进一步，必须坚持党主。党必须从政府手中将包括金融国资委在内的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权拿过来，必须从政府手中将刀把子（公安和国安）拿过来，政府领导兼任公安局长的制度安排绝对是错误的，必须纠正。第三，党必须抓意识形态，抓笔杆子。只有在做了上述整顿之后，再开启党领导的其他各项斗争，这样，才能将党中央的强有力领导贯彻到底。否则，那是不行的。
